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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分析福克纳的著名短篇《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入手，论证了主人公在自我身份探寻中的悲剧性迷失，其实也是美国内战后南方人心态的真实写照，更是整个西方社会在经历一战、陷入精神荒原后的普遍情感体验。
关键词：福克纳；《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身份探寻
[中图分类号] 1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287(2006)02—0086
一
长期以来，评论界认为，福克纳的短篇小说在他的创作体系中处于次要的地位，就连作家本人在1946年给朋友的信中，也以颇为自嘲的口吻说：“在法国我成了一场文学运动之父。在欧洲我被认为是美国最好的现代作家，跻身于世界一流作家之列。而在美国本土，我替人写电影脚本糊口，还不得不靠在虚构神秘故事竞赛中赢得二等奖，来贴补收入。”那么，是否像他本人所说的那样，短篇小说的创作只是一种商业行为?不尽然。首先，作家苦心将它们收录成故事集，使之在结构上自成一体，且通过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同一人物或事件的重述，与他的长篇遥相呼应。其次，不少故事在经过修改之后，成为他长篇小说中的情节。如《沃许》的主要内容就被收入他的著名长篇《押沙龙，押沙龙!》(1936)中；而作家关于斯诺普斯家族三部曲的第一部《村子》(1940)中的重要章节，都是在从前发表的短篇小说《马和傻瓜》、《猎犬》、《杰姆西斯院子里的蜥蜴》及《花斑马》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这些短篇构成了福克纳史诗般的南方传奇的基石，可见它们在他心目中，乃至在整个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中的重要地位。福克纳的短篇杰作(第一部以杰弗生镇——钓克纳帕塔法县政府所在地为背景的短篇小说)《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1929)问世后，很多人将其视作南方哥特式恐怖故事，却忽略了主人公在自我身份探寻中的悲剧性迷失，其实也是美国内战后南方人心态的真实写照，更是整个西方社会在经历一战、陷入精神荒原后的普遍情感体验。
二
玫瑰象征着爱情，而故事的主人公爱米丽在七十多年的人生中，始终与爱情无缘。反观故事充满反讽意味的题目，人物的悲剧性命运可见一斑。年轻时的爱米丽由于其父不可理喻的傲慢和专断，错过了一切谈婚论嫁的机会：父亲赶走了所有前来求婚的青年男子，也葬送了女儿的幸福。在全镇人的印象中，格里尔生父女的形象似乎永远都定格成了一幅画：父亲显然以主宰者的姿态站在前面，无论是他“叉开双脚的侧影”，他“背对爱米丽”的站姿，还是他手中象征着控制权的马鞭，都无声地传递着他作为一家之长不可动摇的权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时期的爱米丽留给读者的只是一个十分模糊的印象：她永远都是隐没在父亲身后的那个沉默、柔弱、亦步亦趋的影子，没有独立的身份，没有自己的声音，没有自由的意志，当然更谈不上选择自己的爱情和婚姻。社会的主导文化机制——父权制完全抹杀了主人公的独立身份，迫使她过着一种深锁闺中，清心寡欲的生活。父亲活着的时候，对她个人意志、欲望和权利的剥夺使她成了一个空洞、没有灵魂的肉体，她唯一身份的体现就在于她是父亲的女儿，全部生命的意义仅仅维系于传统妇德——“顺从”。因此，当毁掉她生活的父亲死后，她一再否认父亲的死，并坚持不让人将其遗体下葬，因为“她现在已经一无所有，只好像人们常常所做的一样，死死拖住抢走了她一切的那个人。”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讲，父亲的死也给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不再以父亲的女儿示人的她，必须有一个新的身份。然而当时南方依然保守的氛围并不允许她脱胎换骨的变化。南方社会浓重的历史感决定了它对传统的信仰，有时甚至是盲目的信仰。在传统价值熏陶下长大的她，其自我身份的构筑是很难逾越这块生养她的土地的。她对自由的追求，对现实的反抗并没有使她成为那曾经压抑了她人性的、毁掉了她幸福的文化机制的背叛者。相反地，她转而变成了她父亲——这一文化机制的代表——那样的人。她的傲慢专横与其父如出一辙。旧南方最受尊崇的价值——荣誉和骄傲——在她身上被发挥到了极致。她的骄傲令她无视现实，顽固地按着自己的意愿行事：她不顾舆论的反对，坚持要嫁给镇民们不屑交往的打日工的北方佬荷默·伯顿，几乎以一种扭曲的心态来强调自己的存在：“她把头抬得高高——甚至当我们深信她已经堕落了的时候也是如此，仿佛她比历来都更要求人们承认她作为格里尔生家族末代人物的尊严，仿佛她的尊严就需要同世俗的接触来重新肯定她那不受任何影响的性格。”在荷默神秘消失之后，她闭门不出，长达半年之久，镇上的人这样评述道：“我们明白这也并非出乎意料：她父亲的性格三番五次地使她那作为女性的一生平添波折，而这种性格仿佛太恶毒、太狂暴，还不肯消失似的”。甚至连她的头发颜色都变成“旺盛的铁灰色，像是一个活跃的男子的头发。”她全然蔑视下一代人的法律，拒不按规定交纳税款，声称已故镇长沙多里斯上校已豁免了她一切应纳的税款，却无视上校已死了将近十年的事实。她在与镇民们的交锋中一次又一次地打败了他们：当她的屋子散发出困扰邻人的难闻气味时，出于对她贵妇身份的尊重，镇上全体参议员商议后，并没有责令她限期把屋子打扫干净，而是在深夜如夜盗一般潜行在她家屋外，四处播撒石灰以祛除气味；她全然不顾法律对购买毒药者必须说明其用途的规定，以其咄咄逼人的气势迫使药剂师把砒霜卖给了她；她深居简出，与世隔绝，当全镇实行邮递制度后，唯有她拒绝在自家门上安装门牌号码和邮箱。“她就这样度过了一代又一代——高贵，宁静，无法逃避，无法接近，怪僻乖张。”这样的一个“怪人”显然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对她而言，已经故去的人和正在消逝的传统比她周围、当下的生活更为真实。她依旧生活在过去，生活在自己的虚幻世界里，为了保住这个世界和它所代表的价值，她甚至不惜杀死抛弃她、侵犯了她贵妇尊严的情人。她无限膨胀的自我意识使她成为高高在上的“上帝”，自以为可以像上帝那样享有对人类生杀予夺的权利。她甚至幻想可以阻挡时间的流逝，并以夺走情人生命的极端方式企图将他俩的存在永远地留在过去。人性在社会机制下的扭曲乃至丧失，导致了爱米丽的悲剧。这类悲剧性人物，在崇尚人道主义的福克纳的作品中，并不少见。如《押沙龙，押沙龙!》中的斯特潘上校，儿时在种植园主宅邸前受辱的遭遇，激起的不是他对等级制的质疑和反抗，而是他也成为一名种植园主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可以毫无人性、不择手段地扫清一切障碍。
三
假如只把目光对准爱米丽与镇民们的交锋，简单地将两者理解成矛盾对立的关系，则显然是违背了作者的创作初衷。一方面，故事打破常规的时间顺序，采用倒叙手法，以爱米丽的葬礼作为开头，中间穿插一连串的回忆，直到结尾处才揭示她杀人匿尸的事实。人物的行为固然骇人听闻，但作者在真 相揭晓前的大量铺垫，则巧妙地解释了人物行为的动机，从而激发了读者的同情。另一方面，以独特的叙述人“我们”来讲述爱米丽的故事，本身就已经在暗示着南方人浓厚的乡土观念和他们之间难以割裂的亲缘关系。故事自始至终都笼罩在怀旧的氛围之中，可以明显察觉的不仅是表面上叙述人与主人公之间的疏离感，更是字里行间前者对后者仰慕兼同情的认同感：“爱米丽·格里尔生小姐过世了，全镇的人都去送丧；男子们是出于敬慕之情，因为一个纪念碑倒下了。”爱米丽的高傲怪癖和种种不尽情理之处，即使不为人所理解，至少也是备受包容的。原因很简单，“爱米丽小姐在世时，始终是一个传统的化身，是义务的象征，也是人们关注的对象。”这位以“我们”自居的叙述人，对爱米丽的一生——从青年到中年、晚年直至死亡——始终了如指掌。可以推测，此人应该是与爱米丽同时代的人，一个目见耳闻并怀着复杂的心情来阐释爱米丽故事的人。与代表着新观念的新一代南方人不同，叙述人看似客观的报道隐含着强烈的弦外之音：他显然不像一个不动声色、冷静犀利的观察者，而更像是一个情动于衷，以至于对别人的经历都能够如数家珍，娓娓道来的参与者。就这样，一则令人不寒而栗的谋杀事件，经过叙述人满怀同情的转述，将读者的目光吸引到了“我们”——与爱米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镇民们——的身上，使这篇本可以简单归之为惊悚故事的短文获得了更深刻的文化内涵，也让我们看到作者本人心中无法释怀的“南方情结”。在1955年的一次访谈中，当采访者问及故事题目中玫瑰一词的象征意义时，福克纳的解释是玫瑰表达了人们，包括他自己，对主人公的敬意。爱米丽这一南方贵妇代表的是南方正在消逝的传统和象征着这一传统的特有的生活方式，即旧南方贵族——拥有土地和奴隶的种植园主的生活方式。古老的富有浪漫色彩的中世纪理想，体现着骑士精神的忠诚、荣誉、骄傲、殷勤、勇敢、慷慨等品质，特别是对物质主义、机械化和社会进步的憎恶感，都被移植到了南北战争前后的南方绅士的身上。其实，故事中不乏象爱米丽这样的旧南方价值观的具象式人物：如免去她税款的沙多里斯上校，不愿“当着一位贵妇人的面说她那里有难闻的气味”的斯蒂芬斯法官，以及如同做礼拜一样虔诚地将女儿、孙女儿送到爱米丽那儿去学画的乡绅们。
然而，南方的传统与奴隶制——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社会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奴隶制越来越成为内战爆发前南北双方冲突的焦点。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两者在政治和道德观念上的两极分化，进一步鼓励了南方人建立起一套不同于北方的价值体系，并籍此来确立自己独特的文化身份。“如果说内战初期南方人只是为维护奴隶制而战，发展到后来则演变成为南方人所珍视的南方传统而战。”不容忽视的是，奴隶制的存在为这一传统的延续提供了保障。两者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让众多南方人不惜一切代价，誓死捍卫奴隶制。在他们眼中，唯有这样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才是稳定、和谐和美好的社会。于是，内战成了南方人保卫家园和维护自己“高尚”生活方式的义举。与此同时，对一切可能威胁到奴隶制的自由思想和改革的排斥，使得南方社会日趋孤立、保守、狭隘和封闭。故事中始终浮现眼前的大门紧闭的老宅，阴暗不通风的房间，都无声地传递着南方社会的封闭性。然而，时代的潮流并不因此而停滞不前。故事中屡次出现爱米丽那“偶像”般静止不动的形象，颇具象征意味，它影射了女主人公企图阻止时光向前的固执和疯狂，可是，她的“死尸”般的容貌，破败的老宅，以及那些被“汽车间和轧棉机”“侵犯了……庄严的名字”的贵族们曾经居住过的街道，无一不在暗示着工商业文明侵蚀下迅速解体的旧传统。而不惜杀死负心情人也要保住的苦心营造的虚幻世界，最终也随着爱米丽的死亡而不复存在。正如爱米丽那块隐藏在表链另一端、不为人所见的挂表，在时间仿佛凝固不前的假象之下，依然滴答作响，提醒着人们：时间和变化是不可逆转的。其实，对变化的恐惧是那个时期南方人较为典型的心态，因为变化意味着传统的消亡。
然而内战的失败加速了传统的消亡，并使南方人背上了长达四十年之久的沉重的精神负担。内战前窒息封闭的南方社会阻碍了南方人精神上和道德上的成长，对他们而言，重新调整生活并寻求新的文化身份是极其痛苦而艰难的。一方面，对现实的逃避使人们沉湎于过去而无法自拔。如《八月之光》中的希陶尔每天都醉心于重温内战时其祖父死于马背上的瞬间，生活在幻想之中，全然看不见现实世界。诚然，当旧的社会秩序被打乱，新的社会秩序尚未形成之际，人们极易产生怀旧的情绪，而作为战败的一方，南方“未尽事业”的守护者，这种情绪更是被激发到了病态的地步。内战刚结束后的南方文学便充斥着美化南方的作品，典型的如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小说《飘》，处处流露出对内战前生活的眷恋和对庄园生活的粉饰。一时之间，南方社会笼罩在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光环之下。另一方面，旧南方固有的内在矛盾(奴隶制的非人道本质)又给人们带来深深的负罪感和幻灭感。如《喧哗与骚动》中的昆丁，就因为旧南方传统价值的破灭而在绝望中自杀。某一地区的文化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该地区人们所共有的历史和传统价值之上，当人们引以为自豪的这一切在瞬间化为乌有时，他们会作出怎样的反应呢?福克纳细致入微地刻画出在这新旧交替的社会进程中人们充满迷惘和困惑的精神探索。种种怀旧的笔触和犀利的反讽，道出了作者本人对旧南方爱恨交织的情感。在这矛盾情感的驱使下，福克纳和同一时期的大批南方知识分子，不断进行深刻的自我剖析和自我反省，正是这种内省的自我意识，促进了南方文艺复兴的蓬勃发展。
四
事实上，这是转型期社会人们普遍存在的心态。处在历史变革时期(传统农业社会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冲击下逐渐解体)的美国南方，是新旧势力和新旧观念激烈冲突的舞台。福克纳忠实地记录了这一现代化的进程。我们完全可以将爱米丽看作是一个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周围变化的南方贵妇。她与新一代人的数次交锋折射出传统和现实的深刻矛盾。福克纳本人对这一矛盾的兴趣和挖掘不仅因为他是南方人，也因为他是一次大战后西方精神危机的产物。战争毁灭了传统的精神家园，而新的价值观尚未确立，人们，尤其是经历了一战的青年成了海明威笔下“迷惘的一代”。人们面对的是混乱而盲目的现代社会，不仅传统价值分崩离析，甚至“人的性格已经发生了裂变。”战后美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在促进整个社会的工业化、物质化进程的同时，也加剧了伦理道德的沦丧，人们普遍产生一种幻灭感。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军饷》中，福克纳便尝试着去描写从战场归来的年轻一代的情感体验和内心冲突。不仅是福克纳，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也在各自作品中探索了现代人文化身份的迷失和在精神上苦苦求索的历程。T．S·艾略特在著名长诗《荒原》中，振聋发聩地展示出一幅人类陷入精神荒原后的可怕图景，舍伍德·安德森则塑造了一系列的畸人形象来反映机械文明给人们带来的异化感和孤独感，菲茨杰拉德逼真地再现了美国梦破灭后人们只顾追求物质享受的醉生梦死的场景，海明威则道出了当代人寻求出路未果时充满矛盾的心声。与这些现代主义作家相似的是，福克纳的作品也最大限度地体现了时代特征。他所表现的传统与现实的矛盾绝不仅仅局限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美国南方。他的作品扎根于南方而又超越了南方，提及南方，他这样说道：“我倾向于认为我的素材——南方——对我而言并不十分重要。我只是碰巧了解它，况且短短一生也没有时间同时去了解别的东西，并对之进行创作。尽管我所了解的这一个很可能与另一个一样好，然而生活只是一种现象而不是一件新奇之物，到处都是同样疯狂而危险的漫无目的的追逐，任何时代，人们都散发出同样的臭味。”由此可见，福克纳以约克纳帕塔法这一虚构的社区作为整个社会的缩影，反映了人类的普遍境况，即现代人在身份探求过程中的内心冲突。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不是美国南方社会的调查报告，而是充满激情地记录了人类生活、人类价值、‘永恒的真情实感’。”显然，福克纳“力图通过审视过去来理解现代内涵的努力，将他的作品置于更为宽广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之中，这也是他作品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在。
关键词：福克纳；《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身份探寻
[中图分类号] 1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287(2006)02—0086
一
长期以来，评论界认为，福克纳的短篇小说在他的创作体系中处于次要的地位，就连作家本人在1946年给朋友的信中，也以颇为自嘲的口吻说：“在法国我成了一场文学运动之父。在欧洲我被认为是美国最好的现代作家，跻身于世界一流作家之列。而在美国本土，我替人写电影脚本糊口，还不得不靠在虚构神秘故事竞赛中赢得二等奖，来贴补收入。”那么，是否像他本人所说的那样，短篇小说的创作只是一种商业行为?不尽然。首先，作家苦心将它们收录成故事集，使之在结构上自成一体，且通过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同一人物或事件的重述，与他的长篇遥相呼应。其次，不少故事在经过修改之后，成为他长篇小说中的情节。如《沃许》的主要内容就被收入他的著名长篇《押沙龙，押沙龙!》(1936)中；而作家关于斯诺普斯家族三部曲的第一部《村子》(1940)中的重要章节，都是在从前发表的短篇小说《马和傻瓜》、《猎犬》、《杰姆西斯院子里的蜥蜴》及《花斑马》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这些短篇构成了福克纳史诗般的南方传奇的基石，可见它们在他心目中，乃至在整个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中的重要地位。福克纳的短篇杰作(第一部以杰弗生镇——钓克纳帕塔法县政府所在地为背景的短篇小说)《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1929)问世后，很多人将其视作南方哥特式恐怖故事，却忽略了主人公在自我身份探寻中的悲剧性迷失，其实也是美国内战后南方人心态的真实写照，更是整个西方社会在经历一战、陷入精神荒原后的普遍情感体验。
二
玫瑰象征着爱情，而故事的主人公爱米丽在七十多年的人生中，始终与爱情无缘。反观故事充满反讽意味的题目，人物的悲剧性命运可见一斑。年轻时的爱米丽由于其父不可理喻的傲慢和专断，错过了一切谈婚论嫁的机会：父亲赶走了所有前来求婚的青年男子，也葬送了女儿的幸福。在全镇人的印象中，格里尔生父女的形象似乎永远都定格成了一幅画：父亲显然以主宰者的姿态站在前面，无论是他“叉开双脚的侧影”，他“背对爱米丽”的站姿，还是他手中象征着控制权的马鞭，都无声地传递着他作为一家之长不可动摇的权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时期的爱米丽留给读者的只是一个十分模糊的印象：她永远都是隐没在父亲身后的那个沉默、柔弱、亦步亦趋的影子，没有独立的身份，没有自己的声音，没有自由的意志，当然更谈不上选择自己的爱情和婚姻。社会的主导文化机制——父权制完全抹杀了主人公的独立身份，迫使她过着一种深锁闺中，清心寡欲的生活。父亲活着的时候，对她个人意志、欲望和权利的剥夺使她成了一个空洞、没有灵魂的肉体，她唯一身份的体现就在于她是父亲的女儿，全部生命的意义仅仅维系于传统妇德——“顺从”。因此，当毁掉她生活的父亲死后，她一再否认父亲的死，并坚持不让人将其遗体下葬，因为“她现在已经一无所有，只好像人们常常所做的一样，死死拖住抢走了她一切的那个人。”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讲，父亲的死也给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不再以父亲的女儿示人的她，必须有一个新的身份。然而当时南方依然保守的氛围并不允许她脱胎换骨的变化。南方社会浓重的历史感决定了它对传统的信仰，有时甚至是盲目的信仰。在传统价值熏陶下长大的她，其自我身份的构筑是很难逾越这块生养她的土地的。她对自由的追求，对现实的反抗并没有使她成为那曾经压抑了她人性的、毁掉了她幸福的文化机制的背叛者。相反地，她转而变成了她父亲——这一文化机制的代表——那样的人。她的傲慢专横与其父如出一辙。旧南方最受尊崇的价值——荣誉和骄傲——在她身上被发挥到了极致。她的骄傲令她无视现实，顽固地按着自己的意愿行事：她不顾舆论的反对，坚持要嫁给镇民们不屑交往的打日工的北方佬荷默·伯顿，几乎以一种扭曲的心态来强调自己的存在：“她把头抬得高高——甚至当我们深信她已经堕落了的时候也是如此，仿佛她比历来都更要求人们承认她作为格里尔生家族末代人物的尊严，仿佛她的尊严就需要同世俗的接触来重新肯定她那不受任何影响的性格。”在荷默神秘消失之后，她闭门不出，长达半年之久，镇上的人这样评述道：“我们明白这也并非出乎意料：她父亲的性格三番五次地使她那作为女性的一生平添波折，而这种性格仿佛太恶毒、太狂暴，还不肯消失似的”。甚至连她的头发颜色都变成“旺盛的铁灰色，像是一个活跃的男子的头发。”她全然蔑视下一代人的法律，拒不按规定交纳税款，声称已故镇长沙多里斯上校已豁免了她一切应纳的税款，却无视上校已死了将近十年的事实。她在与镇民们的交锋中一次又一次地打败了他们：当她的屋子散发出困扰邻人的难闻气味时，出于对她贵妇身份的尊重，镇上全体参议员商议后，并没有责令她限期把屋子打扫干净，而是在深夜如夜盗一般潜行在她家屋外，四处播撒石灰以祛除气味；她全然不顾法律对购买毒药者必须说明其用途的规定，以其咄咄逼人的气势迫使药剂师把砒霜卖给了她；她深居简出，与世隔绝，当全镇实行邮递制度后，唯有她拒绝在自家门上安装门牌号码和邮箱。“她就这样度过了一代又一代——高贵，宁静，无法逃避，无法接近，怪僻乖张。”这样的一个“怪人”显然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对她而言，已经故去的人和正在消逝的传统比她周围、当下的生活更为真实。她依旧生活在过去，生活在自己的虚幻世界里，为了保住这个世界和它所代表的价值，她甚至不惜杀死抛弃她、侵犯了她贵妇尊严的情人。她无限膨胀的自我意识使她成为高高在上的“上帝”，自以为可以像上帝那样享有对人类生杀予夺的权利。她甚至幻想可以阻挡时间的流逝，并以夺走情人生命的极端方式企图将他俩的存在永远地留在过去。人性在社会机制下的扭曲乃至丧失，导致了爱米丽的悲剧。这类悲剧性人物，在崇尚人道主义的福克纳的作品中，并不少见。如《押沙龙，押沙龙!》中的斯特潘上校，儿时在种植园主宅邸前受辱的遭遇，激起的不是他对等级制的质疑和反抗，而是他也成为一名种植园主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可以毫无人性、不择手段地扫清一切障碍。
三
假如只把目光对准爱米丽与镇民们的交锋，简单地将两者理解成矛盾对立的关系，则显然是违背了作者的创作初衷。一方面，故事打破常规的时间顺序，采用倒叙手法，以爱米丽的葬礼作为开头，中间穿插一连串的回忆，直到结尾处才揭示她杀人匿尸的事实。人物的行为固然骇人听闻，但作者在真 相揭晓前的大量铺垫，则巧妙地解释了人物行为的动机，从而激发了读者的同情。另一方面，以独特的叙述人“我们”来讲述爱米丽的故事，本身就已经在暗示着南方人浓厚的乡土观念和他们之间难以割裂的亲缘关系。故事自始至终都笼罩在怀旧的氛围之中，可以明显察觉的不仅是表面上叙述人与主人公之间的疏离感，更是字里行间前者对后者仰慕兼同情的认同感：“爱米丽·格里尔生小姐过世了，全镇的人都去送丧；男子们是出于敬慕之情，因为一个纪念碑倒下了。”爱米丽的高傲怪癖和种种不尽情理之处，即使不为人所理解，至少也是备受包容的。原因很简单，“爱米丽小姐在世时，始终是一个传统的化身，是义务的象征，也是人们关注的对象。”这位以“我们”自居的叙述人，对爱米丽的一生——从青年到中年、晚年直至死亡——始终了如指掌。可以推测，此人应该是与爱米丽同时代的人，一个目见耳闻并怀着复杂的心情来阐释爱米丽故事的人。与代表着新观念的新一代南方人不同，叙述人看似客观的报道隐含着强烈的弦外之音：他显然不像一个不动声色、冷静犀利的观察者，而更像是一个情动于衷，以至于对别人的经历都能够如数家珍，娓娓道来的参与者。就这样，一则令人不寒而栗的谋杀事件，经过叙述人满怀同情的转述，将读者的目光吸引到了“我们”——与爱米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镇民们——的身上，使这篇本可以简单归之为惊悚故事的短文获得了更深刻的文化内涵，也让我们看到作者本人心中无法释怀的“南方情结”。在1955年的一次访谈中，当采访者问及故事题目中玫瑰一词的象征意义时，福克纳的解释是玫瑰表达了人们，包括他自己，对主人公的敬意。爱米丽这一南方贵妇代表的是南方正在消逝的传统和象征着这一传统的特有的生活方式，即旧南方贵族——拥有土地和奴隶的种植园主的生活方式。古老的富有浪漫色彩的中世纪理想，体现着骑士精神的忠诚、荣誉、骄傲、殷勤、勇敢、慷慨等品质，特别是对物质主义、机械化和社会进步的憎恶感，都被移植到了南北战争前后的南方绅士的身上。其实，故事中不乏象爱米丽这样的旧南方价值观的具象式人物：如免去她税款的沙多里斯上校，不愿“当着一位贵妇人的面说她那里有难闻的气味”的斯蒂芬斯法官，以及如同做礼拜一样虔诚地将女儿、孙女儿送到爱米丽那儿去学画的乡绅们。
然而，南方的传统与奴隶制——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社会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奴隶制越来越成为内战爆发前南北双方冲突的焦点。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两者在政治和道德观念上的两极分化，进一步鼓励了南方人建立起一套不同于北方的价值体系，并籍此来确立自己独特的文化身份。“如果说内战初期南方人只是为维护奴隶制而战，发展到后来则演变成为南方人所珍视的南方传统而战。”不容忽视的是，奴隶制的存在为这一传统的延续提供了保障。两者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让众多南方人不惜一切代价，誓死捍卫奴隶制。在他们眼中，唯有这样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才是稳定、和谐和美好的社会。于是，内战成了南方人保卫家园和维护自己“高尚”生活方式的义举。与此同时，对一切可能威胁到奴隶制的自由思想和改革的排斥，使得南方社会日趋孤立、保守、狭隘和封闭。故事中始终浮现眼前的大门紧闭的老宅，阴暗不通风的房间，都无声地传递着南方社会的封闭性。然而，时代的潮流并不因此而停滞不前。故事中屡次出现爱米丽那“偶像”般静止不动的形象，颇具象征意味，它影射了女主人公企图阻止时光向前的固执和疯狂，可是，她的“死尸”般的容貌，破败的老宅，以及那些被“汽车间和轧棉机”“侵犯了……庄严的名字”的贵族们曾经居住过的街道，无一不在暗示着工商业文明侵蚀下迅速解体的旧传统。而不惜杀死负心情人也要保住的苦心营造的虚幻世界，最终也随着爱米丽的死亡而不复存在。正如爱米丽那块隐藏在表链另一端、不为人所见的挂表，在时间仿佛凝固不前的假象之下，依然滴答作响，提醒着人们：时间和变化是不可逆转的。其实，对变化的恐惧是那个时期南方人较为典型的心态，因为变化意味着传统的消亡。
然而内战的失败加速了传统的消亡，并使南方人背上了长达四十年之久的沉重的精神负担。内战前窒息封闭的南方社会阻碍了南方人精神上和道德上的成长，对他们而言，重新调整生活并寻求新的文化身份是极其痛苦而艰难的。一方面，对现实的逃避使人们沉湎于过去而无法自拔。如《八月之光》中的希陶尔每天都醉心于重温内战时其祖父死于马背上的瞬间，生活在幻想之中，全然看不见现实世界。诚然，当旧的社会秩序被打乱，新的社会秩序尚未形成之际，人们极易产生怀旧的情绪，而作为战败的一方，南方“未尽事业”的守护者，这种情绪更是被激发到了病态的地步。内战刚结束后的南方文学便充斥着美化南方的作品，典型的如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小说《飘》，处处流露出对内战前生活的眷恋和对庄园生活的粉饰。一时之间，南方社会笼罩在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光环之下。另一方面，旧南方固有的内在矛盾(奴隶制的非人道本质)又给人们带来深深的负罪感和幻灭感。如《喧哗与骚动》中的昆丁，就因为旧南方传统价值的破灭而在绝望中自杀。某一地区的文化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该地区人们所共有的历史和传统价值之上，当人们引以为自豪的这一切在瞬间化为乌有时，他们会作出怎样的反应呢?福克纳细致入微地刻画出在这新旧交替的社会进程中人们充满迷惘和困惑的精神探索。种种怀旧的笔触和犀利的反讽，道出了作者本人对旧南方爱恨交织的情感。在这矛盾情感的驱使下，福克纳和同一时期的大批南方知识分子，不断进行深刻的自我剖析和自我反省，正是这种内省的自我意识，促进了南方文艺复兴的蓬勃发展。
四
事实上，这是转型期社会人们普遍存在的心态。处在历史变革时期(传统农业社会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冲击下逐渐解体)的美国南方，是新旧势力和新旧观念激烈冲突的舞台。福克纳忠实地记录了这一现代化的进程。我们完全可以将爱米丽看作是一个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周围变化的南方贵妇。她与新一代人的数次交锋折射出传统和现实的深刻矛盾。福克纳本人对这一矛盾的兴趣和挖掘不仅因为他是南方人，也因为他是一次大战后西方精神危机的产物。战争毁灭了传统的精神家园，而新的价值观尚未确立，人们，尤其是经历了一战的青年成了海明威笔下“迷惘的一代”。人们面对的是混乱而盲目的现代社会，不仅传统价值分崩离析，甚至“人的性格已经发生了裂变。”战后美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在促进整个社会的工业化、物质化进程的同时，也加剧了伦理道德的沦丧，人们普遍产生一种幻灭感。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军饷》中，福克纳便尝试着去描写从战场归来的年轻一代的情感体验和内心冲突。不仅是福克纳，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也在各自作品中探索了现代人文化身份的迷失和在精神上苦苦求索的历程。T．S·艾略特在著名长诗《荒原》中，振聋发聩地展示出一幅人类陷入精神荒原后的可怕图景，舍伍德·安德森则塑造了一系列的畸人形象来反映机械文明给人们带来的异化感和孤独感，菲茨杰拉德逼真地再现了美国梦破灭后人们只顾追求物质享受的醉生梦死的场景，海明威则道出了当代人寻求出路未果时充满矛盾的心声。与这些现代主义作家相似的是，福克纳的作品也最大限度地体现了时代特征。他所表现的传统与现实的矛盾绝不仅仅局限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美国南方。他的作品扎根于南方而又超越了南方，提及南方，他这样说道：“我倾向于认为我的素材——南方——对我而言并不十分重要。我只是碰巧了解它，况且短短一生也没有时间同时去了解别的东西，并对之进行创作。尽管我所了解的这一个很可能与另一个一样好，然而生活只是一种现象而不是一件新奇之物，到处都是同样疯狂而危险的漫无目的的追逐，任何时代，人们都散发出同样的臭味。”由此可见，福克纳以约克纳帕塔法这一虚构的社区作为整个社会的缩影，反映了人类的普遍境况，即现代人在身份探求过程中的内心冲突。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不是美国南方社会的调查报告，而是充满激情地记录了人类生活、人类价值、‘永恒的真情实感’。”显然，福克纳“力图通过审视过去来理解现代内涵的努力，将他的作品置于更为宽广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之中，这也是他作品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