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社会治理是伴随着后现代社会形态而产生的一个概念，主张政府和社会为公民提供多样化的公共服务，鼓励政府将权力下放：一是下放到基层政府；二是下放给自治组织。针对政府权力的下放，本文对政府代表性危机和提供公共產品的低效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社会治理的必要性和社会治理领域公共问题的解决思路。
　　【关键词】社会治理；公共产品；政府；自治组织
　　一、政府代表性的“异化”
　　政府政治权力的基础是政府的代表性，在现代政治体制中的各个国家都设立了代表民意的代议制机构。威尔逊提出了政治与行政的二分法，即通过环式的民主将民意通过议会进行表达，由专业化的政府来对民意进行执行。在此之后，企业的科学管理思想和方法不断的影响和完善政府的执行职能，使政府和企业一样成为了一个以效率为主要价值标准组织，政府中的雇员也成为了一个价值中立的“打工者”，在这种体制下，政府成为了一个单独的利益群体。随着政府职能的不断扩大和专业性的不断提高，政府的自主决策能力、影响舆论和代议制机构的能力也在不断的增加，政府的行政裁量权不断增加，政府对于社会和经济的干预往往并不是公共利益的集中体现，也不是出于社会公正的道德标准，而往往是出于政府作为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的考虑，并且受到社会强势利益集团的影响，是社会强势利益群体利益博弈之后的集中体现，产生了代表性危机。
　　二、共同利益与公共利益
　　政府政治权利的法理渊源来自于公共领域的失灵。理解公共领域首先要区分共同利益和公共利益两个概念。共同利益指的是社会中一部分人的共有利益，往往具有纵向性。一个人具有多种利益，并且同时属于多个共同利益群体。而公共利益指的是一定范围中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具有横向性，往往和年龄、地域等方面联系在一起，代表的是一个阶层。公共利益存在着三种情况：一是所有人都获益；二是一部分人获益，另一部分人不受损失；三是部分人获益之和超过部分人损失之和。第二种情况在现实中是存在的，但是其并没有将相对的公平因素考虑在内，往往人们会产生不公平感，如果存在利益的话就应该总获益超过不公平感的损失。大多数的公共利益问题发生冲突的现象都来自于第三种情况，即公共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矛盾，即部分共同利益获利超过部分共同利益损失。那么，如何解决利益博弈的问题呢，就应该引入社会治理的思想，政府则作为一个局外人来进行仲裁，博弈的结果必然是双方利益的最大化，使双方都满意。当公共利益与共同利益发生矛盾时可以通过社会治理来解决问题，政府和社会组织共同努力实现公共利益。
　　三、公共物品的非政府提供
　　政府对市场与社会进行干预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于公共物品市场无法提供，因为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因此，市场中存在着“搭便车”现象。但是，政府提供存在效率低的问题，往往会导致整体公共利益的损失，即税收政府使用的效率小于私人使用的效率。提高效率的方法可以考虑由有私人来进行提供公共产品，这种提供方式可以称之为“混合提供”，即公共物品往往和一些利益损失绑定在一起提供。例如，日常用的收音机散发的广播信号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但是，广播台是由私人经营的，广播台要与广告商合作将节目与广告绑定，共同提供广播这种公共物品，同时，私人企业能够更加深入的了解听众的口味，从而提供最能够满足听众边际效用的广播内容。所以，笔者认为公共物品的私人提供可能更具有效率。公共物品还可以通过合作的方式由共同利益群体来进行提供，例如整个社会的环境污染治理可以由慈善组织通过募捐的方式使整个社会中具有环保需求的人士进行共同捐助与治理。对于，共同利益群体的公共利益，也可以由共同利益群体来进行自治，并且与其他利益群体进行博弈来维护（例如行业协会与拆迁）。因此，对于整个社会发展需要的公共物品可以由政府、个人、社会组织和企业共同进行提供。但是，对于整个宏观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应该依赖于政府作为市场主体通过财政政策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进行调节，而不是直接的干预，在这个方面来看政府的作用是不可代替的，可是，在市场宏观调控中政府并不代表着“上层建筑”，而是作为一个市场主体来进行调节，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在进行着“社会治理”，而不是传统的行政管理。
　　政府行政合法性的根基是代表公共利益和处理公共问题，但是，在现实中往往是异化的和低效的。除了政府之外，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更好的代表自身利益，更好的处理公共问题和提供公共产品。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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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王超.公共管理的现代发展趋势[J]．企业导报.2010（1）
　　[4]吴玉敏．创新社会管理中的社会自治能力增强问题[J]．社会主义研究．2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