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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当前国际学术界现实主义研究整体趋于守势的情况下，中国的现实主义研究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学者们的看法并不统一。本文以中国9种国际政治类CSSCI期刊2001－2007年发表的现实主义文章为样本，对中国现实主义研究的现状进行了系统考察。考察结果表明，目前中国现实主义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比重大体持平，学术品位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有了质的飞跃，并且形成了反映中国学者自身研究偏好的现实主义重点研究领域。但重点研究领域尚缺乏核心的研究问题，创新成果的数量和整体质量明显不足，主力学者的理论内化能力和创新能力也有待进一步提高。总体而言，目前现实主义在中国学界仍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整体研究水平应高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平均水平。中国现实主义研究下一步的目标应是努力实现由理论评介和经验描述向理论创造和经验解释的结构性提升。
关键词 现实主义 中国现实主义研究 研究现状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3－0058－10
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整个国际关系学界，随着新自由制度主义的逐渐完善和建构主义的异军突起，现实主义研究渐趋守势。在这种大的学术背景下，中国国关学界对现实主义的发展命运以及中国现实主义的研究现状存在悲观和乐观两种看法。持悲观看法的学者认为：“在建构21世纪的世界政治中，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思想已经走到其尽头了。”在他们看来，中国的现实主义研究处于一种低迷和被边缘化的状态：“现在的国际问题研讨会和各种期刊很少讨论和刊登论述国内外(新)现实主义进展的东西，即便有也多半带有批判和超越的味道；很多博士生做论文时，经常以建构主义和国际制度理论为参照系，鲜见对现实主义的发展创新。”而另一些中国学者则乐观地认为，现实主义至今仍是国际关系学界最重要的理论流派之一，对现实仍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自身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甚至认为现实主义将会继续引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潮流。关于现实主义在中国的研究现状，有学者认为中国学者一般都会有意无意地用现实主义视野分析问题。
鉴于学界存在的上述分歧，本文拟以中国国际关系学核心期刊上发表的相关论文为统计样本，系统考察21世纪以来中国现实主义研究的现状并做出分析和建议。
样本的选取及其时空分布
1.样本的选取
本文统计的时间范围为2001－2007年。空间范围为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公布的2006年CSSCI名单中国际关系类排名前9位的期刊，它们代表了当前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除了正式学术论文外，为了全面涵盖这一时期在这些期刊上发表的关于现实主义的全部研究成果，待选文章还包括了会议发言、短论和书评，但不包括会议综述以及外国学者的文章。
入选文章必须符合以下四个标准中的任意一种：①主体是对现实主义的历史沿革、分支理论或核心概念的直接论述；②主体是现实主义与其他理论流派的比较研究；③主要运用现实主义对国际政治现实进行描述或解释；④证伪现实主义各分支理论。而对于符合以下三个标准中任意一种的文章不予选择：①一般性地提及权力、国际结构、均势等概念的政策描述；②将现实主义与其他国际关系理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的论述；③综合运用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理论所做的政策描述。根据上述标准，共有208篇文章入选为研究统计样本。
2.样本的时空分布
从文章的空间分布来看，首先，各刊物发表有关现实主义的文章数量并不均衡。《世界经济与政治》7年间共发文46篇，平均每年发表6.6篇，而《外交评论》仅发文6篇，平均每年发文数不足1篇。其次，7年间发文数量最多的期刊是《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论坛》、《现代国际关系》、《国际观察》四种，各自发文数量占入选文章总数的比例均超过了10％，总共发文数量占入选文章总数的2／3。
从文章的时间分布来看，2001－2004年年度发文数量逐年递增，2004年到达峰值，随后一直到2007年，年度发文数量又逐年递减。2003年、2004两年有关现实主义研究的文章最多，这或许与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从而引起中国学者对战争及安全问题的关注有关。战争和安全问题是现实主义关注的核心，而伊拉克战争是统计时间范围内与此相关的最为重要的国际政治事件。由此也可看出现实主义理论与国际政治的现实联系的紧密性。
样本的具体分类及分析
1.样本的具体分类
为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现实主义研究内部的具体状态，这一节我们需要具体考察三个问题：理论层面和经验层面的研究现状分别如何?现实主义在中国目前都有哪些方面的创新?研究成果对现实主义所持的态度如何?为此，笔者将入选的208篇样本文章分成以下八类：
A.对现实主义理论、概念的介绍、梳理和探讨。判断标准是：①没有作者原创的研究假设；且②研究内容是关于现实主义的思想渊源、分支理论、核心概念的梳理、探讨或评介。
B.对现实主义理论的批判。考虑到许多理论评介性文章往往都会或多或少地谈到现实主义的不足，为了不与A类文章重叠，笔者将B类文章的标准定为：①至少有一节专门对现实主义相关理论进行了批判；且②批判的手段主要是基于思辨或逻辑推导。
C.对现实主义的批判的回应。判断标准是：①研究目的是否是对现实主义某方面批判的合理性；且②论证主要基于文献考证、思辨或逻辑推导。
D.现实主义与其他理论流派的比较研究。判断标准是：①提出了现实主义之外的其他已有理论或思想；且②文章的目的是考察现实主义与它(们)之间的关系或异同。
E.对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或运用现实主义对其他理论的发展。判断标准是：①有明确且属作者原创的研究假设，该假设基于现实主义框架内；且②研究目的是寻求一般性通则而不是对某一具体问题的解释。
F.主要运用现实主义的理论工具对国际问题进行的描述或概括。判断标准是：①没有明确的研究问题或有待解释的困惑，也没有明确的研究假设；且②文章探讨的是国际政治的现实问题而不是理论问题。
G.主要运用现实主义对具体国际问题的困惑或现象进行的解释。判断标准是：①有明确的研究问题并提出了研究假设；且②研究目的是寻求对具体现实问题的解释而不是一般性通则。
H.通过实证分析证伪现实主义的各种理论或其推论。判断标准是：①提出了待检验的原假设和备择假设，其中原假设基于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②通过经验事实而不是思辨证否了原假设。 根据上述分类方法统计得表2。在这8类文章中，①按照研究层次划分，A、B、c、D、E五类为理论研究，F、G、H三类为经验研究；②按照文章 是否创造了新的知识划分，A、B、c、D、F五类为非创新性成果，E、G、H三类为创新性成果；③按照文章对现实主义所持的态度划分，A、D两类为中立，B、H两类为否定，c、E、F、G四类为肯定。
2.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现状分析
当前中国现实主义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比重大致持平，且理论研究类的文章比重比经验研究略高。这表明中国的现实主义研究已经摆脱了上世纪90年代那种仅仅是对现状进行简单描述和对政策进行简单诠释的低级水平，学术品位有了质的飞跃。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均衡发展，也体现出现实主义在中国国关学界研究和运用的日趋成熟。
①在理论研究中，理论梳理和讨论所占比例远远超出了其他4类文章的总和，而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所占比例则仅为5.5％，这表明当前中国现实主义的理论研究仍然以梳理和评价已有理论为主，属于中国学者原创的理论成果仍然很少。同时，B类现实主义批判文章所占比例仅为11.0％，这多少与当前中国国关学界对现实主义的诸多诟病有些不相称，这也反映出中国研究现实主义的学者学术批判能力的不足。②在经验研究中，描述性文章占了绝大多数，为76.7％，而有明确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能够促进国关学科知识增长的G、H类文章明显偏少。这表明绝大多数研究现实主义的中国学者还没有很好地掌握和运用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因而创新乏力。
根据秦亚青1999年的调查，1993－1997年间整个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原创性都极低，学理讨论层面原创性文章数为0。因此至少在纵向上，中国的现实主义研究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创新不足、缺乏原创性成果一直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一大痼疾，这一点同样体现在当前中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的研究上。梳理、辨析、描述、讨论等非创新性研究仍是当前中国现实主义研究的主流，所占比例高达86.1％。但同时，在样本中仍然涌现出了29篇创新性文章，所占比例超过了10％，反映出中国研究现实主义的学者强烈的创新渴望和可贵的创新勇气。
宋伟的《关于地缘政治结构的理论：批判与建设》是运用结构现实主义发展地缘政治理论的一次尝试。作者在批判现有描述性地缘政治理论的基础上认为，地理因素只有与国际结构相结合，才能创造出具有解释力的国际政治理论。因此他以国际结构为中间变量，着重考察了地理距离对国际结构的影响。但这篇文章并未能提出一个完整的具有解释力的地缘政治理论，而仅仅只是提出了一个大致的思路，地理距离与国际结构之间的关系还有待更加清晰的概括和充分的实证检验。
阎学通的《和平的性质——和平≠安全》从现实主义的视角对和平和安全的概念进行了极具创新性的探讨。作者认为和平具有非暴力性、不安全性和周期性的自然特征以及目的性、工具性和正义性的社会特征。进而作者将和平定义为“人类团体之间有限延续的既无武装暴力行为又无绝对安全保障的一种相互关系”。作者指出，和平不等于安全，在和平状态下可能存在不同的安全程度，而同一安全程度也有可能存在于和平、战争或非战非和中的任何一种状态。和平与战争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中间还存在着非战非和的状态。这不仅是“安全”概念在理论上的突破，而且还具有很强的政策指导意义。
韦宗友的《集体行动的难题与制衡霸权》试图运用集体行动的理论解释冷战后美国霸权没有受到其他大国制衡的原因。他通过对中国战国时期六国抗秦战争、拿破仑战争以及冷战后国际关系进行历史考察后指出，国家间的猜忌和不信任、公共物品本身的属性、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等一系列集体行动本身所固有的困境，是造成制衡无法产生的重要原因。应该说这一假说的内部逻辑是自治的，但集体行动理论只能解释外部制衡的难题，因此该假说只是对制衡困境的部分解释。
王学东的《国家崛起与国家声誉》探讨了崛起国的国家声誉与崛起国所承受的遏制压力之间的相关关系。文章指出，良好的国家声誉有助于减轻别国对崛起国的遏制压力。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是基于现实主义理论的，而为解决问题而引入的自变量“国家声誉”则超出了现实主义的框架，这可以看作在具体领域对现实主义的某种超越。但文章缺乏系统的实证检验，这使得文章观点的可靠性受到很大的削弱。
吴征宇的《“制衡”的困境——均势与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政治》和刘丰的《均势为何难以生成?——从结构变迁的视角解释制衡难题》所要回答的问题与韦宗友的研究是相同的，即为什么冷战后体系内其他大国没有对美国实施制衡。吴征宇认为造成这种现象和理论不相符的原因并不在于均势理论的内部机理，而在于该理论适用的范围。进而指出，均势理论针对的主要是“以庞大的陆军力量为基础的陆上霸权，而不是那种以贸易、金融和海军为基础的海上霸权”。这篇文章与王学东的文章有着相同的缺陷，即缺乏充分的实证检验。
刘丰的《均势为何难以生成?》在体系层次上考察了结构变化对均势生成机制的影响。这篇文章遵循结构现实主义的基本框架，用严密的逻辑清晰地揭示了沃尔兹(Kenneth N.Waltz)未能清楚意识到的结构因素对制衡的抑制原理，即随着国际结构的极数由多变少，联盟的可获得性逐渐降低，同时制衡的实力门槛逐渐增高，再加上霸权国霸权护持战略的加强作用，从而导致制衡变得越来越困难。这一原理不仅可以有力而简约地解释冷战后美国为何没有受到其他国家的制衡，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在坚持结构现实主义研究纲领硬核的情况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化解了实力差距变化而国家未采取制衡行为这一令该研究纲领最为头疼的反常现象，为结构现实主义提供了一条全新的正面启发法，是中国学者对结构现实主义均势理论的一项重大发展。
4.文章对现实主义所持态度分析
有105篇文章对现实主义持肯定的态度，超过入选论文总数的50％，肯定和中立两类文章加起来占了总论文数的91.4％，而对现实主义持否定态度的文章只有18篇，仅占总数的8.6％。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中国当前的现实主义研究中，否定和批判现实主义仍只是支流，而更多的研究成果则在发展、维护和运用现实主义。
中国学者的重点研究领域
在208篇样本文章中，有四个领域的文章数超过了10篇，总数达55篇，占样本总数的1／4强。这四个领域是中国现实主义研究的重点领域。限于篇幅，这里仅对各领域的重要文章进行简要回顾。
1.均势和制衡问题
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对自身安全的关注会使得均势反复出现。还预测，在苏联解体使得美国成为体系中唯一超级大国的情况下，美国的权力一定会受到制衡，均势将会重现。但冷战至今的国际政治现实却与均势理论及其预期明显不符。在本领域中，有超过一半的文章都在讨论这一均势理论的预期与现实相 背离的困惑。其中，刘丰、吴征宇和韦宗友等学者针对对这种困惑分别给出了自己原创性的解释，为均势理论和现实主义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上一节所回顾的6篇中国现实主义理论创新的成果中，有关均势理论创新的文章就占了一半。这一领域之所以能在理论创新上取得突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学者们抓住了该领域理论和现实的不符。
2.安全困境的概念及其应用
“安全困境”(或称“安全两难”)是与“均势”紧密相连的现实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在相关文章中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张睿壮和吴征宇两位学者曾就安全困境生成的原因有过一次争论。张睿壮认为，只要具备无政府的自助状态和国家求生存的欲望这两个条件，安全困境就将自动产生。而吴征宇则认为张睿壮误解了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忽视了国家意图这一单位层次变量对安全困境生成的影响。吴征宇在文章中引用了沃尔兹对安全困境的定义“‘安全两难’是这样一种状态，‘在这一状态中，由于各国无法完全确定彼此的意图，因而为自身的安全各国便将自己武装起来，而当它们这样做时，一种恶性循环便形成了’”。由此可以看出，两位学者在安全困境的定义上并不存在分歧。真正的分歧在于，张睿壮将“各国无法完全确定彼此的意图”这一点视为了在体系层次上给定的常量，而吴征宇则将其视为变量，强调不能忽视其对安全困境生成的影响。对于这一分歧，笔者的看法是，“各国无法完全确定彼此的意图”这一点在沃尔兹的定义中是一个给定的前提假定，而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本身正是一个建立在体系层次上、强调体系层次变量对国家行为有决定性作用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讲，张睿壮的论述是符合结构现实主义原旨的。引入和强调单位层次上国家意图这一变量，固然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安全困境生成的原因，但这应属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研究范畴，而不是结构现实主义所应承担的任务。
3.进攻性现实主义
在本文的统计时间范围内，进攻性现实主义是中国学者讨论最多的宏观现实主义理论，这显然与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于2001年出版了《大国政治的悲剧》(以下简称《悲剧》)，2003年又出版了该书的中译本直接相关。在《悲剧》中译本出版之前，中国已有三篇评介《悲剧》的文章发表，这体现出中国研究现实主义的学者追踪国际学术前沿的同步性。除了对《悲剧》的介绍、梳理和批判之外，学者们对进攻性现实主义与美国单边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存在不同的看法。王传兴认为，米尔斯海默理论是小布什政府“先发制人”战略的理论支撑和“单边主义”的理论准备。但叶江和李永成则各自论证了进攻性现实主义并不是美国先发制人战略和单边主义的理论基础。
4.大国崛起与中国的和平崛起
2003年底中国政府提出“和平崛起”的战略思想后，大国崛起理论以及中国和平崛起战略成为中国国关学界关注的热点。理论层面，杨文静对大国崛起与战争的关系、霸权国的应对方式、权力和平转移的条件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封永平考察了二战后军事力量观的嬗变后指出，军事力量的使用仍然是世界政治的普遍特点，现实世界仍深深陷入安全困境之中。政策层面，王缉思认为，中国的崛起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对美国的全球霸权体系构成严重挑战，但已经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地位构成结构性的挑战。阎学通指出，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如何能够避免在崛起过程中被拖入战争；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关键在于坚持以保障和平作为中国外交总目标和中国崛起的出发点和归宿，同时建立强大的国防威慑力量。
主力学者分析
学者是学术研究的主体。任何一个学科领域在特定地区和特定时间段里的研究水平、学术风格、发展走向等，无不与活跃在该时间和该地区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自身的特点密切相关。而其中，主力学者又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有鉴于此，我们将在本节系统考察当前中国研究现实主义的主力学者及其特点。
1.主力学者的判定
我们将判断主力学者的标准定为，2001－2007年间在上述9种CSSCI期刊上发表了至少4篇研究现实主义的文章的学者。根据这一标准，统计样本中的主力学者共有10位。
这10位主力学者在统计范围内共发文53篇，占样本文章总数的25.6％，为中国的现实主义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统计样本中共有156位作者，主力学者仅占作者总数的6.4％，人数明显偏少。
2.主力学者的现实主义倾向
要了解学者的现实主义倾向，必需首先确定该学者理论流派归属的判定方法。孙学峰的判定方法是，如果某一流派论文数占本人论文总数的比例超过50％，则认定该学者属于这一流派。潘忠岐反对这种方法，并认为现实主义研究者与现实主义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笔者赞同潘忠岐的观点。《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一书所收录的6位学者的11篇文章全部是关于新现实主义的研究，但只有沃尔兹和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Gilpin)被认为是新现实主义者。可见，判定流派归属的关键在于学者对该流派是否持支持的态度。如果某学者研究现实主义的全部文章中超过一半都对现实主义持肯定的态度，那么该学者即为现实主义学者，持肯定态度的文章所占比例越大，则该学者的现实主义倾向越强烈。
阎学通和张睿壮在统计范围内的文章均对现实主义持肯定态度，现实主义倾向最为强烈。刘丰对现实主义持肯定态度的文章所占比例也超过了50％。根据上述标准，这三位学者为现实主义者，而其他7位学者则不能被认为是现实主义者。大多数主力学者没有明确的现实主义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中国学者对现实主义理论的多元价值取向，但在另一方面，这种情况并不利于中国现实主义学术共同体的营造。
作为现实主义倾向排序并列第一的两位学者，阎学通和张睿壮都曾在在国关学界享有盛誉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取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张睿壮的博士生导师就是沃尔兹本人；而阎学通也曾受教于沃尔兹，在他攻读博士期间对他影响最大的学术著作就是《国际政治理论》。他们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和深厚的现实主义理论功底早已为学界所公认，他们堪称中国国关学界现实主义的领军人物。
3.主力学者的学术创新情况
有6位主力学者在学术创新方面有所建树。阎学通、张睿壮和刘丰三位现实主义学者的创新贡献最大，各有3篇创新性文章，而发文数量最多的三位学者吴征宇、韦宗友和宋伟也有创新性文章发表，这表明，明确的理论倾向和大量研究的积累有助于创新成果的出现。此外，在整个统计样本中的全部6篇理论创新性文章中，有5篇都出自主力学者之手，这体现出主力学者在现实主义理论创新方面所做出的决定性贡献。
总结和建议
1.中国学界的理论取向趋向多元，但现实主 义仍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一方面，现实主义研究成果时空分布不均。各学术期刊年均发表现实主义文章数量最高达6.6篇，最低则不足1篇。全部9种刊物年均发表现实主义文章数量最高达44篇，最低仅16篇，且自2005年以来年均发文量逐年下降。但另一方面，现实主义仍拥有较大的影响力和生命力。在所统计的7年间，有超过一半的文章对现实主义持肯定态度，而持完全否定态度的文章仅占样本总数8.6％。
2.中国现实主义研究的学术品位有了质的飞跃，但成果的含金量还有待提高
一方面，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比重大致持平，相比较于上世纪90年代那种简单的现状描述和政策诠释，当前中国现实主义研究的学术品位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但另一方面，研究的含金量仍然较低，理论梳理和政策描述占了绝大比例，理论创造和经验解释尚未成为中国现实主义理论和经验研究的主流。
3.学术创新取得突破，但成果的数量、整体质量和影响力都有待提高
一方面，相比较于上世纪90年代，当前中国研究现实主义的学者们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都有了明显的提高，某些理论创新成果甚至已经初步具备了同国际同行比较的水平。但另一方面，创新性成果数量仍然很少，在理论创新方面，既没有出现像结构现实主义那样的宏观理论，也没有出现像霸权稳定论、长周期理论这样的中观理论。
4.形成了反映中国学者研究偏好的重点研究领域，但缺乏核心的研究问题
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学者被动追随西方研究的热点领域不同，当前中国现实主义研究内部出现的四个重点研究领域是中国学者独立研究偏好和独立研究视角形成后的产物，不再仅仅是对西方已有成果的介绍和评价，而更多的是中国学者自己对相关问题的思考、批判和解答。但另一方面，各个领域内部研究的议题比较分散，缺乏核心的研究问题(这一点在“均势和制衡问题”这一领域体现较弱)，从而降低了理论上取得突破和进展的效率。
5.主力学者为理论创新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主力学者中现实主义者偏少，理论内化和创新的能力仍然欠缺
一方面，目前中国国关学界既拥有阎学通、张睿壮这样的现实主义的领军人物，也涌现出宋伟、吴征宇、刘丰、韦宗友等现实主义研究卓有建树的后起之秀。他们在现实主义的理论创新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主力学者人数偏少，其中的现实主义学者人数更少，这种情况不利于中国现实主义学术共同体的营造。有相当一部分主力学者没有明确的理论倾向，也有相当一部分主力学者没有创新性研究成果，反映出中国现实主义研究者理论内化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不足。
从以上总结的前四点可以看出，中国目前的现实主义研究水平应高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平均水平。而其存在的不足和缺陷也为中国现实主义研究下一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即努力实现由理论评介和经验描述向理论创造和经验解释的结构性提升。
自沃尔兹以来，现实主义就和认识论上的理性主义、方法论上的实证主义紧紧相连。因此，要想将现实主义的研究深入下去，学者必需加强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学习。从本文的统计情况看，中国目前的现实主义研究者中有问题意识和方法论意识的学者所占比例仍然很小，这是目前中国现实主义研究仍以理论评介和经验描述为主、学术创新整体乏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有鉴于此，学者们应该有意识地加强这方面的学术训练和实践，不断缩小与国际同行的差距。
责任编辑 张晓薇
关键词 现实主义 中国现实主义研究 研究现状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3－0058－10
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整个国际关系学界，随着新自由制度主义的逐渐完善和建构主义的异军突起，现实主义研究渐趋守势。在这种大的学术背景下，中国国关学界对现实主义的发展命运以及中国现实主义的研究现状存在悲观和乐观两种看法。持悲观看法的学者认为：“在建构21世纪的世界政治中，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思想已经走到其尽头了。”在他们看来，中国的现实主义研究处于一种低迷和被边缘化的状态：“现在的国际问题研讨会和各种期刊很少讨论和刊登论述国内外(新)现实主义进展的东西，即便有也多半带有批判和超越的味道；很多博士生做论文时，经常以建构主义和国际制度理论为参照系，鲜见对现实主义的发展创新。”而另一些中国学者则乐观地认为，现实主义至今仍是国际关系学界最重要的理论流派之一，对现实仍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自身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甚至认为现实主义将会继续引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潮流。关于现实主义在中国的研究现状，有学者认为中国学者一般都会有意无意地用现实主义视野分析问题。
鉴于学界存在的上述分歧，本文拟以中国国际关系学核心期刊上发表的相关论文为统计样本，系统考察21世纪以来中国现实主义研究的现状并做出分析和建议。
样本的选取及其时空分布
1.样本的选取
本文统计的时间范围为2001－2007年。空间范围为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公布的2006年CSSCI名单中国际关系类排名前9位的期刊，它们代表了当前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除了正式学术论文外，为了全面涵盖这一时期在这些期刊上发表的关于现实主义的全部研究成果，待选文章还包括了会议发言、短论和书评，但不包括会议综述以及外国学者的文章。
入选文章必须符合以下四个标准中的任意一种：①主体是对现实主义的历史沿革、分支理论或核心概念的直接论述；②主体是现实主义与其他理论流派的比较研究；③主要运用现实主义对国际政治现实进行描述或解释；④证伪现实主义各分支理论。而对于符合以下三个标准中任意一种的文章不予选择：①一般性地提及权力、国际结构、均势等概念的政策描述；②将现实主义与其他国际关系理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的论述；③综合运用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理论所做的政策描述。根据上述标准，共有208篇文章入选为研究统计样本。
2.样本的时空分布
从文章的空间分布来看，首先，各刊物发表有关现实主义的文章数量并不均衡。《世界经济与政治》7年间共发文46篇，平均每年发表6.6篇，而《外交评论》仅发文6篇，平均每年发文数不足1篇。其次，7年间发文数量最多的期刊是《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论坛》、《现代国际关系》、《国际观察》四种，各自发文数量占入选文章总数的比例均超过了10％，总共发文数量占入选文章总数的2／3。
从文章的时间分布来看，2001－2004年年度发文数量逐年递增，2004年到达峰值，随后一直到2007年，年度发文数量又逐年递减。2003年、2004两年有关现实主义研究的文章最多，这或许与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从而引起中国学者对战争及安全问题的关注有关。战争和安全问题是现实主义关注的核心，而伊拉克战争是统计时间范围内与此相关的最为重要的国际政治事件。由此也可看出现实主义理论与国际政治的现实联系的紧密性。
样本的具体分类及分析
1.样本的具体分类
为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现实主义研究内部的具体状态，这一节我们需要具体考察三个问题：理论层面和经验层面的研究现状分别如何?现实主义在中国目前都有哪些方面的创新?研究成果对现实主义所持的态度如何?为此，笔者将入选的208篇样本文章分成以下八类：
A.对现实主义理论、概念的介绍、梳理和探讨。判断标准是：①没有作者原创的研究假设；且②研究内容是关于现实主义的思想渊源、分支理论、核心概念的梳理、探讨或评介。
B.对现实主义理论的批判。考虑到许多理论评介性文章往往都会或多或少地谈到现实主义的不足，为了不与A类文章重叠，笔者将B类文章的标准定为：①至少有一节专门对现实主义相关理论进行了批判；且②批判的手段主要是基于思辨或逻辑推导。
C.对现实主义的批判的回应。判断标准是：①研究目的是否是对现实主义某方面批判的合理性；且②论证主要基于文献考证、思辨或逻辑推导。
D.现实主义与其他理论流派的比较研究。判断标准是：①提出了现实主义之外的其他已有理论或思想；且②文章的目的是考察现实主义与它(们)之间的关系或异同。
E.对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或运用现实主义对其他理论的发展。判断标准是：①有明确且属作者原创的研究假设，该假设基于现实主义框架内；且②研究目的是寻求一般性通则而不是对某一具体问题的解释。
F.主要运用现实主义的理论工具对国际问题进行的描述或概括。判断标准是：①没有明确的研究问题或有待解释的困惑，也没有明确的研究假设；且②文章探讨的是国际政治的现实问题而不是理论问题。
G.主要运用现实主义对具体国际问题的困惑或现象进行的解释。判断标准是：①有明确的研究问题并提出了研究假设；且②研究目的是寻求对具体现实问题的解释而不是一般性通则。
H.通过实证分析证伪现实主义的各种理论或其推论。判断标准是：①提出了待检验的原假设和备择假设，其中原假设基于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②通过经验事实而不是思辨证否了原假设。 根据上述分类方法统计得表2。在这8类文章中，①按照研究层次划分，A、B、c、D、E五类为理论研究，F、G、H三类为经验研究；②按照文章 是否创造了新的知识划分，A、B、c、D、F五类为非创新性成果，E、G、H三类为创新性成果；③按照文章对现实主义所持的态度划分，A、D两类为中立，B、H两类为否定，c、E、F、G四类为肯定。
2.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现状分析
当前中国现实主义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比重大致持平，且理论研究类的文章比重比经验研究略高。这表明中国的现实主义研究已经摆脱了上世纪90年代那种仅仅是对现状进行简单描述和对政策进行简单诠释的低级水平，学术品位有了质的飞跃。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均衡发展，也体现出现实主义在中国国关学界研究和运用的日趋成熟。
①在理论研究中，理论梳理和讨论所占比例远远超出了其他4类文章的总和，而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所占比例则仅为5.5％，这表明当前中国现实主义的理论研究仍然以梳理和评价已有理论为主，属于中国学者原创的理论成果仍然很少。同时，B类现实主义批判文章所占比例仅为11.0％，这多少与当前中国国关学界对现实主义的诸多诟病有些不相称，这也反映出中国研究现实主义的学者学术批判能力的不足。②在经验研究中，描述性文章占了绝大多数，为76.7％，而有明确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能够促进国关学科知识增长的G、H类文章明显偏少。这表明绝大多数研究现实主义的中国学者还没有很好地掌握和运用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因而创新乏力。
根据秦亚青1999年的调查，1993－1997年间整个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原创性都极低，学理讨论层面原创性文章数为0。因此至少在纵向上，中国的现实主义研究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创新不足、缺乏原创性成果一直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一大痼疾，这一点同样体现在当前中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的研究上。梳理、辨析、描述、讨论等非创新性研究仍是当前中国现实主义研究的主流，所占比例高达86.1％。但同时，在样本中仍然涌现出了29篇创新性文章，所占比例超过了10％，反映出中国研究现实主义的学者强烈的创新渴望和可贵的创新勇气。
宋伟的《关于地缘政治结构的理论：批判与建设》是运用结构现实主义发展地缘政治理论的一次尝试。作者在批判现有描述性地缘政治理论的基础上认为，地理因素只有与国际结构相结合，才能创造出具有解释力的国际政治理论。因此他以国际结构为中间变量，着重考察了地理距离对国际结构的影响。但这篇文章并未能提出一个完整的具有解释力的地缘政治理论，而仅仅只是提出了一个大致的思路，地理距离与国际结构之间的关系还有待更加清晰的概括和充分的实证检验。
阎学通的《和平的性质——和平≠安全》从现实主义的视角对和平和安全的概念进行了极具创新性的探讨。作者认为和平具有非暴力性、不安全性和周期性的自然特征以及目的性、工具性和正义性的社会特征。进而作者将和平定义为“人类团体之间有限延续的既无武装暴力行为又无绝对安全保障的一种相互关系”。作者指出，和平不等于安全，在和平状态下可能存在不同的安全程度，而同一安全程度也有可能存在于和平、战争或非战非和中的任何一种状态。和平与战争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中间还存在着非战非和的状态。这不仅是“安全”概念在理论上的突破，而且还具有很强的政策指导意义。
韦宗友的《集体行动的难题与制衡霸权》试图运用集体行动的理论解释冷战后美国霸权没有受到其他大国制衡的原因。他通过对中国战国时期六国抗秦战争、拿破仑战争以及冷战后国际关系进行历史考察后指出，国家间的猜忌和不信任、公共物品本身的属性、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等一系列集体行动本身所固有的困境，是造成制衡无法产生的重要原因。应该说这一假说的内部逻辑是自治的，但集体行动理论只能解释外部制衡的难题，因此该假说只是对制衡困境的部分解释。
王学东的《国家崛起与国家声誉》探讨了崛起国的国家声誉与崛起国所承受的遏制压力之间的相关关系。文章指出，良好的国家声誉有助于减轻别国对崛起国的遏制压力。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是基于现实主义理论的，而为解决问题而引入的自变量“国家声誉”则超出了现实主义的框架，这可以看作在具体领域对现实主义的某种超越。但文章缺乏系统的实证检验，这使得文章观点的可靠性受到很大的削弱。
吴征宇的《“制衡”的困境——均势与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政治》和刘丰的《均势为何难以生成?——从结构变迁的视角解释制衡难题》所要回答的问题与韦宗友的研究是相同的，即为什么冷战后体系内其他大国没有对美国实施制衡。吴征宇认为造成这种现象和理论不相符的原因并不在于均势理论的内部机理，而在于该理论适用的范围。进而指出，均势理论针对的主要是“以庞大的陆军力量为基础的陆上霸权，而不是那种以贸易、金融和海军为基础的海上霸权”。这篇文章与王学东的文章有着相同的缺陷，即缺乏充分的实证检验。
刘丰的《均势为何难以生成?》在体系层次上考察了结构变化对均势生成机制的影响。这篇文章遵循结构现实主义的基本框架，用严密的逻辑清晰地揭示了沃尔兹(Kenneth N.Waltz)未能清楚意识到的结构因素对制衡的抑制原理，即随着国际结构的极数由多变少，联盟的可获得性逐渐降低，同时制衡的实力门槛逐渐增高，再加上霸权国霸权护持战略的加强作用，从而导致制衡变得越来越困难。这一原理不仅可以有力而简约地解释冷战后美国为何没有受到其他国家的制衡，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在坚持结构现实主义研究纲领硬核的情况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化解了实力差距变化而国家未采取制衡行为这一令该研究纲领最为头疼的反常现象，为结构现实主义提供了一条全新的正面启发法，是中国学者对结构现实主义均势理论的一项重大发展。
4.文章对现实主义所持态度分析
有105篇文章对现实主义持肯定的态度，超过入选论文总数的50％，肯定和中立两类文章加起来占了总论文数的91.4％，而对现实主义持否定态度的文章只有18篇，仅占总数的8.6％。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中国当前的现实主义研究中，否定和批判现实主义仍只是支流，而更多的研究成果则在发展、维护和运用现实主义。
中国学者的重点研究领域
在208篇样本文章中，有四个领域的文章数超过了10篇，总数达55篇，占样本总数的1／4强。这四个领域是中国现实主义研究的重点领域。限于篇幅，这里仅对各领域的重要文章进行简要回顾。
1.均势和制衡问题
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对自身安全的关注会使得均势反复出现。还预测，在苏联解体使得美国成为体系中唯一超级大国的情况下，美国的权力一定会受到制衡，均势将会重现。但冷战至今的国际政治现实却与均势理论及其预期明显不符。在本领域中，有超过一半的文章都在讨论这一均势理论的预期与现实相 背离的困惑。其中，刘丰、吴征宇和韦宗友等学者针对对这种困惑分别给出了自己原创性的解释，为均势理论和现实主义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上一节所回顾的6篇中国现实主义理论创新的成果中，有关均势理论创新的文章就占了一半。这一领域之所以能在理论创新上取得突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学者们抓住了该领域理论和现实的不符。
2.安全困境的概念及其应用
“安全困境”(或称“安全两难”)是与“均势”紧密相连的现实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在相关文章中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张睿壮和吴征宇两位学者曾就安全困境生成的原因有过一次争论。张睿壮认为，只要具备无政府的自助状态和国家求生存的欲望这两个条件，安全困境就将自动产生。而吴征宇则认为张睿壮误解了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忽视了国家意图这一单位层次变量对安全困境生成的影响。吴征宇在文章中引用了沃尔兹对安全困境的定义“‘安全两难’是这样一种状态，‘在这一状态中，由于各国无法完全确定彼此的意图，因而为自身的安全各国便将自己武装起来，而当它们这样做时，一种恶性循环便形成了’”。由此可以看出，两位学者在安全困境的定义上并不存在分歧。真正的分歧在于，张睿壮将“各国无法完全确定彼此的意图”这一点视为了在体系层次上给定的常量，而吴征宇则将其视为变量，强调不能忽视其对安全困境生成的影响。对于这一分歧，笔者的看法是，“各国无法完全确定彼此的意图”这一点在沃尔兹的定义中是一个给定的前提假定，而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本身正是一个建立在体系层次上、强调体系层次变量对国家行为有决定性作用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讲，张睿壮的论述是符合结构现实主义原旨的。引入和强调单位层次上国家意图这一变量，固然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安全困境生成的原因，但这应属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研究范畴，而不是结构现实主义所应承担的任务。
3.进攻性现实主义
在本文的统计时间范围内，进攻性现实主义是中国学者讨论最多的宏观现实主义理论，这显然与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于2001年出版了《大国政治的悲剧》(以下简称《悲剧》)，2003年又出版了该书的中译本直接相关。在《悲剧》中译本出版之前，中国已有三篇评介《悲剧》的文章发表，这体现出中国研究现实主义的学者追踪国际学术前沿的同步性。除了对《悲剧》的介绍、梳理和批判之外，学者们对进攻性现实主义与美国单边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存在不同的看法。王传兴认为，米尔斯海默理论是小布什政府“先发制人”战略的理论支撑和“单边主义”的理论准备。但叶江和李永成则各自论证了进攻性现实主义并不是美国先发制人战略和单边主义的理论基础。
4.大国崛起与中国的和平崛起
2003年底中国政府提出“和平崛起”的战略思想后，大国崛起理论以及中国和平崛起战略成为中国国关学界关注的热点。理论层面，杨文静对大国崛起与战争的关系、霸权国的应对方式、权力和平转移的条件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封永平考察了二战后军事力量观的嬗变后指出，军事力量的使用仍然是世界政治的普遍特点，现实世界仍深深陷入安全困境之中。政策层面，王缉思认为，中国的崛起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对美国的全球霸权体系构成严重挑战，但已经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地位构成结构性的挑战。阎学通指出，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如何能够避免在崛起过程中被拖入战争；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关键在于坚持以保障和平作为中国外交总目标和中国崛起的出发点和归宿，同时建立强大的国防威慑力量。
主力学者分析
学者是学术研究的主体。任何一个学科领域在特定地区和特定时间段里的研究水平、学术风格、发展走向等，无不与活跃在该时间和该地区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自身的特点密切相关。而其中，主力学者又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有鉴于此，我们将在本节系统考察当前中国研究现实主义的主力学者及其特点。
1.主力学者的判定
我们将判断主力学者的标准定为，2001－2007年间在上述9种CSSCI期刊上发表了至少4篇研究现实主义的文章的学者。根据这一标准，统计样本中的主力学者共有10位。
这10位主力学者在统计范围内共发文53篇，占样本文章总数的25.6％，为中国的现实主义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统计样本中共有156位作者，主力学者仅占作者总数的6.4％，人数明显偏少。
2.主力学者的现实主义倾向
要了解学者的现实主义倾向，必需首先确定该学者理论流派归属的判定方法。孙学峰的判定方法是，如果某一流派论文数占本人论文总数的比例超过50％，则认定该学者属于这一流派。潘忠岐反对这种方法，并认为现实主义研究者与现实主义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笔者赞同潘忠岐的观点。《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一书所收录的6位学者的11篇文章全部是关于新现实主义的研究，但只有沃尔兹和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Gilpin)被认为是新现实主义者。可见，判定流派归属的关键在于学者对该流派是否持支持的态度。如果某学者研究现实主义的全部文章中超过一半都对现实主义持肯定的态度，那么该学者即为现实主义学者，持肯定态度的文章所占比例越大，则该学者的现实主义倾向越强烈。
阎学通和张睿壮在统计范围内的文章均对现实主义持肯定态度，现实主义倾向最为强烈。刘丰对现实主义持肯定态度的文章所占比例也超过了50％。根据上述标准，这三位学者为现实主义者，而其他7位学者则不能被认为是现实主义者。大多数主力学者没有明确的现实主义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中国学者对现实主义理论的多元价值取向，但在另一方面，这种情况并不利于中国现实主义学术共同体的营造。
作为现实主义倾向排序并列第一的两位学者，阎学通和张睿壮都曾在在国关学界享有盛誉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取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张睿壮的博士生导师就是沃尔兹本人；而阎学通也曾受教于沃尔兹，在他攻读博士期间对他影响最大的学术著作就是《国际政治理论》。他们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和深厚的现实主义理论功底早已为学界所公认，他们堪称中国国关学界现实主义的领军人物。
3.主力学者的学术创新情况
有6位主力学者在学术创新方面有所建树。阎学通、张睿壮和刘丰三位现实主义学者的创新贡献最大，各有3篇创新性文章，而发文数量最多的三位学者吴征宇、韦宗友和宋伟也有创新性文章发表，这表明，明确的理论倾向和大量研究的积累有助于创新成果的出现。此外，在整个统计样本中的全部6篇理论创新性文章中，有5篇都出自主力学者之手，这体现出主力学者在现实主义理论创新方面所做出的决定性贡献。
总结和建议
1.中国学界的理论取向趋向多元，但现实主 义仍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一方面，现实主义研究成果时空分布不均。各学术期刊年均发表现实主义文章数量最高达6.6篇，最低则不足1篇。全部9种刊物年均发表现实主义文章数量最高达44篇，最低仅16篇，且自2005年以来年均发文量逐年下降。但另一方面，现实主义仍拥有较大的影响力和生命力。在所统计的7年间，有超过一半的文章对现实主义持肯定态度，而持完全否定态度的文章仅占样本总数8.6％。
2.中国现实主义研究的学术品位有了质的飞跃，但成果的含金量还有待提高
一方面，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比重大致持平，相比较于上世纪90年代那种简单的现状描述和政策诠释，当前中国现实主义研究的学术品位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但另一方面，研究的含金量仍然较低，理论梳理和政策描述占了绝大比例，理论创造和经验解释尚未成为中国现实主义理论和经验研究的主流。
3.学术创新取得突破，但成果的数量、整体质量和影响力都有待提高
一方面，相比较于上世纪90年代，当前中国研究现实主义的学者们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都有了明显的提高，某些理论创新成果甚至已经初步具备了同国际同行比较的水平。但另一方面，创新性成果数量仍然很少，在理论创新方面，既没有出现像结构现实主义那样的宏观理论，也没有出现像霸权稳定论、长周期理论这样的中观理论。
4.形成了反映中国学者研究偏好的重点研究领域，但缺乏核心的研究问题
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学者被动追随西方研究的热点领域不同，当前中国现实主义研究内部出现的四个重点研究领域是中国学者独立研究偏好和独立研究视角形成后的产物，不再仅仅是对西方已有成果的介绍和评价，而更多的是中国学者自己对相关问题的思考、批判和解答。但另一方面，各个领域内部研究的议题比较分散，缺乏核心的研究问题(这一点在“均势和制衡问题”这一领域体现较弱)，从而降低了理论上取得突破和进展的效率。
5.主力学者为理论创新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主力学者中现实主义者偏少，理论内化和创新的能力仍然欠缺
一方面，目前中国国关学界既拥有阎学通、张睿壮这样的现实主义的领军人物，也涌现出宋伟、吴征宇、刘丰、韦宗友等现实主义研究卓有建树的后起之秀。他们在现实主义的理论创新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主力学者人数偏少，其中的现实主义学者人数更少，这种情况不利于中国现实主义学术共同体的营造。有相当一部分主力学者没有明确的理论倾向，也有相当一部分主力学者没有创新性研究成果，反映出中国现实主义研究者理论内化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不足。
从以上总结的前四点可以看出，中国目前的现实主义研究水平应高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平均水平。而其存在的不足和缺陷也为中国现实主义研究下一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即努力实现由理论评介和经验描述向理论创造和经验解释的结构性提升。
自沃尔兹以来，现实主义就和认识论上的理性主义、方法论上的实证主义紧紧相连。因此，要想将现实主义的研究深入下去，学者必需加强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学习。从本文的统计情况看，中国目前的现实主义研究者中有问题意识和方法论意识的学者所占比例仍然很小，这是目前中国现实主义研究仍以理论评介和经验描述为主、学术创新整体乏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有鉴于此，学者们应该有意识地加强这方面的学术训练和实践，不断缩小与国际同行的差距。
责任编辑 张晓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