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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对贫富悬殊的愤恨,只是这个时代的表象。市场的失衡源于我们权利的缺失
读懂茅于轼先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所有人都沉湎于暂时的幸福,他却看到了危机;当所有人充满了愤怒,他又呼唤宽容;当所有人对越来越明显的贫富差距骂骂咧咧,他却认为中国在进步,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已经在上升,今天的贫富差距,和动荡的文革年代相比,不是扩大了,而是缩小了。
我知道茅于轼先生诸如此类的观点,会引来排山倒海的谩骂。这是一个多么迷茫的时代啊,即使是外省一名普通的市民,我相信他都或多或少对眼前的种种现象有所不满。那么让人惊讶的贫富差距、那么多司空见惯的腐败、那么多匪夷所思的冤假错案、似乎永远在路上的上访者,到处可见的环境污染,随手可遇的信息遮蔽,这个正在奔跑着的国家宽阔的马路上,奔跑着数不清的汽车,可是却有人站在马路边上骂娘,一日三餐的饭菜质量越来越好,但似乎没有人感恩,相反,仇富的心理正在暴涨,不安全的心态愈来愈强烈,我们似乎越来越不喜欢我们身边的这个世界了。
无论如何这是个奇怪的现象,有人在资本的流动中左右逢源,有人却只是一名看客。肯定是某个更加重要的问题被我们忽略了。我想说的是,民众对悬殊的贫富差距的愤恨,也只是这个时代的表象,当中国经济发展了30多年之后,人们是不是在渴望一种属于自己的权利呢?
比如资本的权利。我们从来不缺少资本,但我们不知道自己不缺少资本。这些资本就在那里,就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这些死亡状态的资本,显然被某种东西隐藏着,不进入统计数据,不受法律保护,无法再生产出更多的资本。我们缺乏资本的流动。常理,资本必须在流动中才能自我实现、自我增值,但这个复杂的链式过程必须有严格的所有权制度做保证,否则,链条中任何一环的故障都足以使得资本变成“死资本”。多数西方国家已无需再反思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常识啊,但是我们在常识面前,竟然理直气壮的坚守谬误。
我们对政治和资本的秘密依存关系更是不了解。“死资本”转换成“活资本”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有合适的政治与之匹配。人民似乎活在懵懂之中,看来,我们的宏大制度需要做一些必要的调整。
我们还缺少对自己的历史的了解。多少年过去了,我们一直不能客观地看清楚自己的过去,当然不能理性地处理当下,以及走向未来。所谓尊重历史,反思历史,其要义就在这里,只有通过对历史的真实研究,才能发现现实社会运作的真相。我们才能不在某个相同的地方犯下同样的错误。
我们当然更缺少对法律的价值判断。真正的法律,绝不仅是书面上的条款,法律是实践中的法律,是活的法律。我们必须要回到法律的基础,回到政治的基础,回到社会的基础,认真讨论活的法律,资本的实现必须依靠法律的实现。
人们的直观仅仅停留在贫富差距智商,它像一个巨大的幌子,在空中飘扬,它让更多的人愤怒难以抑制。
在这些看得见的财富差距后面,我看见了一间豪华的“私人俱乐部”,看见了一种被称为“钟罩”的特权阶层歧视性制度 。而“资本的流动依赖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历史” 之说,让更多的组织和既得利益者用“特色”之名,把更多无权无势的人们拒于市场的门外,以为他们是一些不配拥有市场、也没有资本经营能力的看客,而看客们所有的幸福,只能依赖于既得利益阶层的同情和施舍。
人们的愤怒就是从这里开始。三十年前,我们不知道自己和美国人的差距,但是现在,当我们的经济发展到一个可以拿美国当作参照系的时候,我们中间的很多人却仅仅成为了这个经济体的局外人。无论是在拉美,还是在俄罗斯,以及今天的中国,一些现象看上去那么相似:强大的地下经济,即使是政府三令五申,严查严打,地下银行还是在继续蔓延;显著的不平等,尤其是城市和乡村之间人为的隔离,贫富悬殊发展到让人伤心的程度,以至于有人哀叹:人和人的区别远远大于人和猴子的区别;腐败发展到了俯首即拾的程度;资本在不断消耗、不断流失,本来发端于产权制度建设的国有企业改制,也因为资本流失和分配不公的原因,遭到弱势群体的反对,他们竟然不知道国有企业改制最终的受益者,肯定是弱势群体;无论是特权阶层还是弱势群体,都在公然蔑视法律,很少有人从利益制衡的角度去敬畏法律,大多数人都抱着侥幸心理寻找法律的空子,少数人凌驾于法律之上。一个本来可以期待的自由市场就这样被“钟罩”制度和文化特色侵蚀得百孔千疮。
我相信此时此刻每个思考着的人都有着相同的感受,这就是随着思考的深入,我们的眼光必然落到了权利这个关键词上。无论是哈耶克、阿马迪亚•森 、德•索托,还是中国的茅于轼 ,他们都在强调一个道理: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就是还原每个人参与市场的权利,这包括了我们久违了的产权、经营权和知情权等等。
一个普通百姓的成功和失败似乎不能引来我们的深度思索,那么我们考察一下世界上最成功、最有钱的资业家比尔•盖茨,多少中国人羡慕他的巨大的财富,可是有多少人思考过一个开放的市场、透明的资本带给他的动力?除了个人天赋之外,他的成功有多少应该归结于美国的财产所有权制度?没有美国的专利法保护制度,他能创造出多少软件革新?没有可执行的合同,他能进行多少交易和长期计划?没有有限责任制度和保险条款,他最初能承担多大的风险?没有确认和储藏资本的所有权记录,他能积累多少资本?没有可交换的所有权表述,他能汇聚多少资源?不能发行股票,他能使多少人变成百万富翁?如果他不得不在分散的村舍工业的基础上开展经营,无法用恰当的所有权工具把这些村舍工业组织起来,他能从多大规模的经济中受益?没有世袭继承制度,他如何把他的财富帝国交给他的子女和同事?
这一连串的反问,与我们每个人有关。这就是市场的秘密、资本的秘密。如果没有建立在强有力的综合社会契约基础上的财产所有权制度,比尔•盖茨或者任何地方的任何一位企业家都不可能取得事业上的成功。财富的差距,只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简单的表现,权利才是需要我们矢志不渝追寻的主题。也就是说,当我们有一天也像比尔一样,生活在一个自由市场体系之下,市场赋予了我们必要的产权、经营权和知情权,我相信,每一个勤劳的中国人,都会用自己的劳动去赢得更多的财富,但是,如果这些与生俱来的权利被人悉数夺走,那么我们将永远是“钟罩”之外的看客,我们永远只能生活在愤怒与贫穷之中。
(作者为财经作家)
读懂茅于轼先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所有人都沉湎于暂时的幸福,他却看到了危机;当所有人充满了愤怒,他又呼唤宽容;当所有人对越来越明显的贫富差距骂骂咧咧,他却认为中国在进步,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已经在上升,今天的贫富差距,和动荡的文革年代相比,不是扩大了,而是缩小了。
我知道茅于轼先生诸如此类的观点,会引来排山倒海的谩骂。这是一个多么迷茫的时代啊,即使是外省一名普通的市民,我相信他都或多或少对眼前的种种现象有所不满。那么让人惊讶的贫富差距、那么多司空见惯的腐败、那么多匪夷所思的冤假错案、似乎永远在路上的上访者,到处可见的环境污染,随手可遇的信息遮蔽,这个正在奔跑着的国家宽阔的马路上,奔跑着数不清的汽车,可是却有人站在马路边上骂娘,一日三餐的饭菜质量越来越好,但似乎没有人感恩,相反,仇富的心理正在暴涨,不安全的心态愈来愈强烈,我们似乎越来越不喜欢我们身边的这个世界了。
无论如何这是个奇怪的现象,有人在资本的流动中左右逢源,有人却只是一名看客。肯定是某个更加重要的问题被我们忽略了。我想说的是,民众对悬殊的贫富差距的愤恨,也只是这个时代的表象,当中国经济发展了30多年之后,人们是不是在渴望一种属于自己的权利呢?
比如资本的权利。我们从来不缺少资本,但我们不知道自己不缺少资本。这些资本就在那里,就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这些死亡状态的资本,显然被某种东西隐藏着,不进入统计数据,不受法律保护,无法再生产出更多的资本。我们缺乏资本的流动。常理,资本必须在流动中才能自我实现、自我增值,但这个复杂的链式过程必须有严格的所有权制度做保证,否则,链条中任何一环的故障都足以使得资本变成“死资本”。多数西方国家已无需再反思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常识啊,但是我们在常识面前,竟然理直气壮的坚守谬误。
我们对政治和资本的秘密依存关系更是不了解。“死资本”转换成“活资本”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有合适的政治与之匹配。人民似乎活在懵懂之中,看来,我们的宏大制度需要做一些必要的调整。
我们还缺少对自己的历史的了解。多少年过去了,我们一直不能客观地看清楚自己的过去,当然不能理性地处理当下,以及走向未来。所谓尊重历史,反思历史,其要义就在这里,只有通过对历史的真实研究,才能发现现实社会运作的真相。我们才能不在某个相同的地方犯下同样的错误。
我们当然更缺少对法律的价值判断。真正的法律,绝不仅是书面上的条款,法律是实践中的法律,是活的法律。我们必须要回到法律的基础,回到政治的基础,回到社会的基础,认真讨论活的法律,资本的实现必须依靠法律的实现。
人们的直观仅仅停留在贫富差距智商,它像一个巨大的幌子,在空中飘扬,它让更多的人愤怒难以抑制。
在这些看得见的财富差距后面,我看见了一间豪华的“私人俱乐部”,看见了一种被称为“钟罩”的特权阶层歧视性制度 。而“资本的流动依赖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历史” 之说,让更多的组织和既得利益者用“特色”之名,把更多无权无势的人们拒于市场的门外,以为他们是一些不配拥有市场、也没有资本经营能力的看客,而看客们所有的幸福,只能依赖于既得利益阶层的同情和施舍。
人们的愤怒就是从这里开始。三十年前,我们不知道自己和美国人的差距,但是现在,当我们的经济发展到一个可以拿美国当作参照系的时候,我们中间的很多人却仅仅成为了这个经济体的局外人。无论是在拉美,还是在俄罗斯,以及今天的中国,一些现象看上去那么相似:强大的地下经济,即使是政府三令五申,严查严打,地下银行还是在继续蔓延;显著的不平等,尤其是城市和乡村之间人为的隔离,贫富悬殊发展到让人伤心的程度,以至于有人哀叹:人和人的区别远远大于人和猴子的区别;腐败发展到了俯首即拾的程度;资本在不断消耗、不断流失,本来发端于产权制度建设的国有企业改制,也因为资本流失和分配不公的原因,遭到弱势群体的反对,他们竟然不知道国有企业改制最终的受益者,肯定是弱势群体;无论是特权阶层还是弱势群体,都在公然蔑视法律,很少有人从利益制衡的角度去敬畏法律,大多数人都抱着侥幸心理寻找法律的空子,少数人凌驾于法律之上。一个本来可以期待的自由市场就这样被“钟罩”制度和文化特色侵蚀得百孔千疮。
我相信此时此刻每个思考着的人都有着相同的感受,这就是随着思考的深入,我们的眼光必然落到了权利这个关键词上。无论是哈耶克、阿马迪亚•森 、德•索托,还是中国的茅于轼 ,他们都在强调一个道理: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就是还原每个人参与市场的权利,这包括了我们久违了的产权、经营权和知情权等等。
一个普通百姓的成功和失败似乎不能引来我们的深度思索,那么我们考察一下世界上最成功、最有钱的资业家比尔•盖茨,多少中国人羡慕他的巨大的财富,可是有多少人思考过一个开放的市场、透明的资本带给他的动力?除了个人天赋之外,他的成功有多少应该归结于美国的财产所有权制度?没有美国的专利法保护制度,他能创造出多少软件革新?没有可执行的合同,他能进行多少交易和长期计划?没有有限责任制度和保险条款,他最初能承担多大的风险?没有确认和储藏资本的所有权记录,他能积累多少资本?没有可交换的所有权表述,他能汇聚多少资源?不能发行股票,他能使多少人变成百万富翁?如果他不得不在分散的村舍工业的基础上开展经营,无法用恰当的所有权工具把这些村舍工业组织起来,他能从多大规模的经济中受益?没有世袭继承制度,他如何把他的财富帝国交给他的子女和同事?
这一连串的反问,与我们每个人有关。这就是市场的秘密、资本的秘密。如果没有建立在强有力的综合社会契约基础上的财产所有权制度,比尔•盖茨或者任何地方的任何一位企业家都不可能取得事业上的成功。财富的差距,只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简单的表现,权利才是需要我们矢志不渝追寻的主题。也就是说,当我们有一天也像比尔一样,生活在一个自由市场体系之下,市场赋予了我们必要的产权、经营权和知情权,我相信,每一个勤劳的中国人,都会用自己的劳动去赢得更多的财富,但是,如果这些与生俱来的权利被人悉数夺走,那么我们将永远是“钟罩”之外的看客,我们永远只能生活在愤怒与贫穷之中。
(作者为财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