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文言文教学在高中语文教学单元中所占比重日益提高，日益引起广大教师的重视。但在如何有效提高文言文方面的效率，则一直成为一线教师所面临的难题。根据新课程标准的理念，结合文言文文本的特点，我们认为，在文言文的教学中，重点实词、虚词和句子的翻译固然是理解课文的前提与基础，但是，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精华部分的文言文，其“文学”、“文化因素”不容忽视。完整的文言文教学，应当是“文”与“言”的和谐统一。为此，笔者不揣浅陋，拟从四个方面浅谈《史记·刺客列传》的教学，以期能够引发教育界同仁在文言文高效教学方面一些有益的思考。
　　 （一）故事情节线索化，一举两得
　　 在充分兼顾学生主体地位的前提下，教师导学则需要受到相当重视。毕竟，学生无论在人生阅历还是知识面上都还达不到“无师自通”的地步。当前语文教学界，众多一线教师均用“串讲法”，将课文彻底割裂成一个个小的语言碎片，文言文彻底成了一根鸡肋——教之无味，弃之不能。如何避免文言文讲解过程中的“碎片化”趋势。在这一点上，笔者比较赞同余映潮先生的“一线串珠式”教学法——即通过将故事情节线索化，串联起学生在学习中所碰到的不懂问题。而文本中难懂的实词、虚词及特殊句式就是所说之“珠”。如在《刺客列传》中有关专诸部分，我们将其故事情节用一条简明线索概括：“专诸被荐—重用专诸—主客合谋—专诸刺僚—诸子封卿”。
　　 利用上列之线索，我们将刺客的经历有机呈现在了读者的面前，有效解决了“碎片化”现象，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学生自主预习中所遇的疑难问题也得到了解答。
　　 （二）教学形式多样化，兴趣盎然
　　 《刺客列传》为《史记》七十二列传之一，作为人物传记，毋庸置疑，在文言文的教学中，对于传主人物形象之分析，也是学生在学习中所面临的“重中之重”。充分运用人物动作、语言、神态、心理等描写体会作者所塑造之传主形象，能够变枯燥无味的古文言为生动活泼、具体可感的人物形象，加深学生对人物特点的理解。以荆轲部分为例：
　　 厚遗蒙嘉，得以引荐于秦王之前，可见荆轲行事之周密;献图时通过对比年十二就杀人的秦武阳“色变振恐”与荆轲的“顾笑武阳”，既遮掩了武阳的失常表现，又颂扬了秦王的威风，其沉着机智、镇定自若之形象跃然纸上。这对“行刺”毫无精神准备的秦王“惊—起—绝—拔—操—急”，荆轲“取—奉—发—把—持”，双方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搏斗，最后反“被八创”，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即便是如此，荆轲仍“倚柱而笑”，衬托了其英雄虎胆，突出了视死如归的大无畏气概。
　　 古代文言文语言较为简练，句意之间存在着众多省略空间。如我们适当穿插一些与传主有关的小故事，则不仅能够增加学生对于文言文学习的兴趣，更能还原历史现象，加深学生对传主人生轨迹的认识。穿插小故事，以专诸部分为例：
　　 “相传伍子胥由楚国逃亡到吴国后，一天，在一条乡间小路上，路遇专诸正与两三个大汉打架。双方打得难舍难分，争执不下。围观众人劝架，但仍不能拉开专诸。但专诸，母亲一到，专诸便立即停手。而专诸被推荐给公子光后，并未立即死心效力。但公子光常常赠送日常用品乃至百金给专诸母亲，以作其用度花费。专诸于是异常感恩，但是顾念老母在堂，有后顾之忧，并未行动。专诸母亲为成全其大事，先自杀身亡，以了却专诸之顾虑”。
　　 通过小故事，我们可看到，专诸实为“至孝之人”，且从侧面推测出其之所以答应公子光行刺吴王僚，其动机是“士为知己者死”。而这些，原文中并未出现。
　　 同样，编写历史小短剧，也能够加深学生对于传主的认识，增强文言文学习的趣味性。以《刺客列传》中豫让部分为例，我们可以让学生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自编、自导、自演一出《豫让刺赵襄子》的课堂历史小短剧。生动形象再现了这一历史场景，给学生带来了极大的视觉震撼。
　　 （三）拓展延伸，增加知识
　　 学生语文素养的养成，除了我们日常教学中所涉及之课内文章外，一定的课外知识延伸，也显得极为必要。笔者在《刺客列传》的讲解过程中，积极组织学生搜集与传主有关的成语，或历史上吟咏传主的相关作品，以加深对传主的认识。如与豫让有关的成语有“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与荆轲有关的成语有“图穷匕见”、“易水送别”等。另外，历史上吟咏荆轲的作品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如陶渊明的《咏荆轲》、柳宗元的《咏荆轲》。
　　 上述举措，希望能够让我们在文言文教学中走得更好、更远。
　　 陈经卫，教师，现居广东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