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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曾国藩（1811—1872）原名子城，字伯涵，谥文正，是在近代中国政界、学界享有赫赫声名的人物。曾国藩思想的内容非常丰富，他主张“汉宋兼容”，博取众长，提倡学以致用，讲求实事求是，突破了“夷下之辩”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加上他在军事上所取得的成就，对湖湘后人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事实表明，正在令青年毛泽东折服的是曾国藩对湘学传统的宏扬和发展，曾有学者提出：“涤生为晚清中兴元勋，然其为人推敬，则不尽于勋绩，而尤在其学业与文章。”
关键词：毛泽东；曾国藩； 影响
一、立志为本
曾国藩早年求学于岳麓书院，接受了较系统的经学教育和湘学传统的熏陶。到翰林院任职后，他开始师从理学家唐鉴、倭仁等人，由此，他便一心崇奉程朱理学。曾国藩特别重视人生理想，讲求精神境界和自我完善以及道德修养的手段，如磨砺意志、勤俭自持、力戒虚骄等，他常以“转移风俗和陶铸一世之人”自命。他鉴于“人苟能自立志，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1］和人须以“立志为本”［2］的心态，提出：“若能去忿欲以养体，存倔强以励志，则日进无疆矣”。［3］他强调从“自修处求强”［4］，道德修业等方面善始善终。他所提倡的修养，绝不是故作高深、哗众取宠，而是非常平实易行，易于见效，易为湖湘士子和广大群众所接受和实行。例如，曾国藩的修身，首倡的是诚，即他认为为人和广大群众所接受和实行。例如，曾国藩的修身，首倡的是诚，即他认为为人应当表里一致，一切都可以公诸于世。其次是敬，即敬畏，内心不存邪念，持身端庄严肃有威仪。再次就是静，心、气、神、体都要处于安宁放松的状态。第四个是谨，指不说大话，假话，实话。实实在在，有一是一，有二是二。第五个字是恒，即提倡生活有规律、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曾国藩还认为做人的最高境界是“慎独”，举头三尺有神明。他坚持记日记，以便对自己的言行进行检查、反思，这一习惯一直贯穿到他的后半生。他不断地给自己提出更多的要求，如：要勤俭、要谦对、要仁恕，要诚信，知命、惜福等，力图将自己打造成当时的圣贤。
虽然曾国藩好讲求本源，但是由于受到湘学经世实学风尚的寖染，他竭力把学问引向事业之途，主张知行并进，理学与致用并重。因此，他治学时讲求不空谈心性，力图把学术、心术、治术合一，使所学之理（此即青年毛泽东所说的本源）能成为建功立业的思想基础。
现存《毛泽东早期文稿》表明，深受曾氏的上述观点的影响，青年毛泽东也主张本源治世、圣贤豪杰办事。毛泽东把历史上的名人分为“办事之人”和“传教之人”，前如诸葛亮、范仲淹，后如孔丘、孟轲、朱熹、陆象山、王阳明等，并且毛泽东还认为范仲淹、曾国藩既是办事之人又是传教之人，他认为这两个人既是办事之人又是传教之人，他认为者两个人既掌握了大本大源，又会办事，做到了“一杆竖立、枝叶扶疏之妙”。青年毛泽东还表示要全力以赴地探讨大本大源，其思想倾向，使用的概念和范畴，基本上与曾氏上述理学观点相一致。从理学出发，青年毛泽东非常注重立志、修身，追求道德人格的完善，高扬伦理意志。此外，史料表明，青年毛泽东认真研读过曾国藩的著述和有关曾氏生平的论著。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至今收藏有他读过的《曾文正公家》，为光绪己卯传忠书局刊印的木刻本，共有四卷，每卷扉页上均有毛泽东手写的“咏芝珍藏”的正楷字样。这部家书是曾国藩在道光二十年至同治十年前后长达三十年的翰苑和从武生涯中，所写的一千多封致亲属的家信汇集。家书内容极广、小到人际琐事和家庭生计的陈述，大到进德修业，经邦治国之道的阐发。按主题可划分为伦理、治学、修身、养性、朝政、宦务、军事、人事等方面。此书辗转流传，颇具影响。青年毛泽东在阅读中，自觉地以曾氏言论为治学、穷理、修养的依据，膜拜之情，跃然纸上。如，毛泽东在一九一五年六月致湘生的信中说：“尝见曾文正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做文章；做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不一成。’此言岂非金玉！”在《讲堂录》中，他更是详细抄录了曾国藩提出的修身、治学、治军、从政的“八本”，即：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生以少烦恼为本、事亲以德欢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他在熟读并记录的曾国藩的格言中，还有“不说大话”，“不骛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等等。可见，曾国藩倾心于心性修养和伦理意志的发扬的伦理思想在青年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理学经世思想
鸦片战争后，面对晚清统治的不断衰败和西方列强的入侵局面，曾国藩深知空谈理性难以切合实际，因而，他把程朱理学与世致用思想有机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学经世思想，大力弘扬了湘学中的经世致用传统。曾国藩特意从义理之学划出经济之学，认为君子不应致理财于不讲，而要兼通义理，考据，词章，经济四门学问，他认为，义理可以作为指导思想，而经济则可以作为落脚之处。在此，曾氏完全逾越了理学性、与经世之学之间的鸿沟，将“经济”突显出来。使之与“义理”平行，适应了时代的需要，避免了以往儒家忽视经世致用的弊端，同时也大大扩展了理学的适应范围。
一方面，曾国藩的理学经世思想体现在他的知行观上。他深知“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特别强调“行”的重要性。他提出：“天下事知得十分，不如行得七分，非阅历何由大明哉”，［5］他反对空谈，主张“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力主学以致用。
另一方面，曾国藩的理学经世思想还体现在他的为学观上。他自幼嗜学如命，崇拜孔、孟、程、朱之学，且为学甚勤，不仅在京宦期间严于律己，刻苦钻研，即使在繁忙的行军、作战、政务当中，亦未尝废学。曾国藩面对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典籍，最重视“择书”。他主张以阅读根本之书为主，然后引向其它，从而取得既约且博得效果。在学术思想的选择上，他注重理学，但不排斥汉学，主张取百家之精要，独立思考，形成鲜明的个人色彩。
青年毛泽东所推崇治学之道显然受到曾国藩上述思想的影响。他对曾氏的《经史百家杂钞》给予了极高得到评价。在一九一五年九月六日给肖子升的信中，毛泽东说：“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被，将麾而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指曾国藩所纂《经史百家杂钞》——引者注）其庶几焉。是书上自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在此基础上，他把曾国藩的这一治学之道备称为“中心统辖法”或“演绎法”，赞誉之情溢于言表。在毛泽东一九一七年夏为肖子升的《一切入一》的自学笔记所作的序中，毛泽东又重申此治学之道：“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
青年毛泽东指点近代人物，表示“独服曾文正”。他认为曾国藩德业俱全，功德圆满，近乎圣贤：“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6］显然，这与曾国藩特殊的学术地位和文化代表意义是分不开的。曾国藩的出现仅改变了人们历史儒生的看法，也扭转了人们对湘学传统的习惯性认识。
参考文献：
［1］曾国藩全集.家书(一).长沙：岳麓书社，1985：94.
［2］曾国藩全集.诗文. 长沙：岳麓书社，1986：443.
［3］曾国藩全集.家书(二).长沙：岳麓书社，1985：934.
［4］曾国藩全集.家书(二).长沙：岳麓书社，1985：1285.
［5］曾国藩全集.日记(三).长沙：岳麓书社，1992：1681.
［6］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591.
关键词：毛泽东；曾国藩； 影响
一、立志为本
曾国藩早年求学于岳麓书院，接受了较系统的经学教育和湘学传统的熏陶。到翰林院任职后，他开始师从理学家唐鉴、倭仁等人，由此，他便一心崇奉程朱理学。曾国藩特别重视人生理想，讲求精神境界和自我完善以及道德修养的手段，如磨砺意志、勤俭自持、力戒虚骄等，他常以“转移风俗和陶铸一世之人”自命。他鉴于“人苟能自立志，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1］和人须以“立志为本”［2］的心态，提出：“若能去忿欲以养体，存倔强以励志，则日进无疆矣”。［3］他强调从“自修处求强”［4］，道德修业等方面善始善终。他所提倡的修养，绝不是故作高深、哗众取宠，而是非常平实易行，易于见效，易为湖湘士子和广大群众所接受和实行。例如，曾国藩的修身，首倡的是诚，即他认为为人和广大群众所接受和实行。例如，曾国藩的修身，首倡的是诚，即他认为为人应当表里一致，一切都可以公诸于世。其次是敬，即敬畏，内心不存邪念，持身端庄严肃有威仪。再次就是静，心、气、神、体都要处于安宁放松的状态。第四个是谨，指不说大话，假话，实话。实实在在，有一是一，有二是二。第五个字是恒，即提倡生活有规律、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曾国藩还认为做人的最高境界是“慎独”，举头三尺有神明。他坚持记日记，以便对自己的言行进行检查、反思，这一习惯一直贯穿到他的后半生。他不断地给自己提出更多的要求，如：要勤俭、要谦对、要仁恕，要诚信，知命、惜福等，力图将自己打造成当时的圣贤。
虽然曾国藩好讲求本源，但是由于受到湘学经世实学风尚的寖染，他竭力把学问引向事业之途，主张知行并进，理学与致用并重。因此，他治学时讲求不空谈心性，力图把学术、心术、治术合一，使所学之理（此即青年毛泽东所说的本源）能成为建功立业的思想基础。
现存《毛泽东早期文稿》表明，深受曾氏的上述观点的影响，青年毛泽东也主张本源治世、圣贤豪杰办事。毛泽东把历史上的名人分为“办事之人”和“传教之人”，前如诸葛亮、范仲淹，后如孔丘、孟轲、朱熹、陆象山、王阳明等，并且毛泽东还认为范仲淹、曾国藩既是办事之人又是传教之人，他认为这两个人既是办事之人又是传教之人，他认为者两个人既掌握了大本大源，又会办事，做到了“一杆竖立、枝叶扶疏之妙”。青年毛泽东还表示要全力以赴地探讨大本大源，其思想倾向，使用的概念和范畴，基本上与曾氏上述理学观点相一致。从理学出发，青年毛泽东非常注重立志、修身，追求道德人格的完善，高扬伦理意志。此外，史料表明，青年毛泽东认真研读过曾国藩的著述和有关曾氏生平的论著。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至今收藏有他读过的《曾文正公家》，为光绪己卯传忠书局刊印的木刻本，共有四卷，每卷扉页上均有毛泽东手写的“咏芝珍藏”的正楷字样。这部家书是曾国藩在道光二十年至同治十年前后长达三十年的翰苑和从武生涯中，所写的一千多封致亲属的家信汇集。家书内容极广、小到人际琐事和家庭生计的陈述，大到进德修业，经邦治国之道的阐发。按主题可划分为伦理、治学、修身、养性、朝政、宦务、军事、人事等方面。此书辗转流传，颇具影响。青年毛泽东在阅读中，自觉地以曾氏言论为治学、穷理、修养的依据，膜拜之情，跃然纸上。如，毛泽东在一九一五年六月致湘生的信中说：“尝见曾文正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做文章；做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不一成。’此言岂非金玉！”在《讲堂录》中，他更是详细抄录了曾国藩提出的修身、治学、治军、从政的“八本”，即：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生以少烦恼为本、事亲以德欢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他在熟读并记录的曾国藩的格言中，还有“不说大话”，“不骛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等等。可见，曾国藩倾心于心性修养和伦理意志的发扬的伦理思想在青年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理学经世思想
鸦片战争后，面对晚清统治的不断衰败和西方列强的入侵局面，曾国藩深知空谈理性难以切合实际，因而，他把程朱理学与世致用思想有机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学经世思想，大力弘扬了湘学中的经世致用传统。曾国藩特意从义理之学划出经济之学，认为君子不应致理财于不讲，而要兼通义理，考据，词章，经济四门学问，他认为，义理可以作为指导思想，而经济则可以作为落脚之处。在此，曾氏完全逾越了理学性、与经世之学之间的鸿沟，将“经济”突显出来。使之与“义理”平行，适应了时代的需要，避免了以往儒家忽视经世致用的弊端，同时也大大扩展了理学的适应范围。
一方面，曾国藩的理学经世思想体现在他的知行观上。他深知“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特别强调“行”的重要性。他提出：“天下事知得十分，不如行得七分，非阅历何由大明哉”，［5］他反对空谈，主张“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力主学以致用。
另一方面，曾国藩的理学经世思想还体现在他的为学观上。他自幼嗜学如命，崇拜孔、孟、程、朱之学，且为学甚勤，不仅在京宦期间严于律己，刻苦钻研，即使在繁忙的行军、作战、政务当中，亦未尝废学。曾国藩面对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典籍，最重视“择书”。他主张以阅读根本之书为主，然后引向其它，从而取得既约且博得效果。在学术思想的选择上，他注重理学，但不排斥汉学，主张取百家之精要，独立思考，形成鲜明的个人色彩。
青年毛泽东所推崇治学之道显然受到曾国藩上述思想的影响。他对曾氏的《经史百家杂钞》给予了极高得到评价。在一九一五年九月六日给肖子升的信中，毛泽东说：“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被，将麾而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指曾国藩所纂《经史百家杂钞》——引者注）其庶几焉。是书上自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在此基础上，他把曾国藩的这一治学之道备称为“中心统辖法”或“演绎法”，赞誉之情溢于言表。在毛泽东一九一七年夏为肖子升的《一切入一》的自学笔记所作的序中，毛泽东又重申此治学之道：“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
青年毛泽东指点近代人物，表示“独服曾文正”。他认为曾国藩德业俱全，功德圆满，近乎圣贤：“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6］显然，这与曾国藩特殊的学术地位和文化代表意义是分不开的。曾国藩的出现仅改变了人们历史儒生的看法，也扭转了人们对湘学传统的习惯性认识。
参考文献：
［1］曾国藩全集.家书(一).长沙：岳麓书社，1985：94.
［2］曾国藩全集.诗文. 长沙：岳麓书社，1986：443.
［3］曾国藩全集.家书(二).长沙：岳麓书社，1985：934.
［4］曾国藩全集.家书(二).长沙：岳麓书社，1985：1285.
［5］曾国藩全集.日记(三).长沙：岳麓书社，1992：1681.
［6］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