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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具有时代气息的工农兵大学生，联络中外，辗转商界，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最终在公益事业中找到精神信仰。张醒生说自己不能轻易停下思考，短暂的悟道，都在酝酿更明辨的选择。
三句话就能够熟悉起来，第二次见面就像故友重逢，随时能找到对方最感兴趣的话题，张醒生说自己有海归群体最大的特点：“愿意社交，看重人气、人缘，希望自己价值最大化”。
只做正确的事
一位熟悉张醒生的人这样描述他，“嗓门总是那么大，口音总是那么字正腔圆，笑声总是那么爽朗，赞美总是那么可人。老远，你就可以知道张醒生来了。”
张醒生的外向，大约来自他15岁到19岁那段接线员生涯，他既要能在第一时间让每一个陌生的声音不急躁，又要能和全国的接线员保持良好的关系，以便让他负责的话务最快接通。张醒生在4年的接线员生涯中学会了和各色人物打交道，他把每次接线都看成是一次交易。“那时候，大家都在争很少的一点资源，如果沟通得好，别人一听是我，就给我接。我那时的代号是201，是《林海雪源》中少剑波的代号，我对这个代号很自豪。”
1978年的一天，23岁的张醒生推着自行车和同事走在长安街上，俩人_边走一边讨论未来什么最重要。同事说：未来?英语最重要!此时，张醒生刚从北京邮电学院毕业一年，作为工农兵大学生，张醒生不满足于当一名普通邮电职工，于是他买了一台“葵花牌”收音机，天天听刚刚开播的陈琳英语讲座。那时候，很多人不解张醒生为什么要学英语，几个月之后，他们开始羡慕张醒生学了英语。
1981年，邮电职工张醒生，在第一次面临出国机会的时候选择了不。
因为参加北京电信局出国培训英语资格考试，幸运的张醒生被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继续补习一年英语，准备今后派到国外。
面对出国还是回北邮读书，张醒生摊开一张白纸，这边写着“出国”，那边写着“重读”。出国的优缺点，张醒生写在这边；“重读”的优缺点，写在那边。1981年的那个夜晚，张醒生费尽思量。事实证明，这之后的1年零8个月的重读使他拿到了本科文凭，也奠定了自己10几年的电信人生涯。
“我们这个时代的海归和现在有很大的不同，基本上都是经过了奋斗和磨难”，张醒生回忆说，“我们当时都是在中国刚开始国际化的过程中找寻自己的位置。”
1986年大年三十，张醒生一个人徜徉在埃及开罗街头。最后，他买了两个大饼，回五星级酒店一个人过他的除夕。五星级酒店是张醒生到之前日本合作方给他定的，房价每天300美元。自从住下，张醒生就开始冒汗，在这住一个晚上，就花掉了国家发给他的6天住宿费，别说吃饭，他连冰箱里的水都不敢喝。
“面对出国，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保持清晰的头脑，出国不是救命稻草，你要去学什么，做什么，明确了再出去充电，这是我的个人意识。”
1999年，张醒生获得挪威管理学院信息通信管理硕士学位。与此同时，他带领的爱立信中国北方区进入最辉煌的时刻。
决策感来自于心态。1985年，张醒生成为邮电部30岁的处级干部；1990年的除夕，张醒生转战外企，进入爱立信；48岁跳槽到民营企业亚信；在知天命之年转行做更新兴的互联网增值业务；如今53岁的他，开始把全部精力投入NGO。每次换工作张醒生并不认为自己与新同事们共事会有隔阂和代沟：“人不应该拒绝新鲜事物，既然它新就有它新的道理。”
张醒生说每个人在生活中都面临着不同的转折，但每一次进行转折的时候他通常会考虑两条主线：一个是事，一个是人。一是看未来的趋势是什么，做正确的事，二是看合作伙伴与自己是否有共同的理念、共同的目标和方向。
寻找公益信仰
2008年5月，大地震袭来，张醒生的一条短信，让好友思科总裁林正刚下定决心捐了4个亿。短信的内容是一篇文章，主题是“抓着孩子的手”。文章字里行间充斥的那种对灾区孩子的关爱，刺到了林正刚内心的最深处。一篇文章成就了一个公益联盟。张醒生发现，公益的意识已深入人心。
“我不希望人生的最后阶段还是跟合同、商业打交道，我还是希望能和商业远一点。”
2008年10月23日，张醒生的生活开始放轻松。他完成了自己从企业家、投资人身份到公益事业推动者的转变，成为全球环保最大公益组织“大自然保护协会”北亚区总干事长。
“我的人生到了第三个阶段，工作是为了有意义的事情”，张醒生把人生拆分成三段，第一个阶段为了生存，第二个阶段为了事业。“做点对公益环保有意义的事情将是我余生所愿。”
2002年，张醒生曾经组织多名企业家到西藏去考察藏羚羊保护情况，进入青藏高原的生态美景让张醒生感到陶醉，而藏羚羊生存环境依然恶劣也让这些企业家们感到痛心。
生逢其时，首创置业董事长刘晓光，想要成立一个阿拉善生态协会，改善当地沙漠化现状。这与张醒生的想法一拍即合，他当年出任协会执行理事。
实地考察让所有人遭遇当头痛击。阿拉善几乎都是沙山，“当时植树、种草，更高科技的手段都考虑过，但真正到了那里，你会绝望发现沙漠不可能治理。”张醒生说，大家再开会，仍然发现找不到着手点，最后请出身为治沙专家的田溯宁父母上课，才明白过来：环保这事光靠热情不行。
“做环保跟做企业完全不一样。”阿拉善生态协会一系列活动难住了慷慨的企业家们，如何改善阿拉善沙漠化的现状，大家曾经想过出钱出力，租用飞机往阿拉善撒种子、实现绿化全覆盖。
阿拉善协会作为企业家群体或许很有号召力，也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但是没有一个人懂得环保科学。“有钱不知该往哪里投。”于是阿拉善生态协会开始尝试与大自然保护协会合作。
有一次，张醒生去内蒙古考察，当地的自治区领导点醒了他，“治沙的根本是治穷，你给牧民盖再好的楼，他们还是回去放牧，因为那就是生活方式，他们得生存。”
阿拉善的发展与成长，沿袭了一个创业者和NGO的发展过程。从激情投入到体制激荡，最终回归科学方式。张醒生开始把环保这事越做越起劲，“做公益，热情不能受挫，还要明白科学在其中的价值。”
“科学的思维方式要比单纯依靠热情，或经济实力来做环保更为现实。我能够把跨国公司先进的经验与本土积极的愿望做一个很好的融合。”最早一批进入跨国公司的张醒生说，这些也许能给中国NGO环保事业带来有意义的贡献。
“商业上的成功和享受大自然这件事没法比，合同签了，奖金拿了，感觉挺好。不过那种情绪和能看到生物物种保护下来的快感，是完全不同的。我想借助世界上最大的环保科学家群体，借助于最大的环保数据库，再加上我在商界、政界积累的人脉，把环保变成一个事业。”
“我跟女儿说，我走的时候可能连骨灰都不会留下，但只希望有一件事你能记住，如果你今后有机会去青藏高原，走过唐古拉，看到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一块刻有你爸爸名字的纪念石头，那个时候如果再能看到藏羚羊，你就能想起你老爸这辈子没白活。”
和接线一样，张醒生用有限的资源开拓了不同的战场。如果他不在参加工作第二年16岁时就要求上大学；如果他没有选择学英语；如果他在1981年贪图出国买大件放弃回北邮进修的机会；如果在1990年他还守着一度春风得意的处级干部；如果至今没有意识到科学对于环保的价值……
他说人生需要不断悟道，不停修炼，自己的正确选择还在继续。
三句话就能够熟悉起来，第二次见面就像故友重逢，随时能找到对方最感兴趣的话题，张醒生说自己有海归群体最大的特点：“愿意社交，看重人气、人缘，希望自己价值最大化”。
只做正确的事
一位熟悉张醒生的人这样描述他，“嗓门总是那么大，口音总是那么字正腔圆，笑声总是那么爽朗，赞美总是那么可人。老远，你就可以知道张醒生来了。”
张醒生的外向，大约来自他15岁到19岁那段接线员生涯，他既要能在第一时间让每一个陌生的声音不急躁，又要能和全国的接线员保持良好的关系，以便让他负责的话务最快接通。张醒生在4年的接线员生涯中学会了和各色人物打交道，他把每次接线都看成是一次交易。“那时候，大家都在争很少的一点资源，如果沟通得好，别人一听是我，就给我接。我那时的代号是201，是《林海雪源》中少剑波的代号，我对这个代号很自豪。”
1978年的一天，23岁的张醒生推着自行车和同事走在长安街上，俩人_边走一边讨论未来什么最重要。同事说：未来?英语最重要!此时，张醒生刚从北京邮电学院毕业一年，作为工农兵大学生，张醒生不满足于当一名普通邮电职工，于是他买了一台“葵花牌”收音机，天天听刚刚开播的陈琳英语讲座。那时候，很多人不解张醒生为什么要学英语，几个月之后，他们开始羡慕张醒生学了英语。
1981年，邮电职工张醒生，在第一次面临出国机会的时候选择了不。
因为参加北京电信局出国培训英语资格考试，幸运的张醒生被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继续补习一年英语，准备今后派到国外。
面对出国还是回北邮读书，张醒生摊开一张白纸，这边写着“出国”，那边写着“重读”。出国的优缺点，张醒生写在这边；“重读”的优缺点，写在那边。1981年的那个夜晚，张醒生费尽思量。事实证明，这之后的1年零8个月的重读使他拿到了本科文凭，也奠定了自己10几年的电信人生涯。
“我们这个时代的海归和现在有很大的不同，基本上都是经过了奋斗和磨难”，张醒生回忆说，“我们当时都是在中国刚开始国际化的过程中找寻自己的位置。”
1986年大年三十，张醒生一个人徜徉在埃及开罗街头。最后，他买了两个大饼，回五星级酒店一个人过他的除夕。五星级酒店是张醒生到之前日本合作方给他定的，房价每天300美元。自从住下，张醒生就开始冒汗，在这住一个晚上，就花掉了国家发给他的6天住宿费，别说吃饭，他连冰箱里的水都不敢喝。
“面对出国，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保持清晰的头脑，出国不是救命稻草，你要去学什么，做什么，明确了再出去充电，这是我的个人意识。”
1999年，张醒生获得挪威管理学院信息通信管理硕士学位。与此同时，他带领的爱立信中国北方区进入最辉煌的时刻。
决策感来自于心态。1985年，张醒生成为邮电部30岁的处级干部；1990年的除夕，张醒生转战外企，进入爱立信；48岁跳槽到民营企业亚信；在知天命之年转行做更新兴的互联网增值业务；如今53岁的他，开始把全部精力投入NGO。每次换工作张醒生并不认为自己与新同事们共事会有隔阂和代沟：“人不应该拒绝新鲜事物，既然它新就有它新的道理。”
张醒生说每个人在生活中都面临着不同的转折，但每一次进行转折的时候他通常会考虑两条主线：一个是事，一个是人。一是看未来的趋势是什么，做正确的事，二是看合作伙伴与自己是否有共同的理念、共同的目标和方向。
寻找公益信仰
2008年5月，大地震袭来，张醒生的一条短信，让好友思科总裁林正刚下定决心捐了4个亿。短信的内容是一篇文章，主题是“抓着孩子的手”。文章字里行间充斥的那种对灾区孩子的关爱，刺到了林正刚内心的最深处。一篇文章成就了一个公益联盟。张醒生发现，公益的意识已深入人心。
“我不希望人生的最后阶段还是跟合同、商业打交道，我还是希望能和商业远一点。”
2008年10月23日，张醒生的生活开始放轻松。他完成了自己从企业家、投资人身份到公益事业推动者的转变，成为全球环保最大公益组织“大自然保护协会”北亚区总干事长。
“我的人生到了第三个阶段，工作是为了有意义的事情”，张醒生把人生拆分成三段，第一个阶段为了生存，第二个阶段为了事业。“做点对公益环保有意义的事情将是我余生所愿。”
2002年，张醒生曾经组织多名企业家到西藏去考察藏羚羊保护情况，进入青藏高原的生态美景让张醒生感到陶醉，而藏羚羊生存环境依然恶劣也让这些企业家们感到痛心。
生逢其时，首创置业董事长刘晓光，想要成立一个阿拉善生态协会，改善当地沙漠化现状。这与张醒生的想法一拍即合，他当年出任协会执行理事。
实地考察让所有人遭遇当头痛击。阿拉善几乎都是沙山，“当时植树、种草，更高科技的手段都考虑过，但真正到了那里，你会绝望发现沙漠不可能治理。”张醒生说，大家再开会，仍然发现找不到着手点，最后请出身为治沙专家的田溯宁父母上课，才明白过来：环保这事光靠热情不行。
“做环保跟做企业完全不一样。”阿拉善生态协会一系列活动难住了慷慨的企业家们，如何改善阿拉善沙漠化的现状，大家曾经想过出钱出力，租用飞机往阿拉善撒种子、实现绿化全覆盖。
阿拉善协会作为企业家群体或许很有号召力，也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但是没有一个人懂得环保科学。“有钱不知该往哪里投。”于是阿拉善生态协会开始尝试与大自然保护协会合作。
有一次，张醒生去内蒙古考察，当地的自治区领导点醒了他，“治沙的根本是治穷，你给牧民盖再好的楼，他们还是回去放牧，因为那就是生活方式，他们得生存。”
阿拉善的发展与成长，沿袭了一个创业者和NGO的发展过程。从激情投入到体制激荡，最终回归科学方式。张醒生开始把环保这事越做越起劲，“做公益，热情不能受挫，还要明白科学在其中的价值。”
“科学的思维方式要比单纯依靠热情，或经济实力来做环保更为现实。我能够把跨国公司先进的经验与本土积极的愿望做一个很好的融合。”最早一批进入跨国公司的张醒生说，这些也许能给中国NGO环保事业带来有意义的贡献。
“商业上的成功和享受大自然这件事没法比，合同签了，奖金拿了，感觉挺好。不过那种情绪和能看到生物物种保护下来的快感，是完全不同的。我想借助世界上最大的环保科学家群体，借助于最大的环保数据库，再加上我在商界、政界积累的人脉，把环保变成一个事业。”
“我跟女儿说，我走的时候可能连骨灰都不会留下，但只希望有一件事你能记住，如果你今后有机会去青藏高原，走过唐古拉，看到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一块刻有你爸爸名字的纪念石头，那个时候如果再能看到藏羚羊，你就能想起你老爸这辈子没白活。”
和接线一样，张醒生用有限的资源开拓了不同的战场。如果他不在参加工作第二年16岁时就要求上大学；如果他没有选择学英语；如果他在1981年贪图出国买大件放弃回北邮进修的机会；如果在1990年他还守着一度春风得意的处级干部；如果至今没有意识到科学对于环保的价值……
他说人生需要不断悟道，不停修炼，自己的正确选择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