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
　　宁儿，是陈掖贤的小名。陈掖贤的母亲，名叫李坤泰。另外，她还有一个更为人们所熟知的化名——赵一曼。曾经纵横驰骋于东北大地的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其实是一个地道的川妹子。她1905年出生于四川宜宾，1926年考入宜宾女子中学（现四川省宜宾市第二中学校）。读书时，她被选为女中学生会常委兼交际股股长、宜宾妇联常委会主席。同年，宜宾特别支部成立时，她即由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同时担任宜宾妇联和学联党团书记。
　　1927年9月，赵一曼被派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她与同是黄埔军校出身的陈达邦相识并结婚。婚后不久，已有身孕的赵一曼接受党组织安排，辞别丈夫，回到国内从事地下工作。1932年春，赵一曼将不满3岁的宁儿送到了汉口，交给丈夫的堂哥陈岳云抚养，并留下一张母子的合影，从此杳无音信。
　　1950年，陈掖贤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也正是在这一年，随着电影《赵一曼》的上映，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的事迹，被广泛传播。尤其她面对日军各种残忍酷刑，仍旧坚贞不屈的大无畏精神，深深感动了无数观众。但是，赵一曼的真实身份，当时却还是一个难解之谜。直到1956年，已经在北京工业学校任教的陈掖贤，才终于得知自己的母亲就是赵一曼的消息。
　　1934年春，赵一曼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铁北区区委书记，发动群众建立农民游击队，配合抗日部队作战。后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二团政治委员，率部活动于哈尔滨以东地区，给日伪以沉重的打击。7月，她赴哈尔滨以东的抗日游击区，任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后任珠河区委书记，一度被抗联战士误认为是赵尚志总司令的妹妹。
　　1935年秋，赵一曼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群众亲切地称她“瘦李”“李姐”，而当地战士们则称她为“我们的女政委”。日伪报纸也惊叹这位“红枪白马”的妇女。
　　1935年11月，在与日军作战中，赵一曼为掩护部队腿部负伤后在昏迷中被俘。日军为了从赵一曼口中获取到有价值的情报，连夜对其进行了审讯。
　　在狱中，日本人动用酷刑，她没有吐露任何信息，并忍着伤痛怒斥日军侵略中国以来的各种罪行。身负重伤的赵一曼表现出了一个中国人保卫民族的決心，痛的几次昏了过去，仍坚贞不屈地说：“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就是反满抗日。”没说出一字有关抗联的情况。
　　1935年12月13日，因赵一曼腿部伤势严重，生命垂危，日军为得到重要口供，将她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进行监视治疗。赵一曼在住院期间，利用各种机会向看守她的警察董宪勋与女护士韩勇义进行反日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受到教育的两人决定帮助赵一曼逃离日军魔掌。1936年6月30日，赵一曼在奔往抗日游击区的途中不幸被日军追上，再次落入日军的手里。赵一曼被带回哈尔滨后，日本军警对她进行了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电刑等酷刑。但她始终坚贞不屈，没有吐露任何实情。日军知道从赵一曼的口中得不到有用的情报，决定把她送回珠河县处死“示众”。
　　1936年8月2日，日军将赵一曼绑在大车上，在珠河县城“游街示众”。赵一曼牺牲之前，面对敌人的屠刀，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当赵一曼昂首走到小北门外的草坪中央时，几个军警的枪口对准她。一个日军军官走到赵一曼跟前问：“你还有什么话要讲吗？”赵一曼怒视着，把手中的纸卷递过去说：“把这些话传给我家乡的儿子！”日军军官看过字条，向军警们猛一挥手，罪恶的子弹射进赵一曼的躯体，赵一曼牺牲时年仅31岁。
　　1957年，陈掖贤到东北烈士纪念馆凭吊母亲，第一次见到了母亲留给他的遗书。“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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