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名轲，本是鲁国人，但由于家族没落，迁居邹地。他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学成后游说诸侯施行仁政。晚年退居立说，编撰《孟子》七篇，给后世留下巨大的精神财富。孟子的文章，笔挟锋芒，长于辩论，善用譬喻，说理精辟，文字流畅，颇富雄辩家气概，对后代散文发展有很大影响。笔者仅撷取《孟子》中的几个例子，谈谈他的思辨艺术。
　　一、善用比喻。比喻是孟子进行辩论或阐述道理的最有力的工具，也是他运用得最多最纯熟的方法。
　　《告子篇》中，孟子阐述舍生取义的道理时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以“鱼”和“熊掌”与“生”和“义”相类比，形象的阐明了他对“生”和“义”的态度，即使舍弃生命也要维护义理的存在。
　　又如《告子篇》中，孟子阐述“性本善”时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把人性向善比作水从高往低流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这样比喻，使人产生联想，从而很自然的明白道理。
　　再如《尽心篇》中，孟子把做学问比作掘井，“有为者譬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如果掘到九轫却放弃了，那就是自己抛弃这个井啊。像这样的比喻，《孟子》中俯拾皆是，暗喻居多，即通过以一个个事例来类比，从而阐明道理。
　　二、引人入彀。即在谈话时设下一个个圈套，让人不自觉的钻进去，以达到说理的目的。孟子在与人辩论或交谈时常用到这种方法，特别是与诸侯王理论时，用这种方法使得激烈的语言变得较为婉转，避免了与诸侯王们直接的唇枪舌剑，既让诸侯王易于接受，又保护了自己。
　　梁惠王认为自己对老百姓很尽心，然而人口却没因此而增多。他很不理解，求教于孟子。孟子并不直接回答，而是问：“王好战，请以战喻……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梁惠王说：“不可，只不百步耳，是亦走也。”孟子马上答道：“王知如此，则无望民多于邻国矣。”这个事例中，孟子先以“五十步笑百步”来试问梁惠王，结果梁王着了道儿，明白了自己并不比别的国君强的道理。
　　《梁惠王篇》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孟子问齐宣王：“如果你有个臣子外出办事，把儿女托给他的朋友照顾，回来时发现儿女在挨饿受冻，对这种朋友应当怎样办呢?”宣王说：“与他绝交。”孟子又问：“如果官员不依法管理下属，那又如何处置呢?”宣王说：“罢免他。”孟子接着又问：“如果一个国家治理的不好，那又该怎么办呢?”这句问话只指要害，宣王十分困窘，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三、排比增势。孟子在阐明事理时往往运用排比的手法，增强语势，犹如霹雳冰雹，连绵不绝。
　　《公孙丑篇》，孟子论证地利不如人和时说：“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四个双重否定的排比句先激发人的思考，然后点明人和比地利重要，透彻清晰。
　　《梁惠王篇》，孟子谈怎样施行仁政：“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 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伸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这些排比描述的事实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而且提出的治理方法也符合国情，使国君易于接受。
　　《离娄篇》，“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然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三个排比句层层深入，给人以警醒。
　　文中的排比句(段)，犹如闪烁的星星在《孟子》中熠熠生辉，既增加了语势，又增加了文采，使得枯燥的说理变得生动活泼。
　　四、正反对比。对比的优点在于把看似杂乱无章的道理简化归纳成正反两个对立面，使人容易排除干扰，抓住重点。孟子在论理时也常用到这种方法。
　　《告子篇》第二十五章，孟子说：“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降材尔殊也，其所陷溺其心者然也。”孟子通过丰年、灾年时人们的不同表现阐明外部环境对人能动性的影响。
　　《尽心篇》第四十二章，孟子说：“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见也。”孟子把舜的善和盗贼的恶相对比，指出盗贼之所以为恶，是心中只有利益的缘故。
　　孟子在具体的思辨中采用的方法很多，比如常常在说理中引经据典，多引用《诗经》、《尚书》，以及尧舜、孔子等先贤的言行，从而使自己的观点有据可依，更有说服力等，还有如对偶论证、旁敲侧击、层层推进甚至危言耸听等方法，限于篇幅，此不赘述。这些手法的交错运用，使得《孟子》始终洋溢着一种智慧的光芒，孟子的智者形象也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