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像是一篇中学生的作文，其实我已年近古稀了。一个中、小学生时期就应当思考和弄清的问题，到了退休后才开始意识到，这是一件可悲的事。与我同类者，大概不少。
　　读小学的时候就知道了“列强”这个词儿，知道列强侵略中国。列强是指很多侵略过我们的国家，但列强各国都一样吗？它们加害于中国的罪恶是否都相同？我没想过；列强之中有没有对中国也做过些好事的国家？我没敢想过。
　　美国是列强之一，我们这代人是唱着“打败美国野心狼”长大的，本人到了年近花甲的时候才第一次对一个美国人产生了点好感，这个美国佬名叫赫尔利。此人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美国总统的特使到中国来过两次。我为什么对此人产生了点好感？是因为马寅初。
　　我特别敬重马寅初的人格和贡献，但感到已有的马寅初传记虽各有其价值，但有些根本不该回避的问题，也不知道是作者没敢写，还是出版社不敢出？因此我决心写一本新的《马寅初传》。别人写过的内容，我不再重复，力求补充一些新的、有价值的东西，历史唯求真，像写文艺作品一样，细节很重要。因为这件事，马寅初的次子马本初先生成了我的良师益友。他住在马寅初故居北京东总布胡同三十二号，那里成了我多次拜访过的地方。
　　1998年4月下旬，我从乌鲁木齐到北京，第一次拜访本初先生就连续谈了三个半天。他生于1926年春节那一天，比我年长十四岁。此后我每到北京必定拜望这位温文尔雅的长者。本初先生给我讲了（包括大量的书信）许多关于他父亲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其中有一个问题是：抗日战争中，马寅初在重庆多次演讲，抨击宋子文等人发国难财，蒋介石对马寅初软硬兼施，马寅初针锋相对，因此1940年12月6日马寅初遭到逮捕，关进了贵州的息烽监狱，8个月后转押到江西上饶集中营。本初先生告诉我，中共想营救马寅初是事实，但蒋介石不买账。后来日本侵略军逼近江西，马寅初被转移，经福建拐到桂林关押。1942年8月，马寅初从监禁中被释放，到重庆后虽被软禁，但其处境毕竟比在牢狱中好多了。蒋介石为什么这样做？真相鲜为人知。真实的原因是马寅初在美国留学时，与后来的美国政要赫尔利是同学。赫尔利到中国后明确要求蒋介石释放马寅初。蒋介石处处依赖美国，不敢得罪赫尔利，只好释放了马寅初。听了这个真实的故事后，我心里想：美国的政要中也有人为中国人做过点好事呀，过去是不敢说，还是不愿意说出真相？
　　不久，我又对另一个美国人产生了好感，他就是司徒雷登。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当时我二十一岁，读了《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文章，再看了此文的“注释”，我确认司徒雷登是个大坏蛋。此“注释”说：“他一向是美国对华文化侵略的忠实执行者……”三十多年后，我因为写林则徐的传记，有幸结识了三位林则徐的后裔，他们是亲姐弟，按年龄的顺序说是傅秀（2001年病逝）、林子东和凌青（原名林墨卿，曾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在这三位长者中，我和现年八十七岁的林子东老大姐最熟悉，熟到无话不可对她说的程度。她告诉我，他们姐弟三人，都曾就读于燕京大学，都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参加新四军的。她说燕京大学的学生中许多人参加了共产党，有人把燕京大学形容为“红色堡垒”，诸如黄华、龚澎、周南……都曾是燕京大学的学生。至于燕京大学培养出来的杰出学者和科学家就更多了，如物理学家袁家骝、医学家吴阶平、文学家许地山、历史学家何炳棣……林子东说：“司徒雷登是真正的中国通，讲起话来子曰诗云，引经据典，不但精通中国的普通话，而且会说杭州、南京等地的方言。”言谈间对她的老校长钦佩而又怀念。我问她：“您为什么弃学从军？”她说：“为了抗日。”我又问：“那为什么不参加国民党的军队，而投奔了共产党？”她说：“《西行漫记》这本书对我影响很大，而斯诺曾担任过燕京大学的教师。”据《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一书第六页介绍，1979年邓小平访美时，代表团共二十一人，其中有七位曾是燕京大学的学生。燕京大学成立于1919年，司徒雷登出任校长共二十七年之久。他的办学方针与蔡元培先生如出一辙，主张兼收并蓄，因此在蒋介石1927年清党、屠杀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中，燕京大学校园中可以自由地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外文版）。啊，原来如此！
　　1996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纂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中有《黄华同司徒雷登谈话应注意的问题》一文，此文关于司徒雷登的“注释”中删除了毛选注释中一切对司徒雷登的指责。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其父母都安葬在杭州。两年前，杭州市的“司徒雷登故居”已对外开放，并由黄华题了字。从1919年至1952年燕京大学存在了三十三年，为中国培养了近万名高级知识分子。司徒雷登先生一贯支持中国的抗日斗争和抗日战争，“九·一八”事变后，他亲自带领七百多名燕京大学的学生在北京海淀的大街上游行，宣传抗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司徒雷登坐了日本人的牢狱，直到1945年才获释。1946年至1949年中国的内战中，他被马歇尔选中，当了美国驻华大使，执行了美国政府的亲蒋政策，这是他的不幸和悲剧。但是，作为美国驻华大使，他写出的最后一笔是应当肯定的：当解放军即将攻克南京的时候，苏联驻华大使馆跟着国民党迁移到广州去了，这等于给蒋介石打气，而司徒雷登却留在了南京，准备和中共新政权接触。美国大使这样做，也影响了其他一些国家的大使没有跟着国民党跑。由于毛泽东公开宣布对苏联实行“一边倒”的政策，他只好回到并不欢迎他的美国去了。司徒雷登先生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年，功大于过，应算是我们的国际友人。看了他的传记后，我喜欢他、敬佩他。
　　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我从报刊上得知美国的空军在中国战场上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战功卓著，自己也牺牲了许多优秀的飞行员。去年我读了一本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日本简史》，从这本书得知，二战中日本的海、空军基本上都是被美军消灭的，这对中国的抗日战争自然是很大的帮助。
　　时代在变化，人们的历史认识也在变化。在中国社会，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总的发展趋势是不断地去伪存真，尽管还有不少禁区，其实人们心里也明白，说出真相总是需要些时间的。
　　关于列强侵华的历史，我看要进行具体分析。首先要说明列强都包括哪些国家？我想，基本上就是八国联军那一拨，即日本、俄国、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意大利、奥地利。葡萄牙占澳门，先是租占，1887年强行占领，也是列强之一（荷兰和西班牙占领过台湾，被郑成功打跑了，这不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事件，它们可不计入列强之中）。这样算起来，列强者，共九国也。
　　在这九个属于列强的国家中有三类情况：
　　一是对中国只干过烧杀掳掠之类的坏事，无善可言。这一类侵略者首先是沙俄，他们掠夺了我国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早已成为事实。十月革命后列宁曾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结果根本没有兑现。再一个就是日本，在明朝的时候，日本的“浪人”就曾大肆入侵中国的沿海和内地，最后被戚继光打跑了。从1894年的甲午战争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半个世纪中，日本杀害的中国人最多，从我国抢走的财富最多，这是举世皆知的。如果说日本对中国也有过帮助的话，就是鲁迅先生那一代人去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很多，蔡元培先生也主张以日本为桥梁向欧美学习先进文化。
　　第二类列强是那些发达的欧洲国家。他们侵略中国，做了许多坏事，但是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不是主观意图，而是在客观效果上给中国落后的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带来了好处。比如“电”，电的传入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一切方面，如果没有电是不可想象，不可思议的。直到如今我还经常想一个问题——是什么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使中国有了第一台发电机？应当为发电机的传入树碑立传。我还经常想到西医的传入，这是何等重要的大事啊！我常想，中国古代宫廷上朝的时候，包括皇上在内，文武百官，很可能大都是些没牙佬。因为中医可治百病，唯独没有镶牙的技术，牙科或口腔科都是西医。除了科学技术之外，欧洲发达国家的政治，对中国也不是没有带来一点好处，比如制定宪法，这是天大的政治，而宪法不是中国的创造，是从西方学来的。
　　第三种列强我指的是美国。美国欺负过中国，如《望厦条约》是个不平等条约。但是美国也帮助过中国。比如容闳带了一百二十名幼童到美国留学，其中出现了詹天佑这样的“中国工程之父”，还有唐绍仪、蔡廷斡、吴仰曾……他们共回国九十五人，是中国近代化的一代风流。如果说容闳是自己跑到美国去为中国培养人才，那么司徒雷登就是自己跑到中国来，先是以传教为业，后是以办高等教育帮助中国了。在我们的历史博物馆里，容闳和司徒雷登应并列，他们都是先贤。至于与中国人民一起抗日，就更应当充分肯定。过去只字不提，对不起人家，也造成了我们的无知和偏见。
　　对列强要具体分析，如果我是历史教师，就这么讲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