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我进了铁路机务段，干机车乘务员工作，成了“铁老大”中的“机老大”。
　　其实，所谓“铁老大”只是当时一些人对我们这个行业表示羡慕的一种谑称，但又有谁晓得我们这些双“老大”工作的酸甜苦辣哩。尤其是我干乘务员那年头，开的是又脏又累的蒸汽机车。跑的是站站拜码头的单线铁路，用的是电器路签(牌)闭塞的行车方式。过年过节，人家往家里赶，我们往外面跑。每年春运，机务段领导最忧心的是怕春运期间没人开车。1975年，我任运转副主任后，有了更切身的感受。
　　春节是中国人万家团圆的传统佳节。无论是莘莘学子，还是奔波在外的工人、农民、军人、商人，都想方设法回家过年。一时间客流猛增，负重爬坡的中国铁路疲于应对。货运不能减，客车要加开，客车车厢不够用，大篷车改一下投入运客。春运期间开行的旅客列车比平常增加50％。这就苦了我们机务段：火车头没增加，乘务员还是那些乘务员，车紧人紧成了机务段领导的心病。
　　春运不摆车，春运不丢线，机务段领导只能在现有的人力和动力设备上动脑筋，想对策，挖潜力。“机关为现场。干部为职工，全段为春运。”运转车间将各班人员统一调度，成立突击排。关键时刻突击出乘：后勤部门着手腾出探亲房，动员家在外地的乘务员家属到机务段过春节；在机关助勤的、帮忙的机车乘务员统统下去跑车；机关干部轮流添乘机车；医院领导大力支持，将保健站搬到乘务员上下班的地方。做到有病早治。无病早防，控制病假率。说心里话，哪个不想回家过年，哪个不想与家人团聚?但既然吃了机务这碗饭，我们就得舍了小家为大家，一人辛苦换来万家团圆。纵使采取了这些措施，我们作为机务段的领导，还是很担心。一旦出现特殊情况，会搅得手足无措。
　　1976年大年三十18点，好不容易排好出乘计划，汤大车突然递上病假条：腹泻、发烧，体温38.9℃。他值乘昆明开往上海的24次特快列车，转钟1点35分开，他请假，再也找不到替班司机了，急得我直跳脚。我摸了摸他的额头，确实好烫；他摸着肚子说：“主任，发烧倒是挺得住，要命的是拉肚子。拉了两天了，拉得走路厚本分的汤大车家在广州，本想请探亲假的，一看人员紧张，就主动放弃了，但他现在病成这样子，人心都是肉长的，我还能说什么。我连忙吩咐班里小吴用自行车驮他去医院打吊针。看着佝偻在自行车后座上的汤大车，我眼闪泪花，决定24次我来跑。
　　回到机调室，突击排的丁大车说24次他来跑。他才下班，又出乘，我说“不行”。他说没问题，零点叫班还可以休息几个小时呢。他说：“你这个主任年初一要赶到公寓去慰问乘务员。你怎么能顶班?”握着他的手，我激动得一时语塞。
　　正月初一，我借公寓的会议室，摆好瓜子、花生、橘子、香烟等极其普通的慰问品，休班的乘务员蜂拥而入。互相拜年。易大车告诉我说党委书记也在公寓。我说：“不会吧?他爱人昨天才从福州赶来团聚，段长嘱咐他坐镇机务段，哪里都别去，你看错了。”“没错，他还和我讲过话，说刚下车，去洗脸了。”说话间书记提着洗漱用品袋，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大家纷纷起立、让座、鼓掌。我迎上去接过洗漱用品袋，问他跟哪次来的。他说“跟24次来的”。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书记是司机出身，有文化，懂业务，很幽默，又平易近人。他和大家坐在一起，拉家常，话形势，谈古论今说笑话。气氛非常热烈，不时引得满堂哄笑。乘务员们开心得不得了，说管着2000号职工的党委书记给咱们拜年，咱心里比吃人参、喝茅台还舒坦。
　　丁大车事后告诉我：“不知什么原因，那天晚上犯困，出发不久两眼直打架，3点以后站着开都迷糊。书记很风趣，说新年伊始，让他过把瘾，叫我坐边上，他来开。那次与其说书记是添乘，倒不如说是代驾。还真是多亏书记搭帮。若不是他，新年第一天，机务段就栽在我手上了……”他的一番话说得我心里泛起阵阵涟漪，既由衷地感激书记、钦佩书记，也深深地责怪自己：我也是到公寓，就没想到跟24次，真是……我越想越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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