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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后,叶剑英为中共中央派出的首任北平市长。
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突破长江天险,迅速解放了南京、上海等城市。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6月15日在北平隆重开幕。周恩来在次日主持的筹备会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感到制定一首新中国国歌已迫在眉睫,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新政协筹备会议第六小组。
第六小组的任务,是负责研究草拟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等方案。组长为马叙伦,副组长是叶剑英(不久增加沈雁冰主持日常工作),组员有张奚若、田汉、马寅初、郑振铎、郭沫若、翦伯赞、钱三强、蔡畅、李立三、张澜、陈嘉庚、欧阳予倩、廖承志共16人。由彭光涵担任小组秘书兼任会议记录。
7月4日,叶剑英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一会议室主持召开了第六小组第一次会议,推选郭沫若、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五人组成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郭沫若为召集人。
由叶剑英、郭沫若等人起草的《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经毛泽东、周恩来修改审批,7月10日送新政协常委会批准后,7月15日至26日在《人民日报》、《天津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报纸上连续刊登了8天,国内各地的报纸、香港以及海外华侨的报纸都纷纷转载。
8月5日,叶剑英主持召开第六小组第二次会议决定,聘请马思聪、贺绿汀、吕骥、姚锦新四位音乐专业人士为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顾问。
征集启事刊出后,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投稿者来自工、农、商、学、兵各阶层以及学者、艺术家、高级干部(郭沫若的应征歌词稿《新华颂》,后来发表在同年10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地域包括解放区(以北平、上海与东北地区为多),尚待解放的地区,以及海外。到8月20日为止,共收到国歌歌词632件,国歌词谱694首。
为此,第六小组专门在北京饭店的413房间设置了选阅室,分类陈列各地寄来的应征稿件。小组成员和专家差不多天天来进行审阅和评选。期间,叶剑英主持召开第六小组关于国歌的会议,经过慎重讨论审核,认为国歌征集之稿虽然很多,可是都感到不理想,而短时间内要创作出理想的国歌词、谱是很困难的。而新生的共和国在宣告成立时,如果没有确定一个体现本国尊严的国歌,不符合国际惯例,也不适应时代要求。
这时,曾留学法国、对《马赛曲》有深刻印象的画家徐悲鸿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怎么样?”语惊四座,顷刻得到许多政协委员的赞同。
1934年,革命戏剧家田汉愤于民族的危难,创作了以抗日救亡为题材的电影剧本《风云儿女》。由于叛徒的出卖,他于被捕前仓促将剧本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写在一张包装香烟的锡纸衬底上,托人转交共产党人音乐家聂耳谱曲。
那张香烟纸曾被茶水濡湿,字迹模糊不清。聂耳仔细辨认后,以火一般的激情投入创作。前奏曲以嘹亮的进军号开始,引出高亢激越的呐喊;中间反复唱出叠句:“起来!起来!起来!”把音调推向高潮;结尾原为“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前进,前进!”聂耳将“飞机大炮”改为“炮火”,并在末尾又加了一个“进”字,表现出一往无前的气势和与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慨。1935年4月,为躲避敌人追捕,聂耳东渡日本,不久就把定稿的歌谱寄回祖国,由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录制这首歌曲。
《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影片主人公、诗人辛白华的长诗《万里长城》的最后一节,在影片开头和结尾处演唱。歌曲以雄壮的旋律,坚定的行进节奏,塑造出万众一心、抗日救国的英雄形象,反映出当时中国人民为争取自由解放而进行革命斗争的坚强意志和必胜信念。于是,影片上映后,伴随着全国救亡运动的热潮,《义勇军进行曲》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二
1949年9月2日,政协筹备组第六小组就制定国歌问题再次举行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出席会议,聆听代表们的意见,张奚若、郭沫若、刘良模、梁思成等都同意徐悲鸿的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叶剑英在会议上说,1938年,我在武汉曾接见过国际援华抗日医疗队全体成员,柯棣华是最年轻的医生。柯棣华医生在欢迎大会上唱过《义勇军进行曲》和《马赛曲》,令人激昂!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被称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自1935年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诞生以来,在人民中广为流传,对激励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起了巨大的作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马来西亚华侨抗日游击队将一句歌词改为“马来亚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遂成《马来亚义勇军进行曲》;反法西斯同盟国各广播电台,尤其是民间广播电台,都将《义勇军进行曲》视为中国国歌,甚至不知道孙中山作词的中国国民党党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已被国民政府定为中华民国国歌。
叶剑英又介绍郭沫若出访的经历:1949年夏,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应邀到捷克的首都布拉格,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到达住地之后,才得到按照大会的有关规定,各国代表团进入会场时须唱本国国歌。那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成立,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自然无国歌可唱。于是,郭沫若团长就把全团代表召集起来商议,到底唱一支什么歌入场为好?有人提出来唱《义勇军进行曲》代替国歌,又有人认为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新中国成立在望,怎么能再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逼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呢?当时,两种意见相持不下。
郭沫若团长听了大家的意见之后,急中生智,他当场把《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修改了两句,改成“中华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时候,每一个乡村城市发出了解放的吼声。”这样,就成了两方都能接受的歌词。于是,《义勇军进行曲》第一次在一个国际性大会上,起到了国歌的作用。
与会代表听了叶剑英的发言,受到了深刻的启示。
1949年秋,叶剑英任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率干部南下。广州解放后,任市长兼广东军区司令员。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设立由55人组成的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马叙伦为召集人。新中国成立在即,可是国旗、国歌等关系到开国典礼的一些重要事宜还久议不决,于是由毛泽东、周恩来出面,9月25日傍晚在中南海丰泽园宴请各民主党派及文化界人士。
晚上8时,就在毛泽东的住处丰泽园的会议室,召开了一次协商国旗、国歌等问题的座谈会(毛泽东、周恩来审定工作人员拟定的出席者名单时,特意删去了几位共产党员,增加了一些党外与文化界人士)。关于国歌的讨论方面,马叙伦首先介绍以前议论的情况。他说:新政府就要成立,国歌目前一下还定不出来,是否可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
周恩来当即表示支持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的方案。他说,这支歌曲很雄壮,很豪迈,有革命气慨,而且节奏鲜明,适合演奏。
李立三说:这歌的曲子很好,但歌词中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妥,最好词修改一下。田汉说:该曲是好的。我写的歌词在过去有它的历史意义,但现在应该让位给新的歌词。郭沫若说:我赞成暂用它当国歌,因为它不但中国人民会唱,而且外国人民也会唱。但是歌词修改一下好些。郭沫若并拟就了三段歌词。
张奚若、梁思成说:这是历史的产物,为保持其完整性,词曲最好不作修改,并举法国的《马赛曲》为例。黄炎培说:我觉得词不改好些。
周恩来脸色严峻了。他说:要么就用旧的歌词,这样才能激励感情。修改了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感情了。接着他又说,我们面前还有帝国主义反动派,我们的建设愈进展,敌人愈嫉恨我们,想法破坏我们。你能说就不危险了吗?倒不如留下这句词,使我们耳边警钟长鸣的好!
周恩来的话使人豁然开朗。
最后,毛泽东综合与会者的意见说:大家都认为以《义勇军进行曲》作国歌最好,意见比较一致,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他转而严肃地说: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虽然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但还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须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的歌词好。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周恩来和大家一起放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毛泽东后来在一份有关《国歌》的文件上批示:“拟用,居安思危”。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三
十年动乱期间,国歌歌词作者田汉被错误地打成“反革命”、“叛徒”而落入冤狱,所以《东方红》变成非官方国歌,禁唱用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但在外交场合仍演奏《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不唱歌词。
粉碎“四人帮”后,由于还来不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全面清理,有些人以“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不能反映变化了的现实”为理由,提议重写国歌歌词。当时的有关领导为了填补国歌歌词的“空白”,决定由国家文化部牵头,成立了一个“国歌歌词征集办公室”,发出通知,向全国征集国歌新歌词。经过几个月的发动和征集,收到了大批新歌词词稿,并举行多次讨论会,终于写出一首新的国歌歌词:
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
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
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
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
前进!前进!前进!
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
前进!前进!!进!!!
……
国歌征集小组没有采纳不同意见,建议将新国歌歌词提交五届全国人大一次大会通过。同时决定,考虑到国歌不同于一般歌曲,为保持国歌的稳定性,除注明“聂耳曲、集体填词”外,一律不署编配者的姓名。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新的国歌。
通过国歌新歌词时,叶剑英意味深长地说了一段话:“本人曾参与新中国制定国歌的具体工作,那是难忘的事情。《义勇军进行曲》是几十年来在中国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经具有历史意义。毛泽东当时曾说: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的国歌而不加修改,是为了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创造过程中的艰难忧患,鼓舞人民发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与苏联人民曾长期以《国际歌》为国歌,法国人民今天仍以《马赛曲》为国歌的作用是一样的。”
与会代表听了叶剑英的发言,若有所思。
新歌词的内容虽然很“革命”,却不受群众的欢迎,甚至连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不会唱,许多人说“不对味”,不是那么回事。所以,新歌词一直流传不开。实际上,在通过新歌词的时候,有的代表对用新歌词取代原歌词就有很大的保留意见。但由于当时田汉的问题尚未澄清,所以也只能议论,没有写出意见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领导全国人民全面清理“文革”中的错误,深入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恢复并根据新情况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对1978年宪法进行系统修改的工作被提上日程。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纠正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
1979年4月25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田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与会者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文艺界人士、各界群众代表1000多人。会议由廖承志主持,沈雁冰致悼词,对田汉一生的事业和贡献作了高度的评价。
1979年6月,在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全国人大文艺界代表再也忍不住了,向大会提出了议案,要求大会讨论通过恢复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就此事,文艺界代表为议案拟出三条理由:
一,原国歌的词和曲,都是毛主席亲自参加选定的,经历届人大通过决定的。
二,现行的新歌词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很粗糙,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证明,人民群众对这个词反映冷漠,缺乏激情,且不易上口。我们曾一个人一个人地问过上百位代表,他们绝大多数不会唱。全国人大代表不会唱自己举手通过的国歌,岂不是个大笑话?
三,原词作者田汉已经平反,并有了明确结论。人平反,作品也应平反并受到充分的的尊重。现在抽掉原词,以集体填词充数,这对国家的尊严、艺术的完美都是不严肃的,甚至使人感到有些不伦不类。
四
1982年夏天,叶剑英在北戴河开会。会议间隙,和几位记者同游。
叶剑英和记者们轻轻地徜徉在海滨的沙滩上,面朝着苍茫的大海,出神地张望那奔腾的波涛,一阵接着一阵地汹涌而来,拍打着他们脚下这一片金黄色的沙砾。叶剑英多么愿意跟面前的大海对话,多么想回答它发出的问题!正是大海那种浩瀚和庄严的气概,提醒着所有前来眺望的人们,必须尊重自己度过人生的道路。无边无际和浩瀚的大海,只能是这样一种正气凛然的境界。
叶剑英对记者们说:“1926年7月2日,广东省教育厅通过《推行国歌案》,决定在新国歌未颁发前,以《国民革命歌》代国歌,歌词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一位工作人员所作,经集体润色,曲调改编于一首法国儿歌《两只老虎》。歌词为: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进!齐奋进!”
叶剑英面对北戴河大海……
北戴河旧的历史,被毛主席一曲《浪淘沙》而作了光彩的收束:
大雨落幽燕,
白浪滔天,
秦皇岛外打渔船。
一片汪洋都不见,
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
魏武挥鞭,
东临碣石有遗篇。
萧瑟秋风今又是,
换了人间。
毛主席的咏叹,在悠悠时空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不是怀古幽思的历史挽歌,是历史的心曲和现实的放歌!
在北戴河,当你身处山与海之间,海的温柔,山的刚健,给生命带来特殊体验。腾身入海,你的胸襟大开,容得下大海;登上高山,你放开了眼界,顶天立地不再是虚幻;夜月踏着海滩,迎着月色,你和天地一样清纯。
叶剑英登上鹰角亭,突然深沉地对记者们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为新国家制定国歌,最早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决定以法国人欧仁·鲍狄埃作词、比尔·狄盖特作曲的《国际歌》作为国歌。”
那一汪浅蓝色的海水,从望不见尽头的远方席卷过来,在挡住了阳光的满天云雾底下,不住地卷起雪白的浪花,一圈圈的,一条条的,一丝丝的,往前方冲撞着,旋转着,飞溅着。可以隐约地聆听到它隆隆的声响,好像是发出深沉的叩问,你们为什么要到北戴河来?你们想寻觅什么迷人的风景?你们想获得什么人生的答案?
叶剑英面对北戴河大海,神色严峻地说:“国歌,是代表一个国家民族精神的歌曲。对新的国歌歌词一直存在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新歌词气势雄伟,高度概括,政治性强,有‘奔向共产主义明天’等鼓舞人心的内容。同时,也有许多同志认为,新歌词的内容、文字韵律都推敲不够,从文字上看歌词太平,缺乏激情,缺乏形象性,只是把几个口号凑在一起。从韵律上看,新歌词平仄、音韵都不如原歌词,有拼凑的感觉。”
……
能不能像奔腾不息的大海那样,冲洗与淘尽尘埃和泥沙,然后洁净地奔腾起来?记者们张望着浩淼的大海,多么想听到它轰鸣着回答的声响。
大海永远在从容和镇定地呼啸着,颠簸着。这难道不是一种最完美的回答,最富有哲理意味的启示?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由叶剑英委员长主持开幕。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定: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撤销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一九七八年三月五日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定。”终于使这首失落十七年之久的歌词,重新回到人民心中。
2003年4月和8月,中共中央两次向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及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人民团体党组发出通知,征求对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意见。安徽、山东、海南、江苏、陕西等省市及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同志都提出《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建议在宪法中作出明确规定。党中央采纳了将《国歌》写进宪法的建议,在2003年10月举行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中,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写进宪法,作为一条修改建议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
2004年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至此,赋予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国歌,同国旗、国徽同样的宪法地位。这支历经74年,曾经鼓舞亿万人民前仆后继、英勇斗争的战歌,又重新回荡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
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后,叶剑英为中共中央派出的首任北平市长。
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突破长江天险,迅速解放了南京、上海等城市。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6月15日在北平隆重开幕。周恩来在次日主持的筹备会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感到制定一首新中国国歌已迫在眉睫,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新政协筹备会议第六小组。
第六小组的任务,是负责研究草拟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等方案。组长为马叙伦,副组长是叶剑英(不久增加沈雁冰主持日常工作),组员有张奚若、田汉、马寅初、郑振铎、郭沫若、翦伯赞、钱三强、蔡畅、李立三、张澜、陈嘉庚、欧阳予倩、廖承志共16人。由彭光涵担任小组秘书兼任会议记录。
7月4日,叶剑英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一会议室主持召开了第六小组第一次会议,推选郭沫若、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五人组成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郭沫若为召集人。
由叶剑英、郭沫若等人起草的《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经毛泽东、周恩来修改审批,7月10日送新政协常委会批准后,7月15日至26日在《人民日报》、《天津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报纸上连续刊登了8天,国内各地的报纸、香港以及海外华侨的报纸都纷纷转载。
8月5日,叶剑英主持召开第六小组第二次会议决定,聘请马思聪、贺绿汀、吕骥、姚锦新四位音乐专业人士为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顾问。
征集启事刊出后,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投稿者来自工、农、商、学、兵各阶层以及学者、艺术家、高级干部(郭沫若的应征歌词稿《新华颂》,后来发表在同年10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地域包括解放区(以北平、上海与东北地区为多),尚待解放的地区,以及海外。到8月20日为止,共收到国歌歌词632件,国歌词谱694首。
为此,第六小组专门在北京饭店的413房间设置了选阅室,分类陈列各地寄来的应征稿件。小组成员和专家差不多天天来进行审阅和评选。期间,叶剑英主持召开第六小组关于国歌的会议,经过慎重讨论审核,认为国歌征集之稿虽然很多,可是都感到不理想,而短时间内要创作出理想的国歌词、谱是很困难的。而新生的共和国在宣告成立时,如果没有确定一个体现本国尊严的国歌,不符合国际惯例,也不适应时代要求。
这时,曾留学法国、对《马赛曲》有深刻印象的画家徐悲鸿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怎么样?”语惊四座,顷刻得到许多政协委员的赞同。
1934年,革命戏剧家田汉愤于民族的危难,创作了以抗日救亡为题材的电影剧本《风云儿女》。由于叛徒的出卖,他于被捕前仓促将剧本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写在一张包装香烟的锡纸衬底上,托人转交共产党人音乐家聂耳谱曲。
那张香烟纸曾被茶水濡湿,字迹模糊不清。聂耳仔细辨认后,以火一般的激情投入创作。前奏曲以嘹亮的进军号开始,引出高亢激越的呐喊;中间反复唱出叠句:“起来!起来!起来!”把音调推向高潮;结尾原为“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前进,前进!”聂耳将“飞机大炮”改为“炮火”,并在末尾又加了一个“进”字,表现出一往无前的气势和与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慨。1935年4月,为躲避敌人追捕,聂耳东渡日本,不久就把定稿的歌谱寄回祖国,由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录制这首歌曲。
《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影片主人公、诗人辛白华的长诗《万里长城》的最后一节,在影片开头和结尾处演唱。歌曲以雄壮的旋律,坚定的行进节奏,塑造出万众一心、抗日救国的英雄形象,反映出当时中国人民为争取自由解放而进行革命斗争的坚强意志和必胜信念。于是,影片上映后,伴随着全国救亡运动的热潮,《义勇军进行曲》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二
1949年9月2日,政协筹备组第六小组就制定国歌问题再次举行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出席会议,聆听代表们的意见,张奚若、郭沫若、刘良模、梁思成等都同意徐悲鸿的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叶剑英在会议上说,1938年,我在武汉曾接见过国际援华抗日医疗队全体成员,柯棣华是最年轻的医生。柯棣华医生在欢迎大会上唱过《义勇军进行曲》和《马赛曲》,令人激昂!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被称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自1935年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诞生以来,在人民中广为流传,对激励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起了巨大的作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马来西亚华侨抗日游击队将一句歌词改为“马来亚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遂成《马来亚义勇军进行曲》;反法西斯同盟国各广播电台,尤其是民间广播电台,都将《义勇军进行曲》视为中国国歌,甚至不知道孙中山作词的中国国民党党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已被国民政府定为中华民国国歌。
叶剑英又介绍郭沫若出访的经历:1949年夏,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应邀到捷克的首都布拉格,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到达住地之后,才得到按照大会的有关规定,各国代表团进入会场时须唱本国国歌。那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成立,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自然无国歌可唱。于是,郭沫若团长就把全团代表召集起来商议,到底唱一支什么歌入场为好?有人提出来唱《义勇军进行曲》代替国歌,又有人认为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新中国成立在望,怎么能再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逼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呢?当时,两种意见相持不下。
郭沫若团长听了大家的意见之后,急中生智,他当场把《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修改了两句,改成“中华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时候,每一个乡村城市发出了解放的吼声。”这样,就成了两方都能接受的歌词。于是,《义勇军进行曲》第一次在一个国际性大会上,起到了国歌的作用。
与会代表听了叶剑英的发言,受到了深刻的启示。
1949年秋,叶剑英任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率干部南下。广州解放后,任市长兼广东军区司令员。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设立由55人组成的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马叙伦为召集人。新中国成立在即,可是国旗、国歌等关系到开国典礼的一些重要事宜还久议不决,于是由毛泽东、周恩来出面,9月25日傍晚在中南海丰泽园宴请各民主党派及文化界人士。
晚上8时,就在毛泽东的住处丰泽园的会议室,召开了一次协商国旗、国歌等问题的座谈会(毛泽东、周恩来审定工作人员拟定的出席者名单时,特意删去了几位共产党员,增加了一些党外与文化界人士)。关于国歌的讨论方面,马叙伦首先介绍以前议论的情况。他说:新政府就要成立,国歌目前一下还定不出来,是否可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
周恩来当即表示支持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的方案。他说,这支歌曲很雄壮,很豪迈,有革命气慨,而且节奏鲜明,适合演奏。
李立三说:这歌的曲子很好,但歌词中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妥,最好词修改一下。田汉说:该曲是好的。我写的歌词在过去有它的历史意义,但现在应该让位给新的歌词。郭沫若说:我赞成暂用它当国歌,因为它不但中国人民会唱,而且外国人民也会唱。但是歌词修改一下好些。郭沫若并拟就了三段歌词。
张奚若、梁思成说:这是历史的产物,为保持其完整性,词曲最好不作修改,并举法国的《马赛曲》为例。黄炎培说:我觉得词不改好些。
周恩来脸色严峻了。他说:要么就用旧的歌词,这样才能激励感情。修改了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感情了。接着他又说,我们面前还有帝国主义反动派,我们的建设愈进展,敌人愈嫉恨我们,想法破坏我们。你能说就不危险了吗?倒不如留下这句词,使我们耳边警钟长鸣的好!
周恩来的话使人豁然开朗。
最后,毛泽东综合与会者的意见说:大家都认为以《义勇军进行曲》作国歌最好,意见比较一致,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他转而严肃地说: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虽然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但还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须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的歌词好。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周恩来和大家一起放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毛泽东后来在一份有关《国歌》的文件上批示:“拟用,居安思危”。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三
十年动乱期间,国歌歌词作者田汉被错误地打成“反革命”、“叛徒”而落入冤狱,所以《东方红》变成非官方国歌,禁唱用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但在外交场合仍演奏《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不唱歌词。
粉碎“四人帮”后,由于还来不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全面清理,有些人以“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不能反映变化了的现实”为理由,提议重写国歌歌词。当时的有关领导为了填补国歌歌词的“空白”,决定由国家文化部牵头,成立了一个“国歌歌词征集办公室”,发出通知,向全国征集国歌新歌词。经过几个月的发动和征集,收到了大批新歌词词稿,并举行多次讨论会,终于写出一首新的国歌歌词:
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
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
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
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
前进!前进!前进!
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
前进!前进!!进!!!
……
国歌征集小组没有采纳不同意见,建议将新国歌歌词提交五届全国人大一次大会通过。同时决定,考虑到国歌不同于一般歌曲,为保持国歌的稳定性,除注明“聂耳曲、集体填词”外,一律不署编配者的姓名。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新的国歌。
通过国歌新歌词时,叶剑英意味深长地说了一段话:“本人曾参与新中国制定国歌的具体工作,那是难忘的事情。《义勇军进行曲》是几十年来在中国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经具有历史意义。毛泽东当时曾说: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的国歌而不加修改,是为了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创造过程中的艰难忧患,鼓舞人民发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与苏联人民曾长期以《国际歌》为国歌,法国人民今天仍以《马赛曲》为国歌的作用是一样的。”
与会代表听了叶剑英的发言,若有所思。
新歌词的内容虽然很“革命”,却不受群众的欢迎,甚至连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不会唱,许多人说“不对味”,不是那么回事。所以,新歌词一直流传不开。实际上,在通过新歌词的时候,有的代表对用新歌词取代原歌词就有很大的保留意见。但由于当时田汉的问题尚未澄清,所以也只能议论,没有写出意见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领导全国人民全面清理“文革”中的错误,深入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恢复并根据新情况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对1978年宪法进行系统修改的工作被提上日程。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纠正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
1979年4月25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田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与会者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文艺界人士、各界群众代表1000多人。会议由廖承志主持,沈雁冰致悼词,对田汉一生的事业和贡献作了高度的评价。
1979年6月,在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全国人大文艺界代表再也忍不住了,向大会提出了议案,要求大会讨论通过恢复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就此事,文艺界代表为议案拟出三条理由:
一,原国歌的词和曲,都是毛主席亲自参加选定的,经历届人大通过决定的。
二,现行的新歌词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很粗糙,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证明,人民群众对这个词反映冷漠,缺乏激情,且不易上口。我们曾一个人一个人地问过上百位代表,他们绝大多数不会唱。全国人大代表不会唱自己举手通过的国歌,岂不是个大笑话?
三,原词作者田汉已经平反,并有了明确结论。人平反,作品也应平反并受到充分的的尊重。现在抽掉原词,以集体填词充数,这对国家的尊严、艺术的完美都是不严肃的,甚至使人感到有些不伦不类。
四
1982年夏天,叶剑英在北戴河开会。会议间隙,和几位记者同游。
叶剑英和记者们轻轻地徜徉在海滨的沙滩上,面朝着苍茫的大海,出神地张望那奔腾的波涛,一阵接着一阵地汹涌而来,拍打着他们脚下这一片金黄色的沙砾。叶剑英多么愿意跟面前的大海对话,多么想回答它发出的问题!正是大海那种浩瀚和庄严的气概,提醒着所有前来眺望的人们,必须尊重自己度过人生的道路。无边无际和浩瀚的大海,只能是这样一种正气凛然的境界。
叶剑英对记者们说:“1926年7月2日,广东省教育厅通过《推行国歌案》,决定在新国歌未颁发前,以《国民革命歌》代国歌,歌词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一位工作人员所作,经集体润色,曲调改编于一首法国儿歌《两只老虎》。歌词为: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进!齐奋进!”
叶剑英面对北戴河大海……
北戴河旧的历史,被毛主席一曲《浪淘沙》而作了光彩的收束:
大雨落幽燕,
白浪滔天,
秦皇岛外打渔船。
一片汪洋都不见,
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
魏武挥鞭,
东临碣石有遗篇。
萧瑟秋风今又是,
换了人间。
毛主席的咏叹,在悠悠时空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不是怀古幽思的历史挽歌,是历史的心曲和现实的放歌!
在北戴河,当你身处山与海之间,海的温柔,山的刚健,给生命带来特殊体验。腾身入海,你的胸襟大开,容得下大海;登上高山,你放开了眼界,顶天立地不再是虚幻;夜月踏着海滩,迎着月色,你和天地一样清纯。
叶剑英登上鹰角亭,突然深沉地对记者们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为新国家制定国歌,最早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决定以法国人欧仁·鲍狄埃作词、比尔·狄盖特作曲的《国际歌》作为国歌。”
那一汪浅蓝色的海水,从望不见尽头的远方席卷过来,在挡住了阳光的满天云雾底下,不住地卷起雪白的浪花,一圈圈的,一条条的,一丝丝的,往前方冲撞着,旋转着,飞溅着。可以隐约地聆听到它隆隆的声响,好像是发出深沉的叩问,你们为什么要到北戴河来?你们想寻觅什么迷人的风景?你们想获得什么人生的答案?
叶剑英面对北戴河大海,神色严峻地说:“国歌,是代表一个国家民族精神的歌曲。对新的国歌歌词一直存在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新歌词气势雄伟,高度概括,政治性强,有‘奔向共产主义明天’等鼓舞人心的内容。同时,也有许多同志认为,新歌词的内容、文字韵律都推敲不够,从文字上看歌词太平,缺乏激情,缺乏形象性,只是把几个口号凑在一起。从韵律上看,新歌词平仄、音韵都不如原歌词,有拼凑的感觉。”
……
能不能像奔腾不息的大海那样,冲洗与淘尽尘埃和泥沙,然后洁净地奔腾起来?记者们张望着浩淼的大海,多么想听到它轰鸣着回答的声响。
大海永远在从容和镇定地呼啸着,颠簸着。这难道不是一种最完美的回答,最富有哲理意味的启示?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由叶剑英委员长主持开幕。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定: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撤销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一九七八年三月五日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定。”终于使这首失落十七年之久的歌词,重新回到人民心中。
2003年4月和8月,中共中央两次向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及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人民团体党组发出通知,征求对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意见。安徽、山东、海南、江苏、陕西等省市及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同志都提出《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建议在宪法中作出明确规定。党中央采纳了将《国歌》写进宪法的建议,在2003年10月举行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中,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写进宪法,作为一条修改建议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
2004年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至此,赋予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国歌,同国旗、国徽同样的宪法地位。这支历经74年,曾经鼓舞亿万人民前仆后继、英勇斗争的战歌,又重新回荡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