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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维护社会稳定是法院的一项政治任务，本文通过分析东莞法院在群体性劳资纠纷中提早介入化解的模式，思考在金融危机下法院如何更好的为社会服务。
关键词 群体性劳资纠纷 法院 提前介入
作者简介：韦枝展，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
中图分类号：D9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11-226-02
东莞地处珠三角，是我国改革开发的前沿，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毗邻香港、深圳的地理优势引来了大量的外商企业、港台“三来一补”加工厂，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在那句“东西南北中，发财在广东”虽俗气却富有感染力的口号下，是无数为了实现发财的“广东梦”而来的外来务工人员。可以说，企业和工人是东莞这家“世界工厂”成长、繁荣起来的血液。正因为如此，依法、快速处理劳资纠纷始终是东莞法院不变的工作重点。
2008年世界范围内爆发的金融危机，造成了欧美市场的突然萎缩，这对长期以来严重依赖出口欧美市场的东莞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讲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再加上2009年初以来的原材料价格上涨、用工成本增加的影响，市场经济开始了严酷的优胜劣汰。2008年世界最大的玩具生产商——合俊实业有限公司投资设立的“三来一补”企业东莞樟木头俊领玩具厂突然倒闭，老板欠薪逃逸，拖欠数万工人上千万的工资，愤怒的工人上街游行，该事件立刻引起全国的关注。2009年以来，作者就亲自参与处理过六家突然倒闭企业的劳资纠纷。
企业的突然倒闭造成大量工人的突然失业，汗水换来的工资也随着老板的逃逸而拿不到手，吃饭都成了问题。在急躁情绪互相影响以及“法不责众”的想法下，过激的方式是大多数情况下表达不满的第一选择。引起社会关注的最直接手段，就是上马路游行、堵政府门。那么，面对这种突发的群体性劳资纠纷，法院该不该提早介入呢？
一、法院提早介入的必要性
劳资纠纷案件依法要先经仲裁前置程序后才进入法院的诉讼程序，那么针对这种突发群体性劳资纠纷，法院是否还应等着坐堂办案，提早介入是否违反法律规定呢？答案是否定的。理由如下：
一是主动司法的司法价值观，要求法院主动司法为民。依法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为工人提供司法服务，是主动司法的必然要求。司法价值观从早期的马锡五审判再到之前提倡的坐堂办案式的被动司法，再到现在的主动司法，司法为民是法院一贯的价值观。
二是维护辖区稳定的政治使命使然。法院除了需要完成审判工作，还有维护辖区稳定的政治任务。法院提早介入，有利于提升法院的社会地位，加强与地方的关系。
三是将大量案件化解在诉讼阶段前的现实需求。自2007以来，东莞法院受理的劳资纠纷案件数成倍增长，由此造成了很大的工作压力，如果能将劳资纠纷化解在诉讼阶段前，现实上将减少大量案件，这也是作者这样的一线法官的直接愿望。
二、法院提早介入的定位
要准确找到法院在提早介入群体性劳资纠纷中的定位，就应先找出群体性劳资纠纷中的各种矛盾。我们按照各位角色出场的顺序进行分析：
首先出场的是群体工人和欠薪老板，工人付出了劳动，老板理应支付报酬，这才是劳资纠纷中的主要矛盾，群体性劳资纠纷虽然伴随着各种例如上马路游行、堵政府门口的过激行为，但本质上还是劳资纠纷，只是现在老板欠薪逃逸了，工人们讨薪的诉求对象突然消失了，急躁的情绪使得工人们急了寻找他们内心最值得信赖或者认为最应救助他们的机构，那就是政府。
下来出场的就是工人和政府了，工人找政府是信赖政府能为民做主，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人民政府则负有保障民生的任务。那么政府能否像有的工人所想的那样直接给工人发工资呢？回答是不能的。首先要明白现在是市场经济，政府不能像以前一样做怎么都包揽上身的大政府；其次政府的每一笔支出都是要经过人大审批的。但群体性劳资纠纷中的工人们是不会冷静、理性的理解政府的，但得知政府不给他们支付工资时，工人们往往将对欠薪老板的怨气发到政府的身上，而政府却是一肚子委屈。
最后要出场的就是我们法院了。如前所述，法院负有维护辖区稳定的政治任务，在地方政府请求协助的情形下，法院提早介入处分这种群体性劳资纠纷是必然的。这时，摆在法院面前的难题就是如何既让工人们能拿到血汗钱又能解地方政府的围？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各种矛盾中始终围绕的核心因素就是——钱，法院的任务就是找到一个角色使得工人的工资先得到垫付，再使得垫付出去的钱能否快速收回，并为此提供法律服务。基于自身的原因，法院是不可能充当这个角色的，因此法院在此中的定位就是一名组织者和幕后服务者。
三、寻找角色
那么谁适合担当这个先垫付工人工资的角色呢？经过物色与实践的摸索，最后发现倒闭工厂的房东最适合这一角色。原因在于：
一是房东有垫付工人工资的经济实力。东莞多年来的经济快速增长，使得厂房的所有者依靠出租厂房拥有了丰厚的经济实力。
二是房东有将闲置的厂房重新出租以获得经济利益的冲动。老板欠薪逃逸，工厂倒闭，遭受损失的除了工人、供应商外，还有房东。且不论拖欠的房租能否收回，因工厂倒闭被法院采取查封等保全措施导致厂房不能出租的房租损失就很巨大。想重新收到房租的经济利诱是房东愿意承担这一角色的原始冲动。
三是地方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压力。政府不能承担垫付工人工资的角色，但可以物色这一角色。为了社会的稳定，政府会给予房东适当的压力和引导。
好了，现在法院已经找到了担当这一角色的最佳人选——房东，但要使得房东愿意承担这一角色，还是要先解决房东的最大担忧：垫付出去的钱能否收回且快速收回。在此法院就要提供以下服务了：
一是指出在房东垫付了工人工资后，可依法取得无因管理之债，房东取代工人的地位向欠薪老板进行追偿。在此，法院需要提供诉调对接服务，将房东和工人之间的垫付和转让工人债权协议以调解书的形式呈现，再依据申请对这份调解书给予司法确认，经司法确认后的调解书立即具有法律效力。
二是给房东提供相应的便利，例如可以在采取财产保全时可以将原来散落在整个工厂的机器设备，在最大不损耗机器设备价值的前提下，可许可房东将这些机器设备集中放在厂房的某个地方，之后法院再进行查封。这样房东就可以将整理出来的其他厂房出租，收取租金。再例如可變更财产保全措施，在这些机器设备先行拍卖，将拍卖款保全。
三是告知房东可依据无因管理之债起诉欠薪老板，安排专门的人手快速审判。
四是与政府部门沟通，要求政府的司法所等部门给予房东法律帮助。政府部门都是十分乐意的。
在解除了后顾之忧后，房东进入了角色。接下来就该进入法院提早介入群体性劳资纠纷的东莞模式了。
四、东莞模式
要尽快化解群体性劳资纠纷，东莞法院这一组织者和幕后服务者需要对各方做好以下工作：
对工人应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引导工人的情绪重归理性。向工人指出拖欠工人工资的是已经逃逸的老板，将工人针对政府的怨气重新归于理性。这需要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耐心的劝说；二是释明相关法律规定，引导工人走法律程序；三、告知工人正常情况下劳资纠纷应先走劳动仲裁程序，之后才到法院诉讼的正常程序，告知依法规定走完程序需要的漫长时间；四、向工人介绍由房东垫付工资、工人将工资债权转让给房东的方式，告知工人这种方式的好坏；五、尊重工人的选择，如工人不愿意将债权转让给房东，则指引他们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仲裁。
对房东应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向其介绍在垫付了工资后可取得无因管理之债，收回垫付出去的钱有法律保障；二是指出留在厂房里的机器设备都是可以拍卖变现的，收回垫付出去的钱有物质保障；三是指出其无因管理之债因具有工人工资的性质，依法具有优先受偿权；四是在进行财产保全和审判过程中给予一定的便利，在合法的前提下尽量避免房东的房租损失等。
对政府，法院应与其沟通做好以下工作，一是指出维护社会稳定重任的第一承担者是政府，法院只是幕后的服务者；二是对工人的劝说和对房东的施压还是应由政府实施；三是政府应指派劳动局、司法所等部门到场给予工人、房东法律指导；四是对欠薪老板的行为，如其已构成欠薪逃逸罪，公安部门可介入调查。
五、东莞模式的检讨与改进
经过两三年的实施，东莞模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工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了维护，政府的困境得到了解围，大量的劳动争议案件消失在诉讼前，法院的工作压力也得到了极大的缓解。同时，因法院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突出表现，也得到了政府的各方面的支持和地方党委的极大肯定。但是，正如之前所介绍的，在东莞模式中，法院的定位只能是组织者和服务者的角色，在该模式中最关键的角色就是负责垫付工资的房东，而房东愿意垫付工资的因素中重关键的一点就是欠薪老板留下的机器设备的价值，如果欠薪老板没有留下多少有价值的财产，即使政府给予压力，房东一般也是不愿意垫付工资的，或者只是愿意垫付一小部分工资。可见，东莞模式对房东的依赖太大，也太脆弱。希望每个房东成为舍己为人的道德模范，只是一种理想。
关键还是在于钱，因此东莞模式的改进还是着眼于钱的问题上。作者经过思考，认为可参照失业保险的模式，由社保部门要求企业每月按照工人的工资额缴纳一定比例的工资保险，当企业欠薪或老板欠薪逃逸时，由社保部门从工资保险中支付给工人相应的拖欠工资。至于缴纳多少比例的工资保险，则由社保部门经过调研论证后予以确定。
此外，东莞模式还缺少社保部门的参与。如能让失业工人尽快拿到失业保险金，也是化解群体性劳资纠纷的一种重要手段，起码这是一笔确定能拿到手的钱，这就能最快解决工人们的吃饭问题，以最快的速度让工人们感受到政府的关爱，相信上马路游行、堵政府门的情形急剧减少。
群体性劳资纠纷中之所以经常发生工人上马路游行、堵政府门的过激行为，还有一个心理学上的问题，那就是群体性焦虑。当一群焦虑的工人失业无事时往往第一选择采取过激方式用于引起社会对他们的关注。此时，及时的心理疏导是必需而迅速起效的，东莞模式还需要社会心理健康机构的参与。
同时，工人的失业问题也是现在东莞模式缺少的一個重要问题。失业工人对重新工作的渴望不亚于对被拖欠的工资的追求，当失业的工人能快速找到新的工作，即有了生活的保障，亦没有了采取过激行为的冲动。东莞模式还应邀请劳动保障部门组织有需求的企业到倒闭工厂进行现场招聘，这即使也不失为缓解东莞目前招工难困境的一种方法。作者曾多次在倒闭工厂的现场看到一个企业自发的招聘行为，相信此举会受到有用工需求的企业的欢迎。我们要做的就是快速搭建一个求职方与用工方见面的平台。
东莞模式尽管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但已经显现除了其快速化解群体性劳资纠纷方面的重大作用，作为一种快速化解社会矛盾的新尝试，我们将继续探索、完善。
关键词 群体性劳资纠纷 法院 提前介入
作者简介：韦枝展，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
中图分类号：D9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11-226-02
东莞地处珠三角，是我国改革开发的前沿，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毗邻香港、深圳的地理优势引来了大量的外商企业、港台“三来一补”加工厂，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在那句“东西南北中，发财在广东”虽俗气却富有感染力的口号下，是无数为了实现发财的“广东梦”而来的外来务工人员。可以说，企业和工人是东莞这家“世界工厂”成长、繁荣起来的血液。正因为如此，依法、快速处理劳资纠纷始终是东莞法院不变的工作重点。
2008年世界范围内爆发的金融危机，造成了欧美市场的突然萎缩，这对长期以来严重依赖出口欧美市场的东莞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讲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再加上2009年初以来的原材料价格上涨、用工成本增加的影响，市场经济开始了严酷的优胜劣汰。2008年世界最大的玩具生产商——合俊实业有限公司投资设立的“三来一补”企业东莞樟木头俊领玩具厂突然倒闭，老板欠薪逃逸，拖欠数万工人上千万的工资，愤怒的工人上街游行，该事件立刻引起全国的关注。2009年以来，作者就亲自参与处理过六家突然倒闭企业的劳资纠纷。
企业的突然倒闭造成大量工人的突然失业，汗水换来的工资也随着老板的逃逸而拿不到手，吃饭都成了问题。在急躁情绪互相影响以及“法不责众”的想法下，过激的方式是大多数情况下表达不满的第一选择。引起社会关注的最直接手段，就是上马路游行、堵政府门。那么，面对这种突发的群体性劳资纠纷，法院该不该提早介入呢？
一、法院提早介入的必要性
劳资纠纷案件依法要先经仲裁前置程序后才进入法院的诉讼程序，那么针对这种突发群体性劳资纠纷，法院是否还应等着坐堂办案，提早介入是否违反法律规定呢？答案是否定的。理由如下：
一是主动司法的司法价值观，要求法院主动司法为民。依法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为工人提供司法服务，是主动司法的必然要求。司法价值观从早期的马锡五审判再到之前提倡的坐堂办案式的被动司法，再到现在的主动司法，司法为民是法院一贯的价值观。
二是维护辖区稳定的政治使命使然。法院除了需要完成审判工作，还有维护辖区稳定的政治任务。法院提早介入，有利于提升法院的社会地位，加强与地方的关系。
三是将大量案件化解在诉讼阶段前的现实需求。自2007以来，东莞法院受理的劳资纠纷案件数成倍增长，由此造成了很大的工作压力，如果能将劳资纠纷化解在诉讼阶段前，现实上将减少大量案件，这也是作者这样的一线法官的直接愿望。
二、法院提早介入的定位
要准确找到法院在提早介入群体性劳资纠纷中的定位，就应先找出群体性劳资纠纷中的各种矛盾。我们按照各位角色出场的顺序进行分析：
首先出场的是群体工人和欠薪老板，工人付出了劳动，老板理应支付报酬，这才是劳资纠纷中的主要矛盾，群体性劳资纠纷虽然伴随着各种例如上马路游行、堵政府门口的过激行为，但本质上还是劳资纠纷，只是现在老板欠薪逃逸了，工人们讨薪的诉求对象突然消失了，急躁的情绪使得工人们急了寻找他们内心最值得信赖或者认为最应救助他们的机构，那就是政府。
下来出场的就是工人和政府了，工人找政府是信赖政府能为民做主，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人民政府则负有保障民生的任务。那么政府能否像有的工人所想的那样直接给工人发工资呢？回答是不能的。首先要明白现在是市场经济，政府不能像以前一样做怎么都包揽上身的大政府；其次政府的每一笔支出都是要经过人大审批的。但群体性劳资纠纷中的工人们是不会冷静、理性的理解政府的，但得知政府不给他们支付工资时，工人们往往将对欠薪老板的怨气发到政府的身上，而政府却是一肚子委屈。
最后要出场的就是我们法院了。如前所述，法院负有维护辖区稳定的政治任务，在地方政府请求协助的情形下，法院提早介入处分这种群体性劳资纠纷是必然的。这时，摆在法院面前的难题就是如何既让工人们能拿到血汗钱又能解地方政府的围？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各种矛盾中始终围绕的核心因素就是——钱，法院的任务就是找到一个角色使得工人的工资先得到垫付，再使得垫付出去的钱能否快速收回，并为此提供法律服务。基于自身的原因，法院是不可能充当这个角色的，因此法院在此中的定位就是一名组织者和幕后服务者。
三、寻找角色
那么谁适合担当这个先垫付工人工资的角色呢？经过物色与实践的摸索，最后发现倒闭工厂的房东最适合这一角色。原因在于：
一是房东有垫付工人工资的经济实力。东莞多年来的经济快速增长，使得厂房的所有者依靠出租厂房拥有了丰厚的经济实力。
二是房东有将闲置的厂房重新出租以获得经济利益的冲动。老板欠薪逃逸，工厂倒闭，遭受损失的除了工人、供应商外，还有房东。且不论拖欠的房租能否收回，因工厂倒闭被法院采取查封等保全措施导致厂房不能出租的房租损失就很巨大。想重新收到房租的经济利诱是房东愿意承担这一角色的原始冲动。
三是地方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压力。政府不能承担垫付工人工资的角色，但可以物色这一角色。为了社会的稳定，政府会给予房东适当的压力和引导。
好了，现在法院已经找到了担当这一角色的最佳人选——房东，但要使得房东愿意承担这一角色，还是要先解决房东的最大担忧：垫付出去的钱能否收回且快速收回。在此法院就要提供以下服务了：
一是指出在房东垫付了工人工资后，可依法取得无因管理之债，房东取代工人的地位向欠薪老板进行追偿。在此，法院需要提供诉调对接服务，将房东和工人之间的垫付和转让工人债权协议以调解书的形式呈现，再依据申请对这份调解书给予司法确认，经司法确认后的调解书立即具有法律效力。
二是给房东提供相应的便利，例如可以在采取财产保全时可以将原来散落在整个工厂的机器设备，在最大不损耗机器设备价值的前提下，可许可房东将这些机器设备集中放在厂房的某个地方，之后法院再进行查封。这样房东就可以将整理出来的其他厂房出租，收取租金。再例如可變更财产保全措施，在这些机器设备先行拍卖，将拍卖款保全。
三是告知房东可依据无因管理之债起诉欠薪老板，安排专门的人手快速审判。
四是与政府部门沟通，要求政府的司法所等部门给予房东法律帮助。政府部门都是十分乐意的。
在解除了后顾之忧后，房东进入了角色。接下来就该进入法院提早介入群体性劳资纠纷的东莞模式了。
四、东莞模式
要尽快化解群体性劳资纠纷，东莞法院这一组织者和幕后服务者需要对各方做好以下工作：
对工人应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引导工人的情绪重归理性。向工人指出拖欠工人工资的是已经逃逸的老板，将工人针对政府的怨气重新归于理性。这需要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耐心的劝说；二是释明相关法律规定，引导工人走法律程序；三、告知工人正常情况下劳资纠纷应先走劳动仲裁程序，之后才到法院诉讼的正常程序，告知依法规定走完程序需要的漫长时间；四、向工人介绍由房东垫付工资、工人将工资债权转让给房东的方式，告知工人这种方式的好坏；五、尊重工人的选择，如工人不愿意将债权转让给房东，则指引他们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仲裁。
对房东应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向其介绍在垫付了工资后可取得无因管理之债，收回垫付出去的钱有法律保障；二是指出留在厂房里的机器设备都是可以拍卖变现的，收回垫付出去的钱有物质保障；三是指出其无因管理之债因具有工人工资的性质，依法具有优先受偿权；四是在进行财产保全和审判过程中给予一定的便利，在合法的前提下尽量避免房东的房租损失等。
对政府，法院应与其沟通做好以下工作，一是指出维护社会稳定重任的第一承担者是政府，法院只是幕后的服务者；二是对工人的劝说和对房东的施压还是应由政府实施；三是政府应指派劳动局、司法所等部门到场给予工人、房东法律指导；四是对欠薪老板的行为，如其已构成欠薪逃逸罪，公安部门可介入调查。
五、东莞模式的检讨与改进
经过两三年的实施，东莞模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工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了维护，政府的困境得到了解围，大量的劳动争议案件消失在诉讼前，法院的工作压力也得到了极大的缓解。同时，因法院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突出表现，也得到了政府的各方面的支持和地方党委的极大肯定。但是，正如之前所介绍的，在东莞模式中，法院的定位只能是组织者和服务者的角色，在该模式中最关键的角色就是负责垫付工资的房东，而房东愿意垫付工资的因素中重关键的一点就是欠薪老板留下的机器设备的价值，如果欠薪老板没有留下多少有价值的财产，即使政府给予压力，房东一般也是不愿意垫付工资的，或者只是愿意垫付一小部分工资。可见，东莞模式对房东的依赖太大，也太脆弱。希望每个房东成为舍己为人的道德模范，只是一种理想。
关键还是在于钱，因此东莞模式的改进还是着眼于钱的问题上。作者经过思考，认为可参照失业保险的模式，由社保部门要求企业每月按照工人的工资额缴纳一定比例的工资保险，当企业欠薪或老板欠薪逃逸时，由社保部门从工资保险中支付给工人相应的拖欠工资。至于缴纳多少比例的工资保险，则由社保部门经过调研论证后予以确定。
此外，东莞模式还缺少社保部门的参与。如能让失业工人尽快拿到失业保险金，也是化解群体性劳资纠纷的一种重要手段，起码这是一笔确定能拿到手的钱，这就能最快解决工人们的吃饭问题，以最快的速度让工人们感受到政府的关爱，相信上马路游行、堵政府门的情形急剧减少。
群体性劳资纠纷中之所以经常发生工人上马路游行、堵政府门的过激行为，还有一个心理学上的问题，那就是群体性焦虑。当一群焦虑的工人失业无事时往往第一选择采取过激方式用于引起社会对他们的关注。此时，及时的心理疏导是必需而迅速起效的，东莞模式还需要社会心理健康机构的参与。
同时，工人的失业问题也是现在东莞模式缺少的一個重要问题。失业工人对重新工作的渴望不亚于对被拖欠的工资的追求，当失业的工人能快速找到新的工作，即有了生活的保障，亦没有了采取过激行为的冲动。东莞模式还应邀请劳动保障部门组织有需求的企业到倒闭工厂进行现场招聘，这即使也不失为缓解东莞目前招工难困境的一种方法。作者曾多次在倒闭工厂的现场看到一个企业自发的招聘行为，相信此举会受到有用工需求的企业的欢迎。我们要做的就是快速搭建一个求职方与用工方见面的平台。
东莞模式尽管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但已经显现除了其快速化解群体性劳资纠纷方面的重大作用，作为一种快速化解社会矛盾的新尝试，我们将继续探索、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