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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文章《草原的史诗》可见，笔者对于任世民所创作的大型浮雕“草原的史诗”作了详尽而充实的考量，以空间意识为切入点，逐步展开对作品和谐的空间构成、历史文化和艺术语言的研究，着重阐述了艺术家任世民在创作这组作品“草原的史诗”时对于表现内容、材质和展示空间之间的契合关系的把握，笔者在关注艺术家内容传达的同时，对这组作品的浮雕语言做了理性而深入的探讨，为读者构建了一个完整的视觉和心理图像。
视觉艺术的重要因素之一便是它的空间性，对于绘画而言所表现的空间是虚拟性的，而之于雕塑，它的空间关系便是实体存在的了。中央美院教授任世民先生于2007年在内蒙古博物院序幕大厅中完成了一项高4m，长70m，总设计面积为376m2的室内浮雕，便是以9大主题内容组合而成的颇具实在空间审美效能的大型浮雕艺术。
一、和谐空间
当人类的文明沉积了若干年之后，历史的文化遗存便形成了一个对于历史证明、回顾与思考的多重性功能，而将这种文化遗存分学科地置于一个学术的实在空间中，它便带有实物性、公众性与传播性的基本特征。这便是对近代博物馆功能的认识和定位。
当我们带着对于历史的回顾与思考步入内蒙古博物院时，便由都市的生活空间即刻转换到博物馆特定的空间环境中。置身于序幕大厅时，这种由空间转换造成的心理转换自然地沉落于坐落在大厅壁面的历史画卷——《草原的史诗》上面了。
在展开对“草原的史诗”品赏之前，须先谈一点与之有关的事情。任世民在创作这群大型浮雕时，考虑的因素很多。首先考虑的是表现内容和与材质之间的有机契合，同时还须思考博物院大厅整体空间与浮雕之间的协调，因为纪念性建筑本身也含有纪念碑的性质。任世民二十多年前出于对北方草原历史和文化的浓厚兴趣，曾就读于西安西北大学汉唐艺术研究班。上世纪80年代，又曾对蒙古、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新疆、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地进行过考察与研究，因此对于北方草原文化的艺术表现，任先生是有深厚积淀的。在长达近一年的浮雕画稿设计中，他几经推敲，最终在内容上确定以反映内蒙古草原文化为主脉，贯穿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变迁为表现内容，手法上采用叙事式的方式，表现形式则运用象征性与写实并用的手法来展开对历史闪光点的叙述。任世民首先以史前人类尚未诞生的恐龙时代的描述为序幕，然后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勾画了极具典型文化特色的红山文化等，而后紧接着便是进行了对那壮美的历史华章的讴歌。在浮雕材质的运用上，任世民会同有关人员几经比较最终选定了以河北西柏坡米黄理石为浮雕的选用材料。这种材料细腻，硬度适中，特别是其色泽呈奶灰调能予人产生感觉上的联想与大厅的米黄色建筑石材形成了色彩感觉上的柔和对比，可谓相得益彰。在这种多重契合之中作者便把对历史的赞美通过浮雕这种空间形式极大地释放出来。
二、浓缩的文明史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大家庭。任世民在这群浮雕中以综合性的浮雕技巧再现了这种民族融合、进步、发展的历史场景。作者的艺术切点虽着眼于草原文明的历史发端，但是却将此扩展、延伸、会融到了具有多元性文化结构的中华文明的视野之中。《草原的史诗》以九大主题浮雕和两组装饰浮雕，以及分割且又连结画面的具有蒙古民族风格的装饰柱构成。且看《汉胡和亲》，在春秋战国至两汉的漫长岁月中，阴山大河南之间的各民族的文化在对抗与纷争、和解与融合中发展，这件浮雕的表现内容涉及到燕赵、豢汉的长城文化，而又把历史的焦点聚焦在和亲事件中。公元的33年(西汉元帝竟宁元年)汉家宫女王昭君从汉都长安出塞远嫁，此一举消除了边患使得边疆得以太平，文化得以传播，民生得以安宁。作品以昭君出塞为叙事主题，以单干和昭君为主体形象，表现出了昭君深怀国事与单干携手出塞的情形。在纷杂的历史事件中，作者以这段篇章为主题，可谓是善抓主线，又呈亮点了。在《交融岁月》中，任世民把视线移到了魏晋至辽金历史时期的时空之中。在这个时期里，活跃在北方的鲜卑、突厥、契丹等民族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在文化交融之中尤以佛教文化的传人，汉文化的传播为重点。作品的重心便是对于标志着这种融合精神的文化符号之表达。如北朝的云冈石窟，辽塔以及徐徐而行的马队等等，构成了一种以时间发展为主线，以典型文化为表现语素的叙事画卷。
当历史的长河流淌到公元13世纪时，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称雄北中国，使得北方游牧民族团结空前，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传播，这是人类文明史进程中值得称颂的篇章。《一代天骄》的构图是以成吉思汗为叙事主题而展开的叙述，描写了他以大汗身份召见外国来使的情形。此作通过对时代典型人物的描写，浓缩地概括出了那血肉交融、颇多感怀远逝的岁月。
到了忽必烈时代，这位大帝动用了他的行政机构治愈了近一个世纪之久的战争创伤，在政治上他对不同信仰与宗教持宽容态度。浮雕《元明盛世》中我们可以看到忽必烈这个当时最强大的君主建设元大都的史实。任世民还把代表着这段历史辉煌的精英人物跨时空地聚集在了一起，他们中有东西文化传播的“使者”马可波罗，有集天文、数学与水力学于一身的科学家郭守敬……作者选取了这些杰出人物作为表现对象，体现出了对东西方文明进程中政治、文化、科技、艺术等历史发展观的一种视角。
光阴流逝，不舍昼夜。当人类的历史进入了近代，在抵御外来侵略的时期，内蒙古地区可垂青史的壮伟事迹可以历数，从悉尼喇嘛独贵龙运动到成立内蒙古人民自治区政府的历程，可在《民主烽火》这组浮雕中得以再现，随着视线的徐徐移动，《民族团结》《共建繁荣》映入眼帘。但见画面中，蒙汉民族为主体，鄂伦春、达斡尔、鄂温克、回族、朝鲜族、俄罗斯族相拥而歌，欢歌而舞。这自然地象征出了新时代内蒙古的经济、文化、科技、建设之大繁荣。
在《草原的史诗》浮雕群之眉首左右，还有《北方丝路》《东西交流》两组以装饰风格表现的浮雕壁画，这寓意着北方文化历史飞展如双翼，这也是其墙面的附属装饰的重要组合。在分割九大主题浮雕的装饰桂之中心位置，任世民采用蒙古草原辘辘车轮作为阐述和联结这一地域独特的历史文化之符号，并以金属镶嵌的蒙古族吉祥花、云心图案为映衬，形成了连结草原史诗章节的美妙音符。
三、对浮雕语言的探究
任世民认为，如果在大厅中以壁画来表现“草原的史诗”可能视觉感知上的力度不够，浮雕是有赖于光影而增强塑造感的，因而采用浮雕手法表现这一题材能更凝重地表现这一史诗，也更适合博物馆序幕大厅空间上的视觉需求。任世民此作选取的题材是具有典型性的，创作语言是严肃的叙事风格，手法上是以低浮雕、高浮雕为主要表现语素又兼之阴刻阳刻或凹凸并用的石刻方法等表现手法为一体的形式语言。浮雕的表现手段局限在其厚度上，它是在有限的凹凸起伏变化上做文章，一般来讲中国传统的浮雕往往是平起于壁面在同一平面高度上的形体刻画，有一种“平台”的感觉，而法兰西式的浮雕则是强调、重视物体外轮廓边缘的清晰，俄罗斯风格的浮雕是按比例进行空间压缩，近实远虚……任世民综合了几大浮雕类型的表现手段，特别是在高浮雕的手法处理上已接近圆雕，增强了体量感，形体的实在空间，环境的心理空间都被他巧妙地处理在背景与物体之间的空间意识上了。这种高低交错的方式有韵律地将不同的历史画而纵横有度地贯穿在一起。
构图上的扩展与连续性是易于表现在时间上事物的承接关系的，而造型的深度刻画又利于深化主题的在空间中的表现。因此，这组浮雕以时间上的承续关系和浮雕手法的多种方式来处理其空间关系，使得这组群雕双项地展开了对于中国历史上光辉篇章的叙说，这种以时间向空间上徐徐展开的方式犹如史诗。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指出：“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于描绘可能发生的事，即按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陌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亚里斯多德最早触及到诗与史的关系，他认为史是纪录过去的，而诗则是对未来的预言，“草原的史诗”在史与诗的交替之中生成的是对于中华悠久文明闪光点的追叙，和对于中华民族未来的进步与发展的畅想。在这时间与空间的交合之中，任世民清醒地掌控了自己的空间意识，并采用艺术的语言凝固、强化了这种空间，使之与心理场和环境场交融一体，调高而意厚，是一种对历史的抒怀。这种抒怀方式被他落实在了这具有叙事性、表现性和装饰性的《草原的史诗》的空间意识之中了。
视觉艺术的重要因素之一便是它的空间性，对于绘画而言所表现的空间是虚拟性的，而之于雕塑，它的空间关系便是实体存在的了。中央美院教授任世民先生于2007年在内蒙古博物院序幕大厅中完成了一项高4m，长70m，总设计面积为376m2的室内浮雕，便是以9大主题内容组合而成的颇具实在空间审美效能的大型浮雕艺术。
一、和谐空间
当人类的文明沉积了若干年之后，历史的文化遗存便形成了一个对于历史证明、回顾与思考的多重性功能，而将这种文化遗存分学科地置于一个学术的实在空间中，它便带有实物性、公众性与传播性的基本特征。这便是对近代博物馆功能的认识和定位。
当我们带着对于历史的回顾与思考步入内蒙古博物院时，便由都市的生活空间即刻转换到博物馆特定的空间环境中。置身于序幕大厅时，这种由空间转换造成的心理转换自然地沉落于坐落在大厅壁面的历史画卷——《草原的史诗》上面了。
在展开对“草原的史诗”品赏之前，须先谈一点与之有关的事情。任世民在创作这群大型浮雕时，考虑的因素很多。首先考虑的是表现内容和与材质之间的有机契合，同时还须思考博物院大厅整体空间与浮雕之间的协调，因为纪念性建筑本身也含有纪念碑的性质。任世民二十多年前出于对北方草原历史和文化的浓厚兴趣，曾就读于西安西北大学汉唐艺术研究班。上世纪80年代，又曾对蒙古、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新疆、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地进行过考察与研究，因此对于北方草原文化的艺术表现，任先生是有深厚积淀的。在长达近一年的浮雕画稿设计中，他几经推敲，最终在内容上确定以反映内蒙古草原文化为主脉，贯穿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变迁为表现内容，手法上采用叙事式的方式，表现形式则运用象征性与写实并用的手法来展开对历史闪光点的叙述。任世民首先以史前人类尚未诞生的恐龙时代的描述为序幕，然后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勾画了极具典型文化特色的红山文化等，而后紧接着便是进行了对那壮美的历史华章的讴歌。在浮雕材质的运用上，任世民会同有关人员几经比较最终选定了以河北西柏坡米黄理石为浮雕的选用材料。这种材料细腻，硬度适中，特别是其色泽呈奶灰调能予人产生感觉上的联想与大厅的米黄色建筑石材形成了色彩感觉上的柔和对比，可谓相得益彰。在这种多重契合之中作者便把对历史的赞美通过浮雕这种空间形式极大地释放出来。
二、浓缩的文明史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大家庭。任世民在这群浮雕中以综合性的浮雕技巧再现了这种民族融合、进步、发展的历史场景。作者的艺术切点虽着眼于草原文明的历史发端，但是却将此扩展、延伸、会融到了具有多元性文化结构的中华文明的视野之中。《草原的史诗》以九大主题浮雕和两组装饰浮雕，以及分割且又连结画面的具有蒙古民族风格的装饰柱构成。且看《汉胡和亲》，在春秋战国至两汉的漫长岁月中，阴山大河南之间的各民族的文化在对抗与纷争、和解与融合中发展，这件浮雕的表现内容涉及到燕赵、豢汉的长城文化，而又把历史的焦点聚焦在和亲事件中。公元的33年(西汉元帝竟宁元年)汉家宫女王昭君从汉都长安出塞远嫁，此一举消除了边患使得边疆得以太平，文化得以传播，民生得以安宁。作品以昭君出塞为叙事主题，以单干和昭君为主体形象，表现出了昭君深怀国事与单干携手出塞的情形。在纷杂的历史事件中，作者以这段篇章为主题，可谓是善抓主线，又呈亮点了。在《交融岁月》中，任世民把视线移到了魏晋至辽金历史时期的时空之中。在这个时期里，活跃在北方的鲜卑、突厥、契丹等民族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在文化交融之中尤以佛教文化的传人，汉文化的传播为重点。作品的重心便是对于标志着这种融合精神的文化符号之表达。如北朝的云冈石窟，辽塔以及徐徐而行的马队等等，构成了一种以时间发展为主线，以典型文化为表现语素的叙事画卷。
当历史的长河流淌到公元13世纪时，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称雄北中国，使得北方游牧民族团结空前，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传播，这是人类文明史进程中值得称颂的篇章。《一代天骄》的构图是以成吉思汗为叙事主题而展开的叙述，描写了他以大汗身份召见外国来使的情形。此作通过对时代典型人物的描写，浓缩地概括出了那血肉交融、颇多感怀远逝的岁月。
到了忽必烈时代，这位大帝动用了他的行政机构治愈了近一个世纪之久的战争创伤，在政治上他对不同信仰与宗教持宽容态度。浮雕《元明盛世》中我们可以看到忽必烈这个当时最强大的君主建设元大都的史实。任世民还把代表着这段历史辉煌的精英人物跨时空地聚集在了一起，他们中有东西文化传播的“使者”马可波罗，有集天文、数学与水力学于一身的科学家郭守敬……作者选取了这些杰出人物作为表现对象，体现出了对东西方文明进程中政治、文化、科技、艺术等历史发展观的一种视角。
光阴流逝，不舍昼夜。当人类的历史进入了近代，在抵御外来侵略的时期，内蒙古地区可垂青史的壮伟事迹可以历数，从悉尼喇嘛独贵龙运动到成立内蒙古人民自治区政府的历程，可在《民主烽火》这组浮雕中得以再现，随着视线的徐徐移动，《民族团结》《共建繁荣》映入眼帘。但见画面中，蒙汉民族为主体，鄂伦春、达斡尔、鄂温克、回族、朝鲜族、俄罗斯族相拥而歌，欢歌而舞。这自然地象征出了新时代内蒙古的经济、文化、科技、建设之大繁荣。
在《草原的史诗》浮雕群之眉首左右，还有《北方丝路》《东西交流》两组以装饰风格表现的浮雕壁画，这寓意着北方文化历史飞展如双翼，这也是其墙面的附属装饰的重要组合。在分割九大主题浮雕的装饰桂之中心位置，任世民采用蒙古草原辘辘车轮作为阐述和联结这一地域独特的历史文化之符号，并以金属镶嵌的蒙古族吉祥花、云心图案为映衬，形成了连结草原史诗章节的美妙音符。
三、对浮雕语言的探究
任世民认为，如果在大厅中以壁画来表现“草原的史诗”可能视觉感知上的力度不够，浮雕是有赖于光影而增强塑造感的，因而采用浮雕手法表现这一题材能更凝重地表现这一史诗，也更适合博物馆序幕大厅空间上的视觉需求。任世民此作选取的题材是具有典型性的，创作语言是严肃的叙事风格，手法上是以低浮雕、高浮雕为主要表现语素又兼之阴刻阳刻或凹凸并用的石刻方法等表现手法为一体的形式语言。浮雕的表现手段局限在其厚度上，它是在有限的凹凸起伏变化上做文章，一般来讲中国传统的浮雕往往是平起于壁面在同一平面高度上的形体刻画，有一种“平台”的感觉，而法兰西式的浮雕则是强调、重视物体外轮廓边缘的清晰，俄罗斯风格的浮雕是按比例进行空间压缩，近实远虚……任世民综合了几大浮雕类型的表现手段，特别是在高浮雕的手法处理上已接近圆雕，增强了体量感，形体的实在空间，环境的心理空间都被他巧妙地处理在背景与物体之间的空间意识上了。这种高低交错的方式有韵律地将不同的历史画而纵横有度地贯穿在一起。
构图上的扩展与连续性是易于表现在时间上事物的承接关系的，而造型的深度刻画又利于深化主题的在空间中的表现。因此，这组浮雕以时间上的承续关系和浮雕手法的多种方式来处理其空间关系，使得这组群雕双项地展开了对于中国历史上光辉篇章的叙说，这种以时间向空间上徐徐展开的方式犹如史诗。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指出：“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于描绘可能发生的事，即按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陌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亚里斯多德最早触及到诗与史的关系，他认为史是纪录过去的，而诗则是对未来的预言，“草原的史诗”在史与诗的交替之中生成的是对于中华悠久文明闪光点的追叙，和对于中华民族未来的进步与发展的畅想。在这时间与空间的交合之中，任世民清醒地掌控了自己的空间意识，并采用艺术的语言凝固、强化了这种空间，使之与心理场和环境场交融一体，调高而意厚，是一种对历史的抒怀。这种抒怀方式被他落实在了这具有叙事性、表现性和装饰性的《草原的史诗》的空间意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