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6日，英国原驻北平领事馆领事高来含拜会了中国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和欧洲司司长宦乡，递交了英国外交大臣贝文的照会。照会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法律上之政府”，表示愿意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同时声明英国已取消了对国民政府的承认。这样，英国成为西方大国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那么，作为西方大国的英国为什么没有同美国等国一道对新中国采取封锁、禁运和不承认的政策，而选择承认新中国呢？如果说驱使英国采取“承认”新中国政策的根本原因是英国的国家利益，那么究竟是哪些利益驱使英国对新中国采取“承认”政策呢？
　　第一，英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新中国成立时，英国在华的投资有10亿英镑之巨，遍及各个经济部门，且中英之间有传统的贸易关系。二战爆发前，英中贸易最高达1.06亿英镑，1947年和1948年英中贸易分别为1100万英镑和600万英镑。英国人相信，新中国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不会把外国人拒之门外，不会断绝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往来。1948年英国驻华大使馆认为：“共产党接管天津等大城市后，若不想市民饿死，就离不开外国企业。因此，作为一项权宜之计，它也会在新政权成立初期，尊重外国企业。”1949年8月英国外交部拟就的《中国》的备忘录认为：“经营多年，根深蒂固的商业设施和联系一旦失去就再也无法恢复。”“从长远看，一个强大有效的政府管辖下的中国作为原材料和粮食供应地以及出口市场的潜力也不应忘记。”而且当时英国处在战后经济的恢复时期，需要扩大海外市场，自然不会放弃任何在华贸易的机会。而且由于美国对新中国僵硬的敌视政策，英国认为其在华的市场还会扩大。1948年12月上旬，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在一份关于中国内战形势的备忘录中指出：“从长远考虑，我们应力图在这个世界最大的潜在市场之一站住脚”，通过在中国“保留立足点”的方法，在“与中共保持不可避免的事实上的联系”的同时，“调查在华继续进行贸易的可能性”。新中国成立后，殖民大臣琼斯于1949年10月30日在致香港总督葛洪的电报中指出，中英贸易源远流长，非常重要，但英国政府的“保留立足点”的政策只有在承认中共政府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成果，而且应该给予法律上承认。因此，英国认为要维护其在华的经济利益，必须承认新中国。
　　第二，确保英国在香港的利益。作为传统的殖民国家，英国看重每一块属地和殖民地。它们可以给英国带来经济利益，同时也是英国传统势力的体现。香港是英国在远东地区的一个重要立足点，也是英国国力的重要载体和象征，由于二战而实力大损的英国对自己在香港的地位以及香港的命运自然十分关注。由于新中国政府已明确宣布了对历史上所有不平等条约的不承认立场，这就否定了英国继续统治香港的法律依据；人民解放军也已抵达深圳河北岸，尽管英国从1948年下半年以来就调兵遣将，紧急部署，但这些举动并不具有任何实质性的军事意义。英国既不愿丢掉香港，又无力防守，因而只能选择与新中国政府保持“尽可能友好的关系”。正如丘吉尔所说：“如果英国撤消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那么，香港的安全就会受到威胁。”在英国看来，这才是维护其在香港统治的唯一出路。
　　第三，试图谋求地缘政治利益。二战后，由于冷战向全球蔓延，离间中苏关系成为西方主要国家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考虑。英国希望通过“承认”政策防止新中国倒向苏联。1949年10月24日，贝文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如果采取“不承认”政策，“目前这个共产党国家指望苏联的倾向”将会增强。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的当天，英国通知美国，它将于次年1月6日承认新中国。同时由于毛泽东谋求中苏关系新定位的努力并不顺利，这也为英国离间中苏关系提供了希望。在此背景下，1950年1月6日英国宣布承认新中国。对此决定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后来曾作出明确的解释。1952年5月24日，他在英国议會下院强调：“我相信我们当时承认人民政府是正确的。没有让俄国人以为他们是唯一可以帮助中国的国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清楚地说明了英国“承认”决策所隐含的与苏联争夺中国的意图。在英国看来，西方只有积极发展同新中国的关系，才可能防止中国倒向苏联阵营，进而把中国纳入国际社会。这样，可以压缩苏联在亚洲的影响空间，争取一个中间地带。
　　第四，英国国内在承认新中国方面形成的政治一致。新中国成立后，英国在对待新中国问题时，与美国不同，没有太多的意识形态偏见，而且认为中国不会完全倒向苏联。1950年，英国政府驻北京的代表哈奇逊向艾德礼首相报告说：“中国政府不会屈服于苏联。他们不会不顾国家利益而屈从于苏联。他们虽然与苏联合作，但是不会成为苏联的卫星国。”这一观点得到艾德礼首相的认可。英国保守党领袖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议会发言说：“英国不想改变对华政策。英国希望与北平政府发展密切关系和贸易往来。”“从历史、文化和社会基础方面考虑，中国是不会成为苏联的卫星国的。”英国国内的执政党和在野党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形成了政治上的一致，也是推动英国政府率先承认新中国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五，英国与国民政府在历史上的利益冲突。1926年开始的北伐战争，主要在英国的势力范围长江流域进行，英国与国民政府发生了尖锐的对立。1926年11月19日英国领事壁约翰以北伐军通过汉口英租界为借口，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称：国民革命军如果“继续闯入租界，恐与租界兵警发生冲突，酿成国际严重事件……此事断难容忍”，甚至要求国民革命军“如确需经过租界，必须以指定到达地点通知驻汉口英领事，获得‘许可’，方可通过”。对于英国领事这种公然蔑视中国主权的行为，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陈友仁给予义正辞严的反击。11月27日，陈友仁复函指出：所谓“汉口租界章程，本来系处于中国主权准许之下的一种自治法规，主权者之行为，对于其所准许或曾经准许之法规，本来不生违法之问题”。而且在人民群众的积极努力下，1927年1月收回了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解放战争时期，英国对华实行“不干涉”和“有限的中立”的政策。1946年10月英国公开宣布了对国民党的武器禁运令，并且此后一直执行这一政策。而到1947年5月27日，英国政府又进一步重申了武器禁运令，强调“只要目前中国内战仍然继续进行，英国政府的政策就是不向中国出口武器”，根据这一禁运令，英国政府拒绝了国民党政府多次购买武器的要求，也数次拒绝了国民党政府要求英国公司出售飞机和炸药的要求。英国的这一政策，一方面使英国与国民政府之间出现了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也为与中共政权发展关系留下了空间。因此，毛泽东曾经说中国共产党人不会忘记英国没有帮助国民党扩大内战。同时国民党当局在香港问题上与英国之间出现较大分歧，且国民党当局对解放区的封锁政策以及轰炸解放区港口内任何英国船只的威胁等，均成为英国作出“承认”决定的重要推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