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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习字蒙书是古代童蒙教育的重要教材。先秦至六朝，字书因书体演变较快而频繁出现，唐代后，基本书体的稳定使新字书的出现减少。近代流行的《上大人》蒙书始见于敦煌写本《上大夫》，且见引于晚唐文献，可知其起源于唐。其内容在宋元又小有改、补。宋明人解其文字为言儒门之事，附于其后而并行的《上士游山水》、《王子去求仙》诗，则言道门之事；蒙书的思想是儒道结合的。而且，为勉励学童，蒙书中还有“立行方回也，文才比仲壬”的励志性诗句。明清人对此蒙书的文字之意多不能解，但此蒙书又从唐到清末，一直盛行于民间；它在意义失落的情况下而能流行久远广泛，正体现其作为小传统的“长时段史”或“无意识史”的事物，有变化极慢的特点。
[关键词] 敦煌写本《上大夫》；习字蒙书；民间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2，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7)02-0188-06
中国古代的童蒙教育包括识字、知识、德行三方面[1]。其中识字是基础，而习字是与之密切相关的环节。关于习字蒙书，王利器《敦煌写本<上大夫>残卷跋尾》，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究》，曾论及敦煌写本《上大夫》的内容与性质、时代与流传、对后世俗文学的影响等。本文以三位先生所论为基础，并藉新的材料，拟在习字蒙书的源流演变、文字意义、流传等问题上，佐助和补充三位先生之说。
一、习字蒙书的源流演变
先秦发蒙教育的内容，见《礼记·内则》：“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记(计)。”据郑注“方名”为“东西”，注“数日”为“朔望与六甲也”，知其发蒙有数字、方位、干支名等内容。又《汉书·食货志上》云：“八岁人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颜注引臣瓒曰：“辨五方之名及书艺也。”顾炎武《日知录》卷27云：“六甲者，四时六十甲子之类；……书者，六书；计者，九数。”所谓“六书”、“九数”，乃《周礼·地官·保氏》载国子所学六艺之二，即汉郑众所说“象形、会意”等六种造字和用字法，以及计算“方田、粟米”等九种算术法。《隋书·经籍志一》亦云：“古者童子……六年教之数与方名。十岁入小学，学书计。”《礼记》、《汉书》、《隋书》在童子入学发蒙的年龄上虽记载有小异，但皆在童蒙阶段，且其发蒙内容大同，有数字、方位名、干支、六书、算术等。前四者皆含识字和习字的内容，而先秦和汉代用以识习文字的字书，则如《汉书·艺文志》所云：“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造字之本也。……《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汉兴，间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据此可见，先秦到汉出现了一系列的字书，其出现是由书体的演变所致，此在《隋书·经籍志一》亦有所云：“自苍颉讫于汉初，书经五变：一曰古文，即苍颉所作。二曰大篆，周宣王时史籀所作。三曰小篆，秦时李斯所作。四曰隶书，程邈所作。五曰草书，汉初作。秦世既废古文，始用八体，有大篆、小篆、刻符、摹印、虫书、署书、殳书、隶书。汉时以六体教学童，有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鸟，……因事生变也。魏世又有八分书，其字义训读，有《史籀篇》、《苍颉篇》、《三苍》、《埤苍》、《广苍》等诸篇章。”继八分书行世而出现《埤苍》等字书后，六朝因楷书的流行，相应亦出现了晋王义(《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作王羲之)《小学篇》、杨方《少学》、束皙《发蒙记》、顾恺之《启蒙记》、梁周兴嗣《千字文》等。
唐以前习字蒙书的情况，因文献阙如，只能据以上材料而作四点推测：一、先秦至六朝，发蒙习字含于识字环节中，其内容初为数目、方位、干支等字的识习，后始识习字书之字。二、字书既随书体演变而不断出现，则见发蒙习字亦主要以实用，而非纯以书艺精进为目的，故童子所习为当时流行的书体，而非以前的古体。三、先秦至汉的字书编纂，虽有识字习字的发蒙成分，但汉代经学发达，亦兼尽备“六艺群书”文字之意，故字书作为“小学”类书，有经学附庸的性质，而不尽以发蒙为目的。四、字书既兼属经学附庸，故其作者虽有民间“间里书师”，但主要是官僚士大夫，甚至有以国家行为而编纂的。
唐以后的习字蒙书，则有较多的记载可资考索。其中最著名的即鲁迅小说《孔乙己》所说《上大人》：“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叫做孔乙己。”因该小说被选人初中语文教材，故《上大人》蒙书也最为今人熟悉，故兹先论《上大人》蒙书。清福申《俚俗集》卷7录《水东日记》、《猥谈》、《坚瓠集》，并暗袭《通俗编》之文，对此蒙书的起源、含义、性质等有所涉及。《坚瓠集》为褚人穫撰，福申所录见《坚瓠九集》卷4：
小儿初习字，必令书“上大人，丘乙己，化三
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丸子，佳作仁，可知礼也”。
天下同然，不知所起。据此可见：一、鲁迅小说中的“孔乙己”，褚人穫所载为“丘乙己”。二、褚人穫虽为清康熙年间人，但犹说“不知所起”，说明在清前期，人已昧其起源。
先看“孔”与“丘”的异文，此非鲁迅臆改“丘”为“孔”，而是本有作“孔”者，如《说郛续》卷46所录明祝允明《猥谈》作“丘”，但清梁章钜《浪迹续谈》却引作“孔”。《五灯会元》卷19亦有此语，然中华书局点校本作“丘”，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作“孔”。又清钱大昭《迩言》卷5亦作“孔乙己”。之所以有此异文，盖因古人以为“丘乙己”即指孔子，如明李贽《焚书》卷3云：“年十二，试《老农老圃论》。居士曰：‘吾时已知樊迟之问，在荷蒉丈人间。然而上大人丘乙己不忍也，故曰“小人哉，樊须也”。则可知矣。’”此事见《论语·子路》“樊迟请学稼”事，是则李贽所言“上大人丘乙己”显然是指孔子。后世似亦多作“孔乙己”而非“丘乙己”，如郑阿财和朱凤玉所见二版刻都作“孔乙己”。至于改“丘”为“孔”之因，盖如元谢应芳《龟巢稿》卷14云：“第四字乃圣人 名讳，理合回避，岂宜呼之以口，以渎万世帝王之师乎？”是因避讳而改的。
再看其起源。褚人穫说其“不知所起”，在此前，明叶盛《水东日记》卷10云：“诸暨陈儒士洙今日云：‘尝见宋学士晚年以眼明自夸，细书小字，尝及此。学士其知所自者耶?’”叶盛以为宋濂或知之。但梁章钜《浪迹续谈》卷7据叶盛所载而推论：“似是元末明初有此语。”又《弁州续稿》卷194载明王世贞与赵汝师书，中有“弟尚未曾描写‘上大人’，将来或得小小实用”之语，清顾张思《土风录》卷10即据之推论说“则知此风起于明初”；并据叶盛所载，而说宋濂“盖一时信笔择其字画之简者，后人以便于童蒙而遍行之”，认为此数语被用于童蒙习字，始于明初宋濂的信笔而书。但此数语又见于宋濂之前，如元方回《桐江续集》卷21《丙申生日七十自赋二首》其一云“忽到古希年七十，犹思上大化三千”，故顾张思之说未谛。而钱大昭《迩言》卷5则据此诗而说“乃知由来已久”。其实在方回之前早有此语，如明释如卺《禅宗正脉》卷10载：“提刑郭祥正字功甫，因谒白云，……(白云)乃曰：‘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公切疑，后闻小儿诵之，忽有省。”清俞樾《茶香室丛钞》卷9据此而言：“按此知宋时此数语已盛行，故白云举此以示郭功甫。”又，明释居顶《续传灯录》卷7载某僧问蕴良禅师：“如何是接初机句?”师曰：“上大人。”蕴良为北宋人，故顾张思据此而进一步推论：“则宋时有此语，特未施之学书尔。”那么，此语在宋代是否果未施诸学书呢?宋赜藏主《古尊宿语录》卷39载北宋时，有僧问光祚禅师：“问：‘如何是祖师禅?’师云：‘上大人。’又云：‘会么?’僧云：‘不会。’师云：‘不会且顺朱。’”同书卷17载五代云门宗文偃禅师事云：“师因摘茶，云：‘摘茶辛苦，置将一问来!’无对。又云：‘你若道不得，且念“上大人”。更不相当，且顺朱。’”所谓“顺朱”即描红习字，如宋释居简《北硐集》卷6云：“写字难：画被忘穿，临池忘缁，专心致志，仅仿佛古人用笔意。公孙氏剑舞，观者得草圣之妙。彼顺朱耳。”居简认为勤苦练字者与善妙悟的张旭相比，仅如描红习字耳。是则五代与宋“上大人”等字已施诸描红习字，顾张思之说未谛。又，据郑阿财、朱风玉调查，在敦煌文书里“上大人”多写为“上大夫”，其写卷有七，在有纪年的三卷号中，P．4490b的纪年最早，为唐懿宗咸通十年抄写，二先生遂推断“至晚唐懿宗咸通年间敦煌地区学子已流行以‘上大夫’来习字”。据《祖堂集》卷19，希运弟子陈和尚与僧人也曾“拈上大人”等以对机锋。希运为武、宣宗时人，陈和尚当与之同时或略后。此亦可佐二先生之说。
《上大人》在流传中又尝被修改，如谢应芳《龟巢稿》卷14言其末“佳作仁，可知礼也”句：“乖刺尤甚，故某不揣狂瞽，尝易之数与方名，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兆’，曰‘东西南北上下左右前后’。以字画较之，亦简易也，待其手熟，即兼以‘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伯阡万’字教之，以备公私计算之用。”此修改实本于《礼记》所言童子“六年，教之数与方名”的古法。除对《上大人》蒙书做修改外，古人还创作有新的习字蒙书，《坚瓠五集》卷3载褚人穫《砚田诗笑》诗：“先生虚话说难全，实景描朱更可怜。马眼桶横‘丘乙己’，梅花茢例‘去求仙’。”末三字即见于《上大人》外的蒙书，如《水东日记》卷10在录《上大人》后还录有：
尚仕由山水，中人坐竹林。王生自有性，平子本
留心。王子去求仙，丹成入九天。山中方七日，世上
已千年。褚人穫诗中的“去求仙”即叶盛所录“王子去求仙”。叶盛所录诗为两首，前四句的起源很早，敦煌文书S．4106b、P．3145b已有之，且二写卷中还有“立行方回夜，文财比重人。去年出北地，今人日南音”及“牛羊万口，舍宅不售”等句[41]。后四句未见于敦煌写卷，当是唐以后所增(参下)。到宋代又出现新的习字蒙书，如元李治《敬斋古今（ ）》卷1云：“‘文出升平世，禾生大有年。……于戈包已久，永十本支延’，欧阳永叔戏为也。小儿初作字，点画稍多，即难措笔，必简易则易为力……欧公此诗，当亦为儿辈设也。”可见欧阳修也撰有习字蒙书，唯流传不广。在近代四川用以发蒙习字者又有所异，王利器先生说：“旧时四川，幼童发蒙习字，塾师以土红笔写‘一二三’等字，命学童依样描写，谓之‘拉扁担’，拉伸了，然后摹格反复写‘上下十卜丁，人干寸斗平’十字，久之，又换写‘王子去求仙，丹成入九天，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四川的习字蒙书既存“数与方名”以发蒙的古意，又沿用了全国流行的“王子去求仙”的蒙书。
二、习字蒙书文字的意义
先看《上大人》文字之意。古人视《上大人》为与《千字文》同类者，如《醒世姻缘传》第一回载曹源“那‘上大人，丘乙己’还自己写得出来。后来知识渐开，越发把这本《千字文》丢在九霄云外，专一与同班不务实的小朋友游湖吃酒。”《千字文》为有意义的韵语，而《上大人》既被视为与之同类，则它在古人看来也应是有意义的。如明赵南星《目前集》前集云：“□(孩)提之童方入学，使之徐就规矩，亦必有方，发□(于)书学是也，故‘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殊有妙理。大□(人)者，圣人之通称也；在上有大底人，孔子是也。□(丘)是孔子之名，以一个身己，教化三千徒弟，其有七十二贤士，但言七十者，举成数也。尔小□(生)，是小小学生，八岁九岁底儿子；古人八岁始□(人)小学也。佳者，好也；作者，为也。当好为仁者之□(人)。可者，肯也；又当肯如此知礼节，若能为人知□(礼)，便做孔子也做得。凡此一段二十有五字，而□(尔)字居其中，上截是孔子之圣，下截是教小儿□□(学做)孔子。其字画从省，欲易于书写；其语言叶□(韵)者，欲顺口好读也。”此解实出宋陈郁《藏一话腴》，缺字即据而校补，文末尚有“己士子礼四字是音韵相叶。‘也’之一字乃助语，以结上文耳。言虽不文，欲使理到，使小儿易通晓也”等句。明祝允明《猥谈》的解释又有异：“向一友谓予：‘此孔子上其父书也。上大人(句；上，上书；大人，谓叔梁纥)，丘(句；圣人名)，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句；乙、一通，言一身所化士如许)，小生八九子佳(句；八九，七十二也；言弟子三千中七十二人更佳)，作仁(句；作犹为也)，可知礼也(仁礼相为用，言七十子善为仁，其于礼，可知)。’大概取笔画稀少，开童子，稍附会理也。”在《古今说部丛书》本中末二句作“使童子易知易学也”。不过，也有不同意这些解释的，如翟灏《通俗编》卷7说这些字本“无甚 义理”，“祝氏说，傅会无稽”；梁章钜《归田琐记》卷6言“此说不知所本，要足以广异闻”耳。
若说古人对《上大人》二十五字之释或有牵强，那么，“尚仕由山水”和“王子去求仙”二诗，以及“立行方回夜，文财比重人”等，作为五言诗句，则不是“无甚义理”的。
先看“尚仕由山水”首之意。首二句“尚仕由山水，中人坐竹林”，在字面上不甚通。但其“尚仕”二字，《水东日记》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作“尚士”，敦煌文书S．4106作“上士”，P．3145作“上仕”。“尚”与“上”通，王弼注本《老子》第三章的“不尚贤”，长沙马王堆帛书甲、乙本即作“不上贤”。“仕”与“士”亦通，《周礼·地官·载师》“以宅田士田贾田，任近郊之地”句，郑注：“士读为仕”。“由山水”之“由”，与“避”和“游”通，《文选·阮籍〈咏怀诗〉》“素质庭遊商声”句，沈约注：“递字应作由，古人字类无定也。”《文选·陈琳〈檄吴将校部曲文〉》“围守邺城，则将军苏游，反为内应”句，李善注：“游与由同。”故“尚仕由山水”即是“上士游山水”。古人的引例也可证之，苏轼《书学太白诗》：“有崔颢者，曾未及豁达李老，作《黄鹤楼诗》，颇类‘上士游山水’。”苏轼以“上士游山水”比崔颢诗之浅易，显然用的是此蒙书之句。此二句又被禅师用作话头，《古尊宿语录》卷46载北宋慧觉的拈古云：“拈云：‘且道如今作么生会?’良久云：‘上士游山水，中人坐竹林。’”南宋密庵咸杰在上堂时，也曾用“上士由山水，中人坐竹林”句，以接引后学。元明清的蒙书中犹存此二句，如《敬斋古今（ ）》卷1：“小儿初作字，点画稍多，即难措笔，必简易则易为力，故小学有‘上士由山水，中人坐竹林’之语。”明清之际，道独禅师《颂古·风旛》(《宗宝道独禅师语录》卷4)亦云：“人言富有千金好，何似‘中人坐竹林’。”可见此诗自唐至清犹存于习字蒙书，且其首二句的用字，也是“由”与“游”通用的。
诗末二句“王生自有性，平子本留心”的“王生”，敦煌写卷P．3145号作“天生”，“王”与“天”字形近，而下文“王子去求仙”句中又有“王”字，作为习字蒙书，选字会避重复，故当作“天”字为是。此二句盖用韩平子之典，《说苑·敬慎》：“韩平子问于叔向曰：‘刚与柔孰坚?’对曰：‘臣年八十矣，齿再堕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驰骋乎天下之至坚。”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此观之，柔弱者生之徒也，刚强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毁而必复，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坚于刚也。’平子曰：‘善哉!然则子之行何从?’叔向曰：‘臣亦柔耳，何以刚为。’平子曰：‘柔无乃脆乎?’叔向曰：‘柔者纽而不折，廉而不缺，何为脆也!天之道微者胜。是以两军相加，而柔者克之；两仇争利，而弱者得焉……’平子曰：‘善!’”蒙书之此二句，盖谓人天生而有刚柔之性，但韩平子能留心柔弱的正面效用。韩平子在后世被看成道家人物，《广弘明集》卷9北周甄鸾《笑道论》：“《化胡经》曰：迦叶菩萨云：‘如来灭后五百岁，吾来东游，以道授韩平子，白日升天。又二百年以道授张陵。’”而此诗的首二句，令人联想到魏晋时受玄学影响而兴起的“林下”之风，它推崇的是道家的隐逸之德，与末二句的贵柔尚弱的道家意旨也有贯通之处。
“王子去求仙”首，不见于敦煌文书，却见于后世的通俗读物，清蔡爽《官话汇解便览》卷上即引之。此书是以浙江方言与清代官话相对照而用来学习官话之书，它之所以选录此诗，当是因其为时人所悉知之故。诗的“王子去求仙，丹成人九天”句，盖与唐许浑《丁卵诗集》卷上《缑山庙》诗所咏事同：“王子求仙月满台，玉萧清转鹤徘徊。曲终飞去不知处，山下碧桃花自开。”此求仙的王子谓王子乔，题汉刘向《列仙传》卷上云：“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风凰鸣。游伊洛之间，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余年。后求之于山上，见柏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缑氏山巅。’至时，果乘白鹤驻山头。望之不得到。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明普庵印肃禅师《证道歌》(《普庵印肃禅师语录》卷中)云：“八万法门从此出，咄哉‘王子去求仙’。”末句显然和前代僧人引“上大人”或“上士游山水”等一样，也引的是蒙书之句。
诗末“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二句，也与仙道故事有关，《两宋名贤小集》卷356韩信同《棋盘仙迹》诗：“唐山绝顶棋盘石，戏局流传名自昔。殷勤细问白发翁，云是仙人曾对奕。……又不闻樵采之人王子质，邂逅仙人执手谈。赢输未决藏机密，贪看柯烂不知时。少憩山中方七日，……归来尘世无相识。”王质观仙人棋而柯烂事，见梁任防《述异记》卷上：“信安郡石室山，晋时王质伐木至，见童子数人，棋而歌。质因听之。……俄顷，童子谓曰：‘何不去?’质起，视斧，柯烂尽。既归，无复时人。”宋朱晞颜《白岳寄怀》：“静思世上千年事，不值山中一局棋。”所咏亦此事。古人又或以之咏刘阮入桃源事，事见刘宋刘义庆《幽明录》，言汉明帝时剡县刘晨、阮肇误人天台山桃源仙境，与天台二女共居半年，回家后，“亲旧零落，邑屋改异，无复相识。问讯得七世孙，传闻上世人山，迷不得归”。明初王子一《刘晨阮肇误入桃源》杂剧第三折，刘晨从桃源仙境回家后，即以此句来感叹仙凡之异：“方知道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信有之也。”又元虞集《道园遗稿》卷6《苏武慢十二首》其六：“对酒常歌，无愁可解，是个道人标格。……世上千年，山中七日，随处惯曾为客。”[72]可见古人又或以之咏修道生活。“王子去求仙”首既然未见于敦煌文书，且征引它的多为宋元以来的文献，故其被纳入描红蒙书盖在宋元之时。
以上二诗既已考索，再来看敦煌文书S．4106号的“立行方回夜，文财比重人”，此二句在P．3145号作“立行方回也，文才比重仁”。虽郑、朱二先生校录为“例行方回夜，文财(才)比重(众)人”，但其意仍晦。此二句又见《嘉泰普灯录》卷16所载明辩禅师的上堂之语，据其所引文字，或可明其意：“今日忽有人问道场：‘如何是参议见佛灯得力句?’只向道：‘上士由山水，中仁坐竹林。’渠若云：‘曾举似人么?’只向道：‘立行方回也，文才比仲壬。’”明辩为两宋之际的人，可见此二句犹存于当时的习字蒙书。其文字盖当以“立行方回也，文才比仲壬”为是。“回也”指颜回。据《论语词典》统计，《论语》中称“颜回”者唯二例，而称“回也”则有十一例。如《论语·公冶长》：“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语词可用于称谓，宋项安世《项氏家说》卷3说，在《尚书》中“凡人之名称有复字者，不助辞。……单称一 字者加哉字，鲧哉、益哉、垂哉是也。他书单名以也字副之，回也、赐也之类”。清刘淇《助字辨略》卷3也说：“《论语》回也、赐也，此语助用之称谓者也。”此“也”字或甚不可缺少，《颜氏家训》卷6：“‘也’是语已及助句之辞，文籍备有之矣。河北经传，悉略此字，其间字有不可得无者，至如……‘回也屡空’……如斯之类，傥削此文，颇成废阙。”因在《论语》中颜回多被称为“回也”，故后人亦袭之，李白《同吴王送杜秀芝赴举入京》：“秀才何翩翩，王许回也贤。”韦应物《韦苏州集》卷3《答释子良史送酒瓢》：“且饮寒塘水，遥将回也同。”二诗皆用《论语·雍也》“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之典。故“立行方回也”之“回也”，当指颜回。方，即比也，句意为德行之立可比颜回，典出《论语·先进》：“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古人本多以颜回勉励学童，如《晋书·虞溥传》载溥训谕庠序诸生云“夫学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颜之徒，亦颜之伦也”，宜乎蒙书有“立行方回也”之句。
“文才比仲壬”句，仲壬盖指东汉王充，《后汉书·王充传》：“王充，字仲任。”“任”与“壬”通，如《史记·齐太公世家》：“齐人共立悼公子壬，是为简公。”其名在《国语》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中即作“任”：“今齐侯任不鉴于楚。”三国吴韦昭注：“任，齐景公孙、悼公之子简公任也。”，就王充而言，其字除作“仲任”者外，也有作“仲壬”者，《通志》卷110即云：“王充，字仲壬。”王充才学富赡，其《论衡》“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但此尚非其人习字蒙书之因，真正原因盖为其青少年时代之事，即“充少孤”，“家贫无书，常游洛阳书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习字蒙书选颜回和王充之目的是欲“励志”，即勉励学童在德行和学问上当与二人比肩。
从习字蒙书的思想倾向来看，《上大人》等二十五字，据前揭材料，很显然说的是儒家，而“上士游山水”诗和“王子去求仙”诗，则说的是道家道教。描红蒙书的思想倾向是儒道结合的。儒道二家在古代的影响最大，故习字蒙书中也出现宣传儒道二家的内容，且为勉励幼童在品德和学问方面上进，还有励志之句。而清张尔岐《蒿庵闲话》卷2据白云守端曾以《上大人》启悟郭祥正，故说“白云之意，盖欲合儒释而一之”，显然是错误的。禅师以之作机锋话头，也许只是用平常浅易之事来破除妨碍人悟道的理障，或表明道在一切平常浅易的事物中而已。如《古尊宿语录》卷15载云门文偃曾用“上大人”等句来接引弟子：“问：‘生死根源即不问，如何是目前三昧?’……师云：‘上大人，丘乙己。’进云：‘学人不会。’师云：‘化三千，七十士。’”文偃同时也喜用乘法口诀来接引学人，如人问“宾主相去多少”?“师云：‘如眼如目。’进云：‘合谈何事?’师云：‘三九二十七’”。故禅师以描红蒙书来接引学人，如同其用乘法口诀一样，是欲以平常浅易之事，去助学人悟道。
三、习字蒙书的流传
《上大人》蒙书的流传甚广泛久远。在时间上，它从唐末流传到民国初年；地域上，从西北敦煌到西南川蜀、东部江南等地，都有流传。据前揭蔡寅《官话汇解便览》和王利器所言情况，《王子去求仙》的流传亦类之。在流传的广泛久远上，它颇类似《四书五经》和同为蒙书的所谓“《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但它与《四书五经》又不同，因为它不是作为国家指定的科举教材而用行政权力推行的。它与《三字经》等蒙书也不同，因为后者是作为文字意义明确的文本而流传的，而它却是在文字意义失落的情况下流传的，如叶盛《水东日记》卷10言《上大人》、《尚仕由山水》、《王子去求仙》云：“已上数语，……尔传我习，几遍海内，然皆莫知所谓。或云仅取字画简少无他义，或云义有了了可解者，且有出也。”张尔岐《蒿庵闲话》卷2：“近日吾乡蒙师，为童子描‘上大人’，常倒书‘尔小生，八九子’二句，不知为韵语也。”蒙师之所以倒书文句，不仅是因不知其为韵语，也是因不明其意之故。翟灏说《上大人》“无甚义理”，梁章钜《归田琐记》卷6说：“余流寓浦城，次儿、三儿、五儿及长女、三女，悉比户而居，内外孙十余人，皆不过十岁上下，塾师延至四五人。有初学执笔者，每写上大人等字，辄询塾师以出在何书，如何讲解，多不能对。”鲁迅也说“上大人孔乙己”是“半懂不懂的话”。可见习字蒙书因需顾及文字笔画的简易，而用了借字，故其意义在后世也隐晦不显，因此，可以说它是在意义失落的情况下流传的。另外，如前所揭，明清人昧其起源，也多少反映其流传的“无意识”性。那么，意义失落的文本何以能流传得如此久远和广泛呢?
关于其原因，王利器说《上大人》蒙书以“其简易”，“取便初学，遂乃盛行”；郑阿财、朱风玉言其“蕴涵中国文字的基本笔法”而“历久不衰”。笔画简易、笔法完备，确为《上大人》等流传久远广泛之因，但又非唯一原因，因为笔画简易、笔法完备之字不胜其数。而且循理而言，“永”字至少亦当见于习字蒙书，因为此字的笔画唯五笔，不算连笔也仅八笔，与“佳作仁”之“佳”字同，可谓笔画简易者。在笔法上，此字具中国书法史上著名的“永字八法”，即宋桑世昌《兰亭考》卷4所云“努、啄、磔、侧、趣、勒、策、掠”等八种笔法，传为唐李阳冰所撰。《翰林禁经》云：“八法起于隶字之始，……所用该于万字，墨道之最不可不明也。……昔逸少工书，遂历多载，十五年中偏攻永字，以其八法之势，能通一切字也。又《笔诀》云：‘八法是翰墨之良规，习书之源流，无或辄废。’”故“永”字亦可谓笔法最完备者。但“永”字并未见于《上大人》等蒙书，而只见于欧阳修所编蒙书的“永十本支延”句。故单以笔画、笔法来解其流传久远广泛之因，似未尽圆满。在此原因之外，我们认为中古以来基本书体的稳定，也是《上大人》等蒙书流传久远广泛之因。据文首所揭《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可知字书的频繁出现与书体的演变有关，从先秦至六朝，字书之所以不断以旧替新，是因书体经历了大篆、小篆、隶书、楷书等变化。而书体演变为楷书后，直至今日，都是最基本的书体，故《上大人》等作为楷体的习字蒙书，也因基本书体的稳定而无新的习字蒙书来取代它。
其实，从习字蒙书的流传，还可看出其所反映的民间文化的特点。如前所揭，叶盛说《上大人》等乃“乡学小童”所习蒙书；张尔岐说教童子描“上大人”者乃“吾乡蒙师”；顾张思也说：“乡学书儿描写红字小本，有‘上大人、邱乙己’之文。”可见此类蒙书主要流行于乡学。所谓乡学即乡村学塾，在《上大人》等蒙书流行 的唐代，即已由敕令设置，唐杜佑《通典》卷53载开元二十六年赦文：“其天下州县，每一乡之内，里别各置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元代也曾以圣旨设置，《通制条格》卷16载元至元二十三年圣旨：“今后每社设立学校一所，择通晓经书者为学师，于农隙时月，各令子弟入学。”其所用教材，固然有圣旨所规定的“先读《孝经》、《小学》，次及《大学》、《论》、《孟》、经、史”等高文典册，也有唐以来流行的“《随身宝》、《衣服杂字》之类”的通俗读物①；《上大人》等蒙书与此二书性质相类，故它也极可能从唐以来一直流行于民间、乡村社会，其民间性不容置辩。若借美国罗伯特·雷德费尔德(Robert Redfield)《农民社会与文化》中的大、小传统的概念，则《上大人》等蒙书无疑属于小传统的文化，即与大传统的上层、正统、精英文化相对的下层、民间、通俗文化。小传统常体现民族的文化心态、风俗习惯等，依法国布罗代尔(Braudel)的历史时段说，它应属“长时段史”，即它与变化甚快的“短时段史”的军政事件及人物活动相对，而具有变化极慢的稳定结构，且多反映的是“无意识历史”的社会形态或传统。《上大人》等的意义虽在后世已失落，但它已作为幼童习字的程式而取得“传统”的地位和权威性，故在无意识状态下得以久远广泛的流传，而此正体现民间蒙书作为小传统的“长时段史”或“无意识历史”的事物，有变化极慢的特点。
(责任编辑：尹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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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敦煌写本《上大夫》；习字蒙书；民间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2，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7)02-0188-06
中国古代的童蒙教育包括识字、知识、德行三方面[1]。其中识字是基础，而习字是与之密切相关的环节。关于习字蒙书，王利器《敦煌写本<上大夫>残卷跋尾》，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究》，曾论及敦煌写本《上大夫》的内容与性质、时代与流传、对后世俗文学的影响等。本文以三位先生所论为基础，并藉新的材料，拟在习字蒙书的源流演变、文字意义、流传等问题上，佐助和补充三位先生之说。
一、习字蒙书的源流演变
先秦发蒙教育的内容，见《礼记·内则》：“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记(计)。”据郑注“方名”为“东西”，注“数日”为“朔望与六甲也”，知其发蒙有数字、方位、干支名等内容。又《汉书·食货志上》云：“八岁人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颜注引臣瓒曰：“辨五方之名及书艺也。”顾炎武《日知录》卷27云：“六甲者，四时六十甲子之类；……书者，六书；计者，九数。”所谓“六书”、“九数”，乃《周礼·地官·保氏》载国子所学六艺之二，即汉郑众所说“象形、会意”等六种造字和用字法，以及计算“方田、粟米”等九种算术法。《隋书·经籍志一》亦云：“古者童子……六年教之数与方名。十岁入小学，学书计。”《礼记》、《汉书》、《隋书》在童子入学发蒙的年龄上虽记载有小异，但皆在童蒙阶段，且其发蒙内容大同，有数字、方位名、干支、六书、算术等。前四者皆含识字和习字的内容，而先秦和汉代用以识习文字的字书，则如《汉书·艺文志》所云：“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造字之本也。……《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汉兴，间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据此可见，先秦到汉出现了一系列的字书，其出现是由书体的演变所致，此在《隋书·经籍志一》亦有所云：“自苍颉讫于汉初，书经五变：一曰古文，即苍颉所作。二曰大篆，周宣王时史籀所作。三曰小篆，秦时李斯所作。四曰隶书，程邈所作。五曰草书，汉初作。秦世既废古文，始用八体，有大篆、小篆、刻符、摹印、虫书、署书、殳书、隶书。汉时以六体教学童，有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鸟，……因事生变也。魏世又有八分书，其字义训读，有《史籀篇》、《苍颉篇》、《三苍》、《埤苍》、《广苍》等诸篇章。”继八分书行世而出现《埤苍》等字书后，六朝因楷书的流行，相应亦出现了晋王义(《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作王羲之)《小学篇》、杨方《少学》、束皙《发蒙记》、顾恺之《启蒙记》、梁周兴嗣《千字文》等。
唐以前习字蒙书的情况，因文献阙如，只能据以上材料而作四点推测：一、先秦至六朝，发蒙习字含于识字环节中，其内容初为数目、方位、干支等字的识习，后始识习字书之字。二、字书既随书体演变而不断出现，则见发蒙习字亦主要以实用，而非纯以书艺精进为目的，故童子所习为当时流行的书体，而非以前的古体。三、先秦至汉的字书编纂，虽有识字习字的发蒙成分，但汉代经学发达，亦兼尽备“六艺群书”文字之意，故字书作为“小学”类书，有经学附庸的性质，而不尽以发蒙为目的。四、字书既兼属经学附庸，故其作者虽有民间“间里书师”，但主要是官僚士大夫，甚至有以国家行为而编纂的。
唐以后的习字蒙书，则有较多的记载可资考索。其中最著名的即鲁迅小说《孔乙己》所说《上大人》：“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叫做孔乙己。”因该小说被选人初中语文教材，故《上大人》蒙书也最为今人熟悉，故兹先论《上大人》蒙书。清福申《俚俗集》卷7录《水东日记》、《猥谈》、《坚瓠集》，并暗袭《通俗编》之文，对此蒙书的起源、含义、性质等有所涉及。《坚瓠集》为褚人穫撰，福申所录见《坚瓠九集》卷4：
小儿初习字，必令书“上大人，丘乙己，化三
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丸子，佳作仁，可知礼也”。
天下同然，不知所起。据此可见：一、鲁迅小说中的“孔乙己”，褚人穫所载为“丘乙己”。二、褚人穫虽为清康熙年间人，但犹说“不知所起”，说明在清前期，人已昧其起源。
先看“孔”与“丘”的异文，此非鲁迅臆改“丘”为“孔”，而是本有作“孔”者，如《说郛续》卷46所录明祝允明《猥谈》作“丘”，但清梁章钜《浪迹续谈》却引作“孔”。《五灯会元》卷19亦有此语，然中华书局点校本作“丘”，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作“孔”。又清钱大昭《迩言》卷5亦作“孔乙己”。之所以有此异文，盖因古人以为“丘乙己”即指孔子，如明李贽《焚书》卷3云：“年十二，试《老农老圃论》。居士曰：‘吾时已知樊迟之问，在荷蒉丈人间。然而上大人丘乙己不忍也，故曰“小人哉，樊须也”。则可知矣。’”此事见《论语·子路》“樊迟请学稼”事，是则李贽所言“上大人丘乙己”显然是指孔子。后世似亦多作“孔乙己”而非“丘乙己”，如郑阿财和朱凤玉所见二版刻都作“孔乙己”。至于改“丘”为“孔”之因，盖如元谢应芳《龟巢稿》卷14云：“第四字乃圣人 名讳，理合回避，岂宜呼之以口，以渎万世帝王之师乎？”是因避讳而改的。
再看其起源。褚人穫说其“不知所起”，在此前，明叶盛《水东日记》卷10云：“诸暨陈儒士洙今日云：‘尝见宋学士晚年以眼明自夸，细书小字，尝及此。学士其知所自者耶?’”叶盛以为宋濂或知之。但梁章钜《浪迹续谈》卷7据叶盛所载而推论：“似是元末明初有此语。”又《弁州续稿》卷194载明王世贞与赵汝师书，中有“弟尚未曾描写‘上大人’，将来或得小小实用”之语，清顾张思《土风录》卷10即据之推论说“则知此风起于明初”；并据叶盛所载，而说宋濂“盖一时信笔择其字画之简者，后人以便于童蒙而遍行之”，认为此数语被用于童蒙习字，始于明初宋濂的信笔而书。但此数语又见于宋濂之前，如元方回《桐江续集》卷21《丙申生日七十自赋二首》其一云“忽到古希年七十，犹思上大化三千”，故顾张思之说未谛。而钱大昭《迩言》卷5则据此诗而说“乃知由来已久”。其实在方回之前早有此语，如明释如卺《禅宗正脉》卷10载：“提刑郭祥正字功甫，因谒白云，……(白云)乃曰：‘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公切疑，后闻小儿诵之，忽有省。”清俞樾《茶香室丛钞》卷9据此而言：“按此知宋时此数语已盛行，故白云举此以示郭功甫。”又，明释居顶《续传灯录》卷7载某僧问蕴良禅师：“如何是接初机句?”师曰：“上大人。”蕴良为北宋人，故顾张思据此而进一步推论：“则宋时有此语，特未施之学书尔。”那么，此语在宋代是否果未施诸学书呢?宋赜藏主《古尊宿语录》卷39载北宋时，有僧问光祚禅师：“问：‘如何是祖师禅?’师云：‘上大人。’又云：‘会么?’僧云：‘不会。’师云：‘不会且顺朱。’”同书卷17载五代云门宗文偃禅师事云：“师因摘茶，云：‘摘茶辛苦，置将一问来!’无对。又云：‘你若道不得，且念“上大人”。更不相当，且顺朱。’”所谓“顺朱”即描红习字，如宋释居简《北硐集》卷6云：“写字难：画被忘穿，临池忘缁，专心致志，仅仿佛古人用笔意。公孙氏剑舞，观者得草圣之妙。彼顺朱耳。”居简认为勤苦练字者与善妙悟的张旭相比，仅如描红习字耳。是则五代与宋“上大人”等字已施诸描红习字，顾张思之说未谛。又，据郑阿财、朱风玉调查，在敦煌文书里“上大人”多写为“上大夫”，其写卷有七，在有纪年的三卷号中，P．4490b的纪年最早，为唐懿宗咸通十年抄写，二先生遂推断“至晚唐懿宗咸通年间敦煌地区学子已流行以‘上大夫’来习字”。据《祖堂集》卷19，希运弟子陈和尚与僧人也曾“拈上大人”等以对机锋。希运为武、宣宗时人，陈和尚当与之同时或略后。此亦可佐二先生之说。
《上大人》在流传中又尝被修改，如谢应芳《龟巢稿》卷14言其末“佳作仁，可知礼也”句：“乖刺尤甚，故某不揣狂瞽，尝易之数与方名，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兆’，曰‘东西南北上下左右前后’。以字画较之，亦简易也，待其手熟，即兼以‘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伯阡万’字教之，以备公私计算之用。”此修改实本于《礼记》所言童子“六年，教之数与方名”的古法。除对《上大人》蒙书做修改外，古人还创作有新的习字蒙书，《坚瓠五集》卷3载褚人穫《砚田诗笑》诗：“先生虚话说难全，实景描朱更可怜。马眼桶横‘丘乙己’，梅花茢例‘去求仙’。”末三字即见于《上大人》外的蒙书，如《水东日记》卷10在录《上大人》后还录有：
尚仕由山水，中人坐竹林。王生自有性，平子本
留心。王子去求仙，丹成入九天。山中方七日，世上
已千年。褚人穫诗中的“去求仙”即叶盛所录“王子去求仙”。叶盛所录诗为两首，前四句的起源很早，敦煌文书S．4106b、P．3145b已有之，且二写卷中还有“立行方回夜，文财比重人。去年出北地，今人日南音”及“牛羊万口，舍宅不售”等句[41]。后四句未见于敦煌写卷，当是唐以后所增(参下)。到宋代又出现新的习字蒙书，如元李治《敬斋古今（ ）》卷1云：“‘文出升平世，禾生大有年。……于戈包已久，永十本支延’，欧阳永叔戏为也。小儿初作字，点画稍多，即难措笔，必简易则易为力……欧公此诗，当亦为儿辈设也。”可见欧阳修也撰有习字蒙书，唯流传不广。在近代四川用以发蒙习字者又有所异，王利器先生说：“旧时四川，幼童发蒙习字，塾师以土红笔写‘一二三’等字，命学童依样描写，谓之‘拉扁担’，拉伸了，然后摹格反复写‘上下十卜丁，人干寸斗平’十字，久之，又换写‘王子去求仙，丹成入九天，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四川的习字蒙书既存“数与方名”以发蒙的古意，又沿用了全国流行的“王子去求仙”的蒙书。
二、习字蒙书文字的意义
先看《上大人》文字之意。古人视《上大人》为与《千字文》同类者，如《醒世姻缘传》第一回载曹源“那‘上大人，丘乙己’还自己写得出来。后来知识渐开，越发把这本《千字文》丢在九霄云外，专一与同班不务实的小朋友游湖吃酒。”《千字文》为有意义的韵语，而《上大人》既被视为与之同类，则它在古人看来也应是有意义的。如明赵南星《目前集》前集云：“□(孩)提之童方入学，使之徐就规矩，亦必有方，发□(于)书学是也，故‘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殊有妙理。大□(人)者，圣人之通称也；在上有大底人，孔子是也。□(丘)是孔子之名，以一个身己，教化三千徒弟，其有七十二贤士，但言七十者，举成数也。尔小□(生)，是小小学生，八岁九岁底儿子；古人八岁始□(人)小学也。佳者，好也；作者，为也。当好为仁者之□(人)。可者，肯也；又当肯如此知礼节，若能为人知□(礼)，便做孔子也做得。凡此一段二十有五字，而□(尔)字居其中，上截是孔子之圣，下截是教小儿□□(学做)孔子。其字画从省，欲易于书写；其语言叶□(韵)者，欲顺口好读也。”此解实出宋陈郁《藏一话腴》，缺字即据而校补，文末尚有“己士子礼四字是音韵相叶。‘也’之一字乃助语，以结上文耳。言虽不文，欲使理到，使小儿易通晓也”等句。明祝允明《猥谈》的解释又有异：“向一友谓予：‘此孔子上其父书也。上大人(句；上，上书；大人，谓叔梁纥)，丘(句；圣人名)，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句；乙、一通，言一身所化士如许)，小生八九子佳(句；八九，七十二也；言弟子三千中七十二人更佳)，作仁(句；作犹为也)，可知礼也(仁礼相为用，言七十子善为仁，其于礼，可知)。’大概取笔画稀少，开童子，稍附会理也。”在《古今说部丛书》本中末二句作“使童子易知易学也”。不过，也有不同意这些解释的，如翟灏《通俗编》卷7说这些字本“无甚 义理”，“祝氏说，傅会无稽”；梁章钜《归田琐记》卷6言“此说不知所本，要足以广异闻”耳。
若说古人对《上大人》二十五字之释或有牵强，那么，“尚仕由山水”和“王子去求仙”二诗，以及“立行方回夜，文财比重人”等，作为五言诗句，则不是“无甚义理”的。
先看“尚仕由山水”首之意。首二句“尚仕由山水，中人坐竹林”，在字面上不甚通。但其“尚仕”二字，《水东日记》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作“尚士”，敦煌文书S．4106作“上士”，P．3145作“上仕”。“尚”与“上”通，王弼注本《老子》第三章的“不尚贤”，长沙马王堆帛书甲、乙本即作“不上贤”。“仕”与“士”亦通，《周礼·地官·载师》“以宅田士田贾田，任近郊之地”句，郑注：“士读为仕”。“由山水”之“由”，与“避”和“游”通，《文选·阮籍〈咏怀诗〉》“素质庭遊商声”句，沈约注：“递字应作由，古人字类无定也。”《文选·陈琳〈檄吴将校部曲文〉》“围守邺城，则将军苏游，反为内应”句，李善注：“游与由同。”故“尚仕由山水”即是“上士游山水”。古人的引例也可证之，苏轼《书学太白诗》：“有崔颢者，曾未及豁达李老，作《黄鹤楼诗》，颇类‘上士游山水’。”苏轼以“上士游山水”比崔颢诗之浅易，显然用的是此蒙书之句。此二句又被禅师用作话头，《古尊宿语录》卷46载北宋慧觉的拈古云：“拈云：‘且道如今作么生会?’良久云：‘上士游山水，中人坐竹林。’”南宋密庵咸杰在上堂时，也曾用“上士由山水，中人坐竹林”句，以接引后学。元明清的蒙书中犹存此二句，如《敬斋古今（ ）》卷1：“小儿初作字，点画稍多，即难措笔，必简易则易为力，故小学有‘上士由山水，中人坐竹林’之语。”明清之际，道独禅师《颂古·风旛》(《宗宝道独禅师语录》卷4)亦云：“人言富有千金好，何似‘中人坐竹林’。”可见此诗自唐至清犹存于习字蒙书，且其首二句的用字，也是“由”与“游”通用的。
诗末二句“王生自有性，平子本留心”的“王生”，敦煌写卷P．3145号作“天生”，“王”与“天”字形近，而下文“王子去求仙”句中又有“王”字，作为习字蒙书，选字会避重复，故当作“天”字为是。此二句盖用韩平子之典，《说苑·敬慎》：“韩平子问于叔向曰：‘刚与柔孰坚?’对曰：‘臣年八十矣，齿再堕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驰骋乎天下之至坚。”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此观之，柔弱者生之徒也，刚强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毁而必复，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坚于刚也。’平子曰：‘善哉!然则子之行何从?’叔向曰：‘臣亦柔耳，何以刚为。’平子曰：‘柔无乃脆乎?’叔向曰：‘柔者纽而不折，廉而不缺，何为脆也!天之道微者胜。是以两军相加，而柔者克之；两仇争利，而弱者得焉……’平子曰：‘善!’”蒙书之此二句，盖谓人天生而有刚柔之性，但韩平子能留心柔弱的正面效用。韩平子在后世被看成道家人物，《广弘明集》卷9北周甄鸾《笑道论》：“《化胡经》曰：迦叶菩萨云：‘如来灭后五百岁，吾来东游，以道授韩平子，白日升天。又二百年以道授张陵。’”而此诗的首二句，令人联想到魏晋时受玄学影响而兴起的“林下”之风，它推崇的是道家的隐逸之德，与末二句的贵柔尚弱的道家意旨也有贯通之处。
“王子去求仙”首，不见于敦煌文书，却见于后世的通俗读物，清蔡爽《官话汇解便览》卷上即引之。此书是以浙江方言与清代官话相对照而用来学习官话之书，它之所以选录此诗，当是因其为时人所悉知之故。诗的“王子去求仙，丹成人九天”句，盖与唐许浑《丁卵诗集》卷上《缑山庙》诗所咏事同：“王子求仙月满台，玉萧清转鹤徘徊。曲终飞去不知处，山下碧桃花自开。”此求仙的王子谓王子乔，题汉刘向《列仙传》卷上云：“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风凰鸣。游伊洛之间，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余年。后求之于山上，见柏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缑氏山巅。’至时，果乘白鹤驻山头。望之不得到。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明普庵印肃禅师《证道歌》(《普庵印肃禅师语录》卷中)云：“八万法门从此出，咄哉‘王子去求仙’。”末句显然和前代僧人引“上大人”或“上士游山水”等一样，也引的是蒙书之句。
诗末“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二句，也与仙道故事有关，《两宋名贤小集》卷356韩信同《棋盘仙迹》诗：“唐山绝顶棋盘石，戏局流传名自昔。殷勤细问白发翁，云是仙人曾对奕。……又不闻樵采之人王子质，邂逅仙人执手谈。赢输未决藏机密，贪看柯烂不知时。少憩山中方七日，……归来尘世无相识。”王质观仙人棋而柯烂事，见梁任防《述异记》卷上：“信安郡石室山，晋时王质伐木至，见童子数人，棋而歌。质因听之。……俄顷，童子谓曰：‘何不去?’质起，视斧，柯烂尽。既归，无复时人。”宋朱晞颜《白岳寄怀》：“静思世上千年事，不值山中一局棋。”所咏亦此事。古人又或以之咏刘阮入桃源事，事见刘宋刘义庆《幽明录》，言汉明帝时剡县刘晨、阮肇误人天台山桃源仙境，与天台二女共居半年，回家后，“亲旧零落，邑屋改异，无复相识。问讯得七世孙，传闻上世人山，迷不得归”。明初王子一《刘晨阮肇误入桃源》杂剧第三折，刘晨从桃源仙境回家后，即以此句来感叹仙凡之异：“方知道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信有之也。”又元虞集《道园遗稿》卷6《苏武慢十二首》其六：“对酒常歌，无愁可解，是个道人标格。……世上千年，山中七日，随处惯曾为客。”[72]可见古人又或以之咏修道生活。“王子去求仙”首既然未见于敦煌文书，且征引它的多为宋元以来的文献，故其被纳入描红蒙书盖在宋元之时。
以上二诗既已考索，再来看敦煌文书S．4106号的“立行方回夜，文财比重人”，此二句在P．3145号作“立行方回也，文才比重仁”。虽郑、朱二先生校录为“例行方回夜，文财(才)比重(众)人”，但其意仍晦。此二句又见《嘉泰普灯录》卷16所载明辩禅师的上堂之语，据其所引文字，或可明其意：“今日忽有人问道场：‘如何是参议见佛灯得力句?’只向道：‘上士由山水，中仁坐竹林。’渠若云：‘曾举似人么?’只向道：‘立行方回也，文才比仲壬。’”明辩为两宋之际的人，可见此二句犹存于当时的习字蒙书。其文字盖当以“立行方回也，文才比仲壬”为是。“回也”指颜回。据《论语词典》统计，《论语》中称“颜回”者唯二例，而称“回也”则有十一例。如《论语·公冶长》：“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语词可用于称谓，宋项安世《项氏家说》卷3说，在《尚书》中“凡人之名称有复字者，不助辞。……单称一 字者加哉字，鲧哉、益哉、垂哉是也。他书单名以也字副之，回也、赐也之类”。清刘淇《助字辨略》卷3也说：“《论语》回也、赐也，此语助用之称谓者也。”此“也”字或甚不可缺少，《颜氏家训》卷6：“‘也’是语已及助句之辞，文籍备有之矣。河北经传，悉略此字，其间字有不可得无者，至如……‘回也屡空’……如斯之类，傥削此文，颇成废阙。”因在《论语》中颜回多被称为“回也”，故后人亦袭之，李白《同吴王送杜秀芝赴举入京》：“秀才何翩翩，王许回也贤。”韦应物《韦苏州集》卷3《答释子良史送酒瓢》：“且饮寒塘水，遥将回也同。”二诗皆用《论语·雍也》“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之典。故“立行方回也”之“回也”，当指颜回。方，即比也，句意为德行之立可比颜回，典出《论语·先进》：“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古人本多以颜回勉励学童，如《晋书·虞溥传》载溥训谕庠序诸生云“夫学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颜之徒，亦颜之伦也”，宜乎蒙书有“立行方回也”之句。
“文才比仲壬”句，仲壬盖指东汉王充，《后汉书·王充传》：“王充，字仲任。”“任”与“壬”通，如《史记·齐太公世家》：“齐人共立悼公子壬，是为简公。”其名在《国语》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中即作“任”：“今齐侯任不鉴于楚。”三国吴韦昭注：“任，齐景公孙、悼公之子简公任也。”，就王充而言，其字除作“仲任”者外，也有作“仲壬”者，《通志》卷110即云：“王充，字仲壬。”王充才学富赡，其《论衡》“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但此尚非其人习字蒙书之因，真正原因盖为其青少年时代之事，即“充少孤”，“家贫无书，常游洛阳书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习字蒙书选颜回和王充之目的是欲“励志”，即勉励学童在德行和学问上当与二人比肩。
从习字蒙书的思想倾向来看，《上大人》等二十五字，据前揭材料，很显然说的是儒家，而“上士游山水”诗和“王子去求仙”诗，则说的是道家道教。描红蒙书的思想倾向是儒道结合的。儒道二家在古代的影响最大，故习字蒙书中也出现宣传儒道二家的内容，且为勉励幼童在品德和学问方面上进，还有励志之句。而清张尔岐《蒿庵闲话》卷2据白云守端曾以《上大人》启悟郭祥正，故说“白云之意，盖欲合儒释而一之”，显然是错误的。禅师以之作机锋话头，也许只是用平常浅易之事来破除妨碍人悟道的理障，或表明道在一切平常浅易的事物中而已。如《古尊宿语录》卷15载云门文偃曾用“上大人”等句来接引弟子：“问：‘生死根源即不问，如何是目前三昧?’……师云：‘上大人，丘乙己。’进云：‘学人不会。’师云：‘化三千，七十士。’”文偃同时也喜用乘法口诀来接引学人，如人问“宾主相去多少”?“师云：‘如眼如目。’进云：‘合谈何事?’师云：‘三九二十七’”。故禅师以描红蒙书来接引学人，如同其用乘法口诀一样，是欲以平常浅易之事，去助学人悟道。
三、习字蒙书的流传
《上大人》蒙书的流传甚广泛久远。在时间上，它从唐末流传到民国初年；地域上，从西北敦煌到西南川蜀、东部江南等地，都有流传。据前揭蔡寅《官话汇解便览》和王利器所言情况，《王子去求仙》的流传亦类之。在流传的广泛久远上，它颇类似《四书五经》和同为蒙书的所谓“《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但它与《四书五经》又不同，因为它不是作为国家指定的科举教材而用行政权力推行的。它与《三字经》等蒙书也不同，因为后者是作为文字意义明确的文本而流传的，而它却是在文字意义失落的情况下流传的，如叶盛《水东日记》卷10言《上大人》、《尚仕由山水》、《王子去求仙》云：“已上数语，……尔传我习，几遍海内，然皆莫知所谓。或云仅取字画简少无他义，或云义有了了可解者，且有出也。”张尔岐《蒿庵闲话》卷2：“近日吾乡蒙师，为童子描‘上大人’，常倒书‘尔小生，八九子’二句，不知为韵语也。”蒙师之所以倒书文句，不仅是因不知其为韵语，也是因不明其意之故。翟灏说《上大人》“无甚义理”，梁章钜《归田琐记》卷6说：“余流寓浦城，次儿、三儿、五儿及长女、三女，悉比户而居，内外孙十余人，皆不过十岁上下，塾师延至四五人。有初学执笔者，每写上大人等字，辄询塾师以出在何书，如何讲解，多不能对。”鲁迅也说“上大人孔乙己”是“半懂不懂的话”。可见习字蒙书因需顾及文字笔画的简易，而用了借字，故其意义在后世也隐晦不显，因此，可以说它是在意义失落的情况下流传的。另外，如前所揭，明清人昧其起源，也多少反映其流传的“无意识”性。那么，意义失落的文本何以能流传得如此久远和广泛呢?
关于其原因，王利器说《上大人》蒙书以“其简易”，“取便初学，遂乃盛行”；郑阿财、朱风玉言其“蕴涵中国文字的基本笔法”而“历久不衰”。笔画简易、笔法完备，确为《上大人》等流传久远广泛之因，但又非唯一原因，因为笔画简易、笔法完备之字不胜其数。而且循理而言，“永”字至少亦当见于习字蒙书，因为此字的笔画唯五笔，不算连笔也仅八笔，与“佳作仁”之“佳”字同，可谓笔画简易者。在笔法上，此字具中国书法史上著名的“永字八法”，即宋桑世昌《兰亭考》卷4所云“努、啄、磔、侧、趣、勒、策、掠”等八种笔法，传为唐李阳冰所撰。《翰林禁经》云：“八法起于隶字之始，……所用该于万字，墨道之最不可不明也。……昔逸少工书，遂历多载，十五年中偏攻永字，以其八法之势，能通一切字也。又《笔诀》云：‘八法是翰墨之良规，习书之源流，无或辄废。’”故“永”字亦可谓笔法最完备者。但“永”字并未见于《上大人》等蒙书，而只见于欧阳修所编蒙书的“永十本支延”句。故单以笔画、笔法来解其流传久远广泛之因，似未尽圆满。在此原因之外，我们认为中古以来基本书体的稳定，也是《上大人》等蒙书流传久远广泛之因。据文首所揭《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可知字书的频繁出现与书体的演变有关，从先秦至六朝，字书之所以不断以旧替新，是因书体经历了大篆、小篆、隶书、楷书等变化。而书体演变为楷书后，直至今日，都是最基本的书体，故《上大人》等作为楷体的习字蒙书，也因基本书体的稳定而无新的习字蒙书来取代它。
其实，从习字蒙书的流传，还可看出其所反映的民间文化的特点。如前所揭，叶盛说《上大人》等乃“乡学小童”所习蒙书；张尔岐说教童子描“上大人”者乃“吾乡蒙师”；顾张思也说：“乡学书儿描写红字小本，有‘上大人、邱乙己’之文。”可见此类蒙书主要流行于乡学。所谓乡学即乡村学塾，在《上大人》等蒙书流行 的唐代，即已由敕令设置，唐杜佑《通典》卷53载开元二十六年赦文：“其天下州县，每一乡之内，里别各置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元代也曾以圣旨设置，《通制条格》卷16载元至元二十三年圣旨：“今后每社设立学校一所，择通晓经书者为学师，于农隙时月，各令子弟入学。”其所用教材，固然有圣旨所规定的“先读《孝经》、《小学》，次及《大学》、《论》、《孟》、经、史”等高文典册，也有唐以来流行的“《随身宝》、《衣服杂字》之类”的通俗读物①；《上大人》等蒙书与此二书性质相类，故它也极可能从唐以来一直流行于民间、乡村社会，其民间性不容置辩。若借美国罗伯特·雷德费尔德(Robert Redfield)《农民社会与文化》中的大、小传统的概念，则《上大人》等蒙书无疑属于小传统的文化，即与大传统的上层、正统、精英文化相对的下层、民间、通俗文化。小传统常体现民族的文化心态、风俗习惯等，依法国布罗代尔(Braudel)的历史时段说，它应属“长时段史”，即它与变化甚快的“短时段史”的军政事件及人物活动相对，而具有变化极慢的稳定结构，且多反映的是“无意识历史”的社会形态或传统。《上大人》等的意义虽在后世已失落，但它已作为幼童习字的程式而取得“传统”的地位和权威性，故在无意识状态下得以久远广泛的流传，而此正体现民间蒙书作为小传统的“长时段史”或“无意识历史”的事物，有变化极慢的特点。
(责任编辑：尹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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