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记不清平生读的第一本闲书是哪一本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书读得远远谈不上循序渐进，比如我还记得是先读《水浒》，再读一本解放初期的幼儿故事集，而在津津有味地翻看连环画的同时，又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去啃《三国演义》。作为一个小学尚未毕业的学生，这样的胡乱读书实在有点令人啼笑皆非，不过，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像样的书读已经很不错了。
　　初中的时候，我得到武胜县图书馆的借书证，如获至宝，放在枕头旁边，睡觉前都要看上好几遍。盼望着能去借书的周末早点到来。于是，后来的每个星期六，就成了雷打不动的借书日。
　　说是县图书馆，其实是停止使用的旧剧场的戏台上的一间小木屋，门外的桌子上的几个本子抄着藏书的目录，读者寻着了想要的书，再从窗口请图书管理员从书架上取。如果借书的人少，可以直接在戏台上面排队等，队伍长就得排到台下了。经常是一条长龙缓慢地朝台上移动，再蜿蜒接近那间木屋的窗口。
　　我要踮着脚才能够得上窗口，而且因为书太少，目录查阅其实差不多是空城计，往往连要好几本书，图书管理员头都不抬，通通说声“没有”了事。有人曾经开玩笑说，图书馆只有一本小说还在，那就是《牛田洋》，一本我看完了什么也没记住的书，里面全是口号。我常常排半个下午的队，最后不得不抱本《牛田洋》之类的书悻悻地回家。我估计现在还知道这本小说的人，是极少了。这书要是还有，一定很有文物价值，在一个那样的时代，都能被视为奇葩的书，多么难得。
　　所以我看的书仍然主要是家里的，从《红楼梦》到《中草药手册》，胡乱都看了一遍。那时并不是所有书都可以公开读的，父母出于谨慎，便把《福尔摩斯探案集》《普希金童话诗》《我的前半生》等锁进了衣柜里，放在桌上的自然是《十万个为什么》《容易读错的字》《红灯记钢笔字帖》之类。
　　不过，那衣柜并不能真正锁住，向外使劲拉，是可以拉出一条缝来的。踩在凳子上，我拼命伸出小手，最终会有办法从衣柜里把书掏出来。这个过程，手臂很容易被擦伤。所以，手臂上的小擦伤基本没好过，这是读“禁书”的另一个成本。
　　当然，多数时候，是在读得天昏地暗忘乎所以之时被捉了个“现行”，书理所当然被没收，藏往更秘密的地方。
　　那时我们住在一个石栏杆围着的小院里，小院里有不少树木，其中几株柚子树长得又高又大，枝繁叶茂。附近的孩子都爱到树上游戏，他们甚至暗地里用绳子和铁丝把几棵树连接起来，成了一个空中走廊，就可以很方便地在几棵树之间来回玩耍。
　　这个空中走廊有一个连接处，编得特别绵实，人就是站在树下也看不见上面的人。春天的时候，我为了取被挂在树上的木飞镖，发现了这个秘密的“潜伏哨”。我决定把这儿作为自己的空中书房。于是找了些铁丝之类的，多次对它进行加固，直到成了一个舒服的可坐可卧的网。
　　美好的夏天就此开始，整整一个暑假，不再担心辛辛苦苦到手的书读到紧要处被猛然夺走。我仔细地规划出时间，读到差不多的时候，在父母回家之前迅速回到家里，装出一副认真做作业的样子。
　　这绝妙的树上书房果然不错，我顺利地读完了自己想读的家里的书。这过程当然并非十全十美，比如那枝叶丛中的蚊子就不少，还有一次，读一本发黄的名叫《紫电青霜》的武侠小说，我看得手舞足蹈，差点从树上掉了下来。
　　那个夏天，很多个夏天，我就在空中贪婪地读着，无边无际地读着，没有一本书可以放过，包括那些残书。我起伏跌宕的少年的心，由它们给予着滋养。
　　有一本写流浪儿的小说，看得我十分揪心，更揪心的是，那本书只有约三分之二，前面没有封面扉页，后面几页烧得发黄。这本书很可能是在火里被我父亲或母亲抢救出来的幸存物。尽管我十分小心地捧着它，在阅读中，它仍旧在分散、脱落。完整的一页，在风中转眼就成了几片，然后像蝴蝶一样从我手里飞了出去……
　　六年之后，读大学的我，才偶然看到完整的它——法国作家马洛的《苦儿流浪记》。它让少年的我揪心了五年，担心着主人公的命运。而这本书的命运，也和小说主人公一样艰难莫测。或许，唯一可以安慰的是，有读者贪婪地捧读过它，而且把一行行文字深深地读进了心里。
　　李元胜 诗人、生态摄影师。1983年毕业于重庆大学电机设计专业。大学时期开始写诗，一直活跃在中国诗坛。现为重庆文学院专业作家、重庆市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委员，曾获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诗刊社首届中国好诗歌奖。
　　本栏插图 李斯冉
　　责任编辑 陈土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