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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塔哥尼亚是否真的如博尔赫斯所描述的“一无所有”和“荒凉沉寂”？跟随作者踏上纵贯南北长达两千多公里高原中极富盛名的巴里洛切，看他用生动的笔触，展示当地的草木、湖泊和生灵，及寻常事物背后我们所不熟悉的历史和文化。
天上的高乔一前一后，两辆老式皮卡——后面一辆蓝色的是福特，被前面一辆牵引着，噼噼啪啪一路宣泄着废气的烟幕；前面一辆白色的，仿佛刚刚从汽车公墓中溜出的幽灵，周身遍布僵尸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酷爱的污迹与锈痕，它甚至没有厂牌，后视镜和门把手也都是自制的，洋铁铺的手艺。它们磨磨蹭蹭，正试图翻越阿根廷巴塔哥尼亚高原北部的一座山丘，两条狗不紧不慢地追赶。
“我到过那儿，”几十年前，豪尔斯·路易斯·博尔赫斯对前去布宜诺斯艾利斯拜访他的美国游记作家保罗·索鲁说道，“但我不喜欢。我还是会告诉你，那是一个荒凉沉寂的地方，非常荒凉的地方”，“巴塔哥尼亚什么也没有，它不是撒哈拉，但相似到你几乎可以在阿根廷到达撒哈拉。没有，巴塔哥尼亚什么也没有。”当时，保罗·索鲁尚未写出《老巴塔哥尼亚快车》，但在日后的那本书里，他却非常赞同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的观点，“这地方空洞到令人瞠目结舌，博尔赫斯称之为荒凉沉寂；不，不是荒凉，而是近乎一无所有，上头根本没有足够的东西以形成气氛”，“要是一个人花好几个月的时间独自旅行，来到巴塔哥尼亚，然后不觉得自己是做了相当愚蠢的事，恐怕不可能”。
我眼前的景色，似乎并未辜负博尔赫斯与保罗·索鲁的描述。除了作为入侵树种的松树挺拔且常绿，欧洲移民抵达之前已扎根于此的那些原生树种——大多数是灌木——都尽量维持低矮的姿态且抱成一团，以便应对时速或高于110公里的狂风。坐在我身边的野生鸟类专家罗伦佐·辛普森（Lorenzo Sympson），指点着不远处一株几乎匍匐生长的南青冈科小树：那儿就是风最大的地方。
时值南半球初秋，原生树种群落正顺势而为，将叶片染作深浅不一的红色或黄色，静候数周之后彻底的萧瑟，也就是博尔赫斯排在荒凉之后的那个词——“沉寂”。我们的汽车在碎石不断蹦跳着叩问底盘的即兴爵士乐曲中超过两辆皮卡，停了下来，但保持着礼貌且安全的距离。我们离开汽车，退回去与皮卡司机打招呼。1519年，当追随麦哲伦来到南美洲南部的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皮加费塔，在大西洋沿岸今日安里瓦达维亚海军准将城一带的海滩上留下巨大的脚印，并以此命名巴塔哥尼亚时，脚穿笨重的鹿皮鞋、依然使用着石器时代技术的印第安人是这片高原的主人。而如今，欧洲各国移民的后裔继承了“巨足”，他们花了几百年时间，尽力为起起伏伏的荒凉增添一点农业的气氛。罗伦佐有个妹妹定居在附近，虽然眼前的山丘距离内格罗河省的绿洲城市圣卡洛斯一德巴里洛切（San Carlos de Bariloche）不过半小时车程，但在生活方式上，却相差一两个世纪。罗伦佐的妹妹不使用任何电器，所有劳作均依赖手工或马匹，当有人问起，是否感到无聊时，她如此回答：每天忙都忙不过来，怎么会感到无聊。在这片西倚安第斯山脉，东部向大西洋敞开，北抵科罗拉多河，南至美洲大陆南端合恩角，南北长达两千多公里的高原上，选择定居便是选择更贴近自然节奏的生活，也是被城里人视为浪费时间的生活——许多时候，你一天只能做一件事情，比如去趟超市。
离开不知所措的皮卡司机之后，汽车煞有介事地开了两百米，而后再度停靠路边。司机端出马黛茶，请所有人以同一根吸管轮流饮用——噢，原来是茶歇时间，尽管我们刚刚出发不到半小时。马黛茶的饮用习惯源自印第安人，这种冬青科常绿灌木的苦涩叶片有助于弥补饮食结构中缺少蔬菜造成的维生素匮乏，西班牙殖民者到来之后，迅速对其表现出浓烈兴趣，耶稣会遂将野生灌木移入种植园，经以大规模生产取代低效率的森林采摘，使得马黛茶日后跻身阿根廷生活方式标志之物成为可能。当高乔人——印第安人与西班牙人相互强奸制造的混血人种——现身于南美大陆的时候，他们已经习惯于借由马黛茶开始一天的“悲催生活”。
马黛茶杯在灌木丛间传递。我们围着一只犰狳留下的洞口，大胆啜饮沾满彼此口水的吸管，为这份获取自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地区之一的友谊点赞。没错，马黛茶拥有强大的社交功能，尽管致力推销它的现代商人总是强调其含有包括12种维生素在内的196种活性营养物质，其对于健康的价值远远超越任何其他可食用植物之类的电视购物辞令，但他们显然忽略了真正的重点一马黛茶就是阿根廷版不插电的“脸书”，它极富亲和力，用户黏性极大，友谊的转换率也极高。
罗伦佐乐于为我介绍荒凉气氛中的一草一木，比如可以加工成洗发香波甚至饮料的帕拉梅拉（Bammda），那是山坡上随处可见的羽状香草，用手一捻，就会留下浓烈的气味。而缀满红色椭圆浆果的灌木玫瑰果（RosaMosqueta），则堪称巴塔哥尼亚主妇闺蜜，它被制成多种美容产品。不过，在马丁·菲耶罗一面亲吻酒盅，一面高唱“一旦我自由自在，田野上鲜花盛开”的年代，南美居民尚未见到玫瑰果的身影，这种植物是由日后逃离欧洲战场的德国人带来的。巴塔哥尼亚高原的植物谱系恰如高乔人种，不乏殖民过程之造设。除了无心插柳，欧洲移民更是有意栽花，他们为阿根廷添了几百个世界一流的葡萄园、果园和甘蔗园。一如保罗·索鲁所说，威尔士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来到这里，“从此销声匿迹，把他们的文化运进山谷里，再不管外部世界的纷纷扰扰”，仅在巴塔哥尼亚，南欧后裔便创造出了美洲南部的葡萄酒纬度纪录。 浇灌茶叶的热水壶差不多见了底，我们上车，继续去山里辗转。这次开得较远，我们途经季节性干涸的小湖，路过每周仅有一趟火车的站台，直至一条沙土小路的尽头。温度很低，罗伦佐戴上了手套。风高物燥，景致显现出简单骇人的原型——如果不是身边铺有那条穿越巴塔哥尼亚的老式铁路，眼前的地貌应与史前无异，公元前五万年亚洲猎人穿过白令海峡之后见到的世界，肯定与此相去不远。整株树干或整根铁轨充任的电线杆以贾科梅蒂作品的方式倾斜着，与黄色灌木匍匐的方向一致，远远望去，它们凑成了一具蒸汽时代幸存的恐龙骨架，残破而疏离。一百年前，这副骨架曾经彻底改变了阿根廷，英国人铺设的铁轨将一批又一批移民送往羊驼都不愿意前去的地方，使得这个国家在20世纪初叶迅速成为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而今天，只有遥远的秃鹫依然守望着怀旧电影道具似的铁轨，它那极低的使用率正在将荒凉沉寂的气氛一点一点归还自然。
借助望远镜，我望见了几公里开外一只气定神闲的秃鹫。它盘踞于山崖顶端，应该有一米多高，三十几磅重，脖子上系一条毛绒绒的白色围巾，身披类似斗篷的黑色蓬秋——对，它的打扮与热衷装饰的高乔人还真是有几分相像——唯一不同的是它没戴礼帽，露出了好勇斗狠的秃顶。由此可见，它算是一名老炮，因为年轻雄性秃鹫的脖子上没有白毛，雌心秃鹫则周身灰褐。事实上，好勇斗狠只是大多数人对于秃鹫的误解，它并不主动袭击猎物，它喜欢吃现成的东西，比如其他物种的尸体。秃鹫喜欢把崖顶当作虎皮交椅，一览众山之小，却绝无法西斯情怀，因为那不过是擅用气流的癖好使然。“天上的高乔”颇为欣赏这一绿色环保、节约能源的好办法，它们甚至将自己的公寓也按揭在风化的崖壁石穴中。
除了秃鹫，巴塔哥尼亚高原还生存着多种鹰隼，比如同样只吃死尸的黑美洲鹫，以及死的活的通吃的凤头尸鹰。它们常厮混在一起，蹲在路边的土堆上守株待兔——它们的确是在等待野兔而非戈多，它们业已领悟如何利用人类的存在方便地获取食物，那些没头没脑飞驰而过的汽车便是最好的“株”，中国人的寓言完全失效，川流不息的公路一如麦当劳柜台，源源不断地为懒得捕猎的猛禽提供立等可取的汉堡。
甜上加甜
抵达圣卡洛斯一德巴里洛切的那天，从机场前往二十五公里开外的蛲蛲度假村（Llao Llao Hotel&Resort，Golf-Spa）的路上，我迅速理解了为什么布宜诺斯艾利斯有钱人喜欢在这里安置第二个家。虽然博尔赫斯将巴塔哥尼亚与撒哈拉相类比，但实际上，这片高原多有森林、湖泊与冰川，而圣卡洛斯一德巴里洛切则将三者集于一身，冰川深凿的大湖与积雪覆盖的山峰如影随形，森林点缀其间。
天气不好，巴塔哥尼亚高原显示出其幽暗压抑的一面。不过，“幽暗本来就是阿根廷气质的一部分”，一如保罗·索鲁的判断，“那并非一种戏剧化的幽暗，而是灵魂的潮湿，是移民人士在远离家乡下雨的午后所感受到的卑微忧郁”。然而，一场雨后，浓烈的夕光又为一切镀上一层薄金，灵魂的潮湿换作视觉的狂喜，尤其是那些细瘦钻天的本地白杨，它们作为湖岸防风林木而被成片栽种，身上披挂的明黄秋叶并不比奥地利象征主义艺术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笔下的金雨逊色。
勾留湖区期间，我先后落宿于三家酒店，蛲蛲度假村无疑是最好的一处。它的内部气氛让我想起托马斯·曼的《魔山》，外部景致则更是独一无二：脚踩山坡，纳韦尔瓦皮湖（Lake Nahuel Huapi）、莫雷诺湖（Lake Moreno）、特罗纳多峰（TronadorMountain）与洛佩茨峰（Cerro Lopez）高高低低将其簇拥环抱，也就是说，它像一台VR摄影机，拥有360°风光视野。
“蛲蛲”为我所译，用其高直本意。“蛲蛲者易缺，皎皎者易污”，这句世故的中国老话并不适合此地——我之所见，唯有雪顶蛲蛲，水月皎皎，不缺亦不污。而Llao Llao在当地语言中的原意，却是“甜上加甜”，原住民借此形容一种蘑菇的味道。我的卧室正对湖湾，水畔草甸与林木，有时属于鹦鹉，有时属于草雁，一群又一群，无时无刻不显现自然的黏稠甜蜜。
清晨时分，皎皎者尚未褪去，妖仙的雾气已从湖里冒出来，她们紧贴湖面，低矮地徘徊，以芭蕾舞拼命想要模仿而不可得的一种步调，倾斜、推移、回转，动作不多，却变化无穷，轻盈而无肉欲之感。许是微风，许是渐渐回升的热量，将她们推来搡去，使她们来来回回在水面的舞台上方游荡。
我一般这时起床，开始观察粉色调中如何渗入更多阳光，浇筑出三叠雪峰金灿灿的尖顶。湖中近岸处，毛绒绒的高草为金色倒影增添脏而细密的笔触，仿佛保罗·克利正以刮擦的方法处理画面。此刻，眼前的世界仿佛两种时间共存：金灿灿的白昼，以及林间烟云弥漫的暗夜。云雾越来越浓，终于遮去一座山峰，金光亦渐渐变白，倒影变浅，终至明澈。鸟儿此起彼伏地啼鸣。新的一天就这样婉转地开始了。
我花了几天时间体验湖水的乐趣。先是由向导朱利安带去尝试皮划艇。他祖籍意大利卢卡，热爱钓鱼与摄影一是啊，如果没有这两样爱好，简直辜负了这个地方。我们从巴伊亚·洛佩茨（Bahia Lopez）的小港湾出发，划动双桨滑入清澈见底的纳韦尔瓦皮湖。崖顶的积雪融化成崖壁上的瀑布，丰水期时，瀑布多达五六条。朱利安说，冰川的移动与切割造就了纳韦尔瓦皮湖的六个湖岔。我们将皮划艇泊在湖心，开始无所事事——这是高原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享受自然的宁静与时间的缓慢。
当晚，我在度假村室外温泉池里，遇见一对智利年轻人，他们开三小时的车来到这里，住一晚，看看雪山的反面以及银子般的湖畔，然后再回去。作为南锥体（南美洲南端锥形地带）的西部屏障，南北延伸的安第斯山脉曾经构成了历史上旅行和贸易的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而今天，当年驮运白银的骡队消失不见，安第斯已被20世纪的文学与想象塑造为一种乐趣。 好了，似乎扯远了，我们再度操起彩色的船桨，划向不远处密林覆盖的一座岛。美洲杜鹃（Chucao）在阴翳处嘀嘀咕咕，林间也有很多啄木鸟。上岸后，我们穿过玫瑰果点缀的多刺灌木丛，拐向一座小丘的顶部，结果被一块漂亮的黑板拦下。“欢迎来到巴塔哥尼亚！”一位老妪闪出树丛，白衬衫，花围裙，头戴椰子纤维遮阳帽，笑嘻嘻地自称帕奇（Pachi）妈妈。作为意大利后裔的她将我们引向坡顶的一张餐桌，红白相间的格子桌布上面，装饰着随手采摘的浆果与树叶，衬托出四盘手工点心。除马黛茶外，她还准备了由橘子、苹果等多种水果混合而成的本地饮料，以便使莓子饼干与玫瑰果酱饼干的味道“甜上加甜”。
另一种体验由祖籍西班牙的美女向导索菲亚相伴，以披头士乐队的《黄色潜水艇》开场：“在我出生的家乡小镇倨住着一位老船长/他常对我讲起往事……”我们依旧从巴伊亚·洛佩茨出发，跳上一艘白色游艇，船长桑德罗正在播放这首欢快的乐曲。我们恨不得蹦蹦跳跳地启航，不多时便拐入纳韦尔瓦皮湖中一道名为“悲伤”的湖岔（BrazoTristeza），直向其幽僻的尽头驶去，“直到我们找到一片碧绿之海”。
“悲伤”几乎为我们所独享——只有四艘游艇拥有此地通航的执照，但在这一天里，显然见不到其余三艘。驶入“悲伤”未久，手机信号便告中断，唯有自然能够继续运营信息。凌驾于浓绿的乔木层与红褐的灌木层之上的安第斯山雪顶，为神的孩子送出更多可供饮用的瀑布，而雪顶中较为巍峨的一座，却被唤作雷峰（Cerro Tronador），因其不时祭出雪崩，声如鸣雷。索菲亚如数家珍，这边一对是兄弟瀑布，那边一条名为维多利亚，水势更大，蔚然壮观……
“悲伤”尽头现出一片原始森林。出于保护环境的目的，游艇不允许靠岸。桑德罗早准备好一艘无动力摆渡船，那是他以八只汽油桶扎成的浮舟，稳定性极好。我们缓缓上岸，穿过狭窄的石滩便站入一块一米厚的地毯——对，就是那种感觉，异乎寻常得松软，像为欢迎某个国家元首特制，而眼下这块地毯，由苔藓、落叶与蘑菇织成，手艺人名叫时间，无始无终的时间。我们脚踏湿漉漉的时间织物，穿过野猪留下痕迹的小径，走向以第一个到达这里的丹麦人命名的卡斯卡达瀑布（CascadaFrey）。林间披挂出许多淡绿色的须状物，我曾在云南与西藏交界的山地“那宗拉”遇见过类似的寄生植物，纤如丝，飘如絮，仿佛枝桠间的胡须。它被藏人称作“哈达”——如果神真的存在，它应该显现于周围的一切事物之中。而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看，它实际上又是环境是否优越的试金石，一丁点污染即足以令其消失。
我们跨过一条溪流，桑德罗指着水中的黑影，告诉我们那是鳟鱼。巴塔哥尼亚高原的水域中盛产彩虹鳟鱼、栗色鳟鱼与溪流鳟鱼，也是鲑鱼、河鲈和巴塔哥尼亚银镜鱼的天下。鳟鱼喜欢逆流而上，尽管不远处沿着石壁波折而下的瀑布是它们冒险事业的尽头，它们无法飞跃U形障碍的顶端，但黑影们依旧默默努力着，尤其是在那些喜欢议论嘲笑的候鸟已动身前往北美的寂静时刻——“我喜欢你是寂静的。”聂鲁达如此写道。
有名的与没名的
“我告诉孩子们，自然界的动物，只要没有名字，都是别人的食物。”路易斯以这样的方式解释看上去有点残酷的自然规律。这位热爱美食的意大利后裔，1999年买下皮奥玛霍（Peuma Hue）一带的大块土地，建起白杨庄园（Casa de Los Alamos），以及附近的马场，为的是让他的孩子们从小生活在自然里，长大成人之后对童年怀有童话般的回忆。
白杨庄园就像一张明信片，虽然无法孤立于弱肉强食的生存秩序。我们在品尝了番茄南瓜合烹的汤羹、左近溪流中的鳟鱼以及花园里的莓子制成的甜品后，伴随着班都利亚鸟的鸣叫，打马奔入童话故事里才有的森林。
森林有点潮湿，而且阴冷。我跟在美国加州来的驯马师麦克尼尔的坐骑身后，爬上山坡又降至谷底，随后紧贴湖岸狂奔。欧洲人到来之前，印第安人并不善用马匹，他们仅仅将其视作没有名字的食物。当查科印第安人从西班牙人那里领悟到马匹的重要性后，他们也翻身上马，迅速成为具有侵略性的狩猎部落，并不断兼并边缘部落。而今天，在巴塔哥尼亚的多数地区，马匹依然比路虎更实用。那些棕身、白脸、白蹄的农用器械，稍一奔走，便展现出极其优雅的盛装舞步。近朱者赤——骑马的人与窝在办公室里的人，谁更容易获得高贵的仪态，这不难想象。
马匹是整个美洲传统故事的主角，而当铁路出现之后，许多善恶斗争的故事都挪到了铁轨上，比如邮车大盗布奇·卡西迪（Butch Cassidy）的传奇。在烤肉架餐厅（LaParrillaRestatmant），摄影师激动地指给我看墙上的旧照片：那就是他！布奇·卡西迪是美国西部一个小镇的劫匪头目，他在被警方通缉之后逃亡南美，经历被拍成电影。事实上，巴里洛切也是“二战”后一些纳粹份子的避居之地。甚至有传说称，希特勒金蝉脱壳之后亦匿于此，机场书店里便兜售这样一本书。不管怎样，这一带的确有不少上好的啤酒餐厅，比如松林小屋一般的吉尔伯特（Gilbert），它的啤酒仅以四种原料酿成，只有黄啤、印度黄啤和黑啤三个品种，不供应餐厅及邻里之外的顾客，因为它的生产能力实在有限，三个酿酒桶几乎是作坊的全部家当。而艾尔卡斯柯艺术酒店（El Casco Art Hotel）附近的贝琳娜（Berlina），啤酒品种较多，品质同样不俗，餐厅里顾客不断进进出出，多挂着艺术家的神情。
卡西斯（Cassis）则是巴里洛切的明星餐厅。我在飞机上就认识了女主人玛丽安娜，那张印第安基因凸显的脸，被郑重其事地印在杂志上。我和詹姆斯慕名前往，她的丈夫埃内斯托接待了我们。他闪烁着日耳曼人的透明蓝眼睛，为我们呈上掺入接骨木花的特别香槟，而后又推荐了一款萨尔塔（Saim）出产的白葡萄酒，用来搭配太阳花蔬菜色拉和本地鳟鱼。我们也品尝了一下羊肉，因为埃内斯托声称它一点肥肉都没有，而且包含一股特别的香味。的确如此。只可惜我们错过了狩猎季节，因为其他季节没有野兔供应。我开始羡慕黑美洲鹫与凤头尸鹰，它们永远身处狩猎季节，虽然无法为野兔搭配近乎完美的阿根廷马尔贝克葡萄酒，但哪里又有完美的人生呢？
天上的高乔一前一后，两辆老式皮卡——后面一辆蓝色的是福特，被前面一辆牵引着，噼噼啪啪一路宣泄着废气的烟幕；前面一辆白色的，仿佛刚刚从汽车公墓中溜出的幽灵，周身遍布僵尸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酷爱的污迹与锈痕，它甚至没有厂牌，后视镜和门把手也都是自制的，洋铁铺的手艺。它们磨磨蹭蹭，正试图翻越阿根廷巴塔哥尼亚高原北部的一座山丘，两条狗不紧不慢地追赶。
“我到过那儿，”几十年前，豪尔斯·路易斯·博尔赫斯对前去布宜诺斯艾利斯拜访他的美国游记作家保罗·索鲁说道，“但我不喜欢。我还是会告诉你，那是一个荒凉沉寂的地方，非常荒凉的地方”，“巴塔哥尼亚什么也没有，它不是撒哈拉，但相似到你几乎可以在阿根廷到达撒哈拉。没有，巴塔哥尼亚什么也没有。”当时，保罗·索鲁尚未写出《老巴塔哥尼亚快车》，但在日后的那本书里，他却非常赞同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的观点，“这地方空洞到令人瞠目结舌，博尔赫斯称之为荒凉沉寂；不，不是荒凉，而是近乎一无所有，上头根本没有足够的东西以形成气氛”，“要是一个人花好几个月的时间独自旅行，来到巴塔哥尼亚，然后不觉得自己是做了相当愚蠢的事，恐怕不可能”。
我眼前的景色，似乎并未辜负博尔赫斯与保罗·索鲁的描述。除了作为入侵树种的松树挺拔且常绿，欧洲移民抵达之前已扎根于此的那些原生树种——大多数是灌木——都尽量维持低矮的姿态且抱成一团，以便应对时速或高于110公里的狂风。坐在我身边的野生鸟类专家罗伦佐·辛普森（Lorenzo Sympson），指点着不远处一株几乎匍匐生长的南青冈科小树：那儿就是风最大的地方。
时值南半球初秋，原生树种群落正顺势而为，将叶片染作深浅不一的红色或黄色，静候数周之后彻底的萧瑟，也就是博尔赫斯排在荒凉之后的那个词——“沉寂”。我们的汽车在碎石不断蹦跳着叩问底盘的即兴爵士乐曲中超过两辆皮卡，停了下来，但保持着礼貌且安全的距离。我们离开汽车，退回去与皮卡司机打招呼。1519年，当追随麦哲伦来到南美洲南部的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皮加费塔，在大西洋沿岸今日安里瓦达维亚海军准将城一带的海滩上留下巨大的脚印，并以此命名巴塔哥尼亚时，脚穿笨重的鹿皮鞋、依然使用着石器时代技术的印第安人是这片高原的主人。而如今，欧洲各国移民的后裔继承了“巨足”，他们花了几百年时间，尽力为起起伏伏的荒凉增添一点农业的气氛。罗伦佐有个妹妹定居在附近，虽然眼前的山丘距离内格罗河省的绿洲城市圣卡洛斯一德巴里洛切（San Carlos de Bariloche）不过半小时车程，但在生活方式上，却相差一两个世纪。罗伦佐的妹妹不使用任何电器，所有劳作均依赖手工或马匹，当有人问起，是否感到无聊时，她如此回答：每天忙都忙不过来，怎么会感到无聊。在这片西倚安第斯山脉，东部向大西洋敞开，北抵科罗拉多河，南至美洲大陆南端合恩角，南北长达两千多公里的高原上，选择定居便是选择更贴近自然节奏的生活，也是被城里人视为浪费时间的生活——许多时候，你一天只能做一件事情，比如去趟超市。
离开不知所措的皮卡司机之后，汽车煞有介事地开了两百米，而后再度停靠路边。司机端出马黛茶，请所有人以同一根吸管轮流饮用——噢，原来是茶歇时间，尽管我们刚刚出发不到半小时。马黛茶的饮用习惯源自印第安人，这种冬青科常绿灌木的苦涩叶片有助于弥补饮食结构中缺少蔬菜造成的维生素匮乏，西班牙殖民者到来之后，迅速对其表现出浓烈兴趣，耶稣会遂将野生灌木移入种植园，经以大规模生产取代低效率的森林采摘，使得马黛茶日后跻身阿根廷生活方式标志之物成为可能。当高乔人——印第安人与西班牙人相互强奸制造的混血人种——现身于南美大陆的时候，他们已经习惯于借由马黛茶开始一天的“悲催生活”。
马黛茶杯在灌木丛间传递。我们围着一只犰狳留下的洞口，大胆啜饮沾满彼此口水的吸管，为这份获取自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地区之一的友谊点赞。没错，马黛茶拥有强大的社交功能，尽管致力推销它的现代商人总是强调其含有包括12种维生素在内的196种活性营养物质，其对于健康的价值远远超越任何其他可食用植物之类的电视购物辞令，但他们显然忽略了真正的重点一马黛茶就是阿根廷版不插电的“脸书”，它极富亲和力，用户黏性极大，友谊的转换率也极高。
罗伦佐乐于为我介绍荒凉气氛中的一草一木，比如可以加工成洗发香波甚至饮料的帕拉梅拉（Bammda），那是山坡上随处可见的羽状香草，用手一捻，就会留下浓烈的气味。而缀满红色椭圆浆果的灌木玫瑰果（RosaMosqueta），则堪称巴塔哥尼亚主妇闺蜜，它被制成多种美容产品。不过，在马丁·菲耶罗一面亲吻酒盅，一面高唱“一旦我自由自在，田野上鲜花盛开”的年代，南美居民尚未见到玫瑰果的身影，这种植物是由日后逃离欧洲战场的德国人带来的。巴塔哥尼亚高原的植物谱系恰如高乔人种，不乏殖民过程之造设。除了无心插柳，欧洲移民更是有意栽花，他们为阿根廷添了几百个世界一流的葡萄园、果园和甘蔗园。一如保罗·索鲁所说，威尔士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来到这里，“从此销声匿迹，把他们的文化运进山谷里，再不管外部世界的纷纷扰扰”，仅在巴塔哥尼亚，南欧后裔便创造出了美洲南部的葡萄酒纬度纪录。 浇灌茶叶的热水壶差不多见了底，我们上车，继续去山里辗转。这次开得较远，我们途经季节性干涸的小湖，路过每周仅有一趟火车的站台，直至一条沙土小路的尽头。温度很低，罗伦佐戴上了手套。风高物燥，景致显现出简单骇人的原型——如果不是身边铺有那条穿越巴塔哥尼亚的老式铁路，眼前的地貌应与史前无异，公元前五万年亚洲猎人穿过白令海峡之后见到的世界，肯定与此相去不远。整株树干或整根铁轨充任的电线杆以贾科梅蒂作品的方式倾斜着，与黄色灌木匍匐的方向一致，远远望去，它们凑成了一具蒸汽时代幸存的恐龙骨架，残破而疏离。一百年前，这副骨架曾经彻底改变了阿根廷，英国人铺设的铁轨将一批又一批移民送往羊驼都不愿意前去的地方，使得这个国家在20世纪初叶迅速成为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而今天，只有遥远的秃鹫依然守望着怀旧电影道具似的铁轨，它那极低的使用率正在将荒凉沉寂的气氛一点一点归还自然。
借助望远镜，我望见了几公里开外一只气定神闲的秃鹫。它盘踞于山崖顶端，应该有一米多高，三十几磅重，脖子上系一条毛绒绒的白色围巾，身披类似斗篷的黑色蓬秋——对，它的打扮与热衷装饰的高乔人还真是有几分相像——唯一不同的是它没戴礼帽，露出了好勇斗狠的秃顶。由此可见，它算是一名老炮，因为年轻雄性秃鹫的脖子上没有白毛，雌心秃鹫则周身灰褐。事实上，好勇斗狠只是大多数人对于秃鹫的误解，它并不主动袭击猎物，它喜欢吃现成的东西，比如其他物种的尸体。秃鹫喜欢把崖顶当作虎皮交椅，一览众山之小，却绝无法西斯情怀，因为那不过是擅用气流的癖好使然。“天上的高乔”颇为欣赏这一绿色环保、节约能源的好办法，它们甚至将自己的公寓也按揭在风化的崖壁石穴中。
除了秃鹫，巴塔哥尼亚高原还生存着多种鹰隼，比如同样只吃死尸的黑美洲鹫，以及死的活的通吃的凤头尸鹰。它们常厮混在一起，蹲在路边的土堆上守株待兔——它们的确是在等待野兔而非戈多，它们业已领悟如何利用人类的存在方便地获取食物，那些没头没脑飞驰而过的汽车便是最好的“株”，中国人的寓言完全失效，川流不息的公路一如麦当劳柜台，源源不断地为懒得捕猎的猛禽提供立等可取的汉堡。
甜上加甜
抵达圣卡洛斯一德巴里洛切的那天，从机场前往二十五公里开外的蛲蛲度假村（Llao Llao Hotel&Resort，Golf-Spa）的路上，我迅速理解了为什么布宜诺斯艾利斯有钱人喜欢在这里安置第二个家。虽然博尔赫斯将巴塔哥尼亚与撒哈拉相类比，但实际上，这片高原多有森林、湖泊与冰川，而圣卡洛斯一德巴里洛切则将三者集于一身，冰川深凿的大湖与积雪覆盖的山峰如影随形，森林点缀其间。
天气不好，巴塔哥尼亚高原显示出其幽暗压抑的一面。不过，“幽暗本来就是阿根廷气质的一部分”，一如保罗·索鲁的判断，“那并非一种戏剧化的幽暗，而是灵魂的潮湿，是移民人士在远离家乡下雨的午后所感受到的卑微忧郁”。然而，一场雨后，浓烈的夕光又为一切镀上一层薄金，灵魂的潮湿换作视觉的狂喜，尤其是那些细瘦钻天的本地白杨，它们作为湖岸防风林木而被成片栽种，身上披挂的明黄秋叶并不比奥地利象征主义艺术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笔下的金雨逊色。
勾留湖区期间，我先后落宿于三家酒店，蛲蛲度假村无疑是最好的一处。它的内部气氛让我想起托马斯·曼的《魔山》，外部景致则更是独一无二：脚踩山坡，纳韦尔瓦皮湖（Lake Nahuel Huapi）、莫雷诺湖（Lake Moreno）、特罗纳多峰（TronadorMountain）与洛佩茨峰（Cerro Lopez）高高低低将其簇拥环抱，也就是说，它像一台VR摄影机，拥有360°风光视野。
“蛲蛲”为我所译，用其高直本意。“蛲蛲者易缺，皎皎者易污”，这句世故的中国老话并不适合此地——我之所见，唯有雪顶蛲蛲，水月皎皎，不缺亦不污。而Llao Llao在当地语言中的原意，却是“甜上加甜”，原住民借此形容一种蘑菇的味道。我的卧室正对湖湾，水畔草甸与林木，有时属于鹦鹉，有时属于草雁，一群又一群，无时无刻不显现自然的黏稠甜蜜。
清晨时分，皎皎者尚未褪去，妖仙的雾气已从湖里冒出来，她们紧贴湖面，低矮地徘徊，以芭蕾舞拼命想要模仿而不可得的一种步调，倾斜、推移、回转，动作不多，却变化无穷，轻盈而无肉欲之感。许是微风，许是渐渐回升的热量，将她们推来搡去，使她们来来回回在水面的舞台上方游荡。
我一般这时起床，开始观察粉色调中如何渗入更多阳光，浇筑出三叠雪峰金灿灿的尖顶。湖中近岸处，毛绒绒的高草为金色倒影增添脏而细密的笔触，仿佛保罗·克利正以刮擦的方法处理画面。此刻，眼前的世界仿佛两种时间共存：金灿灿的白昼，以及林间烟云弥漫的暗夜。云雾越来越浓，终于遮去一座山峰，金光亦渐渐变白，倒影变浅，终至明澈。鸟儿此起彼伏地啼鸣。新的一天就这样婉转地开始了。
我花了几天时间体验湖水的乐趣。先是由向导朱利安带去尝试皮划艇。他祖籍意大利卢卡，热爱钓鱼与摄影一是啊，如果没有这两样爱好，简直辜负了这个地方。我们从巴伊亚·洛佩茨（Bahia Lopez）的小港湾出发，划动双桨滑入清澈见底的纳韦尔瓦皮湖。崖顶的积雪融化成崖壁上的瀑布，丰水期时，瀑布多达五六条。朱利安说，冰川的移动与切割造就了纳韦尔瓦皮湖的六个湖岔。我们将皮划艇泊在湖心，开始无所事事——这是高原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享受自然的宁静与时间的缓慢。
当晚，我在度假村室外温泉池里，遇见一对智利年轻人，他们开三小时的车来到这里，住一晚，看看雪山的反面以及银子般的湖畔，然后再回去。作为南锥体（南美洲南端锥形地带）的西部屏障，南北延伸的安第斯山脉曾经构成了历史上旅行和贸易的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而今天，当年驮运白银的骡队消失不见，安第斯已被20世纪的文学与想象塑造为一种乐趣。 好了，似乎扯远了，我们再度操起彩色的船桨，划向不远处密林覆盖的一座岛。美洲杜鹃（Chucao）在阴翳处嘀嘀咕咕，林间也有很多啄木鸟。上岸后，我们穿过玫瑰果点缀的多刺灌木丛，拐向一座小丘的顶部，结果被一块漂亮的黑板拦下。“欢迎来到巴塔哥尼亚！”一位老妪闪出树丛，白衬衫，花围裙，头戴椰子纤维遮阳帽，笑嘻嘻地自称帕奇（Pachi）妈妈。作为意大利后裔的她将我们引向坡顶的一张餐桌，红白相间的格子桌布上面，装饰着随手采摘的浆果与树叶，衬托出四盘手工点心。除马黛茶外，她还准备了由橘子、苹果等多种水果混合而成的本地饮料，以便使莓子饼干与玫瑰果酱饼干的味道“甜上加甜”。
另一种体验由祖籍西班牙的美女向导索菲亚相伴，以披头士乐队的《黄色潜水艇》开场：“在我出生的家乡小镇倨住着一位老船长/他常对我讲起往事……”我们依旧从巴伊亚·洛佩茨出发，跳上一艘白色游艇，船长桑德罗正在播放这首欢快的乐曲。我们恨不得蹦蹦跳跳地启航，不多时便拐入纳韦尔瓦皮湖中一道名为“悲伤”的湖岔（BrazoTristeza），直向其幽僻的尽头驶去，“直到我们找到一片碧绿之海”。
“悲伤”几乎为我们所独享——只有四艘游艇拥有此地通航的执照，但在这一天里，显然见不到其余三艘。驶入“悲伤”未久，手机信号便告中断，唯有自然能够继续运营信息。凌驾于浓绿的乔木层与红褐的灌木层之上的安第斯山雪顶，为神的孩子送出更多可供饮用的瀑布，而雪顶中较为巍峨的一座，却被唤作雷峰（Cerro Tronador），因其不时祭出雪崩，声如鸣雷。索菲亚如数家珍，这边一对是兄弟瀑布，那边一条名为维多利亚，水势更大，蔚然壮观……
“悲伤”尽头现出一片原始森林。出于保护环境的目的，游艇不允许靠岸。桑德罗早准备好一艘无动力摆渡船，那是他以八只汽油桶扎成的浮舟，稳定性极好。我们缓缓上岸，穿过狭窄的石滩便站入一块一米厚的地毯——对，就是那种感觉，异乎寻常得松软，像为欢迎某个国家元首特制，而眼下这块地毯，由苔藓、落叶与蘑菇织成，手艺人名叫时间，无始无终的时间。我们脚踏湿漉漉的时间织物，穿过野猪留下痕迹的小径，走向以第一个到达这里的丹麦人命名的卡斯卡达瀑布（CascadaFrey）。林间披挂出许多淡绿色的须状物，我曾在云南与西藏交界的山地“那宗拉”遇见过类似的寄生植物，纤如丝，飘如絮，仿佛枝桠间的胡须。它被藏人称作“哈达”——如果神真的存在，它应该显现于周围的一切事物之中。而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看，它实际上又是环境是否优越的试金石，一丁点污染即足以令其消失。
我们跨过一条溪流，桑德罗指着水中的黑影，告诉我们那是鳟鱼。巴塔哥尼亚高原的水域中盛产彩虹鳟鱼、栗色鳟鱼与溪流鳟鱼，也是鲑鱼、河鲈和巴塔哥尼亚银镜鱼的天下。鳟鱼喜欢逆流而上，尽管不远处沿着石壁波折而下的瀑布是它们冒险事业的尽头，它们无法飞跃U形障碍的顶端，但黑影们依旧默默努力着，尤其是在那些喜欢议论嘲笑的候鸟已动身前往北美的寂静时刻——“我喜欢你是寂静的。”聂鲁达如此写道。
有名的与没名的
“我告诉孩子们，自然界的动物，只要没有名字，都是别人的食物。”路易斯以这样的方式解释看上去有点残酷的自然规律。这位热爱美食的意大利后裔，1999年买下皮奥玛霍（Peuma Hue）一带的大块土地，建起白杨庄园（Casa de Los Alamos），以及附近的马场，为的是让他的孩子们从小生活在自然里，长大成人之后对童年怀有童话般的回忆。
白杨庄园就像一张明信片，虽然无法孤立于弱肉强食的生存秩序。我们在品尝了番茄南瓜合烹的汤羹、左近溪流中的鳟鱼以及花园里的莓子制成的甜品后，伴随着班都利亚鸟的鸣叫，打马奔入童话故事里才有的森林。
森林有点潮湿，而且阴冷。我跟在美国加州来的驯马师麦克尼尔的坐骑身后，爬上山坡又降至谷底，随后紧贴湖岸狂奔。欧洲人到来之前，印第安人并不善用马匹，他们仅仅将其视作没有名字的食物。当查科印第安人从西班牙人那里领悟到马匹的重要性后，他们也翻身上马，迅速成为具有侵略性的狩猎部落，并不断兼并边缘部落。而今天，在巴塔哥尼亚的多数地区，马匹依然比路虎更实用。那些棕身、白脸、白蹄的农用器械，稍一奔走，便展现出极其优雅的盛装舞步。近朱者赤——骑马的人与窝在办公室里的人，谁更容易获得高贵的仪态，这不难想象。
马匹是整个美洲传统故事的主角，而当铁路出现之后，许多善恶斗争的故事都挪到了铁轨上，比如邮车大盗布奇·卡西迪（Butch Cassidy）的传奇。在烤肉架餐厅（LaParrillaRestatmant），摄影师激动地指给我看墙上的旧照片：那就是他！布奇·卡西迪是美国西部一个小镇的劫匪头目，他在被警方通缉之后逃亡南美，经历被拍成电影。事实上，巴里洛切也是“二战”后一些纳粹份子的避居之地。甚至有传说称，希特勒金蝉脱壳之后亦匿于此，机场书店里便兜售这样一本书。不管怎样，这一带的确有不少上好的啤酒餐厅，比如松林小屋一般的吉尔伯特（Gilbert），它的啤酒仅以四种原料酿成，只有黄啤、印度黄啤和黑啤三个品种，不供应餐厅及邻里之外的顾客，因为它的生产能力实在有限，三个酿酒桶几乎是作坊的全部家当。而艾尔卡斯柯艺术酒店（El Casco Art Hotel）附近的贝琳娜（Berlina），啤酒品种较多，品质同样不俗，餐厅里顾客不断进进出出，多挂着艺术家的神情。
卡西斯（Cassis）则是巴里洛切的明星餐厅。我在飞机上就认识了女主人玛丽安娜，那张印第安基因凸显的脸，被郑重其事地印在杂志上。我和詹姆斯慕名前往，她的丈夫埃内斯托接待了我们。他闪烁着日耳曼人的透明蓝眼睛，为我们呈上掺入接骨木花的特别香槟，而后又推荐了一款萨尔塔（Saim）出产的白葡萄酒，用来搭配太阳花蔬菜色拉和本地鳟鱼。我们也品尝了一下羊肉，因为埃内斯托声称它一点肥肉都没有，而且包含一股特别的香味。的确如此。只可惜我们错过了狩猎季节，因为其他季节没有野兔供应。我开始羡慕黑美洲鹫与凤头尸鹰，它们永远身处狩猎季节，虽然无法为野兔搭配近乎完美的阿根廷马尔贝克葡萄酒，但哪里又有完美的人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