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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具有时代气息的工农兵大学生,联络中外,辗转商界,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最终在公益事业中找到精神信仰。张醒生说自己不能轻易停下思考,短暂的悟道,都在酝酿更明辨的选择。
三句话就能够熟悉起来,第二次见面就像故友重逢,随时能找到对方最感兴趣的话题,张醒生说自己有海归群体最大的特点:“愿意社交,看重人气、人缘,希望自己价值最大化”。
只做正确的事
一位熟悉张醒生的人这样描述他,“嗓门总是那么大,口音总是那么字正腔圆,笑声总是那么爽朗,赞美总是那么可人。老远,你就可以知道张醒生来了。”
张醒生的外向,大约来自他15岁到19岁那段接线员生涯,他既要能在第一时间让每一个陌生的声音不急躁,又要能和全国的接线员保持良好的关系,以便让他负责的话务最快接通。张醒生在4年的接线员生涯中学会了和各色人物打交道,他把每次接线都看成是一次交易。“那时候,大家都在争很少的一点资源,如果沟通得好,别人一听是我,就给我接。我那时的代号是201,是《林海雪源》中少剑波的代号,我对这个代号很自豪。”
1978年的一天,23岁的张醒生推着自行车和同事走在长安街上,俩人_边走一边讨论未来什么最重要。同事说:未来?英语最重要!此时,张醒生刚从北京邮电学院毕业一年,作为工农兵大学生,张醒生不满足于当一名普通邮电职工,于是他买了一台“葵花牌”收音机,天天听刚刚开播的陈琳英语讲座。那时候,很多人不解张醒生为什么要学英语,几个月之后,他们开始羡慕张醒生学了英语。
1981年,邮电职工张醒生,在第一次面临出国机会的时候选择了不。
因为参加北京电信局出国培训英语资格考试,幸运的张醒生被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继续补习一年英语,准备今后派到国外。
面对出国还是回北邮读书,张醒生摊开一张白纸,这边写着“出国”,那边写着“重读”。出国的优缺点,张醒生写在这边;“重读”的优缺点,写在那边。1981年的那个夜晚,张醒生费尽思量。事实证明,这之后的1年零8个月的重读使他拿到了本科文凭,也奠定了自己10几年的电信人生涯。
“我们这个时代的海归和现在有很大的不同,基本上都是经过了奋斗和磨难”,张醒生回忆说,“我们当时都是在中国刚开始国际化的过程中找寻自己的位置。”
1986年大年三十,张醒生一个人徜徉在埃及开罗街头。最后,他买了两个大饼,回五星级酒店一个人过他的除夕。五星级酒店是张醒生到之前日本合作方给他定的,房价每天300美元。自从住下,张醒生就开始冒汗,在这住一个晚上,就花掉了国家发给他的6天住宿费,别说吃饭,他连冰箱里的水都不敢喝。
“面对出国,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保持清晰的头脑,出国不是救命稻草,你要去学什么,做什么,明确了再出去充电,这是我的个人意识。”
1999年,张醒生获得挪威管理学院信息通信管理硕士学位。与此同时,他带领的爱立信中国北方区进入最辉煌的时刻。
决策感来自于心态。1985年,张醒生成为邮电部30岁的处级干部;1990年的除夕,张醒生转战外企,进入爱立信;48岁跳槽到民营企业亚信;在知天命之年转行做更新兴的互联网增值业务;如今53岁的他,开始把全部精力投入NGO。每次换工作张醒生并不认为自己与新同事们共事会有隔阂和代沟:“人不应该拒绝新鲜事物,既然它新就有它新的道理。”
张醒生说每个人在生活中都面临着不同的转折,但每一次进行转折的时候他通常会考虑两条主线:一个是事,一个是人。一是看未来的趋势是什么,做正确的事,二是看合作伙伴与自己是否有共同的理念、共同的目标和方向。
寻找公益信仰
2008年5月,大地震袭来,张醒生的一条短信,让好友思科总裁林正刚下定决心捐了4个亿。短信的内容是一篇文章,主题是“抓着孩子的手”。文章字里行间充斥的那种对灾区孩子的关爱,刺到了林正刚内心的最深处。一篇文章成就了一个公益联盟。张醒生发现,公益的意识已深入人心。
“我不希望人生的最后阶段还是跟合同、商业打交道,我还是希望能和商业远一点。”
2008年10月23日,张醒生的生活开始放轻松。他完成了自己从企业家、投资人身份到公益事业推动者的转变,成为全球环保最大公益组织“大自然保护协会”北亚区总干事长。
“我的人生到了第三个阶段,工作是为了有意义的事情”,张醒生把人生拆分成三段,第一个阶段为了生存,第二个阶段为了事业。“做点对公益环保有意义的事情将是我余生所愿。”
2002年,张醒生曾经组织多名企业家到西藏去考察藏羚羊保护情况,进入青藏高原的生态美景让张醒生感到陶醉,而藏羚羊生存环境依然恶劣也让这些企业家们感到痛心。
生逢其时,首创置业董事长刘晓光,想要成立一个阿拉善生态协会,改善当地沙漠化现状。这与张醒生的想法一拍即合,他当年出任协会执行理事。
实地考察让所有人遭遇当头痛击。阿拉善几乎都是沙山,“当时植树、种草,更高科技的手段都考虑过,但真正到了那里,你会绝望发现沙漠不可能治理。”张醒生说,大家再开会,仍然发现找不到着手点,最后请出身为治沙专家的田溯宁父母上课,才明白过来:环保这事光靠热情不行。
“做环保跟做企业完全不一样。”阿拉善生态协会一系列活动难住了慷慨的企业家们,如何改善阿拉善沙漠化的现状,大家曾经想过出钱出力,租用飞机往阿拉善撒种子、实现绿化全覆盖。
阿拉善协会作为企业家群体或许很有号召力,也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但是没有一个人懂得环保科学。“有钱不知该往哪里投。”于是阿拉善生态协会开始尝试与大自然保护协会合作。
有一次,张醒生去内蒙古考察,当地的自治区领导点醒了他,“治沙的根本是治穷,你给牧民盖再好的楼,他们还是回去放牧,因为那就是生活方式,他们得生存。”
阿拉善的发展与成长,沿袭了一个创业者和NGO的发展过程。从激情投入到体制激荡,最终回归科学方式。张醒生开始把环保这事越做越起劲,“做公益,热情不能受挫,还要明白科学在其中的价值。”
“科学的思维方式要比单纯依靠热情,或经济实力来做环保更为现实。我能够把跨国公司先进的经验与本土积极的愿望做一个很好的融合。”最早一批进入跨国公司的张醒生说,这些也许能给中国NGO环保事业带来有意义的贡献。
“商业上的成功和享受大自然这件事没法比,合同签了,奖金拿了,感觉挺好。不过那种情绪和能看到生物物种保护下来的快感,是完全不同的。我想借助世界上最大的环保科学家群体,借助于最大的环保数据库,再加上我在商界、政界积累的人脉,把环保变成一个事业。”
“我跟女儿说,我走的时候可能连骨灰都不会留下,但只希望有一件事你能记住,如果你今后有机会去青藏高原,走过唐古拉,看到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一块刻有你爸爸名字的纪念石头,那个时候如果再能看到藏羚羊,你就能想起你老爸这辈子没白活。”
和接线一样,张醒生用有限的资源开拓了不同的战场。如果他不在参加工作第二年16岁时就要求上大学;如果他没有选择学英语;如果他在1981年贪图出国买大件放弃回北邮进修的机会;如果在1990年他还守着一度春风得意的处级干部;如果至今没有意识到科学对于环保的价值……
他说人生需要不断悟道,不停修炼,自己的正确选择还在继续。
三句话就能够熟悉起来,第二次见面就像故友重逢,随时能找到对方最感兴趣的话题,张醒生说自己有海归群体最大的特点:“愿意社交,看重人气、人缘,希望自己价值最大化”。
只做正确的事
一位熟悉张醒生的人这样描述他,“嗓门总是那么大,口音总是那么字正腔圆,笑声总是那么爽朗,赞美总是那么可人。老远,你就可以知道张醒生来了。”
张醒生的外向,大约来自他15岁到19岁那段接线员生涯,他既要能在第一时间让每一个陌生的声音不急躁,又要能和全国的接线员保持良好的关系,以便让他负责的话务最快接通。张醒生在4年的接线员生涯中学会了和各色人物打交道,他把每次接线都看成是一次交易。“那时候,大家都在争很少的一点资源,如果沟通得好,别人一听是我,就给我接。我那时的代号是201,是《林海雪源》中少剑波的代号,我对这个代号很自豪。”
1978年的一天,23岁的张醒生推着自行车和同事走在长安街上,俩人_边走一边讨论未来什么最重要。同事说:未来?英语最重要!此时,张醒生刚从北京邮电学院毕业一年,作为工农兵大学生,张醒生不满足于当一名普通邮电职工,于是他买了一台“葵花牌”收音机,天天听刚刚开播的陈琳英语讲座。那时候,很多人不解张醒生为什么要学英语,几个月之后,他们开始羡慕张醒生学了英语。
1981年,邮电职工张醒生,在第一次面临出国机会的时候选择了不。
因为参加北京电信局出国培训英语资格考试,幸运的张醒生被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继续补习一年英语,准备今后派到国外。
面对出国还是回北邮读书,张醒生摊开一张白纸,这边写着“出国”,那边写着“重读”。出国的优缺点,张醒生写在这边;“重读”的优缺点,写在那边。1981年的那个夜晚,张醒生费尽思量。事实证明,这之后的1年零8个月的重读使他拿到了本科文凭,也奠定了自己10几年的电信人生涯。
“我们这个时代的海归和现在有很大的不同,基本上都是经过了奋斗和磨难”,张醒生回忆说,“我们当时都是在中国刚开始国际化的过程中找寻自己的位置。”
1986年大年三十,张醒生一个人徜徉在埃及开罗街头。最后,他买了两个大饼,回五星级酒店一个人过他的除夕。五星级酒店是张醒生到之前日本合作方给他定的,房价每天300美元。自从住下,张醒生就开始冒汗,在这住一个晚上,就花掉了国家发给他的6天住宿费,别说吃饭,他连冰箱里的水都不敢喝。
“面对出国,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保持清晰的头脑,出国不是救命稻草,你要去学什么,做什么,明确了再出去充电,这是我的个人意识。”
1999年,张醒生获得挪威管理学院信息通信管理硕士学位。与此同时,他带领的爱立信中国北方区进入最辉煌的时刻。
决策感来自于心态。1985年,张醒生成为邮电部30岁的处级干部;1990年的除夕,张醒生转战外企,进入爱立信;48岁跳槽到民营企业亚信;在知天命之年转行做更新兴的互联网增值业务;如今53岁的他,开始把全部精力投入NGO。每次换工作张醒生并不认为自己与新同事们共事会有隔阂和代沟:“人不应该拒绝新鲜事物,既然它新就有它新的道理。”
张醒生说每个人在生活中都面临着不同的转折,但每一次进行转折的时候他通常会考虑两条主线:一个是事,一个是人。一是看未来的趋势是什么,做正确的事,二是看合作伙伴与自己是否有共同的理念、共同的目标和方向。
寻找公益信仰
2008年5月,大地震袭来,张醒生的一条短信,让好友思科总裁林正刚下定决心捐了4个亿。短信的内容是一篇文章,主题是“抓着孩子的手”。文章字里行间充斥的那种对灾区孩子的关爱,刺到了林正刚内心的最深处。一篇文章成就了一个公益联盟。张醒生发现,公益的意识已深入人心。
“我不希望人生的最后阶段还是跟合同、商业打交道,我还是希望能和商业远一点。”
2008年10月23日,张醒生的生活开始放轻松。他完成了自己从企业家、投资人身份到公益事业推动者的转变,成为全球环保最大公益组织“大自然保护协会”北亚区总干事长。
“我的人生到了第三个阶段,工作是为了有意义的事情”,张醒生把人生拆分成三段,第一个阶段为了生存,第二个阶段为了事业。“做点对公益环保有意义的事情将是我余生所愿。”
2002年,张醒生曾经组织多名企业家到西藏去考察藏羚羊保护情况,进入青藏高原的生态美景让张醒生感到陶醉,而藏羚羊生存环境依然恶劣也让这些企业家们感到痛心。
生逢其时,首创置业董事长刘晓光,想要成立一个阿拉善生态协会,改善当地沙漠化现状。这与张醒生的想法一拍即合,他当年出任协会执行理事。
实地考察让所有人遭遇当头痛击。阿拉善几乎都是沙山,“当时植树、种草,更高科技的手段都考虑过,但真正到了那里,你会绝望发现沙漠不可能治理。”张醒生说,大家再开会,仍然发现找不到着手点,最后请出身为治沙专家的田溯宁父母上课,才明白过来:环保这事光靠热情不行。
“做环保跟做企业完全不一样。”阿拉善生态协会一系列活动难住了慷慨的企业家们,如何改善阿拉善沙漠化的现状,大家曾经想过出钱出力,租用飞机往阿拉善撒种子、实现绿化全覆盖。
阿拉善协会作为企业家群体或许很有号召力,也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但是没有一个人懂得环保科学。“有钱不知该往哪里投。”于是阿拉善生态协会开始尝试与大自然保护协会合作。
有一次,张醒生去内蒙古考察,当地的自治区领导点醒了他,“治沙的根本是治穷,你给牧民盖再好的楼,他们还是回去放牧,因为那就是生活方式,他们得生存。”
阿拉善的发展与成长,沿袭了一个创业者和NGO的发展过程。从激情投入到体制激荡,最终回归科学方式。张醒生开始把环保这事越做越起劲,“做公益,热情不能受挫,还要明白科学在其中的价值。”
“科学的思维方式要比单纯依靠热情,或经济实力来做环保更为现实。我能够把跨国公司先进的经验与本土积极的愿望做一个很好的融合。”最早一批进入跨国公司的张醒生说,这些也许能给中国NGO环保事业带来有意义的贡献。
“商业上的成功和享受大自然这件事没法比,合同签了,奖金拿了,感觉挺好。不过那种情绪和能看到生物物种保护下来的快感,是完全不同的。我想借助世界上最大的环保科学家群体,借助于最大的环保数据库,再加上我在商界、政界积累的人脉,把环保变成一个事业。”
“我跟女儿说,我走的时候可能连骨灰都不会留下,但只希望有一件事你能记住,如果你今后有机会去青藏高原,走过唐古拉,看到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一块刻有你爸爸名字的纪念石头,那个时候如果再能看到藏羚羊,你就能想起你老爸这辈子没白活。”
和接线一样,张醒生用有限的资源开拓了不同的战场。如果他不在参加工作第二年16岁时就要求上大学;如果他没有选择学英语;如果他在1981年贪图出国买大件放弃回北邮进修的机会;如果在1990年他还守着一度春风得意的处级干部;如果至今没有意识到科学对于环保的价值……
他说人生需要不断悟道,不停修炼,自己的正确选择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