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企立宪至今实施了十四年，其核心是私有、公治、共享。其中，公治是通过定期的民主选举实现的。总结私企立宪历届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条件变化，可以看出：原来是3年以上工龄的员工才有正式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现在演变为1年以上的员工就有被选举权，累积工龄10年以上的才有正式选举权。也就是说，在私企立宪的制度设计中“员工选举资格是高于被选举资格的！”这一点至今被很多人所不能理解。
　　的确，大午集团的很多做法和眼下社会上多数人的认知是不一样，甚至都是反着来的，比如别人都认为不能有小金库，我们这里没问题；别家举贤避亲，尤其有些家族企业，把家里人赶出企业就当作是现代化的标准了。我们从不回避这个问题。等等！包括选举中候选人与投票人的资格，也是和别人反的。其实道理很简单，有选举权的肯定有被选举权，但有被选举权的不一定有选举资格！这种逆向的条件设定，旨在让选举避免论资排辈。让没有资格投票参加选举的，却可以有资格参加竞选，加入企业的新人在短期内有进入董事会的上升通道。
　　目前大午大选分为三层：初选、复选、正式选举。初选，全员参与投票；复选，带班长以上干部和工龄1年以上的员工投票；正式选举：带班长以上的干部和工龄10年以上的员工投票。私企立宪这样的制度安排，逐层将治理企业的权利放给员工，初选时没有违背民意，全员都可以参与。在复选时就是对企业有一定了解。最后就是长期在企业工作，对企业有归属感的人投票，他们对候选人也比较了解。
　　工龄是动态的，基于集团员工总数，我们要维持一定比例的投票人数。集团董事换届，在正式选举环节，最初有选举权的员工工龄规定是3年，后来是5年，现在是10年，你想想这个企业在十几年以前的时候，3年以上的员工是多少人，十几年过去，企业3年工龄以上的员工又是多少？门槛不提高，会有多少人参加投票选举？第五届董事大选是500多人参加投票，第六届提高选举的工龄标准后，是650多人。2017年第七届董事换届，具有选举资格的员工超过了1000人。全集团在册正式员工人数5000多人，也就是说每五个员工中就有一个人享有正式选举资质。当时，我也考虑：是不是参与投票的人数过多？带班长和副主任以上干部是否增加长龄和干龄限制？但最后还是决定延至第八届再考虑，这几年集团扩招过快，很多新提的带班长和干部没有参与过集团大选，让大家到现场感受一下氛围，也为各单位后续的基层选举做了铺垫。
　　在选举中，投票人数太少了就不是民主，不能体现民意，人数太多就不能体现出竞争，也不利于实际操作。以后企业达到上万人，我们是不是要继续改变选举权的标准，是不是要进行分区选举，这都是动态的，10年的选举权也是我们近两年根据集团员工的情况做出的改变。
　　有经济学家也曾和我提出这样的疑问：企业的最高决策层，由职工选举更科学，还是由股东会和董事会选举更科学？在第六届董事选举结束后，我曾经搞了一个调研。我家有个保姆，在企业工作十几年了，具有投票资格。我问保姆“你投某某新董事候选人的票了吗？”保姆说“投了，投的是候补票”。“为什么投候补票？”保姆回答“他是外地新来的，不知道根底，有可能是单纯奔着钱来的，哪天不挣钱可能就跑了。这个保姆不识字，填写选票都需要别人帮助，但她是个老工人，就有这种意识，很了不起。后来，我又调查了几名老员工，大家的意思基本一致：选某某做候补，一来是给他机会，二来就是一种考验。
　　通过调查，我受到的最大教育就是任何一个拥有10年工龄的普通员工都会珍惜自己的选举权。因为工龄10年以上的员工，在这个社会型的企业里面，已经买房结婚生子了，孩子要在这上学，老人要在这里养老，自己后续要在这里养老，他们与企业已经形成一个利益命运共同体，所以当然希望當选董事的人靠得住。所以他们才被赋予这个资格，拥有投票选举企业的管理者的权利。当被选举人展开拉票活动时，也无所顾忌，这些员工认同企业文化，跟企业有感情，又涉及切身利益，就能监督贪污腐败。
　　这个意义就很大了，工人投票权不仅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责任，是对他自己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