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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国民政府颁布中医条例,规定对所有中医实行考核立案。萧龙友、施今墨、孔伯华、汪逢春作为主考官,负责命题与阅卷,从此即有“京城四大名医”之称。现在他们都已经故去,却经常被世人提及,人们不仅津津乐道于名医当年如何妙手回春,他们的医术医理、医德医风更是令人钦佩。
萧龙友:1870年～1962年,擅长治疗虚劳杂病,重视七情内伤致病。
萧龙友自幼苦读诗书,熟读四书五经,四史诸子。1897年,萧龙友考中了丁酉科拨贡,遂入京充任八旗教习,后分发山东,先后任淄川、济阳两县的知县。其间,他因办教案与的洋人的神父作斗争而深得民心。
1892年,川中霍乱流行,成都日死八千人,街头一片凄凉。很多医生怕被传染,不敢医治,但萧龙友不惧灾祸,陪同陈君蕴生沿街巡视,施医舍药为百姓治病,使很多人转危为安,从此便声名鹊起,这是他从医的开始。进入仕途之后,他虽忙于官务,却也从未间断过研究医学,不仅精研中医,还对西医学的书籍大量参阅。他余时行医,颇有疗效。后来因感到沉浮宦海之中于国于民皆无益处,便于1928年辞官行医,以医为业,并以医为隐,自署为“医隐”,自号“息翁”。
1942年,孙中山先生病重,难以饮咽,便请他诊治。他认为病根在肝,已然呈现病入膏肓之态,非药为可及,故即使众人相求,亦不开方。孙中山先生病逝后经过病理检查,果然死于肝癌,其脉诊之精准造成了社会的轰动。
当时的德国医院(今北京医院)的德国医生狄博尔因他声名之大,常请他前往会诊,多为疑难重症。像大脑炎、发热病、子宫瘤、糖尿病等西医难以取效者,大多请他诊治。萧龙友十分擅长以小方治大病,单纯使用中药,便可解决这些疑难问题。当时西学东渐之风甚重,西医的出现对中医冲击很大,社会上也对中医有很多歧视。中医不但没有自己的医院,甚至没有资格进出医院,更不用说在西医医院内服用中药了。然而,由于当时最大的德国医院对于萧龙友先生的礼遇,人们不得不承认中医的高明之处。萧龙友先生的精湛医术博得了西医界的尊重和信任,更加令人钦佩。
萧龙友先生是一位大医,他时时心念中医,十分忧心中医的存亡。当时的政府想方设法消灭中医,中医的处境十分危险。在中医最为危难的时期,他与孔伯华先生共同创办了北京国医学院,亲临讲坛,不计报酬,一心培育中医的接班人才。并在经费困难时慷慨解囊,甚至同孔伯华一起出门诊,集资办校。就这样艰苦的经营着中医教育事业,历时十余年,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他们培养出了数百名学员,都成为了下一代中医的中坚人才。
解放后,政府对中医事业十分关注,中医事业受到了保护,再次呈现了勃勃生机。1954年萧老先生以80岁的高龄被选为人民代表,仍然积极的投入工作当中,还参加了关于设立中医医院的讨论。
萧龙友的医术可谓炉火纯青。他用药处方平正轻灵,常在小方之中见大神奇。但他并不固执,始终对西医学抱着尊重态度,并坚持取彼之长,补己之短,胸襟之宽大令人折服。
施今墨:1881年～1969年,倡导西医辨病,中医辨证,重视气血。
施今墨13岁跟随舅父李可亭学医,后曾就读于京师法政学堂。受民主革命思潮影响,参加辛亥革命,弃政从医。早年悬壶北京,以疗效卓著,医德高尚,深受群众信赖。1925年,孙中山在京卧病,施今墨应邀参加会诊,提出中肯建议。1930年,出诊西安,为杨虎城将军诊治,药到病除,载誉而归。
施今墨在学术上提倡革新中医,认为中医之改进方法,舍借用西医有关生理、病理以互相佐证,实无别途。主张从标准化规范化入手,进行中医改革。他以中医病证名繁杂,有碍学术发展,呼吁统一病名。他率先打破框框,把西医的疾病名称引入中医诊疗之中。他所研制的中成药多以西医病名命名(如气管炎丸,神经衰弱丸等)。施氏积极参加冲医界抗争活动。1931年,中央国医馆成立,施氏出任副馆长,主持学术整理委员会工作。1932年创办华北国医学院,并办中医院及中药制药厂。
施今墨热爱祖国医学,对中医事业的发展非常关心。1954年4月周恩来总理接见他时,他向周恩来提出建议:成立中医科学研究院、中医医院、中医医学院,开展中西医结合事业,提高中医地位……在一次中医中药展览会上,施今墨献出了治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高血压、神经衰弱、肝硬变、肝脾肿大、气管炎等十大验方。以后十大经方中的“高血压速降丸”、“神经衰弱丸”、“感冒丹”、“气管炎丸”被制做成药,畅销海内外。后来,他又献出了上百个验方,均被国家收藏。
1969年施今墨病重时,还一再叮嘱:“我虽今后不能再看病,而我的这些经验,对人民是有用的,一定要整理出来,让它继续为人民服务”。1982年由祝谌予、翟济生、施如瑜(施今墨之女)、施小墨(施今墨之子)修编的《施今墨临床经验集》终于出版,实现了施今墨“继续为人民服务”的遗愿。
孔伯华:1884～1955年,擅长温热病学,喜用石膏。
孔伯华少年时随祖父学医,25岁时就应邀在北京外城官医院出诊。1929年,反动政府意欲消灭中医,他便联络同道在京师创办了医药学会,奔走呼吁,其间作了大量的工作,终于使政府取消了前议。同年,他与萧龙友先生共创北京国医学院,并肩作战,辛苦操劳,在沉重的当局压力下培养出了大批的下一代中医人才,这些学生也都是成绩卓著的栋梁之才,在其后中医元气大伤的情况之下,承担起了继承和发展中医的重任。他教导学生说:“古今时代不同,人之体质不同,所受病邪亦有所不同。临证施治切忌主观,必须灵活,仲景之立法垂训,乃法外有方,方外有法;金元四大家各成一派,乃羽翼仲景;后世叶天士,王孟英,吴鞠通亦羽翼仲景也。要知惟在用之当与不当耳。”
孔伯华看病有两个规矩。第一,每天前十名患者免费;第二,病人若是无钱抓药,可到达仁堂抓药,直接记在孔伯华账上。
孟小冬嫁给杜月笙后,身体有疾,遍请名医,久治不愈。杜月笙亲下帖让管家来请孔伯华,再三央求后孔终于答应。8天开了四服药,药到病除。杜月笙大喜,除诊疗费外,又奉送10万大洋。孔伯华坦然笑纳。回来后将此钱投入北平国医学院,培育国医大家。
解放后,孔老是毛泽东主席的保健医生,他曾在给主席的信中写道:“医之活人,何分中西,存心一也,但其理法不同。今逢毛主席洞察其旨,发扬数千年之文化,何幸如之。愿努力发挥,以期理法臻于完善,达于全球,使病者有所依,必先从教育人才始。”他要求中西医并重和加强中医教育的这一请求得到了主席的支持。
孔先生一生操劳,在1955年3月10日,他在出诊过程中身体突然感到不适,但仍勉强为6位病家诊治。其后便回家调养,不料从此一病不起,享年71岁。先生去世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担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亲往寓所吊唁。
汪逢春:1884～1949,擅长治疗时令病及胃肠病,对湿温病多有研究。
汪逢春毕生热心于公益事业,尤其注重培养中医人才,提倡在职教育。1938年,国医职业会成立,汪逢春任公会会长,同时,他也在筹备创建《北京医药月刊》。1939年,创刊时他亲自撰文,以资号召倡导。
汪逢春先生精究医术,博览群书。在京行医期间,妇孺皆知其名。他常能顿起他医束手之病,临床效验颇佳。汪逢春擅长治疗时令病以及肠胃病。他十分重视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认为濡养五脏的精微物质皆赖脾胃之运化与传输,脾胃失司,则化源衰竭,灾害易至。他审证精详,辨证细腻,立法严谨,常以不到10味药的小方取其效验,主张“轻可去实”。他十分擅长治湿温病,不仅对吴鞠通、薛生白的方剂十分熟悉,而且以从不拘泥于古人之方,在选药组方上自成一格。他采用清热和化湿兼重的方法,仔细勘酌湿热之偏重,结合宣透、舒郁、淡渗、缓泻等方法来缓解病势。尤其善于使用辛香宣达、芳香清解之法治疗,常能取得很满意的效果。他最忌“见轻即清”,认为此时清热,易使湿邪停滞,难以取效。他合理地使用清、化、宣、利、泻等多种治法,湿热之邪随之可除,诸证皆愈。
汪逢春先生的遣方用药很有特点,可将其用药风格概括为“繁花似锦”。他对药物的炮制、产地、相须、相使、相关、相畏等十分讲究,在药物的选择搭配、服用方法上也很有研究。临床选方配药灵活多变,其处方精致优雅,常会给人一种繁花似锦、心旷神怡的感受。例如,入煎剂的药味,他常会注明某药与某药同炒,或者某药与某药一同打烂等,旨在取其性而去其味,或者取其味而存其性,立法严密,颇具匠心。如淡豆豉与山栀同炒,就有“栀子鼓汤”之意等。他还十分善用“曲”类药,如沉香曲、范志曲、霞天曲等,曲类药品皆可振奋胃气、开胃进食、增强体质。汪老用药可谓匠心独具,自成一格。
汪先生一生操劳于诊务与教学上,无暇著述。他教学甚严,不但极重医德,而且每必严教其弟子尊敬同道。并于每月初一、十五都停诊以讨论病例,还邀请西医专家前来讨论学习,让学生们恭听、记录。汪先生一生信佛,又喜欢读书,每天必在清晨5:00起床,读佛经、打坐、读医书,每天饮食适量,作息按时,虽忙而不紊。他临终前正在打坐,一笑而亡,无丝毫痛苦。汪老也是一位桃李满天下中医教育家,现在的名老中医吴子桢、谢子恒、赵绍琴等,都是他的学生。(编辑/何炜)
萧龙友:1870年～1962年,擅长治疗虚劳杂病,重视七情内伤致病。
萧龙友自幼苦读诗书,熟读四书五经,四史诸子。1897年,萧龙友考中了丁酉科拨贡,遂入京充任八旗教习,后分发山东,先后任淄川、济阳两县的知县。其间,他因办教案与的洋人的神父作斗争而深得民心。
1892年,川中霍乱流行,成都日死八千人,街头一片凄凉。很多医生怕被传染,不敢医治,但萧龙友不惧灾祸,陪同陈君蕴生沿街巡视,施医舍药为百姓治病,使很多人转危为安,从此便声名鹊起,这是他从医的开始。进入仕途之后,他虽忙于官务,却也从未间断过研究医学,不仅精研中医,还对西医学的书籍大量参阅。他余时行医,颇有疗效。后来因感到沉浮宦海之中于国于民皆无益处,便于1928年辞官行医,以医为业,并以医为隐,自署为“医隐”,自号“息翁”。
1942年,孙中山先生病重,难以饮咽,便请他诊治。他认为病根在肝,已然呈现病入膏肓之态,非药为可及,故即使众人相求,亦不开方。孙中山先生病逝后经过病理检查,果然死于肝癌,其脉诊之精准造成了社会的轰动。
当时的德国医院(今北京医院)的德国医生狄博尔因他声名之大,常请他前往会诊,多为疑难重症。像大脑炎、发热病、子宫瘤、糖尿病等西医难以取效者,大多请他诊治。萧龙友十分擅长以小方治大病,单纯使用中药,便可解决这些疑难问题。当时西学东渐之风甚重,西医的出现对中医冲击很大,社会上也对中医有很多歧视。中医不但没有自己的医院,甚至没有资格进出医院,更不用说在西医医院内服用中药了。然而,由于当时最大的德国医院对于萧龙友先生的礼遇,人们不得不承认中医的高明之处。萧龙友先生的精湛医术博得了西医界的尊重和信任,更加令人钦佩。
萧龙友先生是一位大医,他时时心念中医,十分忧心中医的存亡。当时的政府想方设法消灭中医,中医的处境十分危险。在中医最为危难的时期,他与孔伯华先生共同创办了北京国医学院,亲临讲坛,不计报酬,一心培育中医的接班人才。并在经费困难时慷慨解囊,甚至同孔伯华一起出门诊,集资办校。就这样艰苦的经营着中医教育事业,历时十余年,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他们培养出了数百名学员,都成为了下一代中医的中坚人才。
解放后,政府对中医事业十分关注,中医事业受到了保护,再次呈现了勃勃生机。1954年萧老先生以80岁的高龄被选为人民代表,仍然积极的投入工作当中,还参加了关于设立中医医院的讨论。
萧龙友的医术可谓炉火纯青。他用药处方平正轻灵,常在小方之中见大神奇。但他并不固执,始终对西医学抱着尊重态度,并坚持取彼之长,补己之短,胸襟之宽大令人折服。
施今墨:1881年～1969年,倡导西医辨病,中医辨证,重视气血。
施今墨13岁跟随舅父李可亭学医,后曾就读于京师法政学堂。受民主革命思潮影响,参加辛亥革命,弃政从医。早年悬壶北京,以疗效卓著,医德高尚,深受群众信赖。1925年,孙中山在京卧病,施今墨应邀参加会诊,提出中肯建议。1930年,出诊西安,为杨虎城将军诊治,药到病除,载誉而归。
施今墨在学术上提倡革新中医,认为中医之改进方法,舍借用西医有关生理、病理以互相佐证,实无别途。主张从标准化规范化入手,进行中医改革。他以中医病证名繁杂,有碍学术发展,呼吁统一病名。他率先打破框框,把西医的疾病名称引入中医诊疗之中。他所研制的中成药多以西医病名命名(如气管炎丸,神经衰弱丸等)。施氏积极参加冲医界抗争活动。1931年,中央国医馆成立,施氏出任副馆长,主持学术整理委员会工作。1932年创办华北国医学院,并办中医院及中药制药厂。
施今墨热爱祖国医学,对中医事业的发展非常关心。1954年4月周恩来总理接见他时,他向周恩来提出建议:成立中医科学研究院、中医医院、中医医学院,开展中西医结合事业,提高中医地位……在一次中医中药展览会上,施今墨献出了治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高血压、神经衰弱、肝硬变、肝脾肿大、气管炎等十大验方。以后十大经方中的“高血压速降丸”、“神经衰弱丸”、“感冒丹”、“气管炎丸”被制做成药,畅销海内外。后来,他又献出了上百个验方,均被国家收藏。
1969年施今墨病重时,还一再叮嘱:“我虽今后不能再看病,而我的这些经验,对人民是有用的,一定要整理出来,让它继续为人民服务”。1982年由祝谌予、翟济生、施如瑜(施今墨之女)、施小墨(施今墨之子)修编的《施今墨临床经验集》终于出版,实现了施今墨“继续为人民服务”的遗愿。
孔伯华:1884～1955年,擅长温热病学,喜用石膏。
孔伯华少年时随祖父学医,25岁时就应邀在北京外城官医院出诊。1929年,反动政府意欲消灭中医,他便联络同道在京师创办了医药学会,奔走呼吁,其间作了大量的工作,终于使政府取消了前议。同年,他与萧龙友先生共创北京国医学院,并肩作战,辛苦操劳,在沉重的当局压力下培养出了大批的下一代中医人才,这些学生也都是成绩卓著的栋梁之才,在其后中医元气大伤的情况之下,承担起了继承和发展中医的重任。他教导学生说:“古今时代不同,人之体质不同,所受病邪亦有所不同。临证施治切忌主观,必须灵活,仲景之立法垂训,乃法外有方,方外有法;金元四大家各成一派,乃羽翼仲景;后世叶天士,王孟英,吴鞠通亦羽翼仲景也。要知惟在用之当与不当耳。”
孔伯华看病有两个规矩。第一,每天前十名患者免费;第二,病人若是无钱抓药,可到达仁堂抓药,直接记在孔伯华账上。
孟小冬嫁给杜月笙后,身体有疾,遍请名医,久治不愈。杜月笙亲下帖让管家来请孔伯华,再三央求后孔终于答应。8天开了四服药,药到病除。杜月笙大喜,除诊疗费外,又奉送10万大洋。孔伯华坦然笑纳。回来后将此钱投入北平国医学院,培育国医大家。
解放后,孔老是毛泽东主席的保健医生,他曾在给主席的信中写道:“医之活人,何分中西,存心一也,但其理法不同。今逢毛主席洞察其旨,发扬数千年之文化,何幸如之。愿努力发挥,以期理法臻于完善,达于全球,使病者有所依,必先从教育人才始。”他要求中西医并重和加强中医教育的这一请求得到了主席的支持。
孔先生一生操劳,在1955年3月10日,他在出诊过程中身体突然感到不适,但仍勉强为6位病家诊治。其后便回家调养,不料从此一病不起,享年71岁。先生去世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担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亲往寓所吊唁。
汪逢春:1884～1949,擅长治疗时令病及胃肠病,对湿温病多有研究。
汪逢春毕生热心于公益事业,尤其注重培养中医人才,提倡在职教育。1938年,国医职业会成立,汪逢春任公会会长,同时,他也在筹备创建《北京医药月刊》。1939年,创刊时他亲自撰文,以资号召倡导。
汪逢春先生精究医术,博览群书。在京行医期间,妇孺皆知其名。他常能顿起他医束手之病,临床效验颇佳。汪逢春擅长治疗时令病以及肠胃病。他十分重视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认为濡养五脏的精微物质皆赖脾胃之运化与传输,脾胃失司,则化源衰竭,灾害易至。他审证精详,辨证细腻,立法严谨,常以不到10味药的小方取其效验,主张“轻可去实”。他十分擅长治湿温病,不仅对吴鞠通、薛生白的方剂十分熟悉,而且以从不拘泥于古人之方,在选药组方上自成一格。他采用清热和化湿兼重的方法,仔细勘酌湿热之偏重,结合宣透、舒郁、淡渗、缓泻等方法来缓解病势。尤其善于使用辛香宣达、芳香清解之法治疗,常能取得很满意的效果。他最忌“见轻即清”,认为此时清热,易使湿邪停滞,难以取效。他合理地使用清、化、宣、利、泻等多种治法,湿热之邪随之可除,诸证皆愈。
汪逢春先生的遣方用药很有特点,可将其用药风格概括为“繁花似锦”。他对药物的炮制、产地、相须、相使、相关、相畏等十分讲究,在药物的选择搭配、服用方法上也很有研究。临床选方配药灵活多变,其处方精致优雅,常会给人一种繁花似锦、心旷神怡的感受。例如,入煎剂的药味,他常会注明某药与某药同炒,或者某药与某药一同打烂等,旨在取其性而去其味,或者取其味而存其性,立法严密,颇具匠心。如淡豆豉与山栀同炒,就有“栀子鼓汤”之意等。他还十分善用“曲”类药,如沉香曲、范志曲、霞天曲等,曲类药品皆可振奋胃气、开胃进食、增强体质。汪老用药可谓匠心独具,自成一格。
汪先生一生操劳于诊务与教学上,无暇著述。他教学甚严,不但极重医德,而且每必严教其弟子尊敬同道。并于每月初一、十五都停诊以讨论病例,还邀请西医专家前来讨论学习,让学生们恭听、记录。汪先生一生信佛,又喜欢读书,每天必在清晨5:00起床,读佛经、打坐、读医书,每天饮食适量,作息按时,虽忙而不紊。他临终前正在打坐,一笑而亡,无丝毫痛苦。汪老也是一位桃李满天下中医教育家,现在的名老中医吴子桢、谢子恒、赵绍琴等,都是他的学生。(编辑/何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