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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党的十八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的第二天，2011年11月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以答记者问的方式披露了本次党代表选举的诸多关键性数据，除总人数2270人之外，还包括：多于15%的差额选举比例、生产和工作第一线党员增加到一般不少于32％、党员领导干部比例减少为一般不超过68％、省区市工人党员代表所占比例一般要达到本省区市代表总数的10％等。
这份注定被人反复细读的名单将以姓氏排名，并不会标注职务，在五年前中共十七大代表的大名单中，排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前后的，分别是浙江海宁市人民医院普外科主任胡娟英和胡耀邦之子、全国工商联第一副主席胡德平。
“但是比这些数字更重要的是选举本身的程序。” 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他来看，扩大和坐实选举权是党内民主的最佳切入口，也是党内民主的生命。
从“两新”组织成员到工人代表
从文革结束后的中共十二大到十六大，党代表的名额分配一般都是按照工业、农业、科技、文化、教育、卫生、体育这样的大行业划分，但会突出一些特殊身份的要求比例，如妇女党员代表、著名劳动模范和战斗英雄等等，鲜有具体提及某种职业身份。
在中共十七大时，被公认的最大亮点则在于选举原则的《通知》中，第一次提出“要有适当数量的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党员”， 将“两新”组织纳入执政党一线被党建专家分析为“充分尊重社会现实”。因为根据中组部公开的数据，截至2006年底，全国非公有制企业中共产党员已达286.3万人，从2002年至2006年，全国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数量由9.9万个增至17.8万个，增长79.8％。那一届以新社会组织身份当选的代表中包括第一个律师界党代表、重庆市律师协会会长孙发荣。五年前孙发荣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就强调，希望“把我们这个阶层的观点诉求带到十七大去”。
但是《关于党的十八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以及中组部的答记者问中都基本没有专门提及“两新”组织成员，取而代之、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强调提高生产和工作第一线的党员代表比例，尤其是强调工人代表一般要达到10%。中央企业系统（在京）的工人党员代表数也要明显增加，工人党员代表中，既要有产业工人和金融、商贸、交通、市政等服务性行业和领域的工人，还要有适当数量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工人，此外还要选举农民工代表。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此前的工人代表比例要求虽然没有明确公开，但一般是3%左右。香港媒体就将这样大幅度提升工人代表的比例评论为“中共将坚持并进一步突出其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政党性质，也与胡温政府提倡的注重从一线基层选拔官员的干部路线相吻合”。但是《中国新闻周刊》接触的党建专家都认为，与工人代表的阶层身份相比，更重要的是他们来自基层和一线。
工人代表这10%的比例将会被纳入生产和工作第一线党员“一般不少于32％”这个更大的范围之中，与此对应的是党员领导干部比例减少为一般不超过68％。这个比例不见得能严格完成。在十七大的时候，之前的部署两个比例分别为30%和70%，但最终的选举结果是一线代表为28.4％。但不管如何，一线代表比例的增加和领导干部比例的减少一直是党代会的大趋势，十四大时两个数据分别是22%和78%，十六大就成为24.3%和75.7%，十七大是增加比例最明显的一次，增加了超过4个百分点。这一次虽然计划中的增幅有所减少（增加了2个百分点），但方向未有变化。
王长江很关心干部代表比例的降低，因为“干部是掌权者，掌权是运用权力，代表是进行决策如何运用权力，必须有所区分，如果运用权力的人又可以自己做决策，那样逻辑关系是不顺的”。
同为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的王贵秀则更看重“一线代表”的含金量，“党员领导干部应该对应非领导干部，而不是一线代表，因为很多领导干部你也可以说是在一线工作，比如一个副部长，到底算领导干部还是一线代表？”王贵秀认为，十七大时28.4％的数据就“将一部分实际上有领导职位的代表也划入其中”，从其任职的中央党校来看，当时选出的四名代表职务最低的也为校委委员，行政级别为正局级，但是也被划入了“一线代表”的范围。
从“扩大党内民主”
到“民主集中制教育”
十八大代表总人数为2270人，比上一届的2213增加了57人，中组部解释为“主要是考虑要适当增加生产和工作第一线代表，同时也考虑到五年来全国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数有所增加”。从比例来看，党建专家们普遍认为开得很成功的中共八大是在超过850万党员中选出1026名代表，十二大是在3965万名党员中选出正式代表1545人、候补代表149人，但十八大是在超过八千万党员中选出2270人，代表的增幅应当说远低于党员的增幅。
但是这逐届递增的代表人数依然引发一些争议。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认为这“可以更好体现代表的广泛性，有利于扩大党内民主”。但王贵秀则认为这两千多人的大会一方面增加成本，另一方面也不利于议事，从而对民主是一种伤害，他举中共八大的例子称，“当时有很多全体代表大会的发言讨论，可以自由报名，因此发言很多很踊跃，《人民日报》天天几版几版地刊登发言。现在人数太多，只能分成各个代表团讨论，团长都是省委书记，代表们的踊跃性必然受到限制。”他还提醒《中国新闻周刊》要注意的一点是，既然增加的人数都是考虑到一线代表的增加，“那么说明领导干部的总数其实没有减少，只是总数增加，比例小了而已”。
王长江则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与代表的身份和人数相比，更重要的是选举本身的严格规范，“如果大家都觉得是走一个形式，代表和被代表之间的责权关系没有明晰，这样选举出来的是谁都不重要。假设中央规定所有代表是工人农民出身，但全部是任命的，那又有什么意义？”
一个很少有人注意到的细节是，在十七大代表的选举过程中，中组部多次将那次选举定调为“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包括一线代表比例的大幅度增加、差额选举比例从10%跃升为15%，都被认为是“扩大党内民主”的具体措施。但十八大代表的选举则没有再提“扩大党内民主”，而是代之以“选举产生十八大代表，是组织广大党员参与党内民主实践、进行民主集中制教育的重要过程”。与上一届差额选举比例一下增加五个百分点比较，本届的差额选举比例也只是从15%变为“多于15%”，没有明确的增量要求。
王长江说，在传统理解中民主集中制是最基本的制度，扩大民主只是完善民主集中制的一个方面，但是“我们学界的理解是，民主集中制只是一个概括出来的组织方式，应该在党内民主的框架下进行，党内民主的概念大于民主集中制”，因此应当首先强调民主而非集中。
按照部署，十八大代表选举工作从现在开始，到明年６月底前结束，《中国新闻周刊》接触的数位十七大党代表均表示，目前各党支部仅是传达了中央精神，选举尚未进入操作层面。这2270名党代表将在明年秋天选举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再投票选出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实习生孙超对本文亦有贡献)
这份注定被人反复细读的名单将以姓氏排名，并不会标注职务，在五年前中共十七大代表的大名单中，排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前后的，分别是浙江海宁市人民医院普外科主任胡娟英和胡耀邦之子、全国工商联第一副主席胡德平。
“但是比这些数字更重要的是选举本身的程序。” 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他来看，扩大和坐实选举权是党内民主的最佳切入口，也是党内民主的生命。
从“两新”组织成员到工人代表
从文革结束后的中共十二大到十六大，党代表的名额分配一般都是按照工业、农业、科技、文化、教育、卫生、体育这样的大行业划分，但会突出一些特殊身份的要求比例，如妇女党员代表、著名劳动模范和战斗英雄等等，鲜有具体提及某种职业身份。
在中共十七大时，被公认的最大亮点则在于选举原则的《通知》中，第一次提出“要有适当数量的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党员”， 将“两新”组织纳入执政党一线被党建专家分析为“充分尊重社会现实”。因为根据中组部公开的数据，截至2006年底，全国非公有制企业中共产党员已达286.3万人，从2002年至2006年，全国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数量由9.9万个增至17.8万个，增长79.8％。那一届以新社会组织身份当选的代表中包括第一个律师界党代表、重庆市律师协会会长孙发荣。五年前孙发荣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就强调，希望“把我们这个阶层的观点诉求带到十七大去”。
但是《关于党的十八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以及中组部的答记者问中都基本没有专门提及“两新”组织成员，取而代之、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强调提高生产和工作第一线的党员代表比例，尤其是强调工人代表一般要达到10%。中央企业系统（在京）的工人党员代表数也要明显增加，工人党员代表中，既要有产业工人和金融、商贸、交通、市政等服务性行业和领域的工人，还要有适当数量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工人，此外还要选举农民工代表。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此前的工人代表比例要求虽然没有明确公开，但一般是3%左右。香港媒体就将这样大幅度提升工人代表的比例评论为“中共将坚持并进一步突出其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政党性质，也与胡温政府提倡的注重从一线基层选拔官员的干部路线相吻合”。但是《中国新闻周刊》接触的党建专家都认为，与工人代表的阶层身份相比，更重要的是他们来自基层和一线。
工人代表这10%的比例将会被纳入生产和工作第一线党员“一般不少于32％”这个更大的范围之中，与此对应的是党员领导干部比例减少为一般不超过68％。这个比例不见得能严格完成。在十七大的时候，之前的部署两个比例分别为30%和70%，但最终的选举结果是一线代表为28.4％。但不管如何，一线代表比例的增加和领导干部比例的减少一直是党代会的大趋势，十四大时两个数据分别是22%和78%，十六大就成为24.3%和75.7%，十七大是增加比例最明显的一次，增加了超过4个百分点。这一次虽然计划中的增幅有所减少（增加了2个百分点），但方向未有变化。
王长江很关心干部代表比例的降低，因为“干部是掌权者，掌权是运用权力，代表是进行决策如何运用权力，必须有所区分，如果运用权力的人又可以自己做决策，那样逻辑关系是不顺的”。
同为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的王贵秀则更看重“一线代表”的含金量，“党员领导干部应该对应非领导干部，而不是一线代表，因为很多领导干部你也可以说是在一线工作，比如一个副部长，到底算领导干部还是一线代表？”王贵秀认为，十七大时28.4％的数据就“将一部分实际上有领导职位的代表也划入其中”，从其任职的中央党校来看，当时选出的四名代表职务最低的也为校委委员，行政级别为正局级，但是也被划入了“一线代表”的范围。
从“扩大党内民主”
到“民主集中制教育”
十八大代表总人数为2270人，比上一届的2213增加了57人，中组部解释为“主要是考虑要适当增加生产和工作第一线代表，同时也考虑到五年来全国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数有所增加”。从比例来看，党建专家们普遍认为开得很成功的中共八大是在超过850万党员中选出1026名代表，十二大是在3965万名党员中选出正式代表1545人、候补代表149人，但十八大是在超过八千万党员中选出2270人，代表的增幅应当说远低于党员的增幅。
但是这逐届递增的代表人数依然引发一些争议。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认为这“可以更好体现代表的广泛性，有利于扩大党内民主”。但王贵秀则认为这两千多人的大会一方面增加成本，另一方面也不利于议事，从而对民主是一种伤害，他举中共八大的例子称，“当时有很多全体代表大会的发言讨论，可以自由报名，因此发言很多很踊跃，《人民日报》天天几版几版地刊登发言。现在人数太多，只能分成各个代表团讨论，团长都是省委书记，代表们的踊跃性必然受到限制。”他还提醒《中国新闻周刊》要注意的一点是，既然增加的人数都是考虑到一线代表的增加，“那么说明领导干部的总数其实没有减少，只是总数增加，比例小了而已”。
王长江则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与代表的身份和人数相比，更重要的是选举本身的严格规范，“如果大家都觉得是走一个形式，代表和被代表之间的责权关系没有明晰，这样选举出来的是谁都不重要。假设中央规定所有代表是工人农民出身，但全部是任命的，那又有什么意义？”
一个很少有人注意到的细节是，在十七大代表的选举过程中，中组部多次将那次选举定调为“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包括一线代表比例的大幅度增加、差额选举比例从10%跃升为15%，都被认为是“扩大党内民主”的具体措施。但十八大代表的选举则没有再提“扩大党内民主”，而是代之以“选举产生十八大代表，是组织广大党员参与党内民主实践、进行民主集中制教育的重要过程”。与上一届差额选举比例一下增加五个百分点比较，本届的差额选举比例也只是从15%变为“多于15%”，没有明确的增量要求。
王长江说，在传统理解中民主集中制是最基本的制度，扩大民主只是完善民主集中制的一个方面，但是“我们学界的理解是，民主集中制只是一个概括出来的组织方式，应该在党内民主的框架下进行，党内民主的概念大于民主集中制”，因此应当首先强调民主而非集中。
按照部署，十八大代表选举工作从现在开始，到明年６月底前结束，《中国新闻周刊》接触的数位十七大党代表均表示，目前各党支部仅是传达了中央精神，选举尚未进入操作层面。这2270名党代表将在明年秋天选举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再投票选出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实习生孙超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