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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首先从农村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的现象出发引出本文的话题，即这一现象实际是新一轮的城市对农村的剥削——代际之间的单向剥削的必然结果。随后将现在新出现的这种代际关系与传统代际关系对比，并分析出现这种现象产生的诸多社会原因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对我们社会的危害，呼吁建立正确的代际关系模式，维护社会的传统伦理道德，完善我国的传统家庭“养老”模式。
[关键词] 代际剥削 单向 农村 城市
一、引言
近年来，关于农村“空巢”老人的研究层出不穷，而必与“空巢”老人捆绑在一起则是“留守儿童”。咋看之下并不能体味出这其中所反映的传统社会关系被颠覆，但通过抽丝剥茧的观察我们不难发现这实质上是现代化的城市对传统农村的新一轮剥削。据社科院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农村“空巢”老年家庭已达到38.3%，而这一数据由于地区分布的不同还有较大差异。笔者在重庆市云阳县（国家级贫困县，有大量外出务工人员）周边农村针对100个家庭做的小规模调查显示其中有62%为“空巢”家庭，而在这些空巢家庭中又有85%的家庭是以“空巢”老人加“留守儿童”的组合出现的。曾经生机勃勃自给自足的农村如今在飞速发展的城市映照下显得一片凋敝，曾经人们农忙后谈天说地的天井如今也已杂草丛生，就连许多的老宅子都已坍塌无人翻修。如今的农村，有的只是佝偻着背的老妪在自家门前的地里种点儿应季的粮食和蔬菜，有的只是半大的孩童每天背着书包起早贪黑去上学的身影。没有的大概是曾经集体劳作时，包产到户时的干劲儿和生气吧。经过对“空巢”老人的访谈发现，他们经济来源的大部分并不依托于其子女，而是吃自家种的粮食若有结余还能到城里卖个不错的价钱。他们大都承担着养育孙子的责任，而且很多膝下还不止一个孙子，孙子们的学费和生活费由在外工作的子女按月寄回，但都只是保障基本的生活。老人们一方面嘴里念叨着帮子女带孩子的繁琐辛劳，一方面却又觉得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从这样一个小小的调查中我们不难发现，在我们国家经历着一场经济、社会的巨变时，我们每一个个体都无可避免的被波及。就算是生活在遥远西部的偏远农村，也在被无可奈何地卷入这场声势浩大的变革中。只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身为“无名小卒”的他们，因为我们的城市、我们的GDP飞速发展的基础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他们的子女的剥削。这是城市对农村的剥削，更重要的是，他们本身又在经历的或正在承受是城市对农村剥削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代际之间的剥削，且这次剥削方变为了他们远在城市务工或生活的子女。
二、单向代际剥削的具体表现形式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经济制度由封闭走向开放，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这一系列经济基础的变革自然也引起了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当然这场转变最先在沿海城市地区，随后层层深入内地，最后终于冲破了中国传统稳定社会的最后一道屏障，进入农村地区。于是在消费主义、金钱主义、实用主义等价值观的利益驱动下，大批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纷纷涌入城市，挥洒他们的青春和汗水，于是我们看到了城市的高楼大厦在他们手上拔地而起，于是我们看到了“中国制造”横扫全球市场。可是由于都是从事的最低端最机械的工种且中国庞大的劳动力基数，他们所得到的微薄薪水与他们的辛勤付出是极不对等的，但再差也好过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于是我们的资本迅速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城市对农村的剥削，即剥削农村的劳动力及其剩余价值。而当这些青壮年劳动力在外辛勤工作时，家里只剩了他们年迈的父母，父母自然需要将种植孩子的那块土地的责任承担起来。当他们的孩子终于结婚生子时，才发现他们早已爱上了千里之外的花花世界，根本不愿意再回到生他养他的农村。这其中有一部分是抱着夫妻双方趁还壮年时在外多挣点儿钱的想法，于是便把孩子托付给家里的双亲照顾。纵然倍感无奈，但几乎不会有老人会拒绝这个“烫手山芋”，从而形成了农村“空巢”家庭的格局。另外一部分则是在外打工攒够了钱，于是选择在家乡的小县城安居乐业，一是为了城镇更好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水准，二是为了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于是夫妻双方在城里找个工作，虽不至于大富大贵，倒也能在小城镇安定下来。但这样下来，农村的土地继续由年事已高的父母种，子女非但不给父母提供赡养费还经常逢年过节回家带点儿鸡鸭鱼肉、蔬菜粮食，而父母通常为了子女能在城市生活得好千方百计节衣缩食只维持最低生活标准。更有甚者，还反倒需要父母提供金钱支持。由于消费主义大行其道，我们社会的价值观也深受其害。现在社会仿佛没有商品房就不具备嫁娶的资格，这种观念也同样渗入农村，许多年轻夫妻并没有累积足够的金钱在城镇购买商品房，于是老人还得从自己“棺材本”里拿出大笔钱来支付供子女享福的房子。从以上几个分析我们发现，不论是老人帮忙带孙子，还是从老人手上获取实物或金钱的支持，都体现了城市对农村新的形式的剥削——代际之间的剥削。且主要是指子女对父母的单向的代际剥削。
三、与传统代际关系对比浅析单向代际剥削形成原因
就狭义的角度来说代际关系即就单个家庭内部而言，指家庭中因血缘和姻缘而产生的关系、即亲代与子代的关系。“涵盖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物质与精神、经济与文化等诸方面。代际关系通常是指代与代之间通过资源的分配与共享、情感的交流和沟通以及道德义务的意识与承担等诸多中间媒介，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呈现出不同态度的胶着状态。实质上，代际关系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中是权利与义务对等的体现，是相互的保障关系。”中国传统的代际关系式亲代抚养子代成长，待子代成年之后，反过来赡养年老体弱已丧失劳动力的亲代，这是一种基于公平原则的双向交流、双向平衡的“哺育”与“反哺”的关系，责任与义务对等的代际交换关系，正如费孝通先生说的是一种“反馈模式”。但是，现代化、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给家庭代际关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这种冲击是面向我们每一个个体，但相较而言，城市的老人由于很多都拥有退休金养老金等稳定收入或者最低生活保障等，他们生活得相对比较容易，而农村老人除了靠他们自己辛勤劳作并不能指望子女什么，反而他们还要竭尽所能为子女操劳一辈子，这种自古以来维持的双向平衡被打破了。
若是去深入探究发生这一系列改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传统农村社区内，家庭组织形式多为联合大家庭，子女与父母一直都生活在一起，且家庭承担了生产、生活、消费、赡养老人等诸多功能，子女与父母的血缘关系非常稳固和亲密。但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子女早早离开家，对上一代的依赖大大减弱，家庭的许多功能也明显衰落或外移，使代际之间的血缘纽带变得不似传统社会那样紧密和重要了，尤其是在子女心中。因而子女对其的剥削就显得心安理得了。其次是社会转型时期家庭权威的弱化和失落。可以认为，改革开放的前期中国社会是以传统权威为主的，这是由于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和小农意识的普遍存在，为传统权威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所以在传统农村社会下，家中老年人由于其是家庭的经济支柱、财产的拥有者、丰富农耕经验的占有者而具有绝对权力和权威。但随着商品意识、市场意识和公民意识的觉醒，原有的权威受到巨大的冲击，由于老人并不具有经济上的和新兴知识上的优势，也跟不上外面世界变化的速度，因为失落了家庭中的权威地位。在此基础上，子女便更加肆无忌惮地从老人身上攫取利益。再次是由于传统人生观、孝道观的变化。中国传统农村社区内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孝顺”被看作评判一个人道德与否的基本标准，而由于生活在熟人社会中，而一旦被认为不孝顺，周围人们的口耳相传也会作为一个强大的舆论压力施加到子女身上。但现代社会下，由于子女走出了农村，接受了相对比较以自我为主体的价值观且不受村里舆论压力的束缚，因此其对父母的剥削显得更堂而皇之。当然，政府政策又为这种情况的产生引入了一个新的变量——计划生育，随着计划生育地推进，农村家庭的孩子也不及传统家庭下多，在中国社会下，父母自古是倾尽全力为了子女，由于孩子数量的减少，父母更愿意为了子女付出，甚至将孙子看作子女的影子进行抚养。最后，不可否认，现实生活中老人们其实更多的时候是自愿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准满足孩子的需求的，即“心甘情愿被剥削”。即使老人到了需要帮助的时候，出于尽量减少孩子的负担的责任感，他们会通过降低生活标准、减少需求等途径，尽量依靠自己的能力来解决生存需求，来达到减轻家庭养老负担的目的。家族的绵延在每个中国人的心目中是一个永远不可脱节的情节。正是这样的情节使他们永远不忘对子孙的责任。所以他们总是不计回报地付出、而对待子女的“剥削”则选择宽容。
四、单向代际剥削的社会危害
那么，这样一种代际间的剥削会带来怎样的危害呢？毫无疑问，首先是加重老人的负担，农村老人本就由于过度操劳身体更加不好，且农村医疗条件环境卫生都相对落后，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 (转第197页)(接第205页)还要为子女输出实物、钱财或者抚养孙子，不论对老人的身体负荷还是心理压力都是不小的挑战；其次，这样的一种导向不仅是推动了城市对农村新的剥削，使本已凋敝的农村更加破败，而且这种剥削还是通过年轻人来剥削老年人这种最残酷的方式实现，反应出我们这个社会的冷酷无情甚至是道德的沦丧；再次，是对传统农村家庭养老的一次巨大挑战，由于我国农民人数巨大，不具备社区养老的巨大财力和物力基础，因此一直以来在农村社会推崇的是传统家庭式养老。但这种代际剥削的出现，非但没有使老人安享晚年，反而加重了老人的负担，因此对我国的养老保障事业提出了巨大的考验。最后，这是对传统儒家文化下“孝道”的一种消解，是向目前社会少部分精英群体所建构的消费主义、拜金主义价值观的妥协和屈服，甚至是向社会传递一种并不健康的价值观。传统中固然有很多糟粕是应当摒弃的，但其中那些曾让我们觉得光荣和骄傲的伦理和价值美德不应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而消解，从历史的进程来看，代与代之间并不彼此隔绝或是单向索取，而是一个互相依存互相支撑的整体，有着割不断的联系。目前，在我国绝大部分农村地区，“家庭养老”仍然是最普遍的养老模式，但随着新一轮“单向代际剥削”的实现，使农村老人的权力地位急速下降进而可能导致其老无所依，对农村老人而言，这将是物质和精神上双重的巨大打击，这也不利于我们实现和谐社会“老有所养”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李瑞芬, 蒋宗凤 空巢家庭问题探析 北京教育学院学报, 2006;20 (3) : 40-3
2， 罗芳; 彭代彦; 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空巢”家庭养老影响的实证分析 中国农村经济 2007年第6期
3， 董之鹰. 社会转型期的代际关系研究[A ] ,中国社会学会 2002年年会论文集[C]. 兰州:西北师范大学、甘肃社会科学院, 2002, (7) : 127—139.
4， 费孝通. 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3,(03) .
5. 肖倩 农村家庭养老问题与代际权力关系变迁——基于赣中南农村的调查 人口与发展. 2010年第6期
6. 贺雪峰. 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动及其影响[J]. 江海学刊, 2008,(04) . ■
[关键词] 代际剥削 单向 农村 城市
一、引言
近年来，关于农村“空巢”老人的研究层出不穷，而必与“空巢”老人捆绑在一起则是“留守儿童”。咋看之下并不能体味出这其中所反映的传统社会关系被颠覆，但通过抽丝剥茧的观察我们不难发现这实质上是现代化的城市对传统农村的新一轮剥削。据社科院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农村“空巢”老年家庭已达到38.3%，而这一数据由于地区分布的不同还有较大差异。笔者在重庆市云阳县（国家级贫困县，有大量外出务工人员）周边农村针对100个家庭做的小规模调查显示其中有62%为“空巢”家庭，而在这些空巢家庭中又有85%的家庭是以“空巢”老人加“留守儿童”的组合出现的。曾经生机勃勃自给自足的农村如今在飞速发展的城市映照下显得一片凋敝，曾经人们农忙后谈天说地的天井如今也已杂草丛生，就连许多的老宅子都已坍塌无人翻修。如今的农村，有的只是佝偻着背的老妪在自家门前的地里种点儿应季的粮食和蔬菜，有的只是半大的孩童每天背着书包起早贪黑去上学的身影。没有的大概是曾经集体劳作时，包产到户时的干劲儿和生气吧。经过对“空巢”老人的访谈发现，他们经济来源的大部分并不依托于其子女，而是吃自家种的粮食若有结余还能到城里卖个不错的价钱。他们大都承担着养育孙子的责任，而且很多膝下还不止一个孙子，孙子们的学费和生活费由在外工作的子女按月寄回，但都只是保障基本的生活。老人们一方面嘴里念叨着帮子女带孩子的繁琐辛劳，一方面却又觉得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从这样一个小小的调查中我们不难发现，在我们国家经历着一场经济、社会的巨变时，我们每一个个体都无可避免的被波及。就算是生活在遥远西部的偏远农村，也在被无可奈何地卷入这场声势浩大的变革中。只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身为“无名小卒”的他们，因为我们的城市、我们的GDP飞速发展的基础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他们的子女的剥削。这是城市对农村的剥削，更重要的是，他们本身又在经历的或正在承受是城市对农村剥削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代际之间的剥削，且这次剥削方变为了他们远在城市务工或生活的子女。
二、单向代际剥削的具体表现形式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经济制度由封闭走向开放，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这一系列经济基础的变革自然也引起了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当然这场转变最先在沿海城市地区，随后层层深入内地，最后终于冲破了中国传统稳定社会的最后一道屏障，进入农村地区。于是在消费主义、金钱主义、实用主义等价值观的利益驱动下，大批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纷纷涌入城市，挥洒他们的青春和汗水，于是我们看到了城市的高楼大厦在他们手上拔地而起，于是我们看到了“中国制造”横扫全球市场。可是由于都是从事的最低端最机械的工种且中国庞大的劳动力基数，他们所得到的微薄薪水与他们的辛勤付出是极不对等的，但再差也好过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于是我们的资本迅速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城市对农村的剥削，即剥削农村的劳动力及其剩余价值。而当这些青壮年劳动力在外辛勤工作时，家里只剩了他们年迈的父母，父母自然需要将种植孩子的那块土地的责任承担起来。当他们的孩子终于结婚生子时，才发现他们早已爱上了千里之外的花花世界，根本不愿意再回到生他养他的农村。这其中有一部分是抱着夫妻双方趁还壮年时在外多挣点儿钱的想法，于是便把孩子托付给家里的双亲照顾。纵然倍感无奈，但几乎不会有老人会拒绝这个“烫手山芋”，从而形成了农村“空巢”家庭的格局。另外一部分则是在外打工攒够了钱，于是选择在家乡的小县城安居乐业，一是为了城镇更好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水准，二是为了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于是夫妻双方在城里找个工作，虽不至于大富大贵，倒也能在小城镇安定下来。但这样下来，农村的土地继续由年事已高的父母种，子女非但不给父母提供赡养费还经常逢年过节回家带点儿鸡鸭鱼肉、蔬菜粮食，而父母通常为了子女能在城市生活得好千方百计节衣缩食只维持最低生活标准。更有甚者，还反倒需要父母提供金钱支持。由于消费主义大行其道，我们社会的价值观也深受其害。现在社会仿佛没有商品房就不具备嫁娶的资格，这种观念也同样渗入农村，许多年轻夫妻并没有累积足够的金钱在城镇购买商品房，于是老人还得从自己“棺材本”里拿出大笔钱来支付供子女享福的房子。从以上几个分析我们发现，不论是老人帮忙带孙子，还是从老人手上获取实物或金钱的支持，都体现了城市对农村新的形式的剥削——代际之间的剥削。且主要是指子女对父母的单向的代际剥削。
三、与传统代际关系对比浅析单向代际剥削形成原因
就狭义的角度来说代际关系即就单个家庭内部而言，指家庭中因血缘和姻缘而产生的关系、即亲代与子代的关系。“涵盖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物质与精神、经济与文化等诸方面。代际关系通常是指代与代之间通过资源的分配与共享、情感的交流和沟通以及道德义务的意识与承担等诸多中间媒介，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呈现出不同态度的胶着状态。实质上，代际关系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中是权利与义务对等的体现，是相互的保障关系。”中国传统的代际关系式亲代抚养子代成长，待子代成年之后，反过来赡养年老体弱已丧失劳动力的亲代，这是一种基于公平原则的双向交流、双向平衡的“哺育”与“反哺”的关系，责任与义务对等的代际交换关系，正如费孝通先生说的是一种“反馈模式”。但是，现代化、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给家庭代际关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这种冲击是面向我们每一个个体，但相较而言，城市的老人由于很多都拥有退休金养老金等稳定收入或者最低生活保障等，他们生活得相对比较容易，而农村老人除了靠他们自己辛勤劳作并不能指望子女什么，反而他们还要竭尽所能为子女操劳一辈子，这种自古以来维持的双向平衡被打破了。
若是去深入探究发生这一系列改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传统农村社区内，家庭组织形式多为联合大家庭，子女与父母一直都生活在一起，且家庭承担了生产、生活、消费、赡养老人等诸多功能，子女与父母的血缘关系非常稳固和亲密。但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子女早早离开家，对上一代的依赖大大减弱，家庭的许多功能也明显衰落或外移，使代际之间的血缘纽带变得不似传统社会那样紧密和重要了，尤其是在子女心中。因而子女对其的剥削就显得心安理得了。其次是社会转型时期家庭权威的弱化和失落。可以认为，改革开放的前期中国社会是以传统权威为主的，这是由于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和小农意识的普遍存在，为传统权威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所以在传统农村社会下，家中老年人由于其是家庭的经济支柱、财产的拥有者、丰富农耕经验的占有者而具有绝对权力和权威。但随着商品意识、市场意识和公民意识的觉醒，原有的权威受到巨大的冲击，由于老人并不具有经济上的和新兴知识上的优势，也跟不上外面世界变化的速度，因为失落了家庭中的权威地位。在此基础上，子女便更加肆无忌惮地从老人身上攫取利益。再次是由于传统人生观、孝道观的变化。中国传统农村社区内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孝顺”被看作评判一个人道德与否的基本标准，而由于生活在熟人社会中，而一旦被认为不孝顺，周围人们的口耳相传也会作为一个强大的舆论压力施加到子女身上。但现代社会下，由于子女走出了农村，接受了相对比较以自我为主体的价值观且不受村里舆论压力的束缚，因此其对父母的剥削显得更堂而皇之。当然，政府政策又为这种情况的产生引入了一个新的变量——计划生育，随着计划生育地推进，农村家庭的孩子也不及传统家庭下多，在中国社会下，父母自古是倾尽全力为了子女，由于孩子数量的减少，父母更愿意为了子女付出，甚至将孙子看作子女的影子进行抚养。最后，不可否认，现实生活中老人们其实更多的时候是自愿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准满足孩子的需求的，即“心甘情愿被剥削”。即使老人到了需要帮助的时候，出于尽量减少孩子的负担的责任感，他们会通过降低生活标准、减少需求等途径，尽量依靠自己的能力来解决生存需求，来达到减轻家庭养老负担的目的。家族的绵延在每个中国人的心目中是一个永远不可脱节的情节。正是这样的情节使他们永远不忘对子孙的责任。所以他们总是不计回报地付出、而对待子女的“剥削”则选择宽容。
四、单向代际剥削的社会危害
那么，这样一种代际间的剥削会带来怎样的危害呢？毫无疑问，首先是加重老人的负担，农村老人本就由于过度操劳身体更加不好，且农村医疗条件环境卫生都相对落后，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 (转第197页)(接第205页)还要为子女输出实物、钱财或者抚养孙子，不论对老人的身体负荷还是心理压力都是不小的挑战；其次，这样的一种导向不仅是推动了城市对农村新的剥削，使本已凋敝的农村更加破败，而且这种剥削还是通过年轻人来剥削老年人这种最残酷的方式实现，反应出我们这个社会的冷酷无情甚至是道德的沦丧；再次，是对传统农村家庭养老的一次巨大挑战，由于我国农民人数巨大，不具备社区养老的巨大财力和物力基础，因此一直以来在农村社会推崇的是传统家庭式养老。但这种代际剥削的出现，非但没有使老人安享晚年，反而加重了老人的负担，因此对我国的养老保障事业提出了巨大的考验。最后，这是对传统儒家文化下“孝道”的一种消解，是向目前社会少部分精英群体所建构的消费主义、拜金主义价值观的妥协和屈服，甚至是向社会传递一种并不健康的价值观。传统中固然有很多糟粕是应当摒弃的，但其中那些曾让我们觉得光荣和骄傲的伦理和价值美德不应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而消解，从历史的进程来看，代与代之间并不彼此隔绝或是单向索取，而是一个互相依存互相支撑的整体，有着割不断的联系。目前，在我国绝大部分农村地区，“家庭养老”仍然是最普遍的养老模式，但随着新一轮“单向代际剥削”的实现，使农村老人的权力地位急速下降进而可能导致其老无所依，对农村老人而言，这将是物质和精神上双重的巨大打击，这也不利于我们实现和谐社会“老有所养”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李瑞芬, 蒋宗凤 空巢家庭问题探析 北京教育学院学报, 2006;20 (3) : 40-3
2， 罗芳; 彭代彦; 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空巢”家庭养老影响的实证分析 中国农村经济 2007年第6期
3， 董之鹰. 社会转型期的代际关系研究[A ] ,中国社会学会 2002年年会论文集[C]. 兰州:西北师范大学、甘肃社会科学院, 2002, (7) : 127—139.
4， 费孝通. 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3,(03) .
5. 肖倩 农村家庭养老问题与代际权力关系变迁——基于赣中南农村的调查 人口与发展. 2010年第6期
6. 贺雪峰. 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动及其影响[J]. 江海学刊, 2008,(0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