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我国党的十九大明确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目标。目前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正在从向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投资转变为向欧美、大洋洲等国家投资，特别是2015年-2016年期间，对外投资与利用外资几乎为相同水平，由此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越来越明显。文章区别于其他逆向技术溢出的效果分析，更多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方式探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为对外投资的科学持续发展提供了建议。
关键词：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传导机制；对外直接投资
FDI过程中，发达国家的资产注入会产生溢出效应，同样随着我国经济和技术发展成熟，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早已逐渐明显。国内外相关专家学者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多方面实证研究，但很少就传导机制进行深入分析。本文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进行探讨，并通过一个企业进行逆向技术溢出的实证分析，给予产业发展建议。
一、 OFDI和逆向技术溢出
2003年开始，中国OFDI实现了连续稳步增长。 本文统计了2006年～2016年11年的对外投资数据。 2016年，中国OFDI绝对数是2006年138亿美元的13.6倍。中国在2012年变为世界前三对外投资大国，在2017年首次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
中国投资流向存量国家还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但今年以来，我国的投资策略发生了较大变化。以2014年为例，我国向拉丁美洲以及亚洲的直接投资增长率是负增长， 分别为-26.6%和-5%，而相比之下，直接投资到欧盟的金额同比增长了116.3%， 占欧盟当年利用外资总额的3.8%；中国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有能力到欧美等发达国家去投资。
逆向技术溢出相对于技术溢出，是产生在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过程中， 随着跨国公司的规模增大和数量增多，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主体会和东道国技术领先产业产生密切的关系， 从而资本输出方利用跨国公司和投资主体与领先者的联系取得知识和技术，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获得了相反的外溢效益，我们称之为逆向技术溢出。
二、 逆向技术溢出相关的文献综述
白洁（2011）将RD的双面性进行研究，组建了相关模型进行论证。结论显示，ODI方式获取的溢出研发资本（来自国外）对国内RD存量存在挤出效应；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受我国的科研技术基础制约有限，需要使用到本地的资源优势，这样能明显提高创新优势，同比超过未充分使用本地资源的主体。宋勇超（2015）重新组建了理论。经过梳理总结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在前人基础上构建起全新的理论模型。通过分析2000年前十年的直接投资，搜集了对外投资的面板数据，全面研究相关数据规律，采用了实证检验的方法。结果显示，不同地方的逆向技术溢出效果大不相同。以地域划分开来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其中东部地区相对经济发达，也更有充足人力支持，逆向技术溢出的正向效果更为明显。韩玉军、王丽（2015）主要通过门槛变量的研究进行验证，得出结论，技术差距有较大影响，特别是对逆向技术溢出方面，当差距较大时效果尤为明显。 蒋冠宏（2017）认为我国企业跨国并购总体促进了行业生产率进步，在不同目标国（地区）的跨国并购对行业生产率进步有不同影响。阮敏、李衡（2018）运用LP模型，利用2003年～2015年中国OFDI的省际面板数据对制度环境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影响开展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 制度和环境也会产生较大效果。 刘家甲、薛国琴、吴伟钊（2018）对“民参军”高新技术企业进行分析，研究了与政策补助对于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逆向技术溢出影响军民融合上市企业技术创新，而且其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税收优惠对军民融合企业技术创新有积极作用。刘文华（2018）认为高体制水平区域的吸收能力变量值高于相应的门槛水平时，OFDI显著地提升区域技术创新能力。不同城市在不同的吸收能力变量方面，表现出差异化显著的超越门槛值比例。
可以看出，学者们对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给东道国本土企业甚至整个社会能够带来技术溢出的观点是一致的， 同时从不同角度实证检验了这种技术溢出的存在性问题，并且中国以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经验也确实证明了通过吸收外资能够提高本国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主要是靠模仿示范机制、竞争机制、人才流动机制以及前后相关联机制实现的，那么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同样可以通过这四种机制实现技术从被投资的发达国家公司向投资母国在东道国所设立的子公司或分公司溢出， 并且母国跨国公司通过与东道国公司共同建立研发平台、生产基地，可以更加直接地嵌入发达国家产业链中， 从而可以为获取其先进技术提供便利。另外，即使母国跨国公司没有同东道国公司建立合作机制，只要接近东道国相关技术拥有者的地域，就可以 獲得产业集聚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协同生产效应以及利用集聚地便利的基础设施服务所带来的低成本效应。当母国在东道国设立的子公司或研发机构获取到东道国先进技术后，在当今技术传播和扩散日益迅速并且障碍日益减少的背景下， 通过利用不同的传导途径可以快速而便捷地传递到母国，从而使得技术溢出实现逆向传递。
三、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的实证分析——ZTE为例
中兴通讯是中国典型的出口型高科技公司，产品广泛向亚洲、欧美等地出口。下面以ZTE为例。在实证分析中，将专利的申请数量用作技术有所进步的体现。由于部分数据获取难度较大，本文采用灰色关联度法，分析技术进步和直接投资之间的关联关系。邓氏灰色关联度模型分辨系数取值0.5。
用向量表示中兴通讯专利申请数量，那么向量X1代表在亚洲（中国大陆地区除外）区域的非流动资产总量，向量X2代表在欧洲美洲和大洋洲地区的非流动资产总量。
X0=（3 954，5 719，5 660，4 685，3 445，2 156，3 270，3 150，4 123） X1=（513 702，633 843，939 248，1 003 877，1 084 075，1 003 837，1 198 456，1 329 223，1 019 306）
X2=（12 701，15 726，377 909，838 736，789 003，896 663，1 130 718，1 001 187，1 163 078）
个别情况下，对外直接投资的重大变化可能因为战略布局和调整出现比较极端的情况，数据需做调整，使用均值的情况来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经过计算，可以求出均值：X（-）0=4 018，X（-）1=969 507.4，X（-）2=691 746.8。
处理后，结果如表3。
计算后，结果如表4。
其中k=1，2，…，9。
可以得出在亚洲OFDI和专利申请数量的灰色关联系数：？孜1=0.703 6。
在欧美和大洋洲OFDI和专利申请数量的灰色关联系数：？孜2=0.698 3。
如果将关联系数看作是对国内专利申请量作用程度的衡量指标的话，看上去亚洲比欧美对技术进步的作用更大， 但是如果考虑非流动资产总额的话，会发现欧美和大洋洲的非流动资产对技术进步有更高的效率，因为在亚洲的各年非流动资产均值是在欧美和在大洋洲的各年非流动资产均值的1.4（969 507.4/691 746.8）倍，但是，同国内专利申请数的灰色关联系数相差无几。因此，对于欧美和大洋洲的OFDI获得了逆向技术溢出。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引起了发达东道国的高度重视，即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希望通过对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的投资来获取技术的逆向溢出，从而最终达到提升本国整体技术水平的目的意图已经较为明显。发展中国家企业通过 OFDI获取逆向技术溢出首先需要通过并购、绿地投资或战略联盟等途径将自己子公司或研发机构嵌套在发达国家高端产业链条中，例如华为、中兴通讯。母国子公司或研发机构对掌握的先进技术和前沿信息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传导到母国跨国公司总部，然后总部通过对技术的筛选和吸收并将其运用到企业的生产和管理中去，使技术通过企业内的横向扩散和企业间的纵向扩散最终实现优化母国的整体科技水平的目的。主要分为技术溢出阶段、技术传导阶段跨、技术吸收阶段和技术吸收阶段。
技术溢出阶段是母国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东道国先进技术的首要阶段即实现技术溢出。技术传导阶段跨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海外子公司可以使用多种方式将技术传到母公司，让母公司充分升级生产研发环节。技术吸收阶段是母公司对从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获取的先进技术和知识进行识别，筛选出对母公司发展和提升技术水平有决定性作用的部分，应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将获取的技术和知识进行消化和理解，结合母国市场实际状况对这些技术知识进行改造和创新，使得新技术更加适应当地的人文和市场环境。最后将创造出的适合于母国的新技术和知识进行具体应用，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对技术进行完善和修正，从而实现提升母公司技术水平。正如ZTE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欧美和大洋洲技术溢出效应明显。
四、 逆向技术溢出传导机制总结——基于三个层次
1. 企业层次逆向技术溢出机制。中兴集团近几年更加重视对国际专利的申请，这使其在国内的申请量受到了影响，也许国际专利申请量能够更贴近现实地反映中兴集团的技术进步状况，也能更加准确地反映其在欧美和大洋洲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的程度。中兴在欧美的技术寻求型投资的数量在其非流动资产总量中所占比中还比较低，因此，可以继续增加对欧美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以获得逆向技术溢出，这样也能增加ξ2>ξ1的可能。
我们可以设想一个跨国公司是通过合资新建和跨国并购建立起来的，并且这个企业自身设有研发机构，还和其他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组成了战略联盟。这个企业既生产中间产品，也生产最终消费品。机制1： 内部技术转移机制。这是企业层次最主要的机制，这个机制主要和企业的内部治理和管理模式有关。这一机制连接技术获取和技术传播两个阶段。机制2： 投资母国政府激励机制。投资母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鼓励政策带来了成本上的节约和收益上的增加，这一部分收益较为确定。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商务部在主要出口行业选定了33家国有企业，对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进行重点支持。机制3： 研发费用分摊机制，通过合资或者联盟的方式进行研发，可以利用合作者的研发资源， 降低费用投入，可以使母公司将节省下来的费用从事其他的研发项目。机制4： 外围研发剥离机制。投资后关键科技集中在总部，其他内容和运营下放到子公司。机制5： 通过并购方式获得被并购企业的研发资源，主要强调并购时一次性获得的资源，可称为并购研发资源获得机制。机制6：合资与联盟的物质资源整合机制。一是企业资源盘活机制。二是稀缺资源获取机制。三是拓展企业资源的用途。四是分享企业知识资源。五是提升企业交易资源的价值。六是储备企业的关系资源。
2. 产业层次逆向技术溢出机制。产业层次的技术获取是通过如下机制进行的。一方面，从竞争者身上获取技术，可以分为模仿追随机制和竞争效应机制。有些技术易于编码复制，可以通过图文资料进行学习。有些技术则不能，现场情境感很强，只有现场观摩，通过操作者的示范或指导才能够学习到，具有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特点。这些技术通过技术贸易是无法获得的，只有在地理位置上靠近技术的提供者接近才有获取的机会。另外，可以第一时间实施逆向工程。 逆向工程的目的是将产品进行拆分，弄懂其制造和工作原理后，加以仿制。 这种模仿活动比发明创造要少用更多的資源。而且此类产品已存在市场需求，市场风险也相对较小。而通过进口实施逆向工程，会延误一段时间，而且对于逆向工程的目标产品的选择余地较小。还有一个分机制是竞争效应机制。另一方面，从上下游企业获得技术溢出。被投资的国家，在本地上下游采购和销售产品是必然现象。特别是采购过程中，如果购买到先进科技的产品，长久下来必然导致投资公司的生产经营意识和科技属性含量增加。比如在上游销售过程中会展示产品的创新点或先进技术，或者协助企业对自身的生产经营、市场销售以及配套研发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即使刻意保留核心的技术，也会随着产业成熟，整体先进性提高。另外销售方面，由于整体的技术门槛较高，会倒逼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产品科技，以至于不落后于当地的本土企业科技水平，所以客户的技术需求包括售后等持续稳定在一个高位水平，是促进企业提高技术水平加强研发投入的外在动力。这也是前面提到的产业集聚理论的延展应用。再者，中间产品和技术购买便利机制。由于地理距离的靠近，商业制度相同。对于技术和专利购买也有地缘优势。此外，被投资国的本地产权保护意识和用户体验感很强，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生产经营策略必须以高标准的要求设计。从需求端开始研发，决定研发方向，即韦伯的逆价值链观点，和人们所熟知的波特提出的从生产开始的价值链模型相反。 3. 国家层面的技术溢出。发达国家比（下转第18页）发展中国家有更利于技术进步的经济、社会环境，并且一些国家还制定了对于外国直接投资者的优惠政策。这些东道国的优势换转化为外国直接投资者的技术上的增量，也就是获得了技术溢出。比如，宏观环境作用机制，以美国为例。美国宏观经济环境良好稳定，全球综合实力最强，长期保持世界经济贸易、军事工业、政治影响第一名，拥有稳定和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另外金融工具比如银行证券保险体系特别发达，拥有对实际经济影响巨大的华尔街金融体系，同时美元体系也是世界认可度最高的货币。美国法制健全。企业只要遵守法律照章经营，就可以排除经营中的人为干扰。有成熟的个人和企业征信體系，法律可以解决经济纠纷。美国是世界上科技最发达的国家，技术先进，人才济济，拥有顶尖的高校和科研机构，能够培养出最精尖的科研人才。另外，政府政策起到控制作用。这一部分虽然也属于宏观环境，但是更强调了对于外资企业的直接作用，而上述宏观环境是对任何企业都发生作用的。此处分别列举美国和澳大利亚，比较全国政策和个别地方政策。全国性的优惠政策方面，美国并没有设立非常高的门槛限制外资投资本国。除了与国防有关的少数部门外，美国对外国来美国进行直接投资的领域不实行限制。美国融资环境较为优越，超过一半的州都会提供辅助性的商业贷款和发行工业开发债券，或者成立专门机构提供融资和授信等方面的服务。一个企业只要有信用，无论内资外资都可向银行申请并获得贷款。美国对外资的优惠政策长期保持。投资到美国后地方政府反而会对企业进行本土化辅导，提供将相关扶持政策。在美国挣得的利润，按税收缴纳税费后可以自由进出美国。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方面，澳大利亚在中国几个重点城市专门设立了咨询处和办公室，为赴澳投资的企业针对性服务。德国向投资企业提供了相应的咨询补助金。另外专门开辟了快捷通道，对于项目的报审、立项、推动进行了简化，并且对部分收费给以折扣或减免。东道国政府还可以直接促成外国投资企业和当地产学研的合作，这就是政府带来的直接技术溢出。此外， 产业间作用相互影响。 实际上是生产技术的联系，与产业层次中的上下游的技术溢出相似。只是供应商和客户不在同一产业中，比如一个工业企业可以从作为其供应商的农业企业中获得新型生产技术， 一个工业企业也可以从作为其客户的第三产业企业获得创新技术。
参考文献：
[1] 白洁.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经验检验[J].世界经济研究，2009，（8）：65-69.
[2] 朱英明.区域制造业规模经济、技术变化与全要素生产率——产业集聚的影响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10）：3-18.
[3] 柴庆春，张楠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基于行业差异的检验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6，（8）：113-120.
[4] 陈冲，陈志侠.全球价值链中的产业集群升级理论综述[J].财会通讯，2009，（36）：49-51，55.
[5] 陈昊，吴雯.中国OFDI国别差异与母国技术进步[J].科学研究，2016，（1）：49-56.
[6] 陈涛涛，陈娇.行业增长因素与我国FDI行业内溢出效应[J].经济研究，2006，（6）：39-47.
[7] 邓军.所见非所得：增加值贸易统计下的中国对外贸易特征[J].世界经济研究，2014，（1）：35-40，88.
[8] 郭庆然.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区域差异与吸收能力——基于门槛面板数据模型视角[J].工业技术经济，2013，（8）：33-43.
作者简介：韩玉军（1958-），男，汉族，山东省沂南县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政策、WTO与国际经济法；邓灵昭（1988-），男，汉族，四川省阆中市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理论、自贸区政策和逆向技术溢出问题。
收稿日期：2018-06-11。
关键词：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传导机制；对外直接投资
FDI过程中，发达国家的资产注入会产生溢出效应，同样随着我国经济和技术发展成熟，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早已逐渐明显。国内外相关专家学者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多方面实证研究，但很少就传导机制进行深入分析。本文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进行探讨，并通过一个企业进行逆向技术溢出的实证分析，给予产业发展建议。
一、 OFDI和逆向技术溢出
2003年开始，中国OFDI实现了连续稳步增长。 本文统计了2006年～2016年11年的对外投资数据。 2016年，中国OFDI绝对数是2006年138亿美元的13.6倍。中国在2012年变为世界前三对外投资大国，在2017年首次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
中国投资流向存量国家还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但今年以来，我国的投资策略发生了较大变化。以2014年为例，我国向拉丁美洲以及亚洲的直接投资增长率是负增长， 分别为-26.6%和-5%，而相比之下，直接投资到欧盟的金额同比增长了116.3%， 占欧盟当年利用外资总额的3.8%；中国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有能力到欧美等发达国家去投资。
逆向技术溢出相对于技术溢出，是产生在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过程中， 随着跨国公司的规模增大和数量增多，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主体会和东道国技术领先产业产生密切的关系， 从而资本输出方利用跨国公司和投资主体与领先者的联系取得知识和技术，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获得了相反的外溢效益，我们称之为逆向技术溢出。
二、 逆向技术溢出相关的文献综述
白洁（2011）将RD的双面性进行研究，组建了相关模型进行论证。结论显示，ODI方式获取的溢出研发资本（来自国外）对国内RD存量存在挤出效应；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受我国的科研技术基础制约有限，需要使用到本地的资源优势，这样能明显提高创新优势，同比超过未充分使用本地资源的主体。宋勇超（2015）重新组建了理论。经过梳理总结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在前人基础上构建起全新的理论模型。通过分析2000年前十年的直接投资，搜集了对外投资的面板数据，全面研究相关数据规律，采用了实证检验的方法。结果显示，不同地方的逆向技术溢出效果大不相同。以地域划分开来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其中东部地区相对经济发达，也更有充足人力支持，逆向技术溢出的正向效果更为明显。韩玉军、王丽（2015）主要通过门槛变量的研究进行验证，得出结论，技术差距有较大影响，特别是对逆向技术溢出方面，当差距较大时效果尤为明显。 蒋冠宏（2017）认为我国企业跨国并购总体促进了行业生产率进步，在不同目标国（地区）的跨国并购对行业生产率进步有不同影响。阮敏、李衡（2018）运用LP模型，利用2003年～2015年中国OFDI的省际面板数据对制度环境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影响开展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 制度和环境也会产生较大效果。 刘家甲、薛国琴、吴伟钊（2018）对“民参军”高新技术企业进行分析，研究了与政策补助对于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逆向技术溢出影响军民融合上市企业技术创新，而且其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税收优惠对军民融合企业技术创新有积极作用。刘文华（2018）认为高体制水平区域的吸收能力变量值高于相应的门槛水平时，OFDI显著地提升区域技术创新能力。不同城市在不同的吸收能力变量方面，表现出差异化显著的超越门槛值比例。
可以看出，学者们对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给东道国本土企业甚至整个社会能够带来技术溢出的观点是一致的， 同时从不同角度实证检验了这种技术溢出的存在性问题，并且中国以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经验也确实证明了通过吸收外资能够提高本国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主要是靠模仿示范机制、竞争机制、人才流动机制以及前后相关联机制实现的，那么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同样可以通过这四种机制实现技术从被投资的发达国家公司向投资母国在东道国所设立的子公司或分公司溢出， 并且母国跨国公司通过与东道国公司共同建立研发平台、生产基地，可以更加直接地嵌入发达国家产业链中， 从而可以为获取其先进技术提供便利。另外，即使母国跨国公司没有同东道国公司建立合作机制，只要接近东道国相关技术拥有者的地域，就可以 獲得产业集聚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协同生产效应以及利用集聚地便利的基础设施服务所带来的低成本效应。当母国在东道国设立的子公司或研发机构获取到东道国先进技术后，在当今技术传播和扩散日益迅速并且障碍日益减少的背景下， 通过利用不同的传导途径可以快速而便捷地传递到母国，从而使得技术溢出实现逆向传递。
三、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的实证分析——ZTE为例
中兴通讯是中国典型的出口型高科技公司，产品广泛向亚洲、欧美等地出口。下面以ZTE为例。在实证分析中，将专利的申请数量用作技术有所进步的体现。由于部分数据获取难度较大，本文采用灰色关联度法，分析技术进步和直接投资之间的关联关系。邓氏灰色关联度模型分辨系数取值0.5。
用向量表示中兴通讯专利申请数量，那么向量X1代表在亚洲（中国大陆地区除外）区域的非流动资产总量，向量X2代表在欧洲美洲和大洋洲地区的非流动资产总量。
X0=（3 954，5 719，5 660，4 685，3 445，2 156，3 270，3 150，4 123） X1=（513 702，633 843，939 248，1 003 877，1 084 075，1 003 837，1 198 456，1 329 223，1 019 306）
X2=（12 701，15 726，377 909，838 736，789 003，896 663，1 130 718，1 001 187，1 163 078）
个别情况下，对外直接投资的重大变化可能因为战略布局和调整出现比较极端的情况，数据需做调整，使用均值的情况来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经过计算，可以求出均值：X（-）0=4 018，X（-）1=969 507.4，X（-）2=691 746.8。
处理后，结果如表3。
计算后，结果如表4。
其中k=1，2，…，9。
可以得出在亚洲OFDI和专利申请数量的灰色关联系数：？孜1=0.703 6。
在欧美和大洋洲OFDI和专利申请数量的灰色关联系数：？孜2=0.698 3。
如果将关联系数看作是对国内专利申请量作用程度的衡量指标的话，看上去亚洲比欧美对技术进步的作用更大， 但是如果考虑非流动资产总额的话，会发现欧美和大洋洲的非流动资产对技术进步有更高的效率，因为在亚洲的各年非流动资产均值是在欧美和在大洋洲的各年非流动资产均值的1.4（969 507.4/691 746.8）倍，但是，同国内专利申请数的灰色关联系数相差无几。因此，对于欧美和大洋洲的OFDI获得了逆向技术溢出。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引起了发达东道国的高度重视，即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希望通过对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的投资来获取技术的逆向溢出，从而最终达到提升本国整体技术水平的目的意图已经较为明显。发展中国家企业通过 OFDI获取逆向技术溢出首先需要通过并购、绿地投资或战略联盟等途径将自己子公司或研发机构嵌套在发达国家高端产业链条中，例如华为、中兴通讯。母国子公司或研发机构对掌握的先进技术和前沿信息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传导到母国跨国公司总部，然后总部通过对技术的筛选和吸收并将其运用到企业的生产和管理中去，使技术通过企业内的横向扩散和企业间的纵向扩散最终实现优化母国的整体科技水平的目的。主要分为技术溢出阶段、技术传导阶段跨、技术吸收阶段和技术吸收阶段。
技术溢出阶段是母国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东道国先进技术的首要阶段即实现技术溢出。技术传导阶段跨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海外子公司可以使用多种方式将技术传到母公司，让母公司充分升级生产研发环节。技术吸收阶段是母公司对从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获取的先进技术和知识进行识别，筛选出对母公司发展和提升技术水平有决定性作用的部分，应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将获取的技术和知识进行消化和理解，结合母国市场实际状况对这些技术知识进行改造和创新，使得新技术更加适应当地的人文和市场环境。最后将创造出的适合于母国的新技术和知识进行具体应用，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对技术进行完善和修正，从而实现提升母公司技术水平。正如ZTE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欧美和大洋洲技术溢出效应明显。
四、 逆向技术溢出传导机制总结——基于三个层次
1. 企业层次逆向技术溢出机制。中兴集团近几年更加重视对国际专利的申请，这使其在国内的申请量受到了影响，也许国际专利申请量能够更贴近现实地反映中兴集团的技术进步状况，也能更加准确地反映其在欧美和大洋洲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的程度。中兴在欧美的技术寻求型投资的数量在其非流动资产总量中所占比中还比较低，因此，可以继续增加对欧美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以获得逆向技术溢出，这样也能增加ξ2>ξ1的可能。
我们可以设想一个跨国公司是通过合资新建和跨国并购建立起来的，并且这个企业自身设有研发机构，还和其他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组成了战略联盟。这个企业既生产中间产品，也生产最终消费品。机制1： 内部技术转移机制。这是企业层次最主要的机制，这个机制主要和企业的内部治理和管理模式有关。这一机制连接技术获取和技术传播两个阶段。机制2： 投资母国政府激励机制。投资母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鼓励政策带来了成本上的节约和收益上的增加，这一部分收益较为确定。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商务部在主要出口行业选定了33家国有企业，对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进行重点支持。机制3： 研发费用分摊机制，通过合资或者联盟的方式进行研发，可以利用合作者的研发资源， 降低费用投入，可以使母公司将节省下来的费用从事其他的研发项目。机制4： 外围研发剥离机制。投资后关键科技集中在总部，其他内容和运营下放到子公司。机制5： 通过并购方式获得被并购企业的研发资源，主要强调并购时一次性获得的资源，可称为并购研发资源获得机制。机制6：合资与联盟的物质资源整合机制。一是企业资源盘活机制。二是稀缺资源获取机制。三是拓展企业资源的用途。四是分享企业知识资源。五是提升企业交易资源的价值。六是储备企业的关系资源。
2. 产业层次逆向技术溢出机制。产业层次的技术获取是通过如下机制进行的。一方面，从竞争者身上获取技术，可以分为模仿追随机制和竞争效应机制。有些技术易于编码复制，可以通过图文资料进行学习。有些技术则不能，现场情境感很强，只有现场观摩，通过操作者的示范或指导才能够学习到，具有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特点。这些技术通过技术贸易是无法获得的，只有在地理位置上靠近技术的提供者接近才有获取的机会。另外，可以第一时间实施逆向工程。 逆向工程的目的是将产品进行拆分，弄懂其制造和工作原理后，加以仿制。 这种模仿活动比发明创造要少用更多的資源。而且此类产品已存在市场需求，市场风险也相对较小。而通过进口实施逆向工程，会延误一段时间，而且对于逆向工程的目标产品的选择余地较小。还有一个分机制是竞争效应机制。另一方面，从上下游企业获得技术溢出。被投资的国家，在本地上下游采购和销售产品是必然现象。特别是采购过程中，如果购买到先进科技的产品，长久下来必然导致投资公司的生产经营意识和科技属性含量增加。比如在上游销售过程中会展示产品的创新点或先进技术，或者协助企业对自身的生产经营、市场销售以及配套研发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即使刻意保留核心的技术，也会随着产业成熟，整体先进性提高。另外销售方面，由于整体的技术门槛较高，会倒逼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产品科技，以至于不落后于当地的本土企业科技水平，所以客户的技术需求包括售后等持续稳定在一个高位水平，是促进企业提高技术水平加强研发投入的外在动力。这也是前面提到的产业集聚理论的延展应用。再者，中间产品和技术购买便利机制。由于地理距离的靠近，商业制度相同。对于技术和专利购买也有地缘优势。此外，被投资国的本地产权保护意识和用户体验感很强，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生产经营策略必须以高标准的要求设计。从需求端开始研发，决定研发方向，即韦伯的逆价值链观点，和人们所熟知的波特提出的从生产开始的价值链模型相反。 3. 国家层面的技术溢出。发达国家比（下转第18页）发展中国家有更利于技术进步的经济、社会环境，并且一些国家还制定了对于外国直接投资者的优惠政策。这些东道国的优势换转化为外国直接投资者的技术上的增量，也就是获得了技术溢出。比如，宏观环境作用机制，以美国为例。美国宏观经济环境良好稳定，全球综合实力最强，长期保持世界经济贸易、军事工业、政治影响第一名，拥有稳定和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另外金融工具比如银行证券保险体系特别发达，拥有对实际经济影响巨大的华尔街金融体系，同时美元体系也是世界认可度最高的货币。美国法制健全。企业只要遵守法律照章经营，就可以排除经营中的人为干扰。有成熟的个人和企业征信體系，法律可以解决经济纠纷。美国是世界上科技最发达的国家，技术先进，人才济济，拥有顶尖的高校和科研机构，能够培养出最精尖的科研人才。另外，政府政策起到控制作用。这一部分虽然也属于宏观环境，但是更强调了对于外资企业的直接作用，而上述宏观环境是对任何企业都发生作用的。此处分别列举美国和澳大利亚，比较全国政策和个别地方政策。全国性的优惠政策方面，美国并没有设立非常高的门槛限制外资投资本国。除了与国防有关的少数部门外，美国对外国来美国进行直接投资的领域不实行限制。美国融资环境较为优越，超过一半的州都会提供辅助性的商业贷款和发行工业开发债券，或者成立专门机构提供融资和授信等方面的服务。一个企业只要有信用，无论内资外资都可向银行申请并获得贷款。美国对外资的优惠政策长期保持。投资到美国后地方政府反而会对企业进行本土化辅导，提供将相关扶持政策。在美国挣得的利润，按税收缴纳税费后可以自由进出美国。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方面，澳大利亚在中国几个重点城市专门设立了咨询处和办公室，为赴澳投资的企业针对性服务。德国向投资企业提供了相应的咨询补助金。另外专门开辟了快捷通道，对于项目的报审、立项、推动进行了简化，并且对部分收费给以折扣或减免。东道国政府还可以直接促成外国投资企业和当地产学研的合作，这就是政府带来的直接技术溢出。此外， 产业间作用相互影响。 实际上是生产技术的联系，与产业层次中的上下游的技术溢出相似。只是供应商和客户不在同一产业中，比如一个工业企业可以从作为其供应商的农业企业中获得新型生产技术， 一个工业企业也可以从作为其客户的第三产业企业获得创新技术。
参考文献：
[1] 白洁.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经验检验[J].世界经济研究，2009，（8）：65-69.
[2] 朱英明.区域制造业规模经济、技术变化与全要素生产率——产业集聚的影响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10）：3-18.
[3] 柴庆春，张楠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基于行业差异的检验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6，（8）：113-120.
[4] 陈冲，陈志侠.全球价值链中的产业集群升级理论综述[J].财会通讯，2009，（36）：49-51，55.
[5] 陈昊，吴雯.中国OFDI国别差异与母国技术进步[J].科学研究，2016，（1）：49-56.
[6] 陈涛涛，陈娇.行业增长因素与我国FDI行业内溢出效应[J].经济研究，2006，（6）：39-47.
[7] 邓军.所见非所得：增加值贸易统计下的中国对外贸易特征[J].世界经济研究，2014，（1）：35-40，88.
[8] 郭庆然.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区域差异与吸收能力——基于门槛面板数据模型视角[J].工业技术经济，2013，（8）：33-43.
作者简介：韩玉军（1958-），男，汉族，山东省沂南县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政策、WTO与国际经济法；邓灵昭（1988-），男，汉族，四川省阆中市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理论、自贸区政策和逆向技术溢出问题。
收稿日期：2018-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