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龙高娃说：只有躺在草原上，才会轻松地欣赏到白云
　　
　　从格尔木向西北去通新疆，那条古道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还是千里不通客车也不通邮的地方。我是乘越野车进去的，格尔木宗教局派了一位工作人员何翠芳（蒙汉通婚的后代）给我当翻译。不管那儿的生活多艰辛，音乐总是优美的，在那儿听一曲“想给远方的姑娘写封信，可是没有邮递员来传情”，一种苍凉的美就像一只雪橇冰凉地滑到你的心上。
　　那里面最大的乡叫乌图美仁，在这条路的中段。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位蒙族教师苏龙高娃，她生于1971年，在家乡读完小学，骑马沿着草原走出200多公里去读中学。初中毕业考入青海省海西州首府德令哈的一所师范学校，1993年毕业回故乡当上小学教师。她的蒙语和汉语都很流利，她的声音和举止、外貌和内心都很美，我相信她即使到省城或北京工作，也是一流的。
　　我问到当地的婚恋情况，她告诉我她奶奶那一辈人就是自由恋爱的了，倒是王爷的女儿自由恋爱受限，因为同财产继承有关，注重财产，她们也成了财产的一部分。如今草原上没有王爷，这年24岁的高娃却还没有恋爱，我感到像一个谜。莫非她到有火车的城市去接受了几年教育，再回到牧羊人中，像一个精神上的公主，恋爱反而成问题了？
　　“你在德令哈师范学校吃青菜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吃呀！”高娃说。
　　可是乌图美仁长不出一棵青菜。“你回来没青菜吃了，能习惯吗？”我再问。
　　“这儿是我的家乡。”她说。
　　她说得那么自然。此时是冬季，高原牧草在冬天到来之前就一片一片老去了，雪地羔羊在四面八方寻找太阳。高娃望着冬季的草原，又说：“你为什么不在夏季来呢？明年夏天，你再来吧，我领你骑马去看我姐。”
　　她告诉我她有5个姐。三姐秀仁其其格在俄尔滕放牧，五姐仁花在哈夏图放牧。一问距离，都在几十公里以外。可她说：“骑马去，很快就到了。”又说，“骑累了，就停下来躺在草地上。只有躺在草原上，才会轻松地欣赏到白云。”又说夏天的草原绿得像缎子，到处都是野花，可美了！我还能给你唱许多歌。
　　说这话时，高娃的眼睛那么亮，我发现自己被她照出一种惭愧，发现用我们熟悉的文化、我们的世界观，去衡量、评价陌生的生活，恐怕是愚钝的。
　　在与牧民的交谈中，我渐渐感到，高娃和她的故乡人必有一种对草原和天空、对自由与幸福的独特理解和热爱。
　　通过高娃，我了解到乌图美仁乡有人口2000多人。这儿只有小学，教师12人，4男8女全是蒙族。教师月薪当时在五六百元之间。学生70人。所学课程是九年制义务教育课本，学汉文也学蒙文。学校有18个从草原深处来的孩子在此寄宿，一个学期交100元和两只羊。国家每年拨给一万元助学金，主要用于寄宿生的住宿和伙食。政府给学校分了草场，学校雇人养了150只羊。
　　


　　乌图美仁有人开始养猪和鸡，这是当地的“新生事物”。学校的保育员还养了4只鹅，是把草原上的天鹅捕来把翅膀剪了放在校园里养，翅膀长起来了再剪。有的没剪就飞走了，本来有10只，飞走了6只。这让我看到了对野生飞禽的一种驯化。
　　高娃告诉我，昆仑山成群的野牛野马会跑到他们牧区来，野牛伤害了羊群，破坏了牧民的围栏，她的家乡人只是设法把野牛野马赶跑，从不捕杀。但有外面的团伙拿抢来捕杀，公安部门也追捕过这些团伙，但防不胜防。
　　“白唇鹿快被外来的团伙打完了，现在很少看见了。”高娃说这话时颇感伤，“羚羊活动是成群结队的，那些人捕杀羚羊一打几十上百只，把皮剥了拿走，把羚羊角割走，用越野车拉走，肉就不要了。”
　　最让我难忘的是，我去草原深处采访之初，曾有人对我说：你可别乱跑，去了也别穿军装，小心牧民把你杀了……但不久我就发现，到草原深处最应该穿的就是军装。高娃的父亲告诉我，50年代和60年代，解放军到我们这儿一住几个月，军医给我们看病从来不收钱。70年代解放军也来，住二三十天。80年代也来过，住上十几天。我们这儿的赤脚医生是解放军医疗队培训的，医疗所是那时建起来的。90年代初也还来过，会住上两三天。现在很多年没有看到解放军了，想不到今天突然看到你来了！
　　高娃的乡亲们杀羊，烤全羊，按习惯跪在那儿，用藏刀或蒙古刀，一片一片地把羊肉削给我吃。姑娘们用银碗把酥油茶，把酒，一遍遍地高举过头敬请我喝。那时我多么惭愧！我知道我什么也没有做，我来这儿也做不了什么，他们之所以对我如此好，完全是因为在我之前有许多解放军官兵到过这儿，为这儿的人民做过许多好事。我能暗自感到，当他们说很多年没有看到解放军了，并无责备之意，而是深深的怀念！于是，他们把深深的感激之情报答在我这个什么也没有做的解放军作家身上，使我热泪盈眶，每时每刻都处在感动之中。
　　
　　孟可院长说：我至今感谢汉族知青老师
　　
　　在一个土木结构的房子里，我认识了乌图美仁卫生院蒙族女院长孟可。她生于1963年，童年时政府组织牧民去一个叫小灶河的地方开荒建农业区，她随父母同去。小灶河盖起了房子，不久有了小学，全是民办教师。后来有插队的知识青年，于是有了初中。她在那里读到初二，知青返城了，初中就没有了。
　　“我们各找门路。父母把我送到格尔木继续读中学，在那里我考上了海西州卫生学校，毕业后回来当医生。”
　　


　　那一年孟可20岁。她说我们这儿卫生所最早的赤脚医生就是格尔木22医院的军医来我们这儿培训的。她学校毕业回来，卫生所已经改称卫生院，已经能做一般的手术，能处理阑尾炎、绝育、清创、缝合、拔牙。到她当上卫生院院长，全院也只有7个医护人员，就这7人护卫着这一方土地上人们的健康。
　　孟可院长的从医生涯无疑与家乡的教育密切相系，她说：“我至今很感谢我14岁遇到的汉族知青老师，我才能读到初二，父母才把我送到格尔木继续上中学。现在我们这里小学读完就回家放羊，绝大部分人没有得到继续教育。教育落后，卫生也落后，文教卫生的落后是连在一起的。”
　　孟可很美丽，这年32岁却还没结婚。我不知这是为什么，也不敢问，只觉得也是一个谜。
　　我看到卫生院有电灯。孟可院长告诉我，卫生院和学校都用一种小型发电机发电，一拉就发电了。牧民也有人买小型发电机自己发电。卫生院还有一辆救护车。学校和卫生院就是这片土地上最具科技文化成分的地方。
　　我开始关注当地经济。这里1958年办的供销社，如今分成几块承包给私人，这是当地可以看得到的商业。这里有绵羊和山羊。山羊主要产羊绒，一只山羊年产约4两绒，一斤羊绒可卖180元到200元。格尔木有长江源头第一河——沱沱河，那里的草很短，几乎是贴着地面长的，羊儿吃草贴着地面边走边吃，每天要走很远的路。放牧必须骑马，否则没有人走得过羊，所以人称沱沱河地区的羊都像运动员。乌图美仁水草丰嫩，绵养也肥壮，一只羊当地价格约在300元左右，如果运到格尔木就不是这价格了。
　　“但是，”孟可告诉我，“当地没有人做商品羊的生意。这儿的羊、羊绒、羊毛、羊皮，要等格尔木的回民来收购。”
　　我惊讶于当地蒙族人仍然主要坚守着放牧的意识，我不清楚是蒙族人传统的放牧生活仍然保存得相当完整，还是公社化时期生产意识的延伸，以致市场经济的意识还没有进入这方土地。缺乏商品经营意识，当地牧民的生活就显得相当简单了。
　　
　　朝丽蒙的“大学”，以及那片草原上第一位走向市场的姑娘
　　
　　但我注意到了可喜的萌动，于是对一个叫朝丽蒙的姑娘格外看重。她驾驶着乌图美仁第一部有牌照的而且本人也有驾驶执照的“大屁股吉普车”，在那个不通客车的草原深处，成为家乡第一个运送乘客的驾驶员。
　　


　　朝丽蒙，蒙语是启明星的意思。她生于1972年。她的母亲叫宝德，1956年尚处在合作社时期的乌图美仁要选一个女子去学接生，宝德被选上，成为接生员。由于母亲的工作经历和支持，朝丽蒙读完小学后成为少数被送到格尔木民族中学去读中学的孩子之一。初中读完她没考上别的学校，到格尔木钾镁厂当了3年学徒工，接触了操作机器。后来厂里发不出工资，她就回乌图美仁放羊。
　　她放了200多只羊，每天早8点出门，晚8点回来，一个人与一大群羊为伴，天天如此。草原上每个牧羊人都如此，没人说话就想唱歌。那儿的歌没有什么人专门给谱曲，牧羊人自己想怎么唱就怎么唱，对着大草原极尽婉转和悠扬，歌声在草原上滚过一百遍一千遍，自己觉得唱顺了忘不掉了，那就是一支歌。那歌总想能传到很远很远让人听见，因而他们的歌总是那么辽阔那么深情。朝丽蒙除了爱唱歌，还爱看杂志，几本从格尔木买回来的《瀚海潮》《花的柴达木》总带在身边，被她翻看得很破了。看着想着，她决心要改变自己的生活。
　　她的初中文化加上操作过机器的经历，再加上家乡不通客车的现实，这3项因素综合起来，她做出了一个抉择。她把羊卖了，到格尔木去上汽车驾驶学校。她交了3100元学了半年，拿到了一个实习证。又过半年，拿到了驾驶执照，她是乌图美仁第一个拿到驾驶执照的人。1994年12月，她用13500元从一个私人那里买来一部旧吉普车开回家乡，从此就开始奔走在乌图美仁和格尔木之间做客运。
　　半个月后的一天，她的车在半路上抛锚了，车上拉了4个人，其中有一个7岁和一个10岁的小孩。时值隆冬，天黑下来了，荒原上的风吹得像狼嚎，气温在零下10多度，怎么办？她和她的乘客烧起一堆小小的篝火，抵抗黑夜和严寒，就这样熬过一夜。天亮了，幸好遇到一部地质部门的越野车，把他们连人带车拉到格尔木。她花200元钱修好了车，自此又花时间学习了修车。
　　我见到她时，她的车已经改造成“大屁股车”，车厢左右安了两排座，中间加凳子，一趟能拉10个人，去格尔木每人收30元，一趟就300元。本村的顾客常常是前一天就到她家来预定。常常还有人包她的车，往更远的草原深处送顾客。按照跑一趟格尔木拉10个人单程可收300元来算，包车的价格一趟也是300元。
　　她虽然有驾驶执照，开始了运送乘客的营业，但是她还不知道到哪里去交税，也没有人管她。这片千里不通客车的路本身是不合格的路，也没有谁能给她办理正式的客运手续。但不管怎么说，她的车还是那片土地上惟一的运送旅客的车，家乡人们非常需要、非常欢迎。朝丽梦受到家乡父老的广泛赞扬，她的日子总被乡亲们预定着，她自己也感到自己很重要。
　　我在她的家里，在许多蒙古包里，都看到悬挂着成吉思汗的画像，那是蒙族人永恒的骄傲。我坐着她驾驶的车在草原上奔驰，感觉她就像驾驭着奔马，她真是一个非常勇敢而灵巧的姑娘，我在她的身上看到了蒙族人的英武。我相信她会找到营运办证和纳税的办法，相信她会做得很出色，相信草原上会有更多的新一代人找到通往市场的道路。
　　今天回顾他们的教育和生活，我想，今天的小学课本和中学课本都还缺乏关于市场经济的知识，但有关市场、有关商业的知识和理念，对那片土地的人们来说是多么重要。那格尔木的市场，那常读的杂志，那私人二手车的买卖交易，那驾校、修车场，那就是朝丽蒙的“大学”，她从中汲取了营养，就增长了生存能力，她的乡亲们的生活也因之有了新的起伏和奔驰。
　　离开乌图美仁的那天上午，我站在那个冬日的大草原上，朝丽蒙和她的父母都来送我，我望着他们和照耀着他们的太阳，非常感激，非常留恋。苏龙高娃和孟可院长已经在昨夜向我告别，我不知是否还有机会应高娃老师之邀，再来这儿与她一道骑马去看她的姐姐。我心中充满了对他们深深的祝福！
　　就在从那里归来的半道，我经历了翻车。那是个半夜，从车里爬出来，真庆幸自己还能爬出来。那时刻，我差不多是用抱的方式，从车里“抱”出格尔木来为我当翻译的何翠芳。那时刻风吹得像狼叫，星光依旧高悬，何翠芳抬起的眼睛让我想起了那句蒙语“朝丽蒙”（启明星的意思）。
　　驾驶员说，找红柳吧！红柳就在落雪的戈壁，弄来红柳，取些汽油往上一浇，点上火，枝叶就燃出花卉招展的绚丽……那时我想起，在乌图美仁用不同的语言交流，虽然不是没有困难，但在京都亮堂堂的地方，用彼此熟悉而又熟悉的语言，要勾通思想或情感，并不比在草原深处容易。
　　
　　（作者系著名作家，著有《无极之路》、《智慧风暴》、《新教育风暴》、《贫穷致富与执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