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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谁,每个人都只是历史前进中的一个符号。陈荣珍不仅是中国家电产业改革的见证者,更是直接参与者。
在改革开放30年的全过程中,陈荣珍留下的是一个特定时代的背影。
在合肥,陈荣珍过着淡然而惬意的生活。除了留在记忆中的那些片段,当年的改革风云与争论已经跟这位老人离得很远。
陈荣珍1986年进入合肥洗衣机厂,到2002年7月从荣事达集团退休,整整16年时间。16年,时间很长,足以成就一个企业集团的辉煌;16年也很短,对陈荣珍和荣事达集团来说,还有很多的改革需要深入,很多的发展问题亟待解决。
对于改革开放30年,陈荣珍用了一个简单的词语——“不得了”作了概括。在这30年中,陈荣珍不是一个人,他是一群人中的一位,他们共同构成了改革开放30年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个群体。
携手“水仙”借船出海
1984年在改革开放30年历史中具有特殊意义。
经过最初的5年改革,农业生产取得巨大成功,城市改革开始启动。就是在这一年,日后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开始登场:张瑞敏进入海尔的前身青岛电器厂当厂长;柳传志创立了自己的公司,日后更名为联想;王石创办了一家商贸公司;赵新先创办了一家制药公司;李东生的TCL诞生;潘宁用手锤敲打出了第一台容声冰箱;张巨声进入合肥第二轻工机械厂并转产电冰箱;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北京天桥公司诞生。
由此,1984年被称为“中国现代公司元年”。
而此时的陈荣珍,还在当时的合肥锅炉厂当厂长。
如果时间再倒推到1980年6月,当时的轻工业部准备在安徽布点洗衣机生产厂家,经过努力当时的合肥新兴机具厂接受了试制任务,从当年的8月到12月,经过150天的努力,生产出安徽省第一台普通家用洗衣机——“佳净”牌单桶洗衣机。第二年,“新兴机具厂”更名为“合肥洗衣机厂”,并推出“百花”牌洗衣机,由于符合市场需要,销售火爆。据时任合肥市经贸委主任的王金生介绍说,1984年,合肥市政府决定将该市的塑料三厂、九厂划归该厂,并将厂名改为合肥洗衣机总厂,这就是荣事达集团的前身。
但好景不长,“百花”尚未盛开,就在消费者的心目中枯萎了。陈荣珍被任命为洗衣机厂厂长时,竟然发现这个厂“连一间厕所都找不到,更别说生产出什么洗衣机”。到1986年底,合肥洗衣机厂出现了年产百花牌洗衣机9.2万台,压库3万台的窘境,固定资产只有300万元。
于是,陈荣珍在一次全厂干部大会上为大家鼓劲:“逆境催人奋发,未出去便认输,不是我的习惯。只能迎着困难前进,光明与胜利才会向我们招手!”
但是,对于此时的陈荣珍与合肥洗衣机厂来说,“光明与胜利”又在何方?
陈荣珍进过细致地分析后发现,产品品牌没有打响,是造成积压的主要原因。而当时广州“威力”、上海“水仙”、无锡“小天鹅”等洗衣机品牌,已经抢占大部分市场,合肥洗衣机厂如果做大,只有借力发展。而此时,上海洗衣机厂正巧在寻找合作伙伴。陈荣珍顺势做出了“借牌经营,借船出海”的决策,与上海“水仙”达成联营协议,让“水仙”名牌产品之光映红凋谢的“百花”。结果一炮打响,仅6个月就使企业起死回生,积压产品销售一空。
如今在全国各地,“借船出海”被屡屡提起,其实陈荣珍早在20年前就漂亮地玩了一把。但“水仙”虽好,终归属于他人。在2008年,时间虽已过去22年,陈荣珍谈到此事时深有感触地说:“站在别人的屋檐下躲雨不好受。”
到1992年,合肥洗衣机总厂与上海“水仙”的联营协议期满,陈荣珍决定自创品牌,自建销售网络,对此,陈荣珍说道:“如果老是藏在别人的翅膀下,那就永远也学不会飞。”实际上,在1992年的时候,合肥洗衣机厂的产能,已经远远超过上海水仙洗衣机。
于是,在陈荣珍的积极运作下,1992年10月,合肥洗衣机总厂与香港丰事达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创办了荣事达电器有限公司。正是因为有了陈荣珍这次“惊险的一跳”,才为日后荣事达集团发展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然而,世事变迁超出所有人的预料,经历波折后的上海水仙洗衣机一路下滑,成为中国股市上第一支被摘牌的股票。
给荣事达插上翅膀
1993年1月1日,第一台“荣事达”牌洗衣机诞生。不过,此时的“荣事达”,还仅仅是洗衣机的产品名称,品牌本身并不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所以,荣事达必须解决品牌的延伸问题。
为了让这种新牌号能占领市场,让消费者接受,陈荣珍在销售上实施“声东击西”的战术,把产品销售重点放在东北华北地区,并以此为突破口,在中南、西北、华东及安徽省内4个地区的7座大城市,开辟了小块“试验田”。同时,采用强有力的宣传攻势帮助促销,在短短的4个月内,先后在合肥、鄭州、石家庄、张家口、南昌、武汉、南京、沈阳等8个城市,连续召开了8次新闻发布会,从而掀起了一股荣事达旋风。
因此,1994年4月26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在参观“安徽经济成果展”荣事达展厅时,由衷地赞叹:荣事达创牌,真是如雷贯耳!
就在荣事达旋风席卷大江南北之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开始成为国有集体企业的共同选择,企业改革进入到新阶段,荣事达也不例外。
1993年3月29日,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国有企业”正式替代“国营企业”的提法。“国营”一词走过近半个世纪终于走进历史。同年8月30日,荣事达的“同城兄弟”美菱集团,成为安徽省第一家上市公司。
随后,合肥洗衣机总厂于1994年6月6日正式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这是安徽省第一家由外资作为发起人之一的股份有限公司。
正因为有了荣事达、美菱等一大批领先型的家电企业,1994年,安徽确立“轻工大省”的身份。安徽经济迅速飙升,被誉为华东地区的一匹“黑马”。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陈荣珍先行一步。正是这种体制变革带来的力量,在接下来的1995—1998年,连续4年荣事达洗衣机产销量位居全国第一,名震天下。
此时,回想起“躲在别人翅膀底下永远学不会飞”的感慨,陈荣珍仅仅用了4年,就给荣事达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资本运作的艺术家
钱能生钱,这是企业经营进入到一种化境的标志。资本运作,在那一代企业家中,陈荣珍无疑是先行者。
1986年,当时中国的金融体制和投融资体制还没有真正形成的状况下,陈荣珍就玩了一把漂亮的资本运作。他把濒临倒闭边缘的合肥洗衣机厂所有家当作价300万元,凭此300万元作抵押,一举在银行贷款2700万元,这样一笔信贷业务足以令所有银行心惊肉跳,但陈荣珍竟然能游说成功。
在当时,要完成这种以小搏大,是需要极大勇气的。荣事达在起步阶段就是这样冒着巨大风险积累起原始资本。
此时,陈荣珍带领荣事达,建立起中日、中美、集体本身“三足鼎立”格局,提前一步实现混合所有制。一年之后的199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才正式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
这种做法在当时引起了很大争议,都不理解:企业获利能力这么强,为什么转让给别人?“资产不拿到市场上交换的时候,一分钱不值。”面对众多质疑者,陈荣珍这样回答。而且,在这次资本运作中,陈荣珍第一次提出了“无形资产”的概念,这在中国企业家中是最早的。
随后,陈荣珍再拿这1个多亿与日本三洋公司合资,引进1.18亿元,在1994年成立中日合资合肥三洋荣事达电器有限公司。这就是家电业广为流传的“出让资产,赢来三洋”的佳话。“当时资金竞争比较激烈的情况下,如果还依赖银行,风险会比较大,而且高负债率企业在银行会很快失去融资信誉。所以这一步是很重要的。”陈荣珍日后如此评价道。
通过这两次资产在买卖中增值,荣事达的公司资本在1993、1994两年内翻了两番,实现了二变四、四变八的几何级数扩张。
小富不能即安。陈荣珍在1996年使出的一招“怪棋”,更令许多人不解,但事后证明这是个精明的决断。荣事达以1.55亿元的高价收购了先前出让给港商的49%股权,在拿到钱后再与美国第三大家电企业美泰克公司、香港爱瑞公司合资,成立了6家企业,一举引进外资8200万美元,总注册资本13.4亿元人民币。在评估中,荣事达资本价值翻了一番,仅购回股份即获净收益7900万元。
到此时,陈荣珍带领荣事达,建立起中日、中美、集团本身“三足鼎立”格局,提前一步实现混合所有制。
实际上,荣事达正是在这一连串的资本运营中,将存量资产货币化,把资产以货币形态兑现,通过买卖把企业的有形资产、无形资产组合到最佳状态。正如陈荣珍所说:“港商买我的股份是因为企业经营得好,能赚钱,后来又把钱收回来和美国人合资,是因为这样我赚的钱会更多。投资不是算计别人,而是‘各算各的账,各赚各的钱’。”
截止到2002年,短短16年间,陈荣珍通过资本运作,使荣事达净资产疯狂增长1000倍,由306万元骤增到33亿元。陈荣珍在家电行业被尊为“第一经理人”。俄罗斯《真理报》佩服地称陈荣珍是“资本运作的艺术家”。
2000万引发的风波
1998年是改革开放20周年,国有企业从这一年开始进入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深水区”,将如何平稳顺利地向前走?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发表文章《改革,我们正在闯大关》。由此,“改革闯关”一词,成为当时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
改革大潮中的荣事达,却在不经意间荣登1998年中国企业十大新闻榜。
事情的缘起是合肥民营企业家姜茹的一个不起眼的投资举动,竟在全国企业界激荡起千层涟漪,为刚刚起步的“国退民进”写下一个崭新的注脚。
作为一家私营房地产企业的老板,姜茹想拿出2000万元,直接参股荣事达。但对于这笔私人资本的介入,包括当时的陈荣珍在内,一开始心里都是没底。
还没等姜茹和陈荣珍清晰地理出头绪,全国企业界、理论界却“吵成一片”。2月23日,《工人日报》发表一篇署名文章,道出了当时许多人的真实心声:“作为安徽省的骨干企业,荣事达股份组成中,外资已接近50%,如果今天接收2000万私人资本,明天再接收3000万,集体股可能降到50%以下,那么它姓公姓私?”
今天看来,这样的声音似乎有点难以理解。
不过,“姜茹现象”引发出的争论迅速席卷全国。从最早的北京媒体刊登文章开始,在很短的时间内,全国十多家新闻媒体给予转载。
到了3月2日,本地主流媒体《新安晚报》在头版头条刊发新闻稿《个体户巨资参股荣事达》,文中首次披露:荣事达集团接受2000万元参股。10天后,《工人日报》以《混合经济是大势所趋》为题作了专题报道。该报记者分别采访了时任安徽省常务副省长汪洋、荣事达集团董事长陈荣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万欣和民营企业家庄荣昌。
但是在3月16日,作为合肥市委机关报的《合肥晚报》,却在头版发表新闻稿《民营资本参股荣事达仍在洽谈,改制锤音未落、员工倍加关注》,在社会上引起不同反响,一时间大家都莫衷一是。
此时的陈荣珍,特别是姜茹,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与顾虑。
但改革的脚步,终究无法继续等待。3月20日,陈荣珍与姜茹签署合资协议,荣事达以品牌资本、设备、土地、廠房等投入2040万元占51%股权,与姜茹合资组建荣事达电工有限公司。
面对广泛的争论,陈荣珍认为:“企业办事最根本的就是要遵循‘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只要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企业发展,就应该去做。荣事达现在是集体、外资、国有、职工个人股都有,如果民营办成了,这种混合结构会把路越走越宽。如果自我限制,那是在做蠢事。”
这一年,陈荣珍顺利摘下首届改革与发展学术基金会“优秀企业家”奖章。
同年,由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主办,中国企业报、《企业管理》杂志社承办的“1998中国企业十大新闻评选活动”中,民营资本家姜茹携2000万资本参股荣事达,荣登1998年中国企业十大新闻。
其实,对于当时的企业改革来说,“姜茹拿2000万参股荣事达是冒很大风险的,没有突破性的新思维,没有极大的勇气和魄力是不会这样做的。”时任民建安徽省委副主委、安徽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徐堂连认为,“荣事达不缺少这2000万,但如何对待民营资本,如何运用民营资本与公有制资本的融合,拓展出一条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就充分体现出荣事达富有远见的发展思路。这方面产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2000万元的价值。”
的确如此,“姜茹现象”的出现对安徽来说,无疑具有典型意义。就像时任合肥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的程徳麟反问的那样:“既然外国人都能参股合作,中国的民营资本有何不可呢?”
在10年后的今天看来,民营资本参股国有企业,早已不再成为“新闻”,然而10年前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大事。
但是,世事本身具有很多的不可预知性,谁也没有想到的是,2002年7月7日,陈荣珍与张巨声同一天离职。
这个突如其来的“七七之变”,引来家电产业与全国媒体的极大关注。这也标志着陈荣珍、张巨声等“中国第一代家电产业领军人”开始“谢幕”。目前,除了张瑞敏、李东生等少数几人之外,这一代人的身影都已逐渐淡出公众的视野。
如今的陈荣珍,在淡然中享受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回想起10年前安徽省人民政府重奖的9位优秀企业家,他们大都已经步入人们尘封的记忆,正所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金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改革开放30年的全过程中,陈荣珍留下的是一个特定时代的背影。
在合肥,陈荣珍过着淡然而惬意的生活。除了留在记忆中的那些片段,当年的改革风云与争论已经跟这位老人离得很远。
陈荣珍1986年进入合肥洗衣机厂,到2002年7月从荣事达集团退休,整整16年时间。16年,时间很长,足以成就一个企业集团的辉煌;16年也很短,对陈荣珍和荣事达集团来说,还有很多的改革需要深入,很多的发展问题亟待解决。
对于改革开放30年,陈荣珍用了一个简单的词语——“不得了”作了概括。在这30年中,陈荣珍不是一个人,他是一群人中的一位,他们共同构成了改革开放30年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个群体。
携手“水仙”借船出海
1984年在改革开放30年历史中具有特殊意义。
经过最初的5年改革,农业生产取得巨大成功,城市改革开始启动。就是在这一年,日后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开始登场:张瑞敏进入海尔的前身青岛电器厂当厂长;柳传志创立了自己的公司,日后更名为联想;王石创办了一家商贸公司;赵新先创办了一家制药公司;李东生的TCL诞生;潘宁用手锤敲打出了第一台容声冰箱;张巨声进入合肥第二轻工机械厂并转产电冰箱;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北京天桥公司诞生。
由此,1984年被称为“中国现代公司元年”。
而此时的陈荣珍,还在当时的合肥锅炉厂当厂长。
如果时间再倒推到1980年6月,当时的轻工业部准备在安徽布点洗衣机生产厂家,经过努力当时的合肥新兴机具厂接受了试制任务,从当年的8月到12月,经过150天的努力,生产出安徽省第一台普通家用洗衣机——“佳净”牌单桶洗衣机。第二年,“新兴机具厂”更名为“合肥洗衣机厂”,并推出“百花”牌洗衣机,由于符合市场需要,销售火爆。据时任合肥市经贸委主任的王金生介绍说,1984年,合肥市政府决定将该市的塑料三厂、九厂划归该厂,并将厂名改为合肥洗衣机总厂,这就是荣事达集团的前身。
但好景不长,“百花”尚未盛开,就在消费者的心目中枯萎了。陈荣珍被任命为洗衣机厂厂长时,竟然发现这个厂“连一间厕所都找不到,更别说生产出什么洗衣机”。到1986年底,合肥洗衣机厂出现了年产百花牌洗衣机9.2万台,压库3万台的窘境,固定资产只有300万元。
于是,陈荣珍在一次全厂干部大会上为大家鼓劲:“逆境催人奋发,未出去便认输,不是我的习惯。只能迎着困难前进,光明与胜利才会向我们招手!”
但是,对于此时的陈荣珍与合肥洗衣机厂来说,“光明与胜利”又在何方?
陈荣珍进过细致地分析后发现,产品品牌没有打响,是造成积压的主要原因。而当时广州“威力”、上海“水仙”、无锡“小天鹅”等洗衣机品牌,已经抢占大部分市场,合肥洗衣机厂如果做大,只有借力发展。而此时,上海洗衣机厂正巧在寻找合作伙伴。陈荣珍顺势做出了“借牌经营,借船出海”的决策,与上海“水仙”达成联营协议,让“水仙”名牌产品之光映红凋谢的“百花”。结果一炮打响,仅6个月就使企业起死回生,积压产品销售一空。
![](http://img1.qikan.com/qkimages/juec/juec200810/juec20081008-1-l.jpg)
如今在全国各地,“借船出海”被屡屡提起,其实陈荣珍早在20年前就漂亮地玩了一把。但“水仙”虽好,终归属于他人。在2008年,时间虽已过去22年,陈荣珍谈到此事时深有感触地说:“站在别人的屋檐下躲雨不好受。”
到1992年,合肥洗衣机总厂与上海“水仙”的联营协议期满,陈荣珍决定自创品牌,自建销售网络,对此,陈荣珍说道:“如果老是藏在别人的翅膀下,那就永远也学不会飞。”实际上,在1992年的时候,合肥洗衣机厂的产能,已经远远超过上海水仙洗衣机。
于是,在陈荣珍的积极运作下,1992年10月,合肥洗衣机总厂与香港丰事达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创办了荣事达电器有限公司。正是因为有了陈荣珍这次“惊险的一跳”,才为日后荣事达集团发展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然而,世事变迁超出所有人的预料,经历波折后的上海水仙洗衣机一路下滑,成为中国股市上第一支被摘牌的股票。
给荣事达插上翅膀
1993年1月1日,第一台“荣事达”牌洗衣机诞生。不过,此时的“荣事达”,还仅仅是洗衣机的产品名称,品牌本身并不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所以,荣事达必须解决品牌的延伸问题。
为了让这种新牌号能占领市场,让消费者接受,陈荣珍在销售上实施“声东击西”的战术,把产品销售重点放在东北华北地区,并以此为突破口,在中南、西北、华东及安徽省内4个地区的7座大城市,开辟了小块“试验田”。同时,采用强有力的宣传攻势帮助促销,在短短的4个月内,先后在合肥、鄭州、石家庄、张家口、南昌、武汉、南京、沈阳等8个城市,连续召开了8次新闻发布会,从而掀起了一股荣事达旋风。
因此,1994年4月26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在参观“安徽经济成果展”荣事达展厅时,由衷地赞叹:荣事达创牌,真是如雷贯耳!
就在荣事达旋风席卷大江南北之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开始成为国有集体企业的共同选择,企业改革进入到新阶段,荣事达也不例外。
1993年3月29日,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国有企业”正式替代“国营企业”的提法。“国营”一词走过近半个世纪终于走进历史。同年8月30日,荣事达的“同城兄弟”美菱集团,成为安徽省第一家上市公司。
随后,合肥洗衣机总厂于1994年6月6日正式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这是安徽省第一家由外资作为发起人之一的股份有限公司。
正因为有了荣事达、美菱等一大批领先型的家电企业,1994年,安徽确立“轻工大省”的身份。安徽经济迅速飙升,被誉为华东地区的一匹“黑马”。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陈荣珍先行一步。正是这种体制变革带来的力量,在接下来的1995—1998年,连续4年荣事达洗衣机产销量位居全国第一,名震天下。
此时,回想起“躲在别人翅膀底下永远学不会飞”的感慨,陈荣珍仅仅用了4年,就给荣事达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资本运作的艺术家
钱能生钱,这是企业经营进入到一种化境的标志。资本运作,在那一代企业家中,陈荣珍无疑是先行者。
1986年,当时中国的金融体制和投融资体制还没有真正形成的状况下,陈荣珍就玩了一把漂亮的资本运作。他把濒临倒闭边缘的合肥洗衣机厂所有家当作价300万元,凭此300万元作抵押,一举在银行贷款2700万元,这样一笔信贷业务足以令所有银行心惊肉跳,但陈荣珍竟然能游说成功。
在当时,要完成这种以小搏大,是需要极大勇气的。荣事达在起步阶段就是这样冒着巨大风险积累起原始资本。
此时,陈荣珍带领荣事达,建立起中日、中美、集体本身“三足鼎立”格局,提前一步实现混合所有制。一年之后的199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才正式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
这种做法在当时引起了很大争议,都不理解:企业获利能力这么强,为什么转让给别人?“资产不拿到市场上交换的时候,一分钱不值。”面对众多质疑者,陈荣珍这样回答。而且,在这次资本运作中,陈荣珍第一次提出了“无形资产”的概念,这在中国企业家中是最早的。
随后,陈荣珍再拿这1个多亿与日本三洋公司合资,引进1.18亿元,在1994年成立中日合资合肥三洋荣事达电器有限公司。这就是家电业广为流传的“出让资产,赢来三洋”的佳话。“当时资金竞争比较激烈的情况下,如果还依赖银行,风险会比较大,而且高负债率企业在银行会很快失去融资信誉。所以这一步是很重要的。”陈荣珍日后如此评价道。
通过这两次资产在买卖中增值,荣事达的公司资本在1993、1994两年内翻了两番,实现了二变四、四变八的几何级数扩张。
小富不能即安。陈荣珍在1996年使出的一招“怪棋”,更令许多人不解,但事后证明这是个精明的决断。荣事达以1.55亿元的高价收购了先前出让给港商的49%股权,在拿到钱后再与美国第三大家电企业美泰克公司、香港爱瑞公司合资,成立了6家企业,一举引进外资8200万美元,总注册资本13.4亿元人民币。在评估中,荣事达资本价值翻了一番,仅购回股份即获净收益7900万元。
到此时,陈荣珍带领荣事达,建立起中日、中美、集团本身“三足鼎立”格局,提前一步实现混合所有制。
实际上,荣事达正是在这一连串的资本运营中,将存量资产货币化,把资产以货币形态兑现,通过买卖把企业的有形资产、无形资产组合到最佳状态。正如陈荣珍所说:“港商买我的股份是因为企业经营得好,能赚钱,后来又把钱收回来和美国人合资,是因为这样我赚的钱会更多。投资不是算计别人,而是‘各算各的账,各赚各的钱’。”
截止到2002年,短短16年间,陈荣珍通过资本运作,使荣事达净资产疯狂增长1000倍,由306万元骤增到33亿元。陈荣珍在家电行业被尊为“第一经理人”。俄罗斯《真理报》佩服地称陈荣珍是“资本运作的艺术家”。
2000万引发的风波
1998年是改革开放20周年,国有企业从这一年开始进入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深水区”,将如何平稳顺利地向前走?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发表文章《改革,我们正在闯大关》。由此,“改革闯关”一词,成为当时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
改革大潮中的荣事达,却在不经意间荣登1998年中国企业十大新闻榜。
事情的缘起是合肥民营企业家姜茹的一个不起眼的投资举动,竟在全国企业界激荡起千层涟漪,为刚刚起步的“国退民进”写下一个崭新的注脚。
作为一家私营房地产企业的老板,姜茹想拿出2000万元,直接参股荣事达。但对于这笔私人资本的介入,包括当时的陈荣珍在内,一开始心里都是没底。
还没等姜茹和陈荣珍清晰地理出头绪,全国企业界、理论界却“吵成一片”。2月23日,《工人日报》发表一篇署名文章,道出了当时许多人的真实心声:“作为安徽省的骨干企业,荣事达股份组成中,外资已接近50%,如果今天接收2000万私人资本,明天再接收3000万,集体股可能降到50%以下,那么它姓公姓私?”
今天看来,这样的声音似乎有点难以理解。
不过,“姜茹现象”引发出的争论迅速席卷全国。从最早的北京媒体刊登文章开始,在很短的时间内,全国十多家新闻媒体给予转载。
到了3月2日,本地主流媒体《新安晚报》在头版头条刊发新闻稿《个体户巨资参股荣事达》,文中首次披露:荣事达集团接受2000万元参股。10天后,《工人日报》以《混合经济是大势所趋》为题作了专题报道。该报记者分别采访了时任安徽省常务副省长汪洋、荣事达集团董事长陈荣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万欣和民营企业家庄荣昌。
![](http://img1.qikan.com/qkimages/juec/juec200810/juec20081008-2-l.jpg)
但是在3月16日,作为合肥市委机关报的《合肥晚报》,却在头版发表新闻稿《民营资本参股荣事达仍在洽谈,改制锤音未落、员工倍加关注》,在社会上引起不同反响,一时间大家都莫衷一是。
此时的陈荣珍,特别是姜茹,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与顾虑。
但改革的脚步,终究无法继续等待。3月20日,陈荣珍与姜茹签署合资协议,荣事达以品牌资本、设备、土地、廠房等投入2040万元占51%股权,与姜茹合资组建荣事达电工有限公司。
面对广泛的争论,陈荣珍认为:“企业办事最根本的就是要遵循‘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只要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企业发展,就应该去做。荣事达现在是集体、外资、国有、职工个人股都有,如果民营办成了,这种混合结构会把路越走越宽。如果自我限制,那是在做蠢事。”
这一年,陈荣珍顺利摘下首届改革与发展学术基金会“优秀企业家”奖章。
同年,由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主办,中国企业报、《企业管理》杂志社承办的“1998中国企业十大新闻评选活动”中,民营资本家姜茹携2000万资本参股荣事达,荣登1998年中国企业十大新闻。
其实,对于当时的企业改革来说,“姜茹拿2000万参股荣事达是冒很大风险的,没有突破性的新思维,没有极大的勇气和魄力是不会这样做的。”时任民建安徽省委副主委、安徽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徐堂连认为,“荣事达不缺少这2000万,但如何对待民营资本,如何运用民营资本与公有制资本的融合,拓展出一条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就充分体现出荣事达富有远见的发展思路。这方面产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2000万元的价值。”
的确如此,“姜茹现象”的出现对安徽来说,无疑具有典型意义。就像时任合肥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的程徳麟反问的那样:“既然外国人都能参股合作,中国的民营资本有何不可呢?”
在10年后的今天看来,民营资本参股国有企业,早已不再成为“新闻”,然而10年前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大事。
但是,世事本身具有很多的不可预知性,谁也没有想到的是,2002年7月7日,陈荣珍与张巨声同一天离职。
这个突如其来的“七七之变”,引来家电产业与全国媒体的极大关注。这也标志着陈荣珍、张巨声等“中国第一代家电产业领军人”开始“谢幕”。目前,除了张瑞敏、李东生等少数几人之外,这一代人的身影都已逐渐淡出公众的视野。
如今的陈荣珍,在淡然中享受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回想起10年前安徽省人民政府重奖的9位优秀企业家,他们大都已经步入人们尘封的记忆,正所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金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