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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事物处在低平衡态中，出现非平衡态时，有了恰当的政策和方法，就可以促进事物向新的更高的平衡态发展。这是一切万物周而复始、不断螺旋式上升的总规律，谁破坏了这一规律，谁就要受到惩罚；谁遵守了这一规律，谁的事业就可以兴旺发达。新中国成立之后，陈云协助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中，遵照事物发展的综合平衡规律，采取恰到好处的政策和方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是陈云同志对我党执政规律的首要贡献。
在新中国建设中，1958年出现了大跃进，上世纪70年代末，又出现了洋跃进。这两次所谓跃进，都使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严重的曲折。用哲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当事物出现非平衡态时，采取不正当的政策和方法，反而促进非平衡态向更加无序的方向发展，甚而会出现恶性膨胀、严重混乱的局面。
这两次恶果，都是陈云提出正确的政策和方法，实行调整、充实、巩固和提高的方针，才得以扭转，使中国的经济重见光明。
陈云之所以能克服经济遇到的严重困难，并推进中国经济健康发展之路，秘诀就在于他真正领悟到马克思两大部类生产按比例发展的真谛。这真谛就是综合平衡。领悟还是不领悟这一真谛，结局大不相同，不领悟这一真谛，只从马克思经济思想中悟出应当优先发展重工业。固然在一定时期促进经济快速发展，但还是马克思说得好：真理越雷池一步，就成为谬论。中国于1958年，曾出现以钢为纲的主张。所谓钢铁元帅升帐，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结果，“奔腾”出一段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人民吃尽了苦头。
由于陈云准确地理解了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的真谛是综合平衡，他提出了适合当时中国情况的经济发展的正确方针：1、在生活和生产的关系上，首先要安排好人民群众，尤其占中国人口90％以上农民的生活，然后再去安排好生产。当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要以生产发展为基础。2、在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关系上，要先生产后建设。安排生产的顺序，要以农、轻、重为次序。生产安排好了，再按国力，安排基本建设投资。陈云说：这样做，看起来速度好象慢了，但是，这样做，日积月累，反而会快一些。陈云把他领导经济建设的成功经验和以钢为纲时期对比，写了一付对联：上联是“多做等于少做”，下联是“少做等于多做”。描述的就是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真实情况的写照。周恩来非常欣赏陈云的经济主张，也写了一幅对联，上联是“安排农轻重”，下联是“先抓吃穿用”，横批是“综合平衡”。后来，毛泽东也很欣赏陈云的做法，认为中国经济建设，应当以农业为基础，周恩来又补充上以工业为主导。于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就成为中国上世纪50－60年代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
从综合平衡的高度理解马克思的经济思想，进而从我党历史经验的高度理解事物在低平衡中出现非平衡态时，采取正确的政策和方法，促使事物向高平衡态发展的规律，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我们党和我国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措施，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用科学发展观统筹中国科学、技术、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和自然各个方面协调发展的措施，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不管社会结构如何变化，我们都要遵循马克思综合平衡发展的理论。把这一理论和实际密切联系起来，使我国社会各个方面，永远保持均衡、和谐、可持续地向前发展。
二
陈云对我党执政规律的重大贡献之二：把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恰如其分地运用到决策工作中去。
全面抗日战争前夕，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一次周末文艺晚会上，应抗大二期俱乐部主任熊复之请，与会的毛泽东题赠了“实事求是”4个金光闪闪的大字，陈云看后，夜不寐，展转反侧，思考了两个多月，也题写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九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加上他后来增添的两句话：1、用90％以上的时间进行调查研究，用不到10％的时间进行决策；2、交换、比较、反复。这三句话，构成了陈云决策理论的框架。陈云的决策理论，不仅使他在经济领导工作，使中国经济处于低平衡态中出现非平衡态时，能采取符合综合平衡的原理的政策和方法，使中国经济走上一个新的高平衡态，而且影响到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程序化和正规化。如中国航天事业的领导人，在总结他们决策中民主化保证决策科学化的经验时，就屡次提出不唯上，不唯书，不唯洋，只唯实。交换意见要全面，中外比较要准确，历史比较要客观，反复论证要翔实，试验工作要深入，引用数据要科学。可见，陈云的科学决策思想至今仍有现实的巨大指导作用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陈云认为，要做到决策科学化，实事求是，首先必须做到领导与群众密切联系，高度发扬民主。只有领导与群众联系，参加群众的生产实践、社会实践和科学实验，才能和群众一起，探求出客观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找出符合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才能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陈云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认为，只听相同的意见，不算发扬民主，只有虚心听取不相同的意见，而且从不相同的意见中吸收真知灼见，才算民主。1956年，陈云在商业部党组扩大会上说，他不赞成骂人，但有人骂人，领导者也要认真听，他甚而说，共产党五年听不到骂声，就有亡党的危险。只有从骂声中悟出真理，才是高度发扬民主。陈云这段话并非耸人听闻，而是说，万马齐喑，党的处境就非常危险。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有位农民因负担过重，骂了毛主席。毛主席就从中悟出真理，一方面精兵简政，一方面开展大生产运动。结果，既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又使部队和机关干部自力更生，丰衣足食，使人民群众更加拥护共产党，爱戴毛主席。毛泽东为我们树立的典范，陈云为我们提出告诫，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在我党历史上，虽然有些反对意见居于少数，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没有影响党做出正确的决策。但是，党在决策时，仍然非常尊重少数人的反对意见，把反对意见吸收到决策方案中的预警部分，不要使不同意见者所提出的危险可能性成为现实。
“文革”中，凭长官意志的好恶，随意拍板。恣意妄为的决策恶性膨胀。“文革”结束以后，我国有些学者，引进了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西蒙的决策科学，促进了我国党和政府，某些大企业大工程的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程序化和现代化。二十多年来，一方面发扬我党光荣传统，运用陈云的决策理论，另一方面，学习和运用西蒙的决策科学。二者结合起来，时至今日，已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决策科学程序：
1、学好哲学和科学知识，吃透上级指示精神。
2、了解实际生活中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需要研究的决策课题，并提出决策需要达到的目标。
3、到群众中参加生产实践、社会实践和科学实验，和群众一起作为主体，调查作为客体的实践对象存在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搜集群众在解决实践对象存在问题的经验以及他们希望领导帮助解决的问题及意愿，提出初步解决问题的方案。
4、带着初步形成的方案，逐级向各界别、各级领导交换意见，研究初步方案适用的范围，得出第二步解决问题的决策方案。这时决策方案可能有一个、两个、甚至更多。
5、然后，带着众多方案向同级领导集体中的成员反复交换意见，形成集体领导成员意见一致的方案，或者几个方案的征求意见稿。
6、带着这些方案，从纵的方面，古今对比；从横的方面，中外对比。在比较研究中，要邀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研究，充分论证，认真吸收专家学者对领导决策方案的意见。在吸取意见中，特别要注意听取不同意见中的真知灼见。对领导决策方案补充和修正。对于不能吸收到决策方案中的不同意见，也要采取预警措施，防止不利因素的出现。
7、这时领导者还不要忙于最后决策，还要反复考虑，要在小范围中对各种方案进行试验，在小范围实验中进行检验。通过小范围实验的实践检验，并进一步得出比较完善的决策方案。
8、带着比较完善的决策方案，到不同类型的地区，扩大试验的范围。不断听取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对原决策方案中的正确部分要坚持真理；对不完善的地方要加以补充；对错误的地方要加以纠正。
9、中央和上级决策要留有余地。便于地方和下级在贯彻中央和上级决策精神时，能够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
10、领导决策方案要准备两个以上。首先公布既要经过努力，又要让群众看到容易实现的决策方案，便于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等到第一方案可以提前完成时，再公布第二方案，使群众看见超额完成第一方案时得到喜悦和鼓舞，更加积极地实现第二方案的决策目标。我国前几年的决策方案，有争七保八之说。就是先公布争七方案，到实现无问题时，再公布保八方案。在实现保八方案也无问题时，再公布第三方案，使我国每年总产值增加到百分之九左右，就是这一特点的反映。
11、在决策方案中，要留有余地，留出周转金，既要对已预见的不利因素，采取措施，防范其出现；更上一层楼注意出现难以预料，不期而遇的困难，及时采取应急措施，采取有效手段，克服不期而遇的困难。同时领导要头脑冷静，沉着应战，即要有效地克服不期而遇的困难，又要坚持实现原决策方案目标，争取两个方面都取得胜利。 考查我们党的历史，或者用近十年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我们实现领导决策方案的实践，作者认为：把陈云关于决策理论的三句话化作上述决策程序，足可以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决策程序的规律，或者说，科学决策必须经过的程序。
三
粉碎“四人帮”的当晚，陈云给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打了一个电话。电话称：毛主席在“文革”中的错误，就是一个人说了算。他接着说，我寄希望于新的党中央，要实现毛主席的遗愿，把中国建成一个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规律，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他特别强调地说：如果我们能实现毛主席这一遗愿，才是我们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大的贡献。
陈云同志一生身体力行地贯彻民主集中制。建国伊始，各大解放区已开始走向统一，全中国也面临全部解放。这时，面对祖国大统一的局面，要把过去各个解放区相对分散的权力集中于中央。为此，毛主席和党中央开展了一次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的运动，并题诗“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所向无不胜。”
分管财政经济工作的陈云，也面临着需要加强中央对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统一领导的形势。为此，他写过三篇文章，向各级党组织和全党全军，一再说明，面临解放区扩大和局部地区的统一，面临全国行将全面解放，财政经济工作的领导必须统一。由于中央统一了对全国财政经济领导的统一，实现了建国前三年取得全国财政经济情况基本好转的胜利。为此，毛主席嘉奖陈云在财经工作上取得的成就，不亚于淮海战役的胜利。
但是，即使如此，陈云没有忘记，该集中于中央的权力，必须集中于中央；该分散给地方的权力，必须保留给地方。他在三篇文章中强调对财经工作需要统一时，也三次强调了不能把应当保留给地方的权力，也集中于中央。
尽管陈云同志接二连三地告诫，但是中央有的机关，还是把不应当集中到中央手中的权力集中到中央机关。恰在这时，党中央和毛主席也发现了前苏联领导体制高度集权的毛病。他们一方面向下传达到一定级别的干部，说明前苏联领导体制的毛病，一方面由周恩来以国务院的名义，于1956年，召开了领导体制会议。会上，周恩来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插话。他说：就好象一堆鸡蛋，一个老太太用衣衫托住，一不小心，鸡蛋就全摔碎了。若将鸡蛋分装在两个框子里，由一个人挑着，鸡蛋就不会摔碎。会后，毛泽东发表了一篇著名文章：《论十大关系》。文中提到一个重要观点，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陈云也用国务院的名义，起草并下发了文件：改进商业、工业、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不仅贯彻了毛主席、周总理关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精神，对此还提出了具体的规定和界限，而且提出地方要发挥上级机关和下级机关两个积极性，在政府和企业之间，要发挥政、企两者之间的积极性，在企业领导和职工之间，也要发挥他们两者之间的积极性。同时，陈云在文件中也明确指出，在分权给地方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不要把应当集中到中央手中的权力，也下放给地方。
从上述回溯中我们可以看到陈云同志一贯坚持集权与分权相结合，民主与集中相结合，开创了经济领域也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先河。
我们考察人类治理社会和国家的方略就会发现，完善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领导制度，恰恰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
人类治理社会和国家的方略，已经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被列宁称为“原始民主制”。当时治理社会的办法，已出现了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萌芽，在权力分配上，已有层级制与职能制相结合的分工。
人类治理社会和国家的方略的第二个时间是剥削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它的特点是民主与集中的分离，集权与分权的分离。民主与集中的分离，是任何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时治国方略的共同特色。至于集权与分权的分离，不同剥削阶级的治国模式有所不同。奴隶主统治时期，拿中国来说，诸侯国的分权实际上大于王的集权。地主阶级治国之道，则是中央集权越来越大于地方分权。高度集权，是历代封建统治者不断追求的治国目标。到了资本家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实行的是三权分立，地方分权大于中央集权的方略。历史上也出现过少数明君和有作为的总统，鉴于暴君和法西斯统治者的暴政迅速走向灭亡的教训，也有人采取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但不管怎样变化，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国家的治国方略，始终是民主与集中的分离，集权与分权的分离。
人类治理社会和国家的第三个时期，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和创建的人民国家的治国方略，始终坚持民主与集中的相互结合，集权与分权的相互结合，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制度。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人类治理社会和国家的方略，已经历过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恰恰符合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辩证法的法则。社会主义领导者主观上坚持的民主集中制，和人类历史发展中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客观规律完全相一致，是社会主义国家领导者的重大创举。陈云同志在经济领导工作中，一贯坚持集权与分权的结合，民主与集中的结合，不能不说。他也为我们树立了在治国理财上，创立了符合历史规律的典范。
现在全党全国人民都在关心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其实，各级领导者执政能力的提高，关键在于执政中能否符合人类历史上治理社会和国家的规律，能否符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陈云关于治国规律的论述，不是只有上述三个方面。然而，权从以上三个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到，陈云作为我党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为探求党的执政规律，做出了重次贡献。他的综合平衡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结合中国实际的重大发展，他的科学决策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中的哲学在决策领域中的重大发展，他首先在经济领域中贯彻民主与集中的结合，集权与分权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发展。事实雄辩地证明，陈云同志是我党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伟大的共产主义者，是我党杰出的领导者。我们如能一如既往地把陈云关于执政规律的思想，发扬光大下去，对现在和今后我党执政能力的提高，肯定将会产生重大的作用。
事物处在低平衡态中，出现非平衡态时，有了恰当的政策和方法，就可以促进事物向新的更高的平衡态发展。这是一切万物周而复始、不断螺旋式上升的总规律，谁破坏了这一规律，谁就要受到惩罚；谁遵守了这一规律，谁的事业就可以兴旺发达。新中国成立之后，陈云协助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中，遵照事物发展的综合平衡规律，采取恰到好处的政策和方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是陈云同志对我党执政规律的首要贡献。
在新中国建设中，1958年出现了大跃进，上世纪70年代末，又出现了洋跃进。这两次所谓跃进，都使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严重的曲折。用哲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当事物出现非平衡态时，采取不正当的政策和方法，反而促进非平衡态向更加无序的方向发展，甚而会出现恶性膨胀、严重混乱的局面。
这两次恶果，都是陈云提出正确的政策和方法，实行调整、充实、巩固和提高的方针，才得以扭转，使中国的经济重见光明。
陈云之所以能克服经济遇到的严重困难，并推进中国经济健康发展之路，秘诀就在于他真正领悟到马克思两大部类生产按比例发展的真谛。这真谛就是综合平衡。领悟还是不领悟这一真谛，结局大不相同，不领悟这一真谛，只从马克思经济思想中悟出应当优先发展重工业。固然在一定时期促进经济快速发展，但还是马克思说得好：真理越雷池一步，就成为谬论。中国于1958年，曾出现以钢为纲的主张。所谓钢铁元帅升帐，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结果，“奔腾”出一段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人民吃尽了苦头。
由于陈云准确地理解了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的真谛是综合平衡，他提出了适合当时中国情况的经济发展的正确方针：1、在生活和生产的关系上，首先要安排好人民群众，尤其占中国人口90％以上农民的生活，然后再去安排好生产。当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要以生产发展为基础。2、在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关系上，要先生产后建设。安排生产的顺序，要以农、轻、重为次序。生产安排好了，再按国力，安排基本建设投资。陈云说：这样做，看起来速度好象慢了，但是，这样做，日积月累，反而会快一些。陈云把他领导经济建设的成功经验和以钢为纲时期对比，写了一付对联：上联是“多做等于少做”，下联是“少做等于多做”。描述的就是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真实情况的写照。周恩来非常欣赏陈云的经济主张，也写了一幅对联，上联是“安排农轻重”，下联是“先抓吃穿用”，横批是“综合平衡”。后来，毛泽东也很欣赏陈云的做法，认为中国经济建设，应当以农业为基础，周恩来又补充上以工业为主导。于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就成为中国上世纪50－60年代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
从综合平衡的高度理解马克思的经济思想，进而从我党历史经验的高度理解事物在低平衡中出现非平衡态时，采取正确的政策和方法，促使事物向高平衡态发展的规律，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我们党和我国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措施，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用科学发展观统筹中国科学、技术、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和自然各个方面协调发展的措施，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不管社会结构如何变化，我们都要遵循马克思综合平衡发展的理论。把这一理论和实际密切联系起来，使我国社会各个方面，永远保持均衡、和谐、可持续地向前发展。
二
陈云对我党执政规律的重大贡献之二：把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恰如其分地运用到决策工作中去。
全面抗日战争前夕，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一次周末文艺晚会上，应抗大二期俱乐部主任熊复之请，与会的毛泽东题赠了“实事求是”4个金光闪闪的大字，陈云看后，夜不寐，展转反侧，思考了两个多月，也题写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九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加上他后来增添的两句话：1、用90％以上的时间进行调查研究，用不到10％的时间进行决策；2、交换、比较、反复。这三句话，构成了陈云决策理论的框架。陈云的决策理论，不仅使他在经济领导工作，使中国经济处于低平衡态中出现非平衡态时，能采取符合综合平衡的原理的政策和方法，使中国经济走上一个新的高平衡态，而且影响到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程序化和正规化。如中国航天事业的领导人，在总结他们决策中民主化保证决策科学化的经验时，就屡次提出不唯上，不唯书，不唯洋，只唯实。交换意见要全面，中外比较要准确，历史比较要客观，反复论证要翔实，试验工作要深入，引用数据要科学。可见，陈云的科学决策思想至今仍有现实的巨大指导作用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陈云认为，要做到决策科学化，实事求是，首先必须做到领导与群众密切联系，高度发扬民主。只有领导与群众联系，参加群众的生产实践、社会实践和科学实验，才能和群众一起，探求出客观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找出符合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才能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陈云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认为，只听相同的意见，不算发扬民主，只有虚心听取不相同的意见，而且从不相同的意见中吸收真知灼见，才算民主。1956年，陈云在商业部党组扩大会上说，他不赞成骂人，但有人骂人，领导者也要认真听，他甚而说，共产党五年听不到骂声，就有亡党的危险。只有从骂声中悟出真理，才是高度发扬民主。陈云这段话并非耸人听闻，而是说，万马齐喑，党的处境就非常危险。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有位农民因负担过重，骂了毛主席。毛主席就从中悟出真理，一方面精兵简政，一方面开展大生产运动。结果，既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又使部队和机关干部自力更生，丰衣足食，使人民群众更加拥护共产党，爱戴毛主席。毛泽东为我们树立的典范，陈云为我们提出告诫，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在我党历史上，虽然有些反对意见居于少数，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没有影响党做出正确的决策。但是，党在决策时，仍然非常尊重少数人的反对意见，把反对意见吸收到决策方案中的预警部分，不要使不同意见者所提出的危险可能性成为现实。
“文革”中，凭长官意志的好恶，随意拍板。恣意妄为的决策恶性膨胀。“文革”结束以后，我国有些学者，引进了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西蒙的决策科学，促进了我国党和政府，某些大企业大工程的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程序化和现代化。二十多年来，一方面发扬我党光荣传统，运用陈云的决策理论，另一方面，学习和运用西蒙的决策科学。二者结合起来，时至今日，已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决策科学程序：
1、学好哲学和科学知识，吃透上级指示精神。
2、了解实际生活中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需要研究的决策课题，并提出决策需要达到的目标。
3、到群众中参加生产实践、社会实践和科学实验，和群众一起作为主体，调查作为客体的实践对象存在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搜集群众在解决实践对象存在问题的经验以及他们希望领导帮助解决的问题及意愿，提出初步解决问题的方案。
4、带着初步形成的方案，逐级向各界别、各级领导交换意见，研究初步方案适用的范围，得出第二步解决问题的决策方案。这时决策方案可能有一个、两个、甚至更多。
5、然后，带着众多方案向同级领导集体中的成员反复交换意见，形成集体领导成员意见一致的方案，或者几个方案的征求意见稿。
6、带着这些方案，从纵的方面，古今对比；从横的方面，中外对比。在比较研究中，要邀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研究，充分论证，认真吸收专家学者对领导决策方案的意见。在吸取意见中，特别要注意听取不同意见中的真知灼见。对领导决策方案补充和修正。对于不能吸收到决策方案中的不同意见，也要采取预警措施，防止不利因素的出现。
7、这时领导者还不要忙于最后决策，还要反复考虑，要在小范围中对各种方案进行试验，在小范围实验中进行检验。通过小范围实验的实践检验，并进一步得出比较完善的决策方案。
8、带着比较完善的决策方案，到不同类型的地区，扩大试验的范围。不断听取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对原决策方案中的正确部分要坚持真理；对不完善的地方要加以补充；对错误的地方要加以纠正。
9、中央和上级决策要留有余地。便于地方和下级在贯彻中央和上级决策精神时，能够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
10、领导决策方案要准备两个以上。首先公布既要经过努力，又要让群众看到容易实现的决策方案，便于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等到第一方案可以提前完成时，再公布第二方案，使群众看见超额完成第一方案时得到喜悦和鼓舞，更加积极地实现第二方案的决策目标。我国前几年的决策方案，有争七保八之说。就是先公布争七方案，到实现无问题时，再公布保八方案。在实现保八方案也无问题时，再公布第三方案，使我国每年总产值增加到百分之九左右，就是这一特点的反映。
11、在决策方案中，要留有余地，留出周转金，既要对已预见的不利因素，采取措施，防范其出现；更上一层楼注意出现难以预料，不期而遇的困难，及时采取应急措施，采取有效手段，克服不期而遇的困难。同时领导要头脑冷静，沉着应战，即要有效地克服不期而遇的困难，又要坚持实现原决策方案目标，争取两个方面都取得胜利。 考查我们党的历史，或者用近十年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我们实现领导决策方案的实践，作者认为：把陈云关于决策理论的三句话化作上述决策程序，足可以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决策程序的规律，或者说，科学决策必须经过的程序。
三
粉碎“四人帮”的当晚，陈云给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打了一个电话。电话称：毛主席在“文革”中的错误，就是一个人说了算。他接着说，我寄希望于新的党中央，要实现毛主席的遗愿，把中国建成一个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规律，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他特别强调地说：如果我们能实现毛主席这一遗愿，才是我们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大的贡献。
陈云同志一生身体力行地贯彻民主集中制。建国伊始，各大解放区已开始走向统一，全中国也面临全部解放。这时，面对祖国大统一的局面，要把过去各个解放区相对分散的权力集中于中央。为此，毛主席和党中央开展了一次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的运动，并题诗“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所向无不胜。”
分管财政经济工作的陈云，也面临着需要加强中央对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统一领导的形势。为此，他写过三篇文章，向各级党组织和全党全军，一再说明，面临解放区扩大和局部地区的统一，面临全国行将全面解放，财政经济工作的领导必须统一。由于中央统一了对全国财政经济领导的统一，实现了建国前三年取得全国财政经济情况基本好转的胜利。为此，毛主席嘉奖陈云在财经工作上取得的成就，不亚于淮海战役的胜利。
但是，即使如此，陈云没有忘记，该集中于中央的权力，必须集中于中央；该分散给地方的权力，必须保留给地方。他在三篇文章中强调对财经工作需要统一时，也三次强调了不能把应当保留给地方的权力，也集中于中央。
尽管陈云同志接二连三地告诫，但是中央有的机关，还是把不应当集中到中央手中的权力集中到中央机关。恰在这时，党中央和毛主席也发现了前苏联领导体制高度集权的毛病。他们一方面向下传达到一定级别的干部，说明前苏联领导体制的毛病，一方面由周恩来以国务院的名义，于1956年，召开了领导体制会议。会上，周恩来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插话。他说：就好象一堆鸡蛋，一个老太太用衣衫托住，一不小心，鸡蛋就全摔碎了。若将鸡蛋分装在两个框子里，由一个人挑着，鸡蛋就不会摔碎。会后，毛泽东发表了一篇著名文章：《论十大关系》。文中提到一个重要观点，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陈云也用国务院的名义，起草并下发了文件：改进商业、工业、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不仅贯彻了毛主席、周总理关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精神，对此还提出了具体的规定和界限，而且提出地方要发挥上级机关和下级机关两个积极性，在政府和企业之间，要发挥政、企两者之间的积极性，在企业领导和职工之间，也要发挥他们两者之间的积极性。同时，陈云在文件中也明确指出，在分权给地方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不要把应当集中到中央手中的权力，也下放给地方。
从上述回溯中我们可以看到陈云同志一贯坚持集权与分权相结合，民主与集中相结合，开创了经济领域也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先河。
我们考察人类治理社会和国家的方略就会发现，完善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领导制度，恰恰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
人类治理社会和国家的方略，已经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被列宁称为“原始民主制”。当时治理社会的办法，已出现了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萌芽，在权力分配上，已有层级制与职能制相结合的分工。
人类治理社会和国家的方略的第二个时间是剥削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它的特点是民主与集中的分离，集权与分权的分离。民主与集中的分离，是任何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时治国方略的共同特色。至于集权与分权的分离，不同剥削阶级的治国模式有所不同。奴隶主统治时期，拿中国来说，诸侯国的分权实际上大于王的集权。地主阶级治国之道，则是中央集权越来越大于地方分权。高度集权，是历代封建统治者不断追求的治国目标。到了资本家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实行的是三权分立，地方分权大于中央集权的方略。历史上也出现过少数明君和有作为的总统，鉴于暴君和法西斯统治者的暴政迅速走向灭亡的教训，也有人采取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但不管怎样变化，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国家的治国方略，始终是民主与集中的分离，集权与分权的分离。
人类治理社会和国家的第三个时期，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和创建的人民国家的治国方略，始终坚持民主与集中的相互结合，集权与分权的相互结合，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制度。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人类治理社会和国家的方略，已经历过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恰恰符合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辩证法的法则。社会主义领导者主观上坚持的民主集中制，和人类历史发展中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客观规律完全相一致，是社会主义国家领导者的重大创举。陈云同志在经济领导工作中，一贯坚持集权与分权的结合，民主与集中的结合，不能不说。他也为我们树立了在治国理财上，创立了符合历史规律的典范。
现在全党全国人民都在关心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其实，各级领导者执政能力的提高，关键在于执政中能否符合人类历史上治理社会和国家的规律，能否符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陈云关于治国规律的论述，不是只有上述三个方面。然而，权从以上三个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到，陈云作为我党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为探求党的执政规律，做出了重次贡献。他的综合平衡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结合中国实际的重大发展，他的科学决策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中的哲学在决策领域中的重大发展，他首先在经济领域中贯彻民主与集中的结合，集权与分权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发展。事实雄辩地证明，陈云同志是我党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伟大的共产主义者，是我党杰出的领导者。我们如能一如既往地把陈云关于执政规律的思想，发扬光大下去，对现在和今后我党执政能力的提高，肯定将会产生重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