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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和苏州经济的发展都是从外贸开始，由外贸带动产业发展，通过大力引进外资和技术，承接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产业转移，在达到一定的工业基础上，逐步发展技术含量较高的新兴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提高产业竞争力。
一、两地外商投资的效应分析及启示
两地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利用有利的政策，创造良好的产业环境，为招商引资提供条件，大力引进外资。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通过精简引资手续，提高工作效率，树立诚信形象，展现负责任的态度，可以增强外商投资的热情和信心。这一点在深圳、苏州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十分明显：(见表1)
以上数据分别来自各年深圳市、苏州市统计年鉴、统计公报和统计网站公布数据，并进行了整理
深圳、苏州每年引进外资的数量在全国城市中都是排在前列的，从2003年开始，苏州实际利用外资的数量超过深圳，从而带动苏州的经济加快发展，GDP数量一度在2004年超过深圳(普查后修正的数据没有超过深圳)。可以说，外资对两个城市的发展都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是，外资的大量引进也会带来相应的负面效应，因为外资更多的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要服从母公司的投资战略，这就会对当地的经济带来不稳定的因素，苏州这几年合资企业独资化倾向非常明显。(见表2)
这些并购大部分都集中于高新行业：电子和通信、机械、化工、医药等。现实情况是虽然外资给苏州带来了经济活力和发展速度，具有很高的GDP，但是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却并没有同样显著增加，外资利用了苏州廉价的劳动力、优惠的投资环境，却没有带来核心技术的进步。和深圳相比，苏州人均GDP近几年增长率很高，2004年接近深圳的水平，但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却仅相当于深圳的一半，(见表3)这势必会影响到苏州的后续发展。
通过以上可受启示，落后地区在发展经济的初期，可以学习“苏州模式”，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努力培养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大量的资金。但是，当本地的产业具备一定基础以后要突破“苏州模式”的局限，由依靠政策吸引外资为主向依靠增强本地企业实力为主转变。让本地企业加入到外资企业的供应链中，让本土企业和本地居民得到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好处，而不能一味片面地追求高数量的GDP，否则就会使经济的发展缺少后劲，不能形成持续的竞争力。在这方面深圳相对要好一些，不仅有富士康、沃尔玛等大型的外资企业，更是培养了康佳、创维、华为、中兴、招商银行等土生土长的大企业集团，为深圳持续竞争力的建立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二、两地产业集群的效应分析及启示
区域竞争力很大程度体现在区域内产业集群的竞争力上，产业集群已经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成为衡量区域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因此提升区域竞争力要努力培养区域内的产业集群。经过多年的发展，苏州市初具规模的产业集群已达23个，集群企业7000多家，2004年实现销售收入4000亿元以上。其中，苏州电子信息、张家港沿江钢铁和毛纺针织、吴江丝绸纺织和光电缆、常熟服装服饰、昆山汽车及零部件等产业集群的年销售额均在100亿元以上。深圳的产业集群相对苏州来说比较少，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产业，形成了计算机、通信、微电子等高技术产业群。这些产业集群对于两个城市竞争力的提升起了很大的作用：2004年，苏州电子信息产业对苏州市GDP的贡献率已经达到34％以上，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已约占规模以上工业的40％，占出口加工贸易比重更达到90％(瞿陈姐．《苏州：从制造到创造》、《环球供应链》，2006年1月16日．)。深圳在“十五”期间，高新技术产业带来的项目投资达800多亿元，建成后新增年产值1842亿元，到2010年可新增产值3000亿元，相当于深圳市2001年工业总产值，等于再造一个深圳(查振祥．《深圳探索自主创新型城市之路》．《商都社评》，2005年11月4日．)。
但是由于这些集群大部分是通过引进外资、由外资企业为主体建立的，特别是苏州的高新技术园区和苏州新区更是如此——大部分都是台资和日资企业组成。这两个园区的IT制造业是以来料加工、组装为主要业态，产业资本流动性大，就象盆中的水，始终试图流向更低的成本洼地，极易产生“浅盆经济现象”(瞿陈姐．《苏州：从制造到创造》、《环球供应链》，2006年1月16日)，就像当初外资从珠三角转移到长三角一样，再转移到其他地方。而且，在苏州仅明基和华硕两家企业，所带进的配套企业就达200家。这些企业在当地形成了自己完整的供应网络，本土企业在这个网络中受到排挤，集群的根植性很弱。因此，培育发展苏州IT产业的规模经济，使企业的生产和销售沿产业链分别向上、下游延伸，通过加大本地采购以降低生产成本，帮助本地企业，尤其是内资民营创业型企业，让本土企业参与到集群中去，增强产业集群的根植性，已经成为当地政府需要长期面对的问题。在这方面，两个城市都要学习浙江北部，即要“通过强有力的本土经济以及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来营造外资镶嵌并融合在当地民资中的发展环境，其动力来自于当地块状经济中以民营企业家为首的民间力量的推动，而不是完全依赖当地政府。”(项后军．《外资企业的迁移及其根植性问题研究一以台资企业为例》．《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71页．)
同时，产业集群结构升级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现象十分严重(见表4)。
以苏锡常三市为例，三城市的主导产业基本都是“机纺化冶食”，各行业的比重也十分接近：轻工、机电齐头并进，新型家用电器各铺一摊。苏州虽然已经成为全国IT产品最大的制造和出口基地，但是2003年其利润率甚至低于产业平均利润率大约3个百分点，这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层次属于低端有密切的关系。深圳的产业结构正日益呈现出“重服务、轻制造”的倾向，产业结构的早熟和先天发育不良，使得结构单一、重型化不足、制造业稚弱、第三产业增长空间狭小等，其未来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和挑战(代明，代毅．《对深圳产业结构现状与定位的反思》．特区经济，2003年第1期)。产业结构的升级不仅要发挥高新技术产业的带动作用，更重要的是利用先进的技术改进传统产业，例如苏州的23个产业集群中张家港沿毛纺针织、吴江丝绸纺织、常熟服装服饰的年销售额均在100亿元以上，改进这些产业的技术、装备，增加附加价值，向上游产业辐射都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对高新技术产业本身，重要的是进行创新性研究开发，靠引进技术或利用市场换技术都不是长远的作法，反而会陷入引进一落后一再引进一再落后的路径中，对外资产生过多的依赖，很难形成持续的竞争力。
启示是：落后地区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往往会设立开发区、科技园区，想通过开发区和科技园区的建设培养产业集群，从而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不错，成功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指导作用，但是产业集群决不是政府行为所能创造的，它需要一定的市场基础和产业基础。况且，很多园区在引进外资时，没有区分外资的类型、企业之间的关联性不大、分工协作不明显、各自为政，导致园区竞争力软弱，体现不出企业间的外部效应和知识共享，根本称不上产业集群。而对于已经形成的“外源性”产业集群，要扩展其产业链，进行制度创新，使其不断本地化，以“消除市场机制不健全、法规不完善、社会资本缺乏、交易成本高昂等制度顽症，促成区域企业集群中企业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产业群战略的实施”(庄晋财．《企业集群地域根植性的理论演进及政策含义》．《安徽大学学报》，2003年7月，第27卷第4期，第98页．)；对于“内生性”产业集群，在做大做强的同时，要利用先进技术不断升级改造，“在此类地区，引进外资的数量显然更应该少而精，更多地应该考虑引进与自身产业结构高度关联的互补型外资从而使其自然地产生根植性”(项后军．《外资企业的迁移及其根植性问题研究一以台资企业为例》．《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72页)，这样才能形成持续的区域竞争力。
从以上两种效应的分析中可知，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可以分阶段的吸收深圳苏州的成功经验，但应避免两地模式的弊端在本地区的发生，应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产业政策，提高自己的产业竞争力，从而培养起自己的区域竞争力。
(作者单位：广西大学商学院)
一、两地外商投资的效应分析及启示
两地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利用有利的政策，创造良好的产业环境，为招商引资提供条件，大力引进外资。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通过精简引资手续，提高工作效率，树立诚信形象，展现负责任的态度，可以增强外商投资的热情和信心。这一点在深圳、苏州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十分明显：(见表1)
以上数据分别来自各年深圳市、苏州市统计年鉴、统计公报和统计网站公布数据，并进行了整理
深圳、苏州每年引进外资的数量在全国城市中都是排在前列的，从2003年开始，苏州实际利用外资的数量超过深圳，从而带动苏州的经济加快发展，GDP数量一度在2004年超过深圳(普查后修正的数据没有超过深圳)。可以说，外资对两个城市的发展都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是，外资的大量引进也会带来相应的负面效应，因为外资更多的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要服从母公司的投资战略，这就会对当地的经济带来不稳定的因素，苏州这几年合资企业独资化倾向非常明显。(见表2)
这些并购大部分都集中于高新行业：电子和通信、机械、化工、医药等。现实情况是虽然外资给苏州带来了经济活力和发展速度，具有很高的GDP，但是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却并没有同样显著增加，外资利用了苏州廉价的劳动力、优惠的投资环境，却没有带来核心技术的进步。和深圳相比，苏州人均GDP近几年增长率很高，2004年接近深圳的水平，但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却仅相当于深圳的一半，(见表3)这势必会影响到苏州的后续发展。
通过以上可受启示，落后地区在发展经济的初期，可以学习“苏州模式”，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努力培养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大量的资金。但是，当本地的产业具备一定基础以后要突破“苏州模式”的局限，由依靠政策吸引外资为主向依靠增强本地企业实力为主转变。让本地企业加入到外资企业的供应链中，让本土企业和本地居民得到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好处，而不能一味片面地追求高数量的GDP，否则就会使经济的发展缺少后劲，不能形成持续的竞争力。在这方面深圳相对要好一些，不仅有富士康、沃尔玛等大型的外资企业，更是培养了康佳、创维、华为、中兴、招商银行等土生土长的大企业集团，为深圳持续竞争力的建立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二、两地产业集群的效应分析及启示
区域竞争力很大程度体现在区域内产业集群的竞争力上，产业集群已经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成为衡量区域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因此提升区域竞争力要努力培养区域内的产业集群。经过多年的发展，苏州市初具规模的产业集群已达23个，集群企业7000多家，2004年实现销售收入4000亿元以上。其中，苏州电子信息、张家港沿江钢铁和毛纺针织、吴江丝绸纺织和光电缆、常熟服装服饰、昆山汽车及零部件等产业集群的年销售额均在100亿元以上。深圳的产业集群相对苏州来说比较少，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产业，形成了计算机、通信、微电子等高技术产业群。这些产业集群对于两个城市竞争力的提升起了很大的作用：2004年，苏州电子信息产业对苏州市GDP的贡献率已经达到34％以上，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已约占规模以上工业的40％，占出口加工贸易比重更达到90％(瞿陈姐．《苏州：从制造到创造》、《环球供应链》，2006年1月16日．)。深圳在“十五”期间，高新技术产业带来的项目投资达800多亿元，建成后新增年产值1842亿元，到2010年可新增产值3000亿元，相当于深圳市2001年工业总产值，等于再造一个深圳(查振祥．《深圳探索自主创新型城市之路》．《商都社评》，2005年11月4日．)。
但是由于这些集群大部分是通过引进外资、由外资企业为主体建立的，特别是苏州的高新技术园区和苏州新区更是如此——大部分都是台资和日资企业组成。这两个园区的IT制造业是以来料加工、组装为主要业态，产业资本流动性大，就象盆中的水，始终试图流向更低的成本洼地，极易产生“浅盆经济现象”(瞿陈姐．《苏州：从制造到创造》、《环球供应链》，2006年1月16日)，就像当初外资从珠三角转移到长三角一样，再转移到其他地方。而且，在苏州仅明基和华硕两家企业，所带进的配套企业就达200家。这些企业在当地形成了自己完整的供应网络，本土企业在这个网络中受到排挤，集群的根植性很弱。因此，培育发展苏州IT产业的规模经济，使企业的生产和销售沿产业链分别向上、下游延伸，通过加大本地采购以降低生产成本，帮助本地企业，尤其是内资民营创业型企业，让本土企业参与到集群中去，增强产业集群的根植性，已经成为当地政府需要长期面对的问题。在这方面，两个城市都要学习浙江北部，即要“通过强有力的本土经济以及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来营造外资镶嵌并融合在当地民资中的发展环境，其动力来自于当地块状经济中以民营企业家为首的民间力量的推动，而不是完全依赖当地政府。”(项后军．《外资企业的迁移及其根植性问题研究一以台资企业为例》．《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71页．)
同时，产业集群结构升级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现象十分严重(见表4)。
以苏锡常三市为例，三城市的主导产业基本都是“机纺化冶食”，各行业的比重也十分接近：轻工、机电齐头并进，新型家用电器各铺一摊。苏州虽然已经成为全国IT产品最大的制造和出口基地，但是2003年其利润率甚至低于产业平均利润率大约3个百分点，这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层次属于低端有密切的关系。深圳的产业结构正日益呈现出“重服务、轻制造”的倾向，产业结构的早熟和先天发育不良，使得结构单一、重型化不足、制造业稚弱、第三产业增长空间狭小等，其未来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和挑战(代明，代毅．《对深圳产业结构现状与定位的反思》．特区经济，2003年第1期)。产业结构的升级不仅要发挥高新技术产业的带动作用，更重要的是利用先进的技术改进传统产业，例如苏州的23个产业集群中张家港沿毛纺针织、吴江丝绸纺织、常熟服装服饰的年销售额均在100亿元以上，改进这些产业的技术、装备，增加附加价值，向上游产业辐射都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对高新技术产业本身，重要的是进行创新性研究开发，靠引进技术或利用市场换技术都不是长远的作法，反而会陷入引进一落后一再引进一再落后的路径中，对外资产生过多的依赖，很难形成持续的竞争力。
启示是：落后地区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往往会设立开发区、科技园区，想通过开发区和科技园区的建设培养产业集群，从而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不错，成功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指导作用，但是产业集群决不是政府行为所能创造的，它需要一定的市场基础和产业基础。况且，很多园区在引进外资时，没有区分外资的类型、企业之间的关联性不大、分工协作不明显、各自为政，导致园区竞争力软弱，体现不出企业间的外部效应和知识共享，根本称不上产业集群。而对于已经形成的“外源性”产业集群，要扩展其产业链，进行制度创新，使其不断本地化，以“消除市场机制不健全、法规不完善、社会资本缺乏、交易成本高昂等制度顽症，促成区域企业集群中企业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产业群战略的实施”(庄晋财．《企业集群地域根植性的理论演进及政策含义》．《安徽大学学报》，2003年7月，第27卷第4期，第98页．)；对于“内生性”产业集群，在做大做强的同时，要利用先进技术不断升级改造，“在此类地区，引进外资的数量显然更应该少而精，更多地应该考虑引进与自身产业结构高度关联的互补型外资从而使其自然地产生根植性”(项后军．《外资企业的迁移及其根植性问题研究一以台资企业为例》．《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72页)，这样才能形成持续的区域竞争力。
从以上两种效应的分析中可知，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可以分阶段的吸收深圳苏州的成功经验，但应避免两地模式的弊端在本地区的发生，应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产业政策，提高自己的产业竞争力，从而培养起自己的区域竞争力。
(作者单位：广西大学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