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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改革是中国当代史的重要一页。多年来，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不断深入，众多专家、学者的论述、专著，亲历者的专题回顾，可谓硕果累累。但作为亲历了这场改革全过程并一直关注着这段历史研究的一名记者，也感到有一些明显的不足。改革起始期的一些重大矛盾斗争，特别是与“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斗争被忽视了。走在改革前列的万里同志说，“农村改革的历史过程就是同‘左’倾错误做斗争的过程”，这个斗争“大体有三个回合，第一个回合就是突破‘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阻力”。
“农业学大寨”运动本来是农村学先进、发展生产的群众运动，“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它走向“左”的轨道，大搞阶级斗争为纲的所谓“大批促大干”，给农村农业发展造成严重危害。粉碎“四人帮”后，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公然反对在农村揭批“四人帮”“左”的错误，反对一些先发地区如安徽、四川等地从当地实际出发，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寻找农业走出危局出路的行动，在报刊上向安徽等地发动声势浩大的“反击”，说他们是反对学大寨运动的“反动势力”，说这些地方落实政策是“挂羊头卖狗肉”，实际上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农村改革初期与“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斗争，是农村改革进程中一场严重斗争，直接关系到农村改革能否展开，其意义与后来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过程中的 “姓社”、“姓资”的争论一样，事关改革的成败。
农村形势严峻 改革只能迂回展开
农村改革经历了曲折的过程，粉碎“四人帮”之时，多年来饱受“左”的错误摧残的中国农业长期停滞不前。人民公社体制的弊端已经充分暴露，它严重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成了丧失发展活力的僵死体制。它的基层组织生产队，绝大多数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产，不少成了“三靠队”（种地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众多的农民辛劳经年难得温饱。农民纠正“左”的做法，改变现行经营体制的要求强烈，呼声高涨。但是，由于“两个凡是”的影响，改革尚不可能立即发生。
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中央就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华国锋在会上做主题报告。会上传达的第一个重要思想是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第二个是揭批与“四人帮”的罪行有关的问题。将“四人帮”定性为一伙“极右派”，“他们那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一条极右路线”，“右得不能再右了！”因而揭批“四人帮”，就要“揭发、批判‘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这样一来，广大人民纠正“左”的错误的愿望也完全落空了！
在这样的形势下，人民公社体制的改革便不可能发生。局部地区发生的改革行动，也不可能直指要害，只能迂回前进，先在某一地区取得突破，逐步扩大范围，再逐步走向全面体制变革。在这一曲折的过程中，要求最急切，行动最果敢的是深受“左”的干扰，长期陷于贫困、饥饿地区的农民。走在前列的是皖北地区的农民。他们在以万里为第一书记的安徽省委领导下，冲破“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重重阻力，开拓探索农业走出危局的路径。
1977年6月，万里临危受命，出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他跑遍了江淮大地，多年的极左，十年“文革”浩劫给这个资源丰富的大省，尤其是给这里的农村带来的严重破坏，使他触目惊心。这种局面促使他决心采取措施纠正“文革”以来农村“左”的政策、做法，其中包括“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推行的那一套“左”的做法，具体措施就是尽快落实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
1977年11月，中共安徽省委制定出一个《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共有六个方面的规定，故又简称“农村六条”。“农村六条”的主要内容是搞好劳动管理，尊重生产队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提出生产队下可划分作业组，并强调不要急于向大队核算“过渡”。鼓励建立多种形式的“责任制”，落实按劳分配政策；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方利益，允许、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等。这六条规定，看来很平常，却抓住了农村问题的要害，突破了“学大寨”运动的“禁区”，在全省引起强烈反响，农民们热烈拥护。安徽省在全国最早迈出了纠正农业战线“左”的错误、实行拨乱反正的步伐。安徽农村形势也从此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化，人心回暖，生产发展。随之，改革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体制的要求，开始在一些农民和干部脑中萌发……
与安徽情况相类似的还有四川。中共四川省委1978年2月发布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共十二条，也是从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入手，纠正农业战线“左”倾错误。之后甘肃、辽宁、内蒙古、广东等省区也跟上来，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纠正“左”的错误。
从以上情况来看，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农村改革的起始期（或者说是改革的准备、萌发期）应当从1977年秋冬间，从中共安徽省委制定“农村六条”，开始落实农村政策时算起。
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坦言，当时他不能提出改革“三级所有”的人民公社体制，因为“人民公社是上了宪法的”。他说，当时他在安徽纠正“左”的错误的行动只能是“从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六十条’中去找根据”。所谓“六十条”，就是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从‘六十条’中找根据”，就是从农村农业实际出发，以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为突破口，纠正“左”倾错误，实行拨乱反正。这是安徽农村走向改革的最初一步。而这一步迈出之后，农村生产发展，人心回暖，广大农民看到了希望，也深受鼓舞，强烈要求改变多年来挨饿受穷的情状，要求改变时时集体、事事集体，没有一点小自由的大集体体制。这就走向挑战人民公社体制的道路。农民的要求就是实行联产承包。开始是联产承包到组，经过曲折的斗争，又到“包产到户”，最后再到“包干到户”。包干到户的普遍实行最终推倒了人民公社集体经营体制。 在这一曲折前进的过程中，党中央总揽全局，顺应历史潮流，从实际出发，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支持农民的改革行动，总结、完善农民的改革实践经验，领导全国农民建立健全了家庭承包责任制，从而完成了农业体制的这场伟大变革。
纵观农村改革的整个历史进程，可以说安徽等地落实党在农村政策的行动就是农村改革的开始。
“农业学大寨”运动站到了
农村改革的对立面
而在这段时间里，“农业学大寨”运动却像一辆刹不住的车，在“左”的道路上开足马力往前狂奔。加紧推进“建设大寨县”运动，加紧在全国农村实行“穷过渡”，全面推行“大寨经验”；同时，他们把目光盯住安徽等地的动向。从这些地方落实政策、纠正“左”的错误的行动伊始，就立即站出来激烈进行反对。“大寨经验”和“学大寨运动”已成为农业路线上的“两个凡是”，成了农村批“左”纠“左”，走向改革的一大障碍。
“文革”后，“农业学大寨”倡导者仍然坚信只有深入开展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大批促大干”才是发展农业生产唯一正确的方针。他们幻想通过这场运动彻底消灭一切私有财产，甚至要消灭农民的私欲，让资本主义在农村“断根”、“绝种”，他们把“文革”后党在农村的多项经济政策都当作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法权”反复批判。他们搞“穷过渡”，实行大队核算，并计划向公社核算“过渡”；他们把政策鼓励社员种好自留地、经营家庭副业、允许集市贸易，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全部“割掉”。
几乎在安徽省委颁布“农村六条”规定的同时，1977年10月至11月间，“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召开的又一次全国范围的学大寨会议。会议以国务院名义召开，主持会议的是陈永贵等同志。出席的人员是各省市自治区主管农业的党委书记。其主题是继续推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我作为新华社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开始时下发的文件提出讨论的问题共十二个，但几乎没有提到当时人们最关心的纠正“左”倾错误，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等方面的问题。主调仍然是“继续革命”。最突出的是深入开展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方面的内容。比如第三项，要求深入开展“一批两打”运动：揭批“四人帮”，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什么是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什么是资本主义势力进攻？却没有明确的界线和标准。第四项要求以大寨为榜样“放手发动群众，揭开阶级斗争盖子，一个社队一个社队的整顿领导班子”。文件还提出，要认真解决“五种人”掌权的问题，“解决五种人掌权问题”，是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期间，作为昔阳建设大寨县的主要经验提出来的。这“五种人”就是：混进来的阶级敌人，被敌人拉下水的蜕化变质分子，热心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老好人和民主派。重提解决“五种人”问题，就是要再搞一次整基层干部的运动。
十二项内容中最敏感的是竭力推广大寨的极左做法。过去中央召开的历次有关“农业学大寨”内容的会议，一般都是推广大寨“基本经验”（主要是周恩来总理1964年在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概括的三条，即：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不允许推广大寨的“穷过渡”“割尾巴”等所谓一整套“左”的“具体经验”。而这一次则要把那些过去不许向全国推广的大寨“具体经验”推向全国。
这次座谈会本意在推动“农业学大寨”“建设大寨县”的运动，却因有悖历史潮流，结果事与愿违。新华社等中央媒体也都从这次会议看到“农业学大寨”运动已经成了对农村形势最大、最现实的威胁。我所在的新华社经社党组决定，在农村宣传上要与“农业学大寨”运动拉开距离，加强对安徽等省落实农村政策的宣传报道。从此开始，新华社及一些媒体农村报道内容实行重大调整。翻开1977年冬天的报刊，与半年前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出现了显著变化。1977年冬天之前的报刊版面上充斥着“大寨经验”及“农业学大寨”运动方面的报道和评论。而到了1977年底，报刊的版面上这方面的报道明显减少。到1978年初，那些报道就难得见到了。
对于媒体宣传的这些变化，陈永贵有不同意见。他的意见在两个方面：一是当前农村报道中揭露问题的报道过多，用他的话说，就是“消极的东西太多了”。第二，他认为落实政策的报道“有不少问题”，他说，难道搞农业不靠发展集体经济，就指望着老太婆养鸡，小商贩倒腾买卖？到处开放集市？整天那么多人赶集上市，不误生产？还有心思学大寨？这时，陈永贵已经认定所谓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就是全面否定“大寨经验”，就是反对“农业学大寨”运动，就是要反对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农业学大寨”运动已经公然站在农村改革的对立面上去了。
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击”
1978年春节到来时，大寨、昔阳县等当地媒体组织一批大批判文章对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以纠“左”落实政策为中心的农村宣传报道进行“反击”。
“反击”正式开始之前，先是传来陈永贵在大寨的一次讲话。一位亲耳听到陈的讲话的中央新闻单位的记者在来信上说，春节前，陈永贵回到大寨，召集驻当地的各媒体记者开会，大讲对农村形势和宣传报道的不满。当地曾理成一个稿子在小范围里传达过。讲话有这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当前农村形势。多地落实政策的行动及新闻报道中揭露了农村里的一些问题。老陈对此非常气愤，他认为粉碎了“四人帮”，中央“抓纲治国”，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农村形势一片大好。可报刊上，天天都在揭问题，似乎农村里问题成了堆，简直是1962年的形势。这样看这样说对吗？
二、现在农村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两条道路的矛盾，还是落实不落实经济政策的矛盾？有些人不抓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反提出落实政策，是要干什么？
三、对“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问题的揭露引起陈永贵的不满。他说，有些人现在到处揭阴暗面，找消极的东西，把先进单位搞得灰溜溜的，这样做对吗？ 四、老陈对强调尊重农民的物质利益，保证分配兑现的宣传不满意。他说这是安抚富裕中农的政策！是毛主席五十年代就批评过的“言不及义，好行小惠”。
五、安徽等地落实政策时特别强调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生产队下划分作业组。正在搞全国农村大规模“穷过渡”的陈永贵对此极为反感。他说，把生产队自主权说成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是倒退！有的人不搞“一大二公”，不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搞的是“一小二私”，要复辟资本主义。
六、报刊上不断批判“穷过渡”。他们是批判张春桥吗？不是！他们的矛头是对着大寨，对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
七、关于劳动管理。老陈说，现在大寨评工计分办法不讲了，大讲定额管理，谁不实行就批判谁。劳动管理不讲人的革命化，只讲按劳取酬，行吗？
八、关于家庭副业。老陈说，发展农业，农民致富，是靠发展集体经济，还是靠老太太养鸡？
九、搞落实政策的人也要调动人的劳动积极性。可他不要社会主义的集体生产积极性，而是调动个人发家致富的资本主义积极性。
十、现在党的基本路线不讲了。脱离党的总路线、基本路线能搞好农业吗？
十一、现在报刊上不为先进单位说话，当先进难啊！
十二、宣传工作为什么不能给“文化大革命”说几句好话？
1978年2月26日，《山西日报》在头版突出位置发表了山西省委召开电话会议部署春耕生产的新闻，借一位省委书记之口说：“对于大寨的根本经验和一整套经营管理上的先进经验，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学习、推广”“不允许借口情况不同而对大寨的经验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更不允许放弃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再犯‘工分挂帅’、‘烦琐哲学’那一种错误。”这篇报道对安徽、四川等地落实党的政策，纠正“左”的错误的行动进行严厉批判。
大寨所在的晋中地区的党委机关报《晋中报》紧紧跟上。1978年3月2日的《晋中报》刊登了报道晋中地委召开县（市）委书记座谈会的消息。通过参加座谈会的众人之口，强调“大寨的根本经验和大寨所创造的一整套经营管理制度是完全符合现阶段农村经济政策的，是同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相适应的。”“大寨、昔阳基本核算单位过渡经验，以劳动管理为中心的一整套经营管理办法……都是大寨根本经验和昔阳学大寨成功的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真学大寨，就要坚信不疑、坚定不移地推广这些经验，或为推广这些经验积极地创造条件。如果对大寨、昔阳的一个个具体经验发生某种程度的怀疑、动摇，不认真推广，那么，学大寨运动也就只留下了一个空口号，到头来还是假学，甚至滑向反对学大寨的道路。”
《晋中报》在一篇社论中说：“学习推广大寨、昔阳一整套经营管理经验，始终存在着斗争。这个斗争，实质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安徽等地加强劳动管理，建立生产责任制的做法，更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名。
在整个“反击”中，《山西日报》1978年4月16日发表长达万字的编辑部文章：《真学大寨就有农业发展的高速度》，批判的火力最猛。文中批评落实政策的人是“各种破坏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反动势力”。这篇文章说，“我们也有的同志总是‘好行小惠，言不及义’，对于大干社会主义，缺乏魄力，放不开手脚，不是把着眼点放在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农业上，或者在顺利的时候，还觉得社会主义可靠，一遇到艰难险阻、天灾人祸，就忘了社会主义，又觉得还是资本主义、小农经济那一套可靠。有的同志甚至认为可以用资本主义的办法来搞社会主义。”文章发出号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继续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向各种破坏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反动势力和错误倾向进行斗争”。
尽管山西“反击”的火力很猛，但在全国范围内无人公开响应，各地的媒体没有人跟上。中央主要新闻单位早已成竹在胸，为了不干扰农村形势的大局，都以沉默“冷对”。这大概也是造成一些研究者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一个客观原因。
排除干扰 改革终于走上正途
这场“反击”来得猛，去得也疾。炮声隆隆一阵之后，很快烟消云散，成了农村改革进程中的一段“插曲”，也有人说，是“农业学大寨”运动彻底垮台前的“回光返照”。它标志着这场运动的路走到了头。半年多之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发表的“公报”批判农业战线上“左”倾错误，要求各地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不许再禁止农民搞家庭副业、收回自留地、关闭农村集市；保证生产队的经营自主权，不许再搞“穷过渡”。实际上否定了“农业学大寨”运动。
一年半之后，1980年8月24日，新一届中共山西省委向党中央呈上《关于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党中央于11月23日向全国转发了这份报告。中共山西省委的报告中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寨成为农业战线推行‘左’倾错误的典型”，“学大寨运动也就离开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都给山西带来了很大的危害”。中央在批语中肯定了山西省委的报告，并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山西省委推行大寨经验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山西省委已承担了责任，就全国来说，主要的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并肯定了全国各地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大多数在生产建设上都是有成绩的，大寨和昔阳绝大多数干部群众都在农业战线上作出过贡献。大寨基本经验及推广，也曾起过积极作用，推行“左”倾路线及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主要由陈永贵同志负责。
中央发出这个文件，正式给“农业学大寨”运动做出了总结，也标志着这场运动的结束。
“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终结，是一件对中国农村改革、农业和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都产生积极影响的大事。彻底排除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干扰，农村改革才走上胜利的道路。
与“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斗争，是农村改革起始期一场严重斗争。研究、书写农村改革的历史，不能忽视或淡化这一斗争。（编辑 杨 琳）
（作者是《望》周刊原总编辑）
“农业学大寨”运动本来是农村学先进、发展生产的群众运动，“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它走向“左”的轨道，大搞阶级斗争为纲的所谓“大批促大干”，给农村农业发展造成严重危害。粉碎“四人帮”后，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公然反对在农村揭批“四人帮”“左”的错误，反对一些先发地区如安徽、四川等地从当地实际出发，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寻找农业走出危局出路的行动，在报刊上向安徽等地发动声势浩大的“反击”，说他们是反对学大寨运动的“反动势力”，说这些地方落实政策是“挂羊头卖狗肉”，实际上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农村改革初期与“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斗争，是农村改革进程中一场严重斗争，直接关系到农村改革能否展开，其意义与后来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过程中的 “姓社”、“姓资”的争论一样，事关改革的成败。
农村形势严峻 改革只能迂回展开
农村改革经历了曲折的过程，粉碎“四人帮”之时，多年来饱受“左”的错误摧残的中国农业长期停滞不前。人民公社体制的弊端已经充分暴露，它严重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成了丧失发展活力的僵死体制。它的基层组织生产队，绝大多数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产，不少成了“三靠队”（种地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众多的农民辛劳经年难得温饱。农民纠正“左”的做法，改变现行经营体制的要求强烈，呼声高涨。但是，由于“两个凡是”的影响，改革尚不可能立即发生。
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中央就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华国锋在会上做主题报告。会上传达的第一个重要思想是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第二个是揭批与“四人帮”的罪行有关的问题。将“四人帮”定性为一伙“极右派”，“他们那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一条极右路线”，“右得不能再右了！”因而揭批“四人帮”，就要“揭发、批判‘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这样一来，广大人民纠正“左”的错误的愿望也完全落空了！
在这样的形势下，人民公社体制的改革便不可能发生。局部地区发生的改革行动，也不可能直指要害，只能迂回前进，先在某一地区取得突破，逐步扩大范围，再逐步走向全面体制变革。在这一曲折的过程中，要求最急切，行动最果敢的是深受“左”的干扰，长期陷于贫困、饥饿地区的农民。走在前列的是皖北地区的农民。他们在以万里为第一书记的安徽省委领导下，冲破“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重重阻力，开拓探索农业走出危局的路径。
1977年6月，万里临危受命，出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他跑遍了江淮大地，多年的极左，十年“文革”浩劫给这个资源丰富的大省，尤其是给这里的农村带来的严重破坏，使他触目惊心。这种局面促使他决心采取措施纠正“文革”以来农村“左”的政策、做法，其中包括“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推行的那一套“左”的做法，具体措施就是尽快落实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
1977年11月，中共安徽省委制定出一个《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共有六个方面的规定，故又简称“农村六条”。“农村六条”的主要内容是搞好劳动管理，尊重生产队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提出生产队下可划分作业组，并强调不要急于向大队核算“过渡”。鼓励建立多种形式的“责任制”，落实按劳分配政策；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方利益，允许、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等。这六条规定，看来很平常，却抓住了农村问题的要害，突破了“学大寨”运动的“禁区”，在全省引起强烈反响，农民们热烈拥护。安徽省在全国最早迈出了纠正农业战线“左”的错误、实行拨乱反正的步伐。安徽农村形势也从此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化，人心回暖，生产发展。随之，改革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体制的要求，开始在一些农民和干部脑中萌发……
与安徽情况相类似的还有四川。中共四川省委1978年2月发布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共十二条，也是从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入手，纠正农业战线“左”倾错误。之后甘肃、辽宁、内蒙古、广东等省区也跟上来，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纠正“左”的错误。
从以上情况来看，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农村改革的起始期（或者说是改革的准备、萌发期）应当从1977年秋冬间，从中共安徽省委制定“农村六条”，开始落实农村政策时算起。
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坦言，当时他不能提出改革“三级所有”的人民公社体制，因为“人民公社是上了宪法的”。他说，当时他在安徽纠正“左”的错误的行动只能是“从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六十条’中去找根据”。所谓“六十条”，就是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从‘六十条’中找根据”，就是从农村农业实际出发，以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为突破口，纠正“左”倾错误，实行拨乱反正。这是安徽农村走向改革的最初一步。而这一步迈出之后，农村生产发展，人心回暖，广大农民看到了希望，也深受鼓舞，强烈要求改变多年来挨饿受穷的情状，要求改变时时集体、事事集体，没有一点小自由的大集体体制。这就走向挑战人民公社体制的道路。农民的要求就是实行联产承包。开始是联产承包到组，经过曲折的斗争，又到“包产到户”，最后再到“包干到户”。包干到户的普遍实行最终推倒了人民公社集体经营体制。 在这一曲折前进的过程中，党中央总揽全局，顺应历史潮流，从实际出发，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支持农民的改革行动，总结、完善农民的改革实践经验，领导全国农民建立健全了家庭承包责任制，从而完成了农业体制的这场伟大变革。
纵观农村改革的整个历史进程，可以说安徽等地落实党在农村政策的行动就是农村改革的开始。
“农业学大寨”运动站到了
农村改革的对立面
而在这段时间里，“农业学大寨”运动却像一辆刹不住的车，在“左”的道路上开足马力往前狂奔。加紧推进“建设大寨县”运动，加紧在全国农村实行“穷过渡”，全面推行“大寨经验”；同时，他们把目光盯住安徽等地的动向。从这些地方落实政策、纠正“左”的错误的行动伊始，就立即站出来激烈进行反对。“大寨经验”和“学大寨运动”已成为农业路线上的“两个凡是”，成了农村批“左”纠“左”，走向改革的一大障碍。
“文革”后，“农业学大寨”倡导者仍然坚信只有深入开展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大批促大干”才是发展农业生产唯一正确的方针。他们幻想通过这场运动彻底消灭一切私有财产，甚至要消灭农民的私欲，让资本主义在农村“断根”、“绝种”，他们把“文革”后党在农村的多项经济政策都当作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法权”反复批判。他们搞“穷过渡”，实行大队核算，并计划向公社核算“过渡”；他们把政策鼓励社员种好自留地、经营家庭副业、允许集市贸易，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全部“割掉”。
几乎在安徽省委颁布“农村六条”规定的同时，1977年10月至11月间，“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召开的又一次全国范围的学大寨会议。会议以国务院名义召开，主持会议的是陈永贵等同志。出席的人员是各省市自治区主管农业的党委书记。其主题是继续推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我作为新华社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开始时下发的文件提出讨论的问题共十二个，但几乎没有提到当时人们最关心的纠正“左”倾错误，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等方面的问题。主调仍然是“继续革命”。最突出的是深入开展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方面的内容。比如第三项，要求深入开展“一批两打”运动：揭批“四人帮”，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什么是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什么是资本主义势力进攻？却没有明确的界线和标准。第四项要求以大寨为榜样“放手发动群众，揭开阶级斗争盖子，一个社队一个社队的整顿领导班子”。文件还提出，要认真解决“五种人”掌权的问题，“解决五种人掌权问题”，是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期间，作为昔阳建设大寨县的主要经验提出来的。这“五种人”就是：混进来的阶级敌人，被敌人拉下水的蜕化变质分子，热心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老好人和民主派。重提解决“五种人”问题，就是要再搞一次整基层干部的运动。
十二项内容中最敏感的是竭力推广大寨的极左做法。过去中央召开的历次有关“农业学大寨”内容的会议，一般都是推广大寨“基本经验”（主要是周恩来总理1964年在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概括的三条，即：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不允许推广大寨的“穷过渡”“割尾巴”等所谓一整套“左”的“具体经验”。而这一次则要把那些过去不许向全国推广的大寨“具体经验”推向全国。
这次座谈会本意在推动“农业学大寨”“建设大寨县”的运动，却因有悖历史潮流，结果事与愿违。新华社等中央媒体也都从这次会议看到“农业学大寨”运动已经成了对农村形势最大、最现实的威胁。我所在的新华社经社党组决定，在农村宣传上要与“农业学大寨”运动拉开距离，加强对安徽等省落实农村政策的宣传报道。从此开始，新华社及一些媒体农村报道内容实行重大调整。翻开1977年冬天的报刊，与半年前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出现了显著变化。1977年冬天之前的报刊版面上充斥着“大寨经验”及“农业学大寨”运动方面的报道和评论。而到了1977年底，报刊的版面上这方面的报道明显减少。到1978年初，那些报道就难得见到了。
对于媒体宣传的这些变化，陈永贵有不同意见。他的意见在两个方面：一是当前农村报道中揭露问题的报道过多，用他的话说，就是“消极的东西太多了”。第二，他认为落实政策的报道“有不少问题”，他说，难道搞农业不靠发展集体经济，就指望着老太婆养鸡，小商贩倒腾买卖？到处开放集市？整天那么多人赶集上市，不误生产？还有心思学大寨？这时，陈永贵已经认定所谓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就是全面否定“大寨经验”，就是反对“农业学大寨”运动，就是要反对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农业学大寨”运动已经公然站在农村改革的对立面上去了。
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击”
1978年春节到来时，大寨、昔阳县等当地媒体组织一批大批判文章对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以纠“左”落实政策为中心的农村宣传报道进行“反击”。
“反击”正式开始之前，先是传来陈永贵在大寨的一次讲话。一位亲耳听到陈的讲话的中央新闻单位的记者在来信上说，春节前，陈永贵回到大寨，召集驻当地的各媒体记者开会，大讲对农村形势和宣传报道的不满。当地曾理成一个稿子在小范围里传达过。讲话有这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当前农村形势。多地落实政策的行动及新闻报道中揭露了农村里的一些问题。老陈对此非常气愤，他认为粉碎了“四人帮”，中央“抓纲治国”，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农村形势一片大好。可报刊上，天天都在揭问题，似乎农村里问题成了堆，简直是1962年的形势。这样看这样说对吗？
二、现在农村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两条道路的矛盾，还是落实不落实经济政策的矛盾？有些人不抓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反提出落实政策，是要干什么？
三、对“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问题的揭露引起陈永贵的不满。他说，有些人现在到处揭阴暗面，找消极的东西，把先进单位搞得灰溜溜的，这样做对吗？ 四、老陈对强调尊重农民的物质利益，保证分配兑现的宣传不满意。他说这是安抚富裕中农的政策！是毛主席五十年代就批评过的“言不及义，好行小惠”。
五、安徽等地落实政策时特别强调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生产队下划分作业组。正在搞全国农村大规模“穷过渡”的陈永贵对此极为反感。他说，把生产队自主权说成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是倒退！有的人不搞“一大二公”，不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搞的是“一小二私”，要复辟资本主义。
六、报刊上不断批判“穷过渡”。他们是批判张春桥吗？不是！他们的矛头是对着大寨，对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
七、关于劳动管理。老陈说，现在大寨评工计分办法不讲了，大讲定额管理，谁不实行就批判谁。劳动管理不讲人的革命化，只讲按劳取酬，行吗？
八、关于家庭副业。老陈说，发展农业，农民致富，是靠发展集体经济，还是靠老太太养鸡？
九、搞落实政策的人也要调动人的劳动积极性。可他不要社会主义的集体生产积极性，而是调动个人发家致富的资本主义积极性。
十、现在党的基本路线不讲了。脱离党的总路线、基本路线能搞好农业吗？
十一、现在报刊上不为先进单位说话，当先进难啊！
十二、宣传工作为什么不能给“文化大革命”说几句好话？
1978年2月26日，《山西日报》在头版突出位置发表了山西省委召开电话会议部署春耕生产的新闻，借一位省委书记之口说：“对于大寨的根本经验和一整套经营管理上的先进经验，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学习、推广”“不允许借口情况不同而对大寨的经验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更不允许放弃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再犯‘工分挂帅’、‘烦琐哲学’那一种错误。”这篇报道对安徽、四川等地落实党的政策，纠正“左”的错误的行动进行严厉批判。
大寨所在的晋中地区的党委机关报《晋中报》紧紧跟上。1978年3月2日的《晋中报》刊登了报道晋中地委召开县（市）委书记座谈会的消息。通过参加座谈会的众人之口，强调“大寨的根本经验和大寨所创造的一整套经营管理制度是完全符合现阶段农村经济政策的，是同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相适应的。”“大寨、昔阳基本核算单位过渡经验，以劳动管理为中心的一整套经营管理办法……都是大寨根本经验和昔阳学大寨成功的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真学大寨，就要坚信不疑、坚定不移地推广这些经验，或为推广这些经验积极地创造条件。如果对大寨、昔阳的一个个具体经验发生某种程度的怀疑、动摇，不认真推广，那么，学大寨运动也就只留下了一个空口号，到头来还是假学，甚至滑向反对学大寨的道路。”
《晋中报》在一篇社论中说：“学习推广大寨、昔阳一整套经营管理经验，始终存在着斗争。这个斗争，实质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安徽等地加强劳动管理，建立生产责任制的做法，更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名。
在整个“反击”中，《山西日报》1978年4月16日发表长达万字的编辑部文章：《真学大寨就有农业发展的高速度》，批判的火力最猛。文中批评落实政策的人是“各种破坏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反动势力”。这篇文章说，“我们也有的同志总是‘好行小惠，言不及义’，对于大干社会主义，缺乏魄力，放不开手脚，不是把着眼点放在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农业上，或者在顺利的时候，还觉得社会主义可靠，一遇到艰难险阻、天灾人祸，就忘了社会主义，又觉得还是资本主义、小农经济那一套可靠。有的同志甚至认为可以用资本主义的办法来搞社会主义。”文章发出号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继续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向各种破坏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反动势力和错误倾向进行斗争”。
尽管山西“反击”的火力很猛，但在全国范围内无人公开响应，各地的媒体没有人跟上。中央主要新闻单位早已成竹在胸，为了不干扰农村形势的大局，都以沉默“冷对”。这大概也是造成一些研究者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一个客观原因。
排除干扰 改革终于走上正途
这场“反击”来得猛，去得也疾。炮声隆隆一阵之后，很快烟消云散，成了农村改革进程中的一段“插曲”，也有人说，是“农业学大寨”运动彻底垮台前的“回光返照”。它标志着这场运动的路走到了头。半年多之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发表的“公报”批判农业战线上“左”倾错误，要求各地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不许再禁止农民搞家庭副业、收回自留地、关闭农村集市；保证生产队的经营自主权，不许再搞“穷过渡”。实际上否定了“农业学大寨”运动。
一年半之后，1980年8月24日，新一届中共山西省委向党中央呈上《关于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党中央于11月23日向全国转发了这份报告。中共山西省委的报告中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寨成为农业战线推行‘左’倾错误的典型”，“学大寨运动也就离开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都给山西带来了很大的危害”。中央在批语中肯定了山西省委的报告，并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山西省委推行大寨经验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山西省委已承担了责任，就全国来说，主要的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并肯定了全国各地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大多数在生产建设上都是有成绩的，大寨和昔阳绝大多数干部群众都在农业战线上作出过贡献。大寨基本经验及推广，也曾起过积极作用，推行“左”倾路线及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主要由陈永贵同志负责。
中央发出这个文件，正式给“农业学大寨”运动做出了总结，也标志着这场运动的结束。
“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终结，是一件对中国农村改革、农业和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都产生积极影响的大事。彻底排除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干扰，农村改革才走上胜利的道路。
与“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斗争，是农村改革起始期一场严重斗争。研究、书写农村改革的历史，不能忽视或淡化这一斗争。（编辑 杨 琳）
（作者是《望》周刊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