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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5-05-03
[作者简介] 徐静波（1956-），男，上海人，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
[内容摘要] “大日本”情结的思想内涵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日本或“神国”日本表示由衷赞美并为此醉心的国粹主义或曰日本主义;二是对日本在近代文明的进程上获得的独特的进步感到兴奋和自豪的文明论或文明扩张主义。初看这两种思想似乎有些互相乖离，事实上这是一个事物的两个侧面，它强调的都是日本与众不同的先进性。明治以后日本的扩张行为以及近来安倍政权的一系列强势举动，都是“大日本”情结的具体体现。
[关键词] 大日本情结;思想理路;福泽谕吉;德富苏峰;安倍政权
[中图分类号] K31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201（2015）02-0009-07
一、问题的提出
2015年4月下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高调访问美国，在国会演讲中鼓吹要将日美同盟的作用推展到全世界范围，发挥出它的全球“抑止力”，日本要与美国共同担负起所谓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的重责。稍早的日美2加2会谈，确定了日美新防卫指针的内涵，将日本集体自卫权的领域扩展到没有限制的相关地区。
第二届安倍内阁近来频频推出的这些壮大的举动，或者说要壮大日本的举动，全世界所有的视线都注意到了。其实安倍晋三要壮大日本的理念和举动，并非始于第二届内阁，2006年9月他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时，就已经提出了非常完备的政权构想，在构想的第一部分“政权的基本方向性”中，他提出了要“制定一部与开创一个新时代的日本相适应的宪法”，“将日本建成一个以创新来走上新的成长和繁荣之道的国家”，“建成一个受到世界信赖、尊敬和爱戴，具有领袖地位的开放的国家”，特别提出要“向世界展示日本的魅力”，“充分发挥日本强势的积极的贡献。”[1]在第二届安倍内阁建立之后，立即进行了武器出口三原则的修改并确立了集体自卫权，启动对和平宪法的修改，积极加强与澳大利亚等国的军事合作，插手南海事务，并通过经济的杠杆在东南亚进一步发挥其原有的影响力。安倍内阁的这一系列构建“强大的日本”的理念及其政治实践，虽不能与全体日本国民的意志等同起来，但我们却不能仅仅将其看作是一部分政客的政治秀，或者只是某一届内阁的临时国策，笔者认为它与近代以来日本主流社会对日本民族、日本国家的基本认识和定位乃至其政治实践是一脉相承的。这样的理念和实践，笔者把它理解为“大日本”情结在今天的顽强体现。其表现程度的强弱，往往与日本社会的内部构造和外部环境的变化相关联。证之于日本的历史，特别是日本的近代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它是有其内在的思想理路和思想脉络的，它的产生、发展和膨胀，都与日本民族对自我和他者的认识、尤其是近代日本人的国家观和世界观密切关联。虽然这一思想脉络和政治实践在二战结束时遭到了相当程度的震颤和挫伤，但在钳制它的外在环境松缓之后，它总是会顽强地表现出来，并付诸政治实践。
二、“大日本”情结的由来
一国国民的国家或民族即nation的意识或情结的发生和发展都与其外部的环境有关。日本偏于海东一隅，近代以前，除了曾在13世纪下半叶遭到蒙古人主导的元军进攻之外，一直不存在外部的武力威胁或民族危机，因此相对而言其国家或民族的意识或情结一直比较平缓。对于中国主导的华夷秩序，日本一般也是认可的。但是16世纪中叶以后，西洋人依循大航海时代开拓的海路，陆续将势力伸展到东方，带来了那一时代欧洲的知识和宗教，尤其是地理发现的新知识（比如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开拓了日本人认识外部世界的视野，对传统的华夷秩序，也产生了质疑和异议。在1709年出版的西川如见所著的《增补华夷通商考》中所附的“地球万国一览之图”中，“唐土”虽是一个大国，却也只是世界的一部分，且并非居于世界的中央。18世纪下半叶，经过一百多年的锁国之后，日本本土的思想和文化越加成熟，因而诞生了对外来的风靡朝野的儒学和佛学反弹的、崇尚日本本土古典的“国学”，由本居宣长等确立的“国学”不仅是研究日本古典的学问，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贬斥外来思想、抬举本国民族精神的“日本”意识。在与外来（这里主要是指来自中国的）强势文化的对抗中，“本朝”或“日本”的主体意识第一次明确地觉醒了。本居宣长、平田笃胤等倡导的“复古神道”，在内在的精神理路上，与“国学”完全同属一脉，它强调的都是日本作为一个“神国”的独特性。
据笔者有限的知识，表示日本国的“大日本”一词的使用，最初似乎是德川光圀用汉文撰写、1906年最后完成的《大日本史》，但当时书名并不叫《大日本史》，一般称作《本朝史记》（同时代的另一部官修史书名曰《本朝通鉴》），在光圀死后的1715年，才由水户藩主德川纲条定名为《大日本史》。据笔者考察，“大日本”一词的普遍使用，应该在明治以后，即日本正式开启了近代的帷幕之后。1854年日本对外签署的第一个正式条约《日美亲善条约》，对日本的表述还只是“日本”，而在1871年7月签署的《日清修好条规》中，对日本的表述已成了“大日本”，对中国则同等地称为“大清国”。明治以后，“大日本”一词出现的频率渐渐增多，1889年2月，《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之后，日本国名的正式表现才定为“大日本帝国”一开始伊藤博文在初稿本上用的正式名称只是“日本帝国宪法”，在枢密院的审议会上，副议长寺岛宗则建议日本国名前加上“大”字，宪法的起草者井上毅认为加上“大”字，恐有妄自尊大之嫌，表示反对，但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最后裁定改为“大日本帝国宪法”，由此可见日本当时一般的风气。，但其英文译文仍只是Empire of Japan，而并无英国正式国名“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中的Great，也许当时的日本对欧美诸国还是有所忌讳的吧。
一个国家的国名前冠以“大”字，除了对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之外，确实也有一定程度的夸耀、炫示甚至暗含对外扩张的意向。自明治时期开始，日本在正式和非正式的场合，开始频频使用“大日本”一词，不少企业和团体的名称前均冠以“大日本”。笔者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偶然发生、或少数团体刻意制造的现象，而是江户末期、尤其是19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外部环境的剧变和日本社会本身的巨变，日本人在对本民族（自我）和外部世界（周边亚洲国家和欧美诸国）的重新审视的过程中形成的国家观和世界观的自然体现，它与这一时代日本对外扩张的意向和实践相吻合。 清朝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引起了日本朝野的震惊，因此当佩里将军率领黑船舰队来敲打日本国门的时候，江户幕府不敢盲目地将其拒之门外。早年的一批知识先进在欧美诸国的游学和历访，尤其是代表了明治政府最高层的岩仓具视出访团在海外历时近两年的深入考察，使得社会的精英阶层看到了包括日本在内的欧美圈之外的国家与欧美国家之间在物质和精神上存在的巨大差距。于是，以先进的欧美诸国为楷模，一场以思想启蒙运动为引导的思想层面的革新，以自由民权运动为政治实践的社会变革，以及由政府主导的“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建国方略在全国范围内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地广泛推行。经日本朝野近三十年的励精图治，使得日本在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教育水准乃至医疗卫生等软实力层面与近代工矿业、铁路交通、军备实力等硬实力方面，都接近、达到了欧美“文明国家”的水准。同时，以神道为核心的日本传统文化也在日本国家向近现代演进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它在民族认同意识和民族凝聚力上的巨大魅力。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和朝鲜等国家因固守旧习拒绝变革而导致的国运日衰。这极大地激发了日本人的“优等生”意识和对外扩张的欲望。事实上，自丰臣秀吉时代起，对外扩张的欲望就一直未曾泯灭，1874年的出兵台湾，1875年的染指朝鲜，1879年的吞并琉球，就是这样的意识和欲望的前奏。日本在饱尝了西方列强压迫的苦楚的同时，却也衷心地羡慕他们趾高气扬、盛气凌人的帝国主义大国的做派。以“强”、“大”国家为根本旨归的“大日本”情结，也由此在大部分日本国民的心头萌生。
三、“大日本”情结的思想内涵
“大日本”情结的思想内涵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日本或“神国”日本表示由衷赞美并为此醉心的国粹主义或曰日本主义;二是对日本在近代文明进程上获得的独特进步感到兴奋和自豪的文明论或文明扩张主义。初看这两种思想似乎有些互相乖离，事实上这是一个事物的两个侧面，它强调的都是日本与众不同的先进性，强调日本作为一个民族和国家在世界上的优等生地位。
1880年代，以鹿鸣馆为代表的欧化主义风头甚健，但与此相对抗的国粹主义思潮也逐渐酿成。1888年，受过近代良好教育并有出洋留学或考察经历的志贺重昂和三宅雪岭等人在东京创立了政教社，不久又将此前创办的杂志《日本人》和《日本》合并为杂志《日本及日本人》。他们的一个共同主张，便是倡导国粹主义。所谓国粹主义，它与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一样，英文都译作nationalism。国粹主义的提出，其目的是对抗日益兴盛的欧化主义，强调日本文化传统的价值。志贺重昂在新创刊的《日本人》杂志的第1号、2号和3号上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日本人〉创刊寄言》、《〈日本人〉所怀抱的宗旨》和《日本前途的国是应定为“国粹保存主义”》，指出日本的近代化不是走向西洋同化的方向，而是有选择的摄取西洋的元素，将其同化到日本的文化中来[2]。
除此之外，在1900年前后，以一批札幌农学校的毕业生为主体的评论家和思想家，陆续开始以西方人为对象，撰写了一批介绍日本人精神世界的英文著作，其中著名的有基督教思想家内村鉴三出版于1894年的《日本和日本人》（Japan and Japanese），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新渡户稻造1899年出版于美国的《武士道》（BUSHIDO，the soul of Japan），近代日本美术教育奠基人之一的冈仓天心1903年在英国出版的《东方的理想——以日本美术为中心》（The Ideals of the Eas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Art of Japan）和1904年的《日本的觉醒》、1906年的《茶书》（The Book of Tea）。
为什么会在1900年前后集中出现了这样一批英文著作，其实这里有其相应的时代背景。1894年对于日本人来说是个有象征意义的年份。这一年，日本打败了清朝中国，获得了割地赔款，第一次在东亚正式崛起，取得了地区霸权。又是从这一年起，日本陆续与西方列强修正了此前的不平等条约，在世界舞台上基本获得了与西方并驾齐驱的地位，多年来屈居于西洋人之下的日本人，渐渐开始扬眉吐气，他们开始认真审视和研究自己的文化遗产，真心觉得东方人在精神文化上也足以与西方人相抗衡。
《武士道》将既有的武士阶级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基准抬举到很高的精神层面，这其实并非对现实的叙说，而是作者理想化的描述，但西方人读了以后也许会为之炫目。《东方的理想》则主要强调了三个方面：一是亚洲在文化上是一个统一体;二是这种文化的保存和发展只有在日本的文化史上才得到了完整的体现;三是虽然我们今天面临着以武力为背景的西方文明的侵袭，但是东方的文化，因其自我内在的觉醒而将体现出愈加灿烂的价值。冈仓天心尤其强调了日本的文化地位：“我们享有万世一系的天皇这一无与伦比的福分，未受外族征服过的高扬的民族自恃心，以未向海外扩张发展为代价，在孤立的岛国状态中坚守着祖先传来的观念和本能，由此，使日本成了亚洲思想和文化的真正的储藏库。”[3]20中国和印度历经战乱、古代的荣光和辉煌几乎已经成了废墟，而日本却保存了亚洲文化艺术的精髓。“因此，日本是亚洲文明的博物馆。不，并不只是博物馆而已。因为日本民族的特异的天分，不仅能存古之精华，且欣悦地吸收新的事物，依仗着这种生生不二的一元论的精神，努力保存着昔日理想的全部精华。”[3]22
上述的这些思想家和评论家的论述，归结为一点，就是日本留存了东亚文明的精华，在对东亚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上，日本是一个模范国家，是东亚文明的博物馆，日本的皇权万世一系，神灵汇聚。因此，日本足以称之为“大日本”，与由盛而衰、日趋凋敝的周边邻国相比，日本是一个保留了传统文化的先进国家。
“大日本”情结的思想内涵的第二个方面，或另一个侧面，是认为日本是19世纪除近代文明的原生地欧美国家之外唯一一个、至少是第一个成功地达到近代文明或曰现代文明水准的先进国家。这一思想的代表者，主要有福泽谕吉。 福泽在晚年的自传中回忆到，他少年时的精神学养主要是来自以中国古典为中心的东亚传统知识体系据福泽谕吉在自传中所述，他少年时读过《论语》、《孟子》、《诗经》、《书经》、《世说》、《左传》、《战国策》、《老子》、《庄子》、《史记》、《前后汉书》等，尤其是《左传》，曾经通读过十一次，有趣的段落都可背诵（见《福翁自伝》、講談社1981年、16-17頁）。。但在他接触到了西洋文明后，他将这些传统的东方思想归入了负资产的范畴。“洋学”，即西方近代知识成了他审察和评价日本和世界的基轴。福泽20岁时进入兰学家绪方洪庵开设在大阪的“适塾”，在这里接触到了荷兰语的文献和近代西方的理化学科。1858年他来到江户游学，在已经对外开放的横滨亲身感受到了欧美文明，并且了解到当年的海洋强国荷兰业已陨落，如今的世界通用英语，于是发奋自学英文，希望汲取世界新知识。1860年2月，他作为随员乘坐“咸临丸”前往美国，福泽也成了近代第一批游历西方的日本人，他在美国待了四个月之久，直接体会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实相。1962年他又去欧洲游学，行踪遍及英、法、德、俄、荷兰、葡萄牙诸国，考察了欧洲的银行、邮政、议会、法院及工厂等，在伦敦恰逢世博会，集中见识了西方文明的成果。1867年2月，再度访问欧洲，由此服膺西方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1866年撰写的《西洋事情》，差不多是第一本向日本读者全面介绍西洋文明的书籍，以后又将美国的独立宣言译成日文刊发在杂志上。1875年刊行的《文明论之概略》，成了明治日本的主要精神脉络之一。
福泽认为：“若论现今世界的文明，欧洲诸国及美国是最先进的文明国家，土耳其、支那、日本等亚洲诸国，可称为半开化的国家，非洲和澳洲可看作野蛮国家。”[4]16他进而指出：“现今世界各国，无论它是处于野蛮状态还是半开化状态，若要谋得本国文明的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其为评论的标准。”[4]19以此为视角，他甚至觉得以儒学为核心的思想遗产是一种病态的历史因袭，对于东亚国家的现代文明进程起着阻碍的作用，他认为“古代的儒教主义已不适合当今的时代”，要予以摈弃[5]。1884年12月，由日本方面培植的朝鲜“开化派”领袖金玉均（1851-1894）等在日本势力的支持下发动的政变，因中国方面的武力干预而导致失败，这使得福泽谕吉在感到愤懑的同时，对中国和朝鲜的“开化”已经彻底绝望，于是发表了引人瞩目的《脱亚论》“脱亚论”已多有论述，本文不再展开。。
明治以后，日本朝野同心戮力推行迈向文明的维新国策，开办近代的矿山，兴建近代工厂，铺设铁路，推行近代义务教育。以普鲁士等为范本培训近代军队，1889年制定了明治宪法，翌年开设国会，这一切都让日本朝野感到自己已经迈入了文明国家的行列。1894年7月下旬，日本为了获取在朝鲜半岛的霸权地位，悍然发动了甲午战争，但福泽却从文明论的视角出发，将这场战争看作是文明与野蛮之间的战斗：“战争本身虽然发生于日清两国之间，探其根源，则是谋取文明开化的进步一方，与阻碍其进步的一方之间的战斗，绝非简单的两国之争，日本人原本对支那并无私怨，并无敌意……无奈他们顽冥不化，不解普通的道理，目睹文明开化的进步不仅不感到欣悦，反而要阻碍其进步，蛮横地表现了对我反抗之意，无奈之下才有如今之举。日本人眼中并无支那人支那国，只是出于世界文明进步的目的，要打倒反对这一目的并对此加以阻碍的力量。（中国人应因这场战争而）对文明引导者的日本人感恩戴德，行三叩九拜之礼。”[6]
他在同时期其他的文章中反复强调了日本作为文明引导国家的地位：“呜呼，我日本及早摆脱了支那流的陋习，依据文明开化的新精神，百事一新，修文讲武，上下合作追求国权的扩张……如今日本已成了东亚文明的先导者。”[7]“这次的战争虽说是日清两国之争，但实际上却是一场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之间的战斗，其胜败如何，关系到文明日新的前途。”[8]其实，福泽的真正用心，是想借助文明演进的高地来粉饰日本发动战争的真正动机。当日本稳操胜券时，福泽就坚决主张向中国提出巨额赔款和割地的要求[9]，这时，所有文明论的铿锵言辞都已显得那么苍白，我们看到的，只有“追求国权的扩张”这一坚定的国家主义立场。
以文明国家自居或自诩，从而觉得近代以后的日本已经是一个足可与欧美国家并驾齐驱的先进国家。在亚洲地区，日本已经成为“文明引导者”，这种从文明论推导出的日本的先进性与冈仓天心等从传统文明精粹的发扬光大者推导出的日本的先进性，实际上同样是“日本优等”思想的表现，目的是要确立日本是亚洲的“盟主”和主导者的地位。这是“大日本”情结内在思想理路的基本端绪。
四、“大日本”情结在近代以后的展开和目前的情状
基于“优等”、“优越”这样的一种基本思想理路，“大日本”情结很可能会导致的实践行为，就是引领周边和向外扩张。这在甲午战争爆发时德富苏峰（1863-1957）所发表的《大日本膨胀论》中体现得最为详尽。
年轻时曾向往西欧的民主自由思想、还积极参加了自由民权运动的苏峰，在骨子里其实是一个国权论者。甲午开战前夜，因朝鲜事件的刺激，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或曰国家主义达到了高潮，苏峰主持的《国民之友》和《国民新闻》也成了这一思想或情绪表达的重要媒介，而苏峰自己则因这场战争，彻底蜕去了平民主义的外壳，基本放弃了自由民权的主张，演变成了一个帝国主义者。其标志就是1894年12月由民友社出版的《大日本膨胀论》（这里的日文词语“膨胀”，可作“扩张、扩大、强大”解）。
苏峰在该书中开宗明义地说：“如果说过去几百年的历史是收缩的历史（应该是指江户时期闭关锁国的历史——作者注），那么将来几百年的历史，就必须说是扩张的历史。……如今吾人已经穿过了闭锁的隧道，进入了开放的天地。”[10]246苏峰认为，日本社会正在急剧发展，日本人口正在急剧增长，区区日本列岛的面积已无法满足这样的趋势。因此，今后要仿效各国列强，将日本居民移植到世界上相关的地区，也就是要向海外殖民，将日本优秀的人种播撒到世界各地。当甲午战争爆发时，苏峰立即意识到这是“扩张性的日本进行扩张性活动的好时机”，要“善用这样的好时机，使国家获得超越性的飞跃，同时使自己个人在国民扩张史的首页留下英名。”[10]249日本现在不惜牺牲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与中国开战，目的就是“为国民的扩张在东亚创造一个根据，开拓扩张的渠道，排除阻碍扩张的障碍，让全世界都认识到日本扩张的势头，发挥出扩张性的日本的本色，获得与其他扩张性的民族对等的地位，在世界的大竞技场上得以施展拳脚。而在内部，则要巩固国民的统一，培植蓄积国民的精神，创造国家积极的、进取的、扩充性的元气和活动。”[10]250对于对中国的开战，苏峰虽然也蹈袭了一些福泽文明论的言辞，但还是未能遮掩他欢呼这场战争的真实动机：“日清战争实在是事关我国国运消长的重大机遇。我们不可忘却，这次我们不是在暗室里格斗，而是站在全世界面前的一次决战。所谓朝鲜的改革，所谓北京的城下之盟，所谓几亿的赔偿金，决定我国在世界上地位的，就在此一举。”[10]253苏峰此书出版时，中国的海城、威海卫等尚未陷落，和谈也未开始，但他已经策划好了日本未来的前景：“如今应该倾全国之兵力，锐意猛进，一面占领台湾，将此永久归入帝国的版图，一面扼住其咽喉之地，给予其神经一大痛击。”苏峰进一步提出了他的帝国主义设想：“倘若能北占旅顺口，南据台湾，清国再怎么庞大，也犹如一头被揪住了鼻子和尾巴的大象，大则大矣，却已失去了运动其庞大身躯的自由。到了这一步，不仅是一个清国，还北可控制俄国，南可应对英国，这样我们才可发挥出在东亚的霸权。”[10]258苏峰进一步的设想是：“从台湾继续南进，一直到菲律宾，到苏门答腊海峡。这一切几乎都可在指顾之间成定局。”[10]258 我们来看一下后来日本的近现代史，日本的对外政策，真的是沿袭了苏峰当年的设想：在吞并了韩国之后，借着一战出兵的机会，占据我国胶州半岛，后来又发动事变占领我国东北，最后将侵略的铁蹄伸展至全中国，并进而与英美争夺霸权，将战火蔓延至东南亚和太平洋领域。苏峰本人也在1942年出任军部主导的“大日本文学报国会”和“大日本言论报告会”（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两个组织的名称前均冠以“大日本”）的会长，几乎是二战时期日本文化界的最高领袖，结果在战后被美国占领军定为甲级战犯的嫌疑人，开除一切公职。
1948年竹内好在反省近代日本对外扩张的政治实践时，已经意识到了支撑起这一实践的内在思想动因即是“日本优等”的意识。他不无讽喻地指出：“日本文化在结构上就是优等生的文化。……日本的军备世界第一。日本的纺织业世界第一。日本的医学世界第一。日本的民族性世界上最优秀。作为创造了如此优秀文化的日本文化的优秀代表的自己，与劣等生的人民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我们是被精选出来的。指导落后的人民是自己的使命。指导落后的东亚各国是自己的使命。”[11]而“日本优等”的意识，与“大日本”的情结，是属于同一思想脉络的。
1945年日本战败以后，由于“波茨坦公告”精神的宣传和落实以及美国占领军对战争时期极端国家主义思想和势力的清算，以“大日本”情结为内在动因的战前和战时甚嚣尘上的极端国家主义势力受到了打击，加之长久以来被压制的左翼势力的复活，遭受战争磨难的一般国民对既往战争的反省和思考，有一段时期和平主义思想曾经代表了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诉求。
1970年代末期，日本经济发展的奇迹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惊叹和赞美，在某种程度上，日本俨然成了一个模范国家。它的企业文化、经济管理模式受到了欧美等先进国家的关注和研究，它在世界上、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受到了人们的仰视，资本和技术的输出、ODA援助的实施，使得日本由此奠定了它在东亚区域的经济领袖地位，日本的古典文化随同它的流行文化一起风靡全球，这些都大大促进了日本人民族自豪感的高涨，此时，日本人的优等生意识又一次地被激发起来，日本国内的“大日本”情结开始重新抬头，而与此同时，对日本民族精神的内省、对近代日本的批判性思考已经大为减弱。战后一个时期曾经有较大势力的左翼力量，在富裕的中产阶级迅速成长起来之后，也逐渐走向衰弱。随之而起的，是日本要成为一个政治大国甚至军事大国的欲求，在民众中渐渐滋生开来。
1980年代后，在这样的背景下，朝野都主张要建设一个国际国家的日本，发挥与经济实力相应的大国作用，增强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话语权。到了80年代中期，大国主义的呼声日益高涨，其根本的代表就是中曾根内阁的政治主张。中曾根在日本推行“战后政治的总结算”，试图摆脱战后美国的影子，因此，他强调要确立“日本的国家定位”[12]。1985年7月，他在法国索邦大学作演讲时指出：“已经占了世界经济一成水平的日本，却还缩在远东的一个角落里，如同与国际社会无缘似的，我们不能再对承担国际义务和责任闭目无视了。”日本学者评论说，中曾根的这些言论表明，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应该具有领袖国家一员的自觉，来承担相应的作用和责任[13]。这种倾向在民间的集中表现便是1989年石原慎太郎和Sony公司的会长盛田昭夫合著的《可以说不的日本——新日美关系的方策》及相关书系的问世。当时正是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的前夜，大多数日本人都迷醉在虚幻的景气中，觉得日本的经济实力足以与美国分庭抗礼，重拾昔日“大日本”的旧梦[12]。
冷战结束后，苏联或俄罗斯在远东的影响力迅速消减，与此同时，中国迅速崛起，最终于2010年在经济体量上压倒了日本，并在地区乃至世界事务上日益发挥着主导的作用，这使得日本人感到追求政治大国的欲望受到了挫伤，成为地区领袖的企图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日本人觉得自己的发展空间受到了日益增大的中国的严重挤压，因此自1990年代随着经济低迷而开始萌发的焦虑感、烦躁感或者说躁动不安的情绪再次转向了求“强”求“大”的“大日本”指向。从情感上来说，近代以后一直是东亚强国甚至一度是世界强国的日本，很难接受一个曾经遭受它摆布、接受它指导的庞大邻国在“一衣带水”的海域对面强势崛起。于是，日本国内的一部分人开始将日本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联系起来，并试图将怨气转向中国。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威胁论”在日本甚嚣尘上，当年对美国持强硬立场的这部分人，开始将矛头转向中国，尤其是在战争历史问题上，试图向良知和史实挑战，竭力削弱甚至否定日本的加害者立场，来自欺欺人地拂去因“大日本”扩张政策对东亚邻国带来深重灾难的愧疚感。
如今，以安倍晋三为首的日本主流政治势力，正在以掩饰、模糊历史的方式，再度祭起“大日本”的旗帜，重振经济，借助日美同盟的关系，扩充军备，增强军力，拓展它在全球的影响力，试图重新成为世界领袖之一。本文开头时列举的诸种动向，并非一时之举或偶然出现的现象，而是有其内在的思想脉络，它正是自明治以来滋生并迅速蔓延的“大日本”情结在今天的必然表现，尚未忘却近现代史的人们，应该对此保持足够的警惕。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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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福沢諭吉.に北京を衝く可し[M]//福沢諭吉全集（第14卷）.岩波書店，1960：500.
[9] 福沢諭吉.義侠に非ず自利の為めなり[M]//福沢諭吉全集（第15卷）.岩波書店，1961：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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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竹内好.中国の近代と日本の近代[M]//日本とアジア.筑摩書房，1999：34.
[12] 徐静波.近代以来日本的民族主义思潮[J].日本学论坛，2007（1）.
[13] 日本历史科学协议会编.日本現代史[M].东京：青木书店，2001：461-462.
[作者简介] 徐静波（1956-），男，上海人，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
[内容摘要] “大日本”情结的思想内涵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日本或“神国”日本表示由衷赞美并为此醉心的国粹主义或曰日本主义;二是对日本在近代文明的进程上获得的独特的进步感到兴奋和自豪的文明论或文明扩张主义。初看这两种思想似乎有些互相乖离，事实上这是一个事物的两个侧面，它强调的都是日本与众不同的先进性。明治以后日本的扩张行为以及近来安倍政权的一系列强势举动，都是“大日本”情结的具体体现。
[关键词] 大日本情结;思想理路;福泽谕吉;德富苏峰;安倍政权
[中图分类号] K31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201（2015）02-0009-07
一、问题的提出
2015年4月下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高调访问美国，在国会演讲中鼓吹要将日美同盟的作用推展到全世界范围，发挥出它的全球“抑止力”，日本要与美国共同担负起所谓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的重责。稍早的日美2加2会谈，确定了日美新防卫指针的内涵，将日本集体自卫权的领域扩展到没有限制的相关地区。
第二届安倍内阁近来频频推出的这些壮大的举动，或者说要壮大日本的举动，全世界所有的视线都注意到了。其实安倍晋三要壮大日本的理念和举动，并非始于第二届内阁，2006年9月他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时，就已经提出了非常完备的政权构想，在构想的第一部分“政权的基本方向性”中，他提出了要“制定一部与开创一个新时代的日本相适应的宪法”，“将日本建成一个以创新来走上新的成长和繁荣之道的国家”，“建成一个受到世界信赖、尊敬和爱戴，具有领袖地位的开放的国家”，特别提出要“向世界展示日本的魅力”，“充分发挥日本强势的积极的贡献。”[1]在第二届安倍内阁建立之后，立即进行了武器出口三原则的修改并确立了集体自卫权，启动对和平宪法的修改，积极加强与澳大利亚等国的军事合作，插手南海事务，并通过经济的杠杆在东南亚进一步发挥其原有的影响力。安倍内阁的这一系列构建“强大的日本”的理念及其政治实践，虽不能与全体日本国民的意志等同起来，但我们却不能仅仅将其看作是一部分政客的政治秀，或者只是某一届内阁的临时国策，笔者认为它与近代以来日本主流社会对日本民族、日本国家的基本认识和定位乃至其政治实践是一脉相承的。这样的理念和实践，笔者把它理解为“大日本”情结在今天的顽强体现。其表现程度的强弱，往往与日本社会的内部构造和外部环境的变化相关联。证之于日本的历史，特别是日本的近代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它是有其内在的思想理路和思想脉络的，它的产生、发展和膨胀，都与日本民族对自我和他者的认识、尤其是近代日本人的国家观和世界观密切关联。虽然这一思想脉络和政治实践在二战结束时遭到了相当程度的震颤和挫伤，但在钳制它的外在环境松缓之后，它总是会顽强地表现出来，并付诸政治实践。
二、“大日本”情结的由来
一国国民的国家或民族即nation的意识或情结的发生和发展都与其外部的环境有关。日本偏于海东一隅，近代以前，除了曾在13世纪下半叶遭到蒙古人主导的元军进攻之外，一直不存在外部的武力威胁或民族危机，因此相对而言其国家或民族的意识或情结一直比较平缓。对于中国主导的华夷秩序，日本一般也是认可的。但是16世纪中叶以后，西洋人依循大航海时代开拓的海路，陆续将势力伸展到东方，带来了那一时代欧洲的知识和宗教，尤其是地理发现的新知识（比如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开拓了日本人认识外部世界的视野，对传统的华夷秩序，也产生了质疑和异议。在1709年出版的西川如见所著的《增补华夷通商考》中所附的“地球万国一览之图”中，“唐土”虽是一个大国，却也只是世界的一部分，且并非居于世界的中央。18世纪下半叶，经过一百多年的锁国之后，日本本土的思想和文化越加成熟，因而诞生了对外来的风靡朝野的儒学和佛学反弹的、崇尚日本本土古典的“国学”，由本居宣长等确立的“国学”不仅是研究日本古典的学问，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贬斥外来思想、抬举本国民族精神的“日本”意识。在与外来（这里主要是指来自中国的）强势文化的对抗中，“本朝”或“日本”的主体意识第一次明确地觉醒了。本居宣长、平田笃胤等倡导的“复古神道”，在内在的精神理路上，与“国学”完全同属一脉，它强调的都是日本作为一个“神国”的独特性。
据笔者有限的知识，表示日本国的“大日本”一词的使用，最初似乎是德川光圀用汉文撰写、1906年最后完成的《大日本史》，但当时书名并不叫《大日本史》，一般称作《本朝史记》（同时代的另一部官修史书名曰《本朝通鉴》），在光圀死后的1715年，才由水户藩主德川纲条定名为《大日本史》。据笔者考察，“大日本”一词的普遍使用，应该在明治以后，即日本正式开启了近代的帷幕之后。1854年日本对外签署的第一个正式条约《日美亲善条约》，对日本的表述还只是“日本”，而在1871年7月签署的《日清修好条规》中，对日本的表述已成了“大日本”，对中国则同等地称为“大清国”。明治以后，“大日本”一词出现的频率渐渐增多，1889年2月，《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之后，日本国名的正式表现才定为“大日本帝国”一开始伊藤博文在初稿本上用的正式名称只是“日本帝国宪法”，在枢密院的审议会上，副议长寺岛宗则建议日本国名前加上“大”字，宪法的起草者井上毅认为加上“大”字，恐有妄自尊大之嫌，表示反对，但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最后裁定改为“大日本帝国宪法”，由此可见日本当时一般的风气。，但其英文译文仍只是Empire of Japan，而并无英国正式国名“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中的Great，也许当时的日本对欧美诸国还是有所忌讳的吧。
一个国家的国名前冠以“大”字，除了对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之外，确实也有一定程度的夸耀、炫示甚至暗含对外扩张的意向。自明治时期开始，日本在正式和非正式的场合，开始频频使用“大日本”一词，不少企业和团体的名称前均冠以“大日本”。笔者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偶然发生、或少数团体刻意制造的现象，而是江户末期、尤其是19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外部环境的剧变和日本社会本身的巨变，日本人在对本民族（自我）和外部世界（周边亚洲国家和欧美诸国）的重新审视的过程中形成的国家观和世界观的自然体现，它与这一时代日本对外扩张的意向和实践相吻合。 清朝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引起了日本朝野的震惊，因此当佩里将军率领黑船舰队来敲打日本国门的时候，江户幕府不敢盲目地将其拒之门外。早年的一批知识先进在欧美诸国的游学和历访，尤其是代表了明治政府最高层的岩仓具视出访团在海外历时近两年的深入考察，使得社会的精英阶层看到了包括日本在内的欧美圈之外的国家与欧美国家之间在物质和精神上存在的巨大差距。于是，以先进的欧美诸国为楷模，一场以思想启蒙运动为引导的思想层面的革新，以自由民权运动为政治实践的社会变革，以及由政府主导的“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建国方略在全国范围内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地广泛推行。经日本朝野近三十年的励精图治，使得日本在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教育水准乃至医疗卫生等软实力层面与近代工矿业、铁路交通、军备实力等硬实力方面，都接近、达到了欧美“文明国家”的水准。同时，以神道为核心的日本传统文化也在日本国家向近现代演进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它在民族认同意识和民族凝聚力上的巨大魅力。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和朝鲜等国家因固守旧习拒绝变革而导致的国运日衰。这极大地激发了日本人的“优等生”意识和对外扩张的欲望。事实上，自丰臣秀吉时代起，对外扩张的欲望就一直未曾泯灭，1874年的出兵台湾，1875年的染指朝鲜，1879年的吞并琉球，就是这样的意识和欲望的前奏。日本在饱尝了西方列强压迫的苦楚的同时，却也衷心地羡慕他们趾高气扬、盛气凌人的帝国主义大国的做派。以“强”、“大”国家为根本旨归的“大日本”情结，也由此在大部分日本国民的心头萌生。
三、“大日本”情结的思想内涵
“大日本”情结的思想内涵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日本或“神国”日本表示由衷赞美并为此醉心的国粹主义或曰日本主义;二是对日本在近代文明进程上获得的独特进步感到兴奋和自豪的文明论或文明扩张主义。初看这两种思想似乎有些互相乖离，事实上这是一个事物的两个侧面，它强调的都是日本与众不同的先进性，强调日本作为一个民族和国家在世界上的优等生地位。
1880年代，以鹿鸣馆为代表的欧化主义风头甚健，但与此相对抗的国粹主义思潮也逐渐酿成。1888年，受过近代良好教育并有出洋留学或考察经历的志贺重昂和三宅雪岭等人在东京创立了政教社，不久又将此前创办的杂志《日本人》和《日本》合并为杂志《日本及日本人》。他们的一个共同主张，便是倡导国粹主义。所谓国粹主义，它与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一样，英文都译作nationalism。国粹主义的提出，其目的是对抗日益兴盛的欧化主义，强调日本文化传统的价值。志贺重昂在新创刊的《日本人》杂志的第1号、2号和3号上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日本人〉创刊寄言》、《〈日本人〉所怀抱的宗旨》和《日本前途的国是应定为“国粹保存主义”》，指出日本的近代化不是走向西洋同化的方向，而是有选择的摄取西洋的元素，将其同化到日本的文化中来[2]。
除此之外，在1900年前后，以一批札幌农学校的毕业生为主体的评论家和思想家，陆续开始以西方人为对象，撰写了一批介绍日本人精神世界的英文著作，其中著名的有基督教思想家内村鉴三出版于1894年的《日本和日本人》（Japan and Japanese），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新渡户稻造1899年出版于美国的《武士道》（BUSHIDO，the soul of Japan），近代日本美术教育奠基人之一的冈仓天心1903年在英国出版的《东方的理想——以日本美术为中心》（The Ideals of the Eas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Art of Japan）和1904年的《日本的觉醒》、1906年的《茶书》（The Book of Tea）。
为什么会在1900年前后集中出现了这样一批英文著作，其实这里有其相应的时代背景。1894年对于日本人来说是个有象征意义的年份。这一年，日本打败了清朝中国，获得了割地赔款，第一次在东亚正式崛起，取得了地区霸权。又是从这一年起，日本陆续与西方列强修正了此前的不平等条约，在世界舞台上基本获得了与西方并驾齐驱的地位，多年来屈居于西洋人之下的日本人，渐渐开始扬眉吐气，他们开始认真审视和研究自己的文化遗产，真心觉得东方人在精神文化上也足以与西方人相抗衡。
《武士道》将既有的武士阶级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基准抬举到很高的精神层面，这其实并非对现实的叙说，而是作者理想化的描述，但西方人读了以后也许会为之炫目。《东方的理想》则主要强调了三个方面：一是亚洲在文化上是一个统一体;二是这种文化的保存和发展只有在日本的文化史上才得到了完整的体现;三是虽然我们今天面临着以武力为背景的西方文明的侵袭，但是东方的文化，因其自我内在的觉醒而将体现出愈加灿烂的价值。冈仓天心尤其强调了日本的文化地位：“我们享有万世一系的天皇这一无与伦比的福分，未受外族征服过的高扬的民族自恃心，以未向海外扩张发展为代价，在孤立的岛国状态中坚守着祖先传来的观念和本能，由此，使日本成了亚洲思想和文化的真正的储藏库。”[3]20中国和印度历经战乱、古代的荣光和辉煌几乎已经成了废墟，而日本却保存了亚洲文化艺术的精髓。“因此，日本是亚洲文明的博物馆。不，并不只是博物馆而已。因为日本民族的特异的天分，不仅能存古之精华，且欣悦地吸收新的事物，依仗着这种生生不二的一元论的精神，努力保存着昔日理想的全部精华。”[3]22
上述的这些思想家和评论家的论述，归结为一点，就是日本留存了东亚文明的精华，在对东亚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上，日本是一个模范国家，是东亚文明的博物馆，日本的皇权万世一系，神灵汇聚。因此，日本足以称之为“大日本”，与由盛而衰、日趋凋敝的周边邻国相比，日本是一个保留了传统文化的先进国家。
“大日本”情结的思想内涵的第二个方面，或另一个侧面，是认为日本是19世纪除近代文明的原生地欧美国家之外唯一一个、至少是第一个成功地达到近代文明或曰现代文明水准的先进国家。这一思想的代表者，主要有福泽谕吉。 福泽在晚年的自传中回忆到，他少年时的精神学养主要是来自以中国古典为中心的东亚传统知识体系据福泽谕吉在自传中所述，他少年时读过《论语》、《孟子》、《诗经》、《书经》、《世说》、《左传》、《战国策》、《老子》、《庄子》、《史记》、《前后汉书》等，尤其是《左传》，曾经通读过十一次，有趣的段落都可背诵（见《福翁自伝》、講談社1981年、16-17頁）。。但在他接触到了西洋文明后，他将这些传统的东方思想归入了负资产的范畴。“洋学”，即西方近代知识成了他审察和评价日本和世界的基轴。福泽20岁时进入兰学家绪方洪庵开设在大阪的“适塾”，在这里接触到了荷兰语的文献和近代西方的理化学科。1858年他来到江户游学，在已经对外开放的横滨亲身感受到了欧美文明，并且了解到当年的海洋强国荷兰业已陨落，如今的世界通用英语，于是发奋自学英文，希望汲取世界新知识。1860年2月，他作为随员乘坐“咸临丸”前往美国，福泽也成了近代第一批游历西方的日本人，他在美国待了四个月之久，直接体会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实相。1962年他又去欧洲游学，行踪遍及英、法、德、俄、荷兰、葡萄牙诸国，考察了欧洲的银行、邮政、议会、法院及工厂等，在伦敦恰逢世博会，集中见识了西方文明的成果。1867年2月，再度访问欧洲，由此服膺西方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1866年撰写的《西洋事情》，差不多是第一本向日本读者全面介绍西洋文明的书籍，以后又将美国的独立宣言译成日文刊发在杂志上。1875年刊行的《文明论之概略》，成了明治日本的主要精神脉络之一。
福泽认为：“若论现今世界的文明，欧洲诸国及美国是最先进的文明国家，土耳其、支那、日本等亚洲诸国，可称为半开化的国家，非洲和澳洲可看作野蛮国家。”[4]16他进而指出：“现今世界各国，无论它是处于野蛮状态还是半开化状态，若要谋得本国文明的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其为评论的标准。”[4]19以此为视角，他甚至觉得以儒学为核心的思想遗产是一种病态的历史因袭，对于东亚国家的现代文明进程起着阻碍的作用，他认为“古代的儒教主义已不适合当今的时代”，要予以摈弃[5]。1884年12月，由日本方面培植的朝鲜“开化派”领袖金玉均（1851-1894）等在日本势力的支持下发动的政变，因中国方面的武力干预而导致失败，这使得福泽谕吉在感到愤懑的同时，对中国和朝鲜的“开化”已经彻底绝望，于是发表了引人瞩目的《脱亚论》“脱亚论”已多有论述，本文不再展开。。
明治以后，日本朝野同心戮力推行迈向文明的维新国策，开办近代的矿山，兴建近代工厂，铺设铁路，推行近代义务教育。以普鲁士等为范本培训近代军队，1889年制定了明治宪法，翌年开设国会，这一切都让日本朝野感到自己已经迈入了文明国家的行列。1894年7月下旬，日本为了获取在朝鲜半岛的霸权地位，悍然发动了甲午战争，但福泽却从文明论的视角出发，将这场战争看作是文明与野蛮之间的战斗：“战争本身虽然发生于日清两国之间，探其根源，则是谋取文明开化的进步一方，与阻碍其进步的一方之间的战斗，绝非简单的两国之争，日本人原本对支那并无私怨，并无敌意……无奈他们顽冥不化，不解普通的道理，目睹文明开化的进步不仅不感到欣悦，反而要阻碍其进步，蛮横地表现了对我反抗之意，无奈之下才有如今之举。日本人眼中并无支那人支那国，只是出于世界文明进步的目的，要打倒反对这一目的并对此加以阻碍的力量。（中国人应因这场战争而）对文明引导者的日本人感恩戴德，行三叩九拜之礼。”[6]
他在同时期其他的文章中反复强调了日本作为文明引导国家的地位：“呜呼，我日本及早摆脱了支那流的陋习，依据文明开化的新精神，百事一新，修文讲武，上下合作追求国权的扩张……如今日本已成了东亚文明的先导者。”[7]“这次的战争虽说是日清两国之争，但实际上却是一场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之间的战斗，其胜败如何，关系到文明日新的前途。”[8]其实，福泽的真正用心，是想借助文明演进的高地来粉饰日本发动战争的真正动机。当日本稳操胜券时，福泽就坚决主张向中国提出巨额赔款和割地的要求[9]，这时，所有文明论的铿锵言辞都已显得那么苍白，我们看到的，只有“追求国权的扩张”这一坚定的国家主义立场。
以文明国家自居或自诩，从而觉得近代以后的日本已经是一个足可与欧美国家并驾齐驱的先进国家。在亚洲地区，日本已经成为“文明引导者”，这种从文明论推导出的日本的先进性与冈仓天心等从传统文明精粹的发扬光大者推导出的日本的先进性，实际上同样是“日本优等”思想的表现，目的是要确立日本是亚洲的“盟主”和主导者的地位。这是“大日本”情结内在思想理路的基本端绪。
四、“大日本”情结在近代以后的展开和目前的情状
基于“优等”、“优越”这样的一种基本思想理路，“大日本”情结很可能会导致的实践行为，就是引领周边和向外扩张。这在甲午战争爆发时德富苏峰（1863-1957）所发表的《大日本膨胀论》中体现得最为详尽。
年轻时曾向往西欧的民主自由思想、还积极参加了自由民权运动的苏峰，在骨子里其实是一个国权论者。甲午开战前夜，因朝鲜事件的刺激，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或曰国家主义达到了高潮，苏峰主持的《国民之友》和《国民新闻》也成了这一思想或情绪表达的重要媒介，而苏峰自己则因这场战争，彻底蜕去了平民主义的外壳，基本放弃了自由民权的主张，演变成了一个帝国主义者。其标志就是1894年12月由民友社出版的《大日本膨胀论》（这里的日文词语“膨胀”，可作“扩张、扩大、强大”解）。
苏峰在该书中开宗明义地说：“如果说过去几百年的历史是收缩的历史（应该是指江户时期闭关锁国的历史——作者注），那么将来几百年的历史，就必须说是扩张的历史。……如今吾人已经穿过了闭锁的隧道，进入了开放的天地。”[10]246苏峰认为，日本社会正在急剧发展，日本人口正在急剧增长，区区日本列岛的面积已无法满足这样的趋势。因此，今后要仿效各国列强，将日本居民移植到世界上相关的地区，也就是要向海外殖民，将日本优秀的人种播撒到世界各地。当甲午战争爆发时，苏峰立即意识到这是“扩张性的日本进行扩张性活动的好时机”，要“善用这样的好时机，使国家获得超越性的飞跃，同时使自己个人在国民扩张史的首页留下英名。”[10]249日本现在不惜牺牲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与中国开战，目的就是“为国民的扩张在东亚创造一个根据，开拓扩张的渠道，排除阻碍扩张的障碍，让全世界都认识到日本扩张的势头，发挥出扩张性的日本的本色，获得与其他扩张性的民族对等的地位，在世界的大竞技场上得以施展拳脚。而在内部，则要巩固国民的统一，培植蓄积国民的精神，创造国家积极的、进取的、扩充性的元气和活动。”[10]250对于对中国的开战，苏峰虽然也蹈袭了一些福泽文明论的言辞，但还是未能遮掩他欢呼这场战争的真实动机：“日清战争实在是事关我国国运消长的重大机遇。我们不可忘却，这次我们不是在暗室里格斗，而是站在全世界面前的一次决战。所谓朝鲜的改革，所谓北京的城下之盟，所谓几亿的赔偿金，决定我国在世界上地位的，就在此一举。”[10]253苏峰此书出版时，中国的海城、威海卫等尚未陷落，和谈也未开始，但他已经策划好了日本未来的前景：“如今应该倾全国之兵力，锐意猛进，一面占领台湾，将此永久归入帝国的版图，一面扼住其咽喉之地，给予其神经一大痛击。”苏峰进一步提出了他的帝国主义设想：“倘若能北占旅顺口，南据台湾，清国再怎么庞大，也犹如一头被揪住了鼻子和尾巴的大象，大则大矣，却已失去了运动其庞大身躯的自由。到了这一步，不仅是一个清国，还北可控制俄国，南可应对英国，这样我们才可发挥出在东亚的霸权。”[10]258苏峰进一步的设想是：“从台湾继续南进，一直到菲律宾，到苏门答腊海峡。这一切几乎都可在指顾之间成定局。”[10]258 我们来看一下后来日本的近现代史，日本的对外政策，真的是沿袭了苏峰当年的设想：在吞并了韩国之后，借着一战出兵的机会，占据我国胶州半岛，后来又发动事变占领我国东北，最后将侵略的铁蹄伸展至全中国，并进而与英美争夺霸权，将战火蔓延至东南亚和太平洋领域。苏峰本人也在1942年出任军部主导的“大日本文学报国会”和“大日本言论报告会”（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两个组织的名称前均冠以“大日本”）的会长，几乎是二战时期日本文化界的最高领袖，结果在战后被美国占领军定为甲级战犯的嫌疑人，开除一切公职。
1948年竹内好在反省近代日本对外扩张的政治实践时，已经意识到了支撑起这一实践的内在思想动因即是“日本优等”的意识。他不无讽喻地指出：“日本文化在结构上就是优等生的文化。……日本的军备世界第一。日本的纺织业世界第一。日本的医学世界第一。日本的民族性世界上最优秀。作为创造了如此优秀文化的日本文化的优秀代表的自己，与劣等生的人民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我们是被精选出来的。指导落后的人民是自己的使命。指导落后的东亚各国是自己的使命。”[11]而“日本优等”的意识，与“大日本”的情结，是属于同一思想脉络的。
1945年日本战败以后，由于“波茨坦公告”精神的宣传和落实以及美国占领军对战争时期极端国家主义思想和势力的清算，以“大日本”情结为内在动因的战前和战时甚嚣尘上的极端国家主义势力受到了打击，加之长久以来被压制的左翼势力的复活，遭受战争磨难的一般国民对既往战争的反省和思考，有一段时期和平主义思想曾经代表了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诉求。
1970年代末期，日本经济发展的奇迹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惊叹和赞美，在某种程度上，日本俨然成了一个模范国家。它的企业文化、经济管理模式受到了欧美等先进国家的关注和研究，它在世界上、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受到了人们的仰视，资本和技术的输出、ODA援助的实施，使得日本由此奠定了它在东亚区域的经济领袖地位，日本的古典文化随同它的流行文化一起风靡全球，这些都大大促进了日本人民族自豪感的高涨，此时，日本人的优等生意识又一次地被激发起来，日本国内的“大日本”情结开始重新抬头，而与此同时，对日本民族精神的内省、对近代日本的批判性思考已经大为减弱。战后一个时期曾经有较大势力的左翼力量，在富裕的中产阶级迅速成长起来之后，也逐渐走向衰弱。随之而起的，是日本要成为一个政治大国甚至军事大国的欲求，在民众中渐渐滋生开来。
1980年代后，在这样的背景下，朝野都主张要建设一个国际国家的日本，发挥与经济实力相应的大国作用，增强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话语权。到了80年代中期，大国主义的呼声日益高涨，其根本的代表就是中曾根内阁的政治主张。中曾根在日本推行“战后政治的总结算”，试图摆脱战后美国的影子，因此，他强调要确立“日本的国家定位”[12]。1985年7月，他在法国索邦大学作演讲时指出：“已经占了世界经济一成水平的日本，却还缩在远东的一个角落里，如同与国际社会无缘似的，我们不能再对承担国际义务和责任闭目无视了。”日本学者评论说，中曾根的这些言论表明，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应该具有领袖国家一员的自觉，来承担相应的作用和责任[13]。这种倾向在民间的集中表现便是1989年石原慎太郎和Sony公司的会长盛田昭夫合著的《可以说不的日本——新日美关系的方策》及相关书系的问世。当时正是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的前夜，大多数日本人都迷醉在虚幻的景气中，觉得日本的经济实力足以与美国分庭抗礼，重拾昔日“大日本”的旧梦[12]。
冷战结束后，苏联或俄罗斯在远东的影响力迅速消减，与此同时，中国迅速崛起，最终于2010年在经济体量上压倒了日本，并在地区乃至世界事务上日益发挥着主导的作用，这使得日本人感到追求政治大国的欲望受到了挫伤，成为地区领袖的企图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日本人觉得自己的发展空间受到了日益增大的中国的严重挤压，因此自1990年代随着经济低迷而开始萌发的焦虑感、烦躁感或者说躁动不安的情绪再次转向了求“强”求“大”的“大日本”指向。从情感上来说，近代以后一直是东亚强国甚至一度是世界强国的日本，很难接受一个曾经遭受它摆布、接受它指导的庞大邻国在“一衣带水”的海域对面强势崛起。于是，日本国内的一部分人开始将日本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联系起来，并试图将怨气转向中国。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威胁论”在日本甚嚣尘上，当年对美国持强硬立场的这部分人，开始将矛头转向中国，尤其是在战争历史问题上，试图向良知和史实挑战，竭力削弱甚至否定日本的加害者立场，来自欺欺人地拂去因“大日本”扩张政策对东亚邻国带来深重灾难的愧疚感。
如今，以安倍晋三为首的日本主流政治势力，正在以掩饰、模糊历史的方式，再度祭起“大日本”的旗帜，重振经济，借助日美同盟的关系，扩充军备，增强军力，拓展它在全球的影响力，试图重新成为世界领袖之一。本文开头时列举的诸种动向，并非一时之举或偶然出现的现象，而是有其内在的思想脉络，它正是自明治以来滋生并迅速蔓延的“大日本”情结在今天的必然表现，尚未忘却近现代史的人们，应该对此保持足够的警惕。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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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福沢諭吉.日清の戦争は文野の戦争なり[M]//福沢諭吉全集（第14卷）.岩波書店，1960：491-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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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福沢諭吉.義侠に非ず自利の為めなり[M]//福沢諭吉全集（第15卷）.岩波書店，1961：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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