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极热的一天。”
　　安坐于北大附近这家每日必来的咖啡馆里，周锡瑞喝下一口咖啡，用缓慢、流利的中文回忆起1983年他到中国来做研究的那一个暑假。
　　他骑着自行车从北京前门宾馆出发，任务是送一听罐装咖啡到中国农科院。这是中国女留学生叶娃托他路过北京时带给她父亲的一份礼物。
　　两人相識于俄勒冈大学。当时，周锡瑞和黄宗智等人进行一项有关中国江南农村的课题。在设计访谈问题时，他们想招一个有中国农村生活经验、熟悉中国农民语言和思维方式的中国留学生。有插队经验的考古专业学生叶娃由此加入了项目。
　　“我到了后很口渴，特别想喝一点水。但是，他（叶笃庄）不停地给我倒啤酒，一边说别客气——他觉得你们老外就爱喝啤酒。因为我口太渴了，只好不停地喝啤酒。”
　　后来，周锡瑞得知叶笃庄对他的印象极坏，认为这个老外“是个酒鬼，没水平的”。
　　让他感觉“最逗的”，是叶家两姐妹。她们先在一旁窃窃私语，然后开始不断盘问：他和叶娃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会让你一个外国教授从美国捎咖啡来？……
　　一连串盘问，让貌似林肯的“大胡子”凭空多了很多遐想——嗯，那个中国姑娘会不会对他有那么点意思呢。回到美国后，他展开了行动……
　　1984年，周锡瑞成为中国叶姓家族的一名“洋女婿”。
　　时隔30年，这位闻名国际的汉学家为妻族所撰写的家族史《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中文版在内地正式出版。

《叶》 的诞生

　　从搜集材料准备到《叶》的最终完稿出版，跨越了漫长的20年。
　　直接触动周锡瑞撰写一部中国家族史的，是岳父叶笃庄为两个长居国外的外孙女写的自传。这位农学家、《物种起源》的翻译者回忆了在天津大家庭的童年，求学，恋爱，婚姻，投身抗战事业，在“反右”、“文革”中入狱的人生经历。其中也包括他苦追南开中学“摩登三女郎”之一、女漫画家孙竦10年的浪漫故事。
　　叶笃庄的回忆，也激发了叶家其他几位兄弟对过往的追忆。这个家族人才辈出，有著名科学家、民盟领袖、中共高级干部，每一个人都有丰富的人生故事。
　　从1994到1995年，周锡瑞和妻子叶娃开始着手搜集叶家的几位叔伯和他们子女的口述回忆录，并查询到他们在1930年代就读学校的档案。叶笃庄去世后，身为女儿，叶娃获准从中国农业科学院复印他的个人档案，这份档案包括了1950年代历次政治运动的重要信息。
　　1995年春，他们一路追索，找到了叶家在安庆保留下来的“叶祠”。他们从远房亲戚那里得到了1944年版的、保存完好的《叶氏族谱》。作为家族历史上“最光宗耀祖”的一员，有关叶坤厚、叶伯英的年谱非常详细。

一个新鲜的西红柿

　　对叶姓家族成员的口述采访主要由叶娃完成。周锡瑞则一边听她的采访录音，一边做笔记，提出需要进一步补充采访的问题。如果有需要，他也会和叶娃一道去采访。
　　据周锡瑞回忆，小小的录音带记录下前前后后大约一百多个钟头的口述内容。
　　“我会追问很多细节性的东西，譬如你当时到底穿着怎样的衣服？吃的是什么？看不看电影？用什么交通方式去学校？……譬如老三叶笃义一般穿皮鞋，其他兄弟都是穿布鞋的；他特别爱穿西服，其他兄弟穿一个袍子或者学生的制服。”
　　在大量细节还原的基础上，一个个丰富饱满、有血有肉的生命故事得以呈现。
　　1930年代的一个炎热的夏天，一个女同学给就读于清华的叶笃正递过来一个新鲜的西红柿。一瞬间，这颗年轻的心被击中了。
　　叶笃正参加了左翼学生组织“先锋队”。1936年到1937年寒假，在日军进犯华北的前夕，他跑到山西，和两百名北平学生一道参加了学生军训练。生平第一次用真枪实弹射击。
　　60年后，当周锡瑞问他什么当初会去参加“先锋队”？这位著名的大气物理学家、前中科院副院长很直白地告诉他——“因为女朋友在那里。”“西红柿小姐”是一名左翼积极分子。为了赢得芳心，这位清华优等生把许多时间花在了自己并没有太多兴趣的政治运动中。
　　1938年，这对恋人随先锋队再次来到山西。因为男女生分住不同营地，他们相拥涕别。一天晚上，当得知日军可能会进攻女兵营地的消息，叶笃正深夜里穿越敌我几道防御线，在老乡的护送下，穿过一个又一个村子，顺利抵达50里之外的女兵营地。
　　女朋友安然无恙。不过，她告诉他一个消息——她有了新男友，是一个革命同志，因为“你想做科学家，而我想搞革命”。
　　这个消息宛如一声惊雷，他又劳累又焦躁，哭了许久，又在床上躺了一整天。随后，他离开先锋队，回到西安，在火车站偶遇叶笃庄。在哥哥的劝说下，他坐火车、轮船，途经武汉、重庆，一路流浪到昆明。
　　那年秋天，叶笃正在新成立的西南联大重新开始学业，从此远离一切政治。他后来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1949年后回到国内从事大气物理学研究，是叶家在学术上成就最大的一位。
　　关于西红柿的细节，到底是在采访中反复追问，还是一般性聊天、回忆往事中发掘和找寻到，在周锡瑞的采访记忆里已经有些模糊了。“不过，肯定是在他记忆里特别深的一样东西。”
　　“我没有设定的想法，但是，我一直想让他们很具体地告诉我——你为什么参加这个运动/革命？为什么要到那个地方去？你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周锡瑞解释说，“有时候，访谈人已经想不起自己当初这么做的理由。但是，如果问得细一些，故事有时自然会出来。”
　　在周锡瑞眼中，曾工作于中央党校理论部的六叔叶方是篤字辈弟兄中最谨慎的一位，“他几乎不说什么。譬如抗战期间，他曾被中共派到桂林做地下工作，但他从来不谈他到底在哪里、在干些什么，守口如瓶。”
　　而同为中共干部、如今是《炎黄春秋》杂志二号人物的方实就完全不一样了。“和他的访谈就比较顺利、补充得比较充分。叶娃和他也特别亲，每次去采访，我都跟着去。”
　　周锡瑞认为，一个历史学家最重要的问题是问为什么。正如义和团、辛亥革命这样的政治大运动都不是凭空而来，都有各种社会背景因素。个体的选择也是如此。
　　“国内常常把个人选择完全政治化。但是，只要你仔细追问下来，就会发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缘由和动机。”

不彻底的“局外人”

　　人物周刊：在延安时期大搞“抢救失足运动”，方实被监禁3年，精神、肉体上都受到了很大伤害。一旦平反，为什么他会如此心怀感激和感动？这似乎是他那一代人的一个共同特点。
　　周锡瑞：我下一步的研究就是关于陕甘宁边区，我是希望继续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研究，很关键的时刻就是整风运动、抢救失足者运动的过程。我和他对这个问题重点谈过几次，他几次强调说平反之后，党就特别欢迎他，在各方面表示对他的信任，他也谈到周恩来对他的信任。他反复说起这个片断，常常忘记了前一次跟我说了什么，非常感动，觉得周恩来特别信任他。
　　对于那一代人，我们国外有一个词——sink-cost，你已经投入进去了这么多成本，青春、时间，如果你离开了，等于否定了你的前半生。你只有继续下去，而且党还表示出这么信任你，你会特别感动——我再也不是特嫌分子了，可以回到党的怀抱。从心理层面来说，这也是特别重要的原因。
　　人物周刊：中国这三十多年的社会变动也很剧烈，非常丰富。为什么你没有多涉及叶娃这一代叶家成员的故事？
　　周锡瑞：这一代确实很丰富，但写书总是需要一个断句。在我看来，“文革”结束是一个比较好的断句。而且这一代人多，比较分散，彼此不怎么联系，好多在国外。
　　另外，我也想强调，好多国外出版的这一类书，像《虹》、《上海的生死》等等，人一到国外就欢呼我自由了。我岳父叶笃庄就特别讨厌这种。我也不想把这一代到国外去作为一个结尾。
　　人物周刊：关于叶家的史实，您和叶家后人有分歧。可以具体谈谈么？
　　周锡瑞：我不想多讲，不想谈这个。你知道，方实的女儿叶维丽就有不同的看法。书完成后，会有很多人不赞成，造成家里的一些矛盾。
　　人物周刊：史家是强调客观、中立的身份。你本身是叶家女婿，也有亲情的压力，恐怕作到“局外人”很难？
　　周锡瑞：确实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让我想起来我们该怎么利用回忆录这一类的史料。我们通常会觉得，一个人的观点、立场、利害、地位都会影响他怎么去写回忆录。其实，不大考虑到一个人写回忆录时，他的后代也参与了。还没等他的回忆录发表，家人就要求这样、那样的删改要求。
　　其实，叶家后人对叶笃庄的回忆录意见更大。我和我爱人讨论过这个话题，我说不应该让后人去修改你父亲的东西，尤其是你父亲已经去世了，那是他的回忆，应该保持原样。后人可以再撰文反驳，但是，去修改上一代人的回忆录，是很不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