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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局。
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6月,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的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他们的叛变给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在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党采取果断行动,迅速将中央机关和中央主要领导干部撤离上海或转移到安全地带。
12月上旬,周恩来离开上海,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被国民党机关悬赏追捕的周恩来,想要平安撤离无疑是天方夜谭。据护送周恩来离开上海的黄平在其《往事回忆》一书中写道:
“恩来离沪那天,我是晚上八时许到他家的。当时他穿着对襟蓝哔叽中式短上衣和一条蓝哔叽中式裤子。这是广东熟练工人的打扮。”“化装就绪,他拿了一只小手提箱,我们两人就一起下楼,雇了两辆人力车就动身了。为避免引人注意,邓颖超也未下楼送行。到了十六铺,我们立即就上了一艘太古洋行或怡和洋行的轮船,经过香港或直航汕头,我不能确定,但绝不会冒被捕的危险,在香港上岸。在统舱里找到了绰号叫‘小广东’的交通员,恩来认识他。我把恩来交给了‘小广东’,就告别下船。”
这段回忆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周恩来搭乘“一艘太古洋行或怡和洋行的轮船”离开上海。正是这艘“轮船”牵出一位帮助周恩来上海脱险的外国人的身影——英国商人诺曼·沃特斯。
诺曼·沃特斯:周恩来的救命恩人?
20世纪70年代末,诺曼·沃特斯,一位暂居美国的英国人,曾对北卡罗莱纳州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的人员提起,在30年代国民党密探搜捕周恩来时,他曾帮助周恩来逃离上海。这个说法听起来有些耸人听闻,并且也缺乏有力的档案材料佐证。2004年,前《生活》杂志及《时代》周刊记者罗伊·罗恩出版了其作为美国记者在中国革命时期经历的回忆录——《追龙:一名老记者对1949年中国革命的第一手报道》。他在书中提到1947年8月(原文如此,时间有误。根据《周恩来年谱1989—1949》记载,1946年7月20日、22日周恩来在开封与联总、行总、黄委会等各方人士商谈黄河故道修复堵口及立即给解放区拨发粮款事宜)周恩来来到位于河南开封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总部,抗议救济总署的救济物资没有如期到达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之后,周恩来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人员和记者们一同用餐并交谈至深夜。周在谈话中提到一位名叫诺曼·沃特斯的英国商人,说这个人曾在多年前帮助自己逃离上海,救过自己的命。在罗恩的叙述中,周恩来公开承认过沃特斯对他的帮助,这似乎证实了沃特斯自己多年前的说法。但是,这位名叫沃特斯的英国人是个怎样的人,他又如何帮助周恩来脱险的呢?目前公开的中外文史料对此几乎从未提起。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大学历史学荣誉退休教授、前亚洲研究主席劳伦斯·凯斯勒,依据沃特斯1977年9月在北卡州三角地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的谈话手稿——《我的中国经历》副本及其1977年11月采访沃特斯本人的录音带和其他相关资料,进一步考证了沃特斯帮助周恩来脱险的详情,并在美国《二十世纪中国》杂志2009年4月号上发表《周恩来1931年上海脱险的研究推想》一文中,讲述了“轮船”背后的故事。
劳伦斯·凯斯勒发现,尽管沃特斯的回忆和罗恩的描述将周恩来离沪与沃特斯相联系,但两人的说法仍有不一致的地方。罗恩在书中提到周恩来所说的上海脱险发生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以后,当时沃特斯偷偷地把周带上一条开往武汉的货船。现有资料显示,1927年5月周恩来的确是登上一条开往武汉的英国货船脱险的,但问题是沃特斯1929年才来到中国。而沃特斯本人则回忆说他对周恩来的救助发生在1932年1月日本轰炸上海以后。这当然也有问题,因为那时周恩来已经到了中央苏区。劳伦斯·凯斯勒认为周恩来和沃特斯所指的那次上海脱险发生的时间既非1927年也非1932年,而是1931年。对此劳伦斯·凯斯勒的解释是:“事情毕竟过去将近50多年,沃特斯的回忆也难免有些模糊”。
“轮船”背后的故事有待考释
1931年10月下旬,党将护送周恩来离沪任务交给黄平。此前8月,黄平从莫斯科回国,此行任务是建立上海中共中央与莫斯科、与各苏维埃根据地的秘密电台。对于周恩来,黄平并不陌生。黄平1901年生于汉口,在上海读中学时就开始学习英语。1918年毕业后在北京的几家英文报社工作过,翻译水平不断提高,1920年在北京远东通讯社工作。1923年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俄语。1924年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为参加共产国际五大的李大钊做过英文翻译。1924年末,黄平从莫斯科到香港从事工人运动,途经上海时在一次会议上与周恩来第一次见面。后来他们又一起在中共广东省委共事。1928年,两人又在莫斯科共同参加中共六大。
1931年底他们再次相逢,并将共同承担周恩来安全离沪的重要使命。他们面临两个难题:一是因为周恩来曾任职黄埔军校,很多国民党人都认识他。上海各个重要的车站码头售票处都贴着他身着黄埔军装的照片,所以他必须乔妆改扮才能离开这个城市。二是要找到一种安全的由海路离沪的方式,让周恩来到达广东沿海的汕头或香港。一旦到达这些地点,周就可以利用已经安排好的“红色交通线”前往苏区。由于国民党警察对客船的乘客实行严密监视,乘坐几乎不被搜查的货船以减少怀疑则成为更好的选择。周需要找到一条定期往返航行于沿海的货船。最终,一家英国航运公司经营的航海蒸汽船为解决这个难题提供了便利。
此时,“轮船”背后的故事开始进入情节,不过由于目前资料有限,这个故事仍然不那么清晰,主要靠沃特斯的回忆来构画。
1929年,诺曼·沃特斯作为蓝烟囱船运公司的雇员,从英国来到上海。蓝烟囱船运公司属于英国海洋轮船公司——英国在华最大航运公司,因其船只的烟囱都被涂成易于辨识的蓝色,而得到蓝烟囱的别称。沃特斯早年在英格兰保守思想影响下成长,到上海后因目睹许多社会的阴暗面——乞丐、麻疯病患者、饿毙者、妓女,还有政府的腐败,而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同情。特别是他在苏州大学学习中文时,常常看到校园中一些因为对蒋介石对日的不抵抗政策而感到愤怒的学生,对中国革命的同情进一步增强。在沃特斯看来,共产党比国民党更能解决中国的痼疾。但这种思想倾向令他在上海的外国人社交圈里颇显孤立。人们告诉他学习中文纯属浪费时间,并认为他一定是“疯了”。
沃特斯回忆说,当时没有一个外国人能与之坦诚交换政治观点,但有一些中国人却能让他敞开心胸,汤良礼就是其中的一位。汤良礼,祖籍福建,1901年出生在印度尼西亚,后在西方受教育,先后取得伦敦经济学院和维也纳大学的学位。1929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驻欧通讯主任。1930年归国后,任《纽约时报》北平通讯员、英德诸报新闻通讯员,兼联华书报社社长,任英文杂志《民众论坛》(The People’s Tribune)主编。汤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并出版了多部英文著作,曾经做过国民党领袖汪精卫的首席英语发言人。沃特斯记不清最初是怎样与汤良礼相识的,但随着与其接触的增多,彼此日渐了解。沃特斯经常与汤讨论政治问题,从他那里了解中国社会革命的情况。虽说汤良礼经常去沃特斯家拜访,但他从来没有邀请过沃特斯去自己家,沃特斯也从来不知道汤住在何处。
但正是通过汤良礼的关系,沃特斯见到了周恩来。尽管沃特斯的回忆对于确切的年月十分含糊,但对汤良礼请他帮助周恩来的那个夜晚还是记忆犹新:
“汤良礼来看我,我(那时)住在上海法租界的海格路(Avenue Haig,现华山路)。他问我是否能向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提供帮助。我问:‘他是谁?他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他说:‘他的名字叫周恩来,他正被国民党通缉。他们正在到处抓他,租界的巡捕也被要求对他严加注意。’他提出周需要刻不容缓地离开上海。我说:‘好的,我当然愿意提供帮助’。”
那个时候,沃斯特并不知道周恩来究竟何许人也,也是到后来他才弄明白周恩来的真实身份。但关于他是如何具体帮助周恩来的,沃特斯并没有说得更多,只是说,“周利用我逃离上海,而我则利用我公司的资源让他离开。”
当沃特斯同意提供帮助后,汤良礼就把周恩来带到他的家里。沃特斯说他在上海与周恩来见过两次面:第一次是汤良礼带着周恩来去他的家里;第二次则是周秘密出发的那个夜晚。1965年,当沃特斯作为英国贸易代表团成员重返中国时,曾与周恩来在北京会面。据沃特斯说,两人交谈时,周恩来提到在多年前的那个夜晚:“我心情紧张,好像正被引向一个陷阱”,周恩来还回忆起那条通往法租界沃特斯住处的幽长且布满树荫的大道,以及沃特斯房前巨大的花园。
劳伦斯·凯斯勒:
对沃特斯回忆的解读
在劳伦斯·凯斯勒看来,周恩来1931年脱险的起点是上海,而当时国民党的严密搜捕使得周恩来离沪存在很大风险。恰在此时,一些特殊的解围人出现了:左翼的国民党人汤良礼和一位年轻的英国船运公司雇员诺曼·沃特斯。那时沃特斯只有24岁,到中国刚刚两年,并且对于自己行为的重大意义一无所知。他不知道周恩来是何许人,也不知道他的重要性,仅仅是因为一个中国朋友有求于他,这就成为他提供对周恩来帮助的全部理由。关于周恩来的脱险沃特斯几乎没说什么,而汤良礼也没有写下任何文字。
为了进一步说明一些细节,劳伦斯·凯斯勒利用一些资料进行了相关研究。凯斯勒从太古洋行码头与怡和洋行码头所在位置,及周恩来撤离途中另一位护送人的回忆资料中证明,周恩来当时离沪时所乘坐的那艘客货轮应属于太古洋行而非怡和洋行。之所以做这番证明,是因为沃特斯是海洋轮船公司属下蓝烟囱的雇员,而非太古公司的雇员,沃特斯说“我则利用我公司的资源让他离开”是有原因的。作者因此追溯了海洋轮船公司与太古公司的渊源,指出两家公司从成立之初形成的长期的商业合作关系、创始人朋友关系、互相投资关系等等,他们在名称上虽然是两家不同的公司,但历史的渊源使得公司的员工像他们的创始人一样,常常认为他们不分彼此。这也是为什么沃特斯回忆时用的是“我公司的资源”,而没有说“我的公司”。
劳伦斯承认他的研究中带有许多合理的推测或猜测。比如沃特斯和黄平的回忆中都没有提到对方,这可能是行动秘密的需要而使他们并不知道对方。但是周恩来撤离上海这个行动可以说是由两部分组成:沃特斯在汤良礼的要求下,提供了由海上前往汕头的交通工具;黄平和沿线的中共交通员则实施了实际的撤退工作。两方面行动唯一交汇点就是太古货轮。周恩来知道沃特斯关联着用船的安全,而黄平虽然不清楚到底谁安排了这只船,但至少知道这条船将把周恩来带到汕头。
诺曼·沃特斯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并未到此结束。太平洋战争期间,他被监禁在浦东一处日本人的俘虏收容所中。逃脱之后他投身于抗日斗争,1945年秋他曾与中共游击队并肩战斗几个月,对付日本军队的残部。沃特斯也因作为1949年在上海地区第一个会见红色军队的外国人而出名,当时这支部队正从靠近浦东的霍尔特码头过来,行进在攻占上海中心区的路上。尽管沃特斯帮助过周恩来并且与红军游击队有过联系,但当时由于中国朋友的忠告,他没有向别人提起过此事。后来他曾作为外国在华资本家受到审问,并于1950年离开中国。
(本文主要根据劳伦斯·凯斯勒发表在《二十世纪中国》杂志2009年4月号上的《周恩来1931年上海脱险的研究推想》(Lawrence Kessler,Reconstructing Zhou EnLai’s Escape From Shanghai In 1931: A Research Note,Twentieth-Century China, April 2009)一文编译。文章在编译过程中,参考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和黄平的《往事回忆》)
(责任编辑
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6月,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的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他们的叛变给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在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党采取果断行动,迅速将中央机关和中央主要领导干部撤离上海或转移到安全地带。
12月上旬,周恩来离开上海,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被国民党机关悬赏追捕的周恩来,想要平安撤离无疑是天方夜谭。据护送周恩来离开上海的黄平在其《往事回忆》一书中写道:
“恩来离沪那天,我是晚上八时许到他家的。当时他穿着对襟蓝哔叽中式短上衣和一条蓝哔叽中式裤子。这是广东熟练工人的打扮。”“化装就绪,他拿了一只小手提箱,我们两人就一起下楼,雇了两辆人力车就动身了。为避免引人注意,邓颖超也未下楼送行。到了十六铺,我们立即就上了一艘太古洋行或怡和洋行的轮船,经过香港或直航汕头,我不能确定,但绝不会冒被捕的危险,在香港上岸。在统舱里找到了绰号叫‘小广东’的交通员,恩来认识他。我把恩来交给了‘小广东’,就告别下船。”
这段回忆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周恩来搭乘“一艘太古洋行或怡和洋行的轮船”离开上海。正是这艘“轮船”牵出一位帮助周恩来上海脱险的外国人的身影——英国商人诺曼·沃特斯。
诺曼·沃特斯:周恩来的救命恩人?
20世纪70年代末,诺曼·沃特斯,一位暂居美国的英国人,曾对北卡罗莱纳州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的人员提起,在30年代国民党密探搜捕周恩来时,他曾帮助周恩来逃离上海。这个说法听起来有些耸人听闻,并且也缺乏有力的档案材料佐证。2004年,前《生活》杂志及《时代》周刊记者罗伊·罗恩出版了其作为美国记者在中国革命时期经历的回忆录——《追龙:一名老记者对1949年中国革命的第一手报道》。他在书中提到1947年8月(原文如此,时间有误。根据《周恩来年谱1989—1949》记载,1946年7月20日、22日周恩来在开封与联总、行总、黄委会等各方人士商谈黄河故道修复堵口及立即给解放区拨发粮款事宜)周恩来来到位于河南开封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总部,抗议救济总署的救济物资没有如期到达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之后,周恩来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人员和记者们一同用餐并交谈至深夜。周在谈话中提到一位名叫诺曼·沃特斯的英国商人,说这个人曾在多年前帮助自己逃离上海,救过自己的命。在罗恩的叙述中,周恩来公开承认过沃特斯对他的帮助,这似乎证实了沃特斯自己多年前的说法。但是,这位名叫沃特斯的英国人是个怎样的人,他又如何帮助周恩来脱险的呢?目前公开的中外文史料对此几乎从未提起。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大学历史学荣誉退休教授、前亚洲研究主席劳伦斯·凯斯勒,依据沃特斯1977年9月在北卡州三角地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的谈话手稿——《我的中国经历》副本及其1977年11月采访沃特斯本人的录音带和其他相关资料,进一步考证了沃特斯帮助周恩来脱险的详情,并在美国《二十世纪中国》杂志2009年4月号上发表《周恩来1931年上海脱险的研究推想》一文中,讲述了“轮船”背后的故事。
劳伦斯·凯斯勒发现,尽管沃特斯的回忆和罗恩的描述将周恩来离沪与沃特斯相联系,但两人的说法仍有不一致的地方。罗恩在书中提到周恩来所说的上海脱险发生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以后,当时沃特斯偷偷地把周带上一条开往武汉的货船。现有资料显示,1927年5月周恩来的确是登上一条开往武汉的英国货船脱险的,但问题是沃特斯1929年才来到中国。而沃特斯本人则回忆说他对周恩来的救助发生在1932年1月日本轰炸上海以后。这当然也有问题,因为那时周恩来已经到了中央苏区。劳伦斯·凯斯勒认为周恩来和沃特斯所指的那次上海脱险发生的时间既非1927年也非1932年,而是1931年。对此劳伦斯·凯斯勒的解释是:“事情毕竟过去将近50多年,沃特斯的回忆也难免有些模糊”。
“轮船”背后的故事有待考释
1931年10月下旬,党将护送周恩来离沪任务交给黄平。此前8月,黄平从莫斯科回国,此行任务是建立上海中共中央与莫斯科、与各苏维埃根据地的秘密电台。对于周恩来,黄平并不陌生。黄平1901年生于汉口,在上海读中学时就开始学习英语。1918年毕业后在北京的几家英文报社工作过,翻译水平不断提高,1920年在北京远东通讯社工作。1923年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俄语。1924年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为参加共产国际五大的李大钊做过英文翻译。1924年末,黄平从莫斯科到香港从事工人运动,途经上海时在一次会议上与周恩来第一次见面。后来他们又一起在中共广东省委共事。1928年,两人又在莫斯科共同参加中共六大。
1931年底他们再次相逢,并将共同承担周恩来安全离沪的重要使命。他们面临两个难题:一是因为周恩来曾任职黄埔军校,很多国民党人都认识他。上海各个重要的车站码头售票处都贴着他身着黄埔军装的照片,所以他必须乔妆改扮才能离开这个城市。二是要找到一种安全的由海路离沪的方式,让周恩来到达广东沿海的汕头或香港。一旦到达这些地点,周就可以利用已经安排好的“红色交通线”前往苏区。由于国民党警察对客船的乘客实行严密监视,乘坐几乎不被搜查的货船以减少怀疑则成为更好的选择。周需要找到一条定期往返航行于沿海的货船。最终,一家英国航运公司经营的航海蒸汽船为解决这个难题提供了便利。
此时,“轮船”背后的故事开始进入情节,不过由于目前资料有限,这个故事仍然不那么清晰,主要靠沃特斯的回忆来构画。
1929年,诺曼·沃特斯作为蓝烟囱船运公司的雇员,从英国来到上海。蓝烟囱船运公司属于英国海洋轮船公司——英国在华最大航运公司,因其船只的烟囱都被涂成易于辨识的蓝色,而得到蓝烟囱的别称。沃特斯早年在英格兰保守思想影响下成长,到上海后因目睹许多社会的阴暗面——乞丐、麻疯病患者、饿毙者、妓女,还有政府的腐败,而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同情。特别是他在苏州大学学习中文时,常常看到校园中一些因为对蒋介石对日的不抵抗政策而感到愤怒的学生,对中国革命的同情进一步增强。在沃特斯看来,共产党比国民党更能解决中国的痼疾。但这种思想倾向令他在上海的外国人社交圈里颇显孤立。人们告诉他学习中文纯属浪费时间,并认为他一定是“疯了”。
沃特斯回忆说,当时没有一个外国人能与之坦诚交换政治观点,但有一些中国人却能让他敞开心胸,汤良礼就是其中的一位。汤良礼,祖籍福建,1901年出生在印度尼西亚,后在西方受教育,先后取得伦敦经济学院和维也纳大学的学位。1929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驻欧通讯主任。1930年归国后,任《纽约时报》北平通讯员、英德诸报新闻通讯员,兼联华书报社社长,任英文杂志《民众论坛》(The People’s Tribune)主编。汤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并出版了多部英文著作,曾经做过国民党领袖汪精卫的首席英语发言人。沃特斯记不清最初是怎样与汤良礼相识的,但随着与其接触的增多,彼此日渐了解。沃特斯经常与汤讨论政治问题,从他那里了解中国社会革命的情况。虽说汤良礼经常去沃特斯家拜访,但他从来没有邀请过沃特斯去自己家,沃特斯也从来不知道汤住在何处。
但正是通过汤良礼的关系,沃特斯见到了周恩来。尽管沃特斯的回忆对于确切的年月十分含糊,但对汤良礼请他帮助周恩来的那个夜晚还是记忆犹新:
“汤良礼来看我,我(那时)住在上海法租界的海格路(Avenue Haig,现华山路)。他问我是否能向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提供帮助。我问:‘他是谁?他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他说:‘他的名字叫周恩来,他正被国民党通缉。他们正在到处抓他,租界的巡捕也被要求对他严加注意。’他提出周需要刻不容缓地离开上海。我说:‘好的,我当然愿意提供帮助’。”
那个时候,沃斯特并不知道周恩来究竟何许人也,也是到后来他才弄明白周恩来的真实身份。但关于他是如何具体帮助周恩来的,沃特斯并没有说得更多,只是说,“周利用我逃离上海,而我则利用我公司的资源让他离开。”
当沃特斯同意提供帮助后,汤良礼就把周恩来带到他的家里。沃特斯说他在上海与周恩来见过两次面:第一次是汤良礼带着周恩来去他的家里;第二次则是周秘密出发的那个夜晚。1965年,当沃特斯作为英国贸易代表团成员重返中国时,曾与周恩来在北京会面。据沃特斯说,两人交谈时,周恩来提到在多年前的那个夜晚:“我心情紧张,好像正被引向一个陷阱”,周恩来还回忆起那条通往法租界沃特斯住处的幽长且布满树荫的大道,以及沃特斯房前巨大的花园。
劳伦斯·凯斯勒:
对沃特斯回忆的解读
在劳伦斯·凯斯勒看来,周恩来1931年脱险的起点是上海,而当时国民党的严密搜捕使得周恩来离沪存在很大风险。恰在此时,一些特殊的解围人出现了:左翼的国民党人汤良礼和一位年轻的英国船运公司雇员诺曼·沃特斯。那时沃特斯只有24岁,到中国刚刚两年,并且对于自己行为的重大意义一无所知。他不知道周恩来是何许人,也不知道他的重要性,仅仅是因为一个中国朋友有求于他,这就成为他提供对周恩来帮助的全部理由。关于周恩来的脱险沃特斯几乎没说什么,而汤良礼也没有写下任何文字。
为了进一步说明一些细节,劳伦斯·凯斯勒利用一些资料进行了相关研究。凯斯勒从太古洋行码头与怡和洋行码头所在位置,及周恩来撤离途中另一位护送人的回忆资料中证明,周恩来当时离沪时所乘坐的那艘客货轮应属于太古洋行而非怡和洋行。之所以做这番证明,是因为沃特斯是海洋轮船公司属下蓝烟囱的雇员,而非太古公司的雇员,沃特斯说“我则利用我公司的资源让他离开”是有原因的。作者因此追溯了海洋轮船公司与太古公司的渊源,指出两家公司从成立之初形成的长期的商业合作关系、创始人朋友关系、互相投资关系等等,他们在名称上虽然是两家不同的公司,但历史的渊源使得公司的员工像他们的创始人一样,常常认为他们不分彼此。这也是为什么沃特斯回忆时用的是“我公司的资源”,而没有说“我的公司”。
劳伦斯承认他的研究中带有许多合理的推测或猜测。比如沃特斯和黄平的回忆中都没有提到对方,这可能是行动秘密的需要而使他们并不知道对方。但是周恩来撤离上海这个行动可以说是由两部分组成:沃特斯在汤良礼的要求下,提供了由海上前往汕头的交通工具;黄平和沿线的中共交通员则实施了实际的撤退工作。两方面行动唯一交汇点就是太古货轮。周恩来知道沃特斯关联着用船的安全,而黄平虽然不清楚到底谁安排了这只船,但至少知道这条船将把周恩来带到汕头。
诺曼·沃特斯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并未到此结束。太平洋战争期间,他被监禁在浦东一处日本人的俘虏收容所中。逃脱之后他投身于抗日斗争,1945年秋他曾与中共游击队并肩战斗几个月,对付日本军队的残部。沃特斯也因作为1949年在上海地区第一个会见红色军队的外国人而出名,当时这支部队正从靠近浦东的霍尔特码头过来,行进在攻占上海中心区的路上。尽管沃特斯帮助过周恩来并且与红军游击队有过联系,但当时由于中国朋友的忠告,他没有向别人提起过此事。后来他曾作为外国在华资本家受到审问,并于1950年离开中国。
(本文主要根据劳伦斯·凯斯勒发表在《二十世纪中国》杂志2009年4月号上的《周恩来1931年上海脱险的研究推想》(Lawrence Kessler,Reconstructing Zhou EnLai’s Escape From Shanghai In 1931: A Research Note,Twentieth-Century China, April 2009)一文编译。文章在编译过程中,参考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和黄平的《往事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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