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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上曾有过典型的人口空间流动现象，主要有三种，即迁徙、旅行和旅游，分别产生于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
提起旅游，如果沿着人类历史活动往前追溯，“旅游”古已有之。
人类历史上曾有过典型的人口空间流动现象，主要有三种，即迁徙、旅行和旅游，分别产生于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
迁徙是最古老的人口流动现象，一直可以追溯到人类的初期，甚至人类祖先的生活时期。当人类的生存完全受制于自然力的束缚时，为了摆脱饥饿和自然灾害的威胁，人们总是不得不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逐水草食物而居，以求获得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历史的脚步不断向前迈进，人类所面临的威胁不仅来自于自然界，还来自于不同人群之间的战争。充满血腥的战争迫使人们离开自己原来的家园，迁徙他处。
因此，迁徙是早期人类为了生存而被动地适应自然环境的“自然行为”，尽管具有“空间转移”的外部特征，但由于是单向的，缺乏时间上的暂时性，且无客观上的旅行的物质基础，也没有主观上外出旅行的愿望。因此，严格来说，尽管迁徙是孕育旅游活动的温床，但不属于现今意义理解的旅行和旅游。
与无回归的迁徙不同，“旅行”则是怀着回归期待的远足。早在人类审美和休闲娱乐意识产生之前，人们就可能经常发生离开其常住地到异地作暂时停留并按计划返回的行为，这便是旅行。
而旅游，人类生存活动之上，既不是生存的压力，也不是生计的迫使，而是以娱乐为目的的外出观光活动。
在学界，旅游的定义较多，不同的组织都有不同的提法，这里列出两条最为大众接受的定义。1942年由瑞士学者汉泽克尔和克拉普夫提出：“旅游是非定居者的旅行和暂时居留而引起的现象和关系的总和。这些人不会导致长期定居，并且不涉及任何赚钱的活动。”1993年，世界旅游组织提出，“旅游是人们出自非获取报酬以外的任何目的而向其日常环境以外的地方旅行并在该地停留不超过一年所产生的活动。”
中国古代“游”之始
古代的旅游是指19世纪40年代以前的旅行活动，包括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在这段时期，旅游的发展与国家的经济政治状况密切相关，并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不断发展。
相比“旅游”二字，“旅行”一词在我国出现较早，它有结伴而行或做客遠行之意。《礼记·曾子问》记载：“三年之丧练，不群立，不旅行。”在我国，传统旅游着眼于“游”，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游为“旌旗之流”，意为“浮行于水”，指某种适意自得、与环境与天地融为一体的高妙状态。游又指嬉戏、游戏，营造人生的境界。旅游还可以作为放松身心，排解忧愁的方式，《诗经·国风·泉水》中说：“驾言出游，以写（泻）我忧。”
而较早出现把“旅游”一词联用的文献可以追溯到南朝时沈约的《悲哉行》，其中载有“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的诗句。据检索，旅游一词在《全唐诗》中出现过22次。
据考证，我国旅行活动的历史比表示旅行和旅游的词语出现得更早，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时期，到了西周时期，周穆王“西征”，会见了西王母和见识了西域的风土人情，并周游天下。
我国汉民族的始祖黄帝曾说：“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迁徙往来无常处。”（《史记·五帝本记》：江，长江；熊，熊耳山；湘，衡山；荤粥，匈奴；釜山，位于涿鹿西北。）而大禹治水，居外13年，走遍大半个中国，吃尽千辛万苦，“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事迹更是广为流传。
早期旅游渐渐成型
先秦秦汉时期，是中国旅游以及其背后文化成型时期。早期的旅游观渐渐形成，并反映农本社会的基本特征。
在各种远行、游猎、商游、游学、游说等旅行活动中，帝王巡游是最为突出的劳作性旅游现象。帝王巡游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控临天下，稳定疆域，其次还有娱乐、求仙的次要功能，再加上劳作和休闲的元素。
其他阶层的旅游活动在春秋时期随着帝王权力衰落渐渐盛行。当时，各国游学、外交旅行活动屡见不鲜。孔子为复西周礼治、王道，苏秦、张仪等人亦是纵横捭阖、游说天下。
孔子一行，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在周宋观礼、观蜡，具有游览观光的性质。
吴公子季札公元前544年在鲁国旅行访问时，还顺路欣赏了西周、邶、睟、卫、郑、齐、魏、唐等当地的音乐以及夏和西周的舞蹈，旅游的休闲审美特性更加突出。
在上层社会以巡游、狩猎为娱乐的同时，下层群众则在民俗性节日以旅游的方式作为男女嬉戏的活动。《诗经》当中不乏这样的描写，比如《国风·郑风·溱洧》中描写了郑国上巳节，青年男女结伴在溱水和洧水岸边游春的美丽图景。
随着旅游活动的发展，古时的旅游设施、中介结构渐渐出现——道路、旅馆、相应的制度等等。
我国古代奴隶制国家交通以水道为主，国都所在，必求舟楫相通，以便于诸侯朝贡、商贾贸易和行旅往来。战国时期的《尚书·禹贡篇》最早记载了全国水道交通网。
陆路交通也有相当发展。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已有邮传制度的建立。在主要交通要道上，每隔相当距离，即置邮或传舍，分别备有遽（用车）、驿（用马）和徙（步行）。在我国奴隶社会经济鼎盛的商代，社会分工深入发展，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不断进步，促使劳动剩余产品增加和商品交换扩大。商代商人的足迹“东北至勃海沿岸乃至朝鲜半岛，东南达今日浙江，西南达到今日皖鄂乃至四川，西北达到今日陕甘宁绥乃至远及新疆……已经走遍了他们所知道的世界”（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一卷，生活书店1946年版）。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商务旅行更趋发展，许多商人到处周游，进行贸易交往。
另据《诗经》，早在公元前10世纪时，周朝就进行了披荆斩棘拓修道路，但是专门提供给帝王、贵族使用。秦始皇为了巡临天下，也曾修筑了以咸阳为中心的驰道，此后，帝王巡游也陆续修建了不少道路。 在旅馆建设方面，周朝祖先公规划新都城时有设计，当时称之为“庐旅”，此后还将旅馆建设与道路修筑结合进行，在大道两旁栽了两排整齐的树，每十里建有庐舍，为旅行者提供饮食，并且建有为旅行者寄宿的寓所“寓望”（又称“舍”），是接待一般旅客的旅店。
与旅游设施建设同步的是出现了旅游制度和规范。周朝时，设立旅行管理的官员。同时，为了政权的稳固，制订了限制下层群众旅游和旅行的制度，即“实行同行制度”和“宵禁”，前者规定“无节者不行于天下”（没有通行证不可随便外出旅行），后者是指夜间不可出门和行走。
随着帝王将旅游游乐化，上层社会专用旅游客体——景观和游园开始被营建起来。比如商之鹿台、周之骊山，皆为当时帝王旅游的专门游园。春秋战国时期，上层兴建游观园囿，不胜枚举。
由于休闲旅游在上层统治者中的逐步流行，不利于江山稳固和社会稳定，因此，相关的伦理规范和礼乐制度产生。
“君子所其无逸”，即远古时期的一种游乐规范和观念。“君子的行为不是为了安逸玩乐，而是为了勤于政事”。
封建社会时期出行巅峰
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悠久，在农业生产、经济、政治方面都在同时期居于领先地位，这些条件都为封建社会时期的旅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秦统一中国之后，大规模开展道路建设，修“驰道”和“直道”。驰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汉书·贾山传》）；直道从咸阳北的云阳至九原郡（今包头西南），全长约700千米。此外，还在西南边疆修筑了“五尺道”，在今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之间修筑了“新道”；形成了以咸阳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道路网。秦始皇利用这一道路网，曾五次巡游天下。
西漢时，张骞两度出使西域，开辟了我国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张骞出使除负有政治文化的任务外，还沟通了东方与西方各国经济上的交流。“丝绸之路”就是将东方的丝绸和其他物产运往西方各国，以交换西方各国的货物的通商之路。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佛教大发展时期，宗教旅游兴盛起来，东晋高僧法显曾西行天竺，游历近30个国家，历时15年，成为中国古代宗教旅行的典范。这一时期由于政治分裂，很多文人无心仕途，以“竹林七贤”和陶渊明等人为代表，开始了融于自然的漫游之旅。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那段时期已有古代学者为了获取学术资料而进行的科考旅游活动。如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为了完成40卷巨著《水经注》，跋山涉水，到全国各地进行实地考察，收集和整理了全国水道资料，记述了沿途地理风貌，风土民情等，使《水经注》不仅成为著名的地理著作，也成为一部旅游文学名著。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文化的发展居世界前列。国内外交通发达，经商贸易旅行盛行。首都长安成为一座国际化城市，西方阿拉伯帝国的商人和丝绸之路沿途诸国的商人云集长安城。这一时期，国内交通建设的重要成就是南北大运河的开凿，它不仅是南粮北运的重要渠道，而且也是各种旅行的重要通道。
此时，旅游的发展也达到了鼎盛，中外交流增多，既有远渡重洋到海外求法的僧人，如玄奘、鉴真；又有仰慕大唐国威不远万里来朝的各国使节，日本曾先后16次派来遣唐使来华学习中国文化。
宋元时期政局的动荡也使文人远游再度兴起，指南针的发明，开始应用于商船出海。元朝时对外交流频繁，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中国旅居17年，他的行记影响广泛。
元明清三代时期，为了弥补内河漕运的不足，遂又发展海运，开辟了自江苏太仓起经长江口北上，绕山东半岛至天津的航运，再往通渠（通惠河）而至都城北京。
明清是我国封建社会逐渐衰落的时期，但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人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学术旅游逐渐发展，李时珍的药物考察和徐霞客的地理考察是其中的典范。徐霞客用30年时间走遍了我国19个省区，对我国山脉、河流、地形地貌等进行了考察，对西南地区石灰岩地貌的考察取得了重大成果，在我国地理科学史上享有崇高威望。
为重振国威的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中国和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是当时航海旅行的代表。
总体而言，封建王朝时期，旅行的内容、类型都丰富多样，有帝王巡游，如隋炀帝、清朝乾隆帝；有宗教旅行，如玄奘、鉴真；有士人漫游，如李白、杜甫；有公务旅行，如张骞、郑和；有考察旅行，如司马迁、徐霞客。但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公务旅行。
提起旅游，如果沿着人类历史活动往前追溯，“旅游”古已有之。
人类历史上曾有过典型的人口空间流动现象，主要有三种，即迁徙、旅行和旅游，分别产生于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
迁徙是最古老的人口流动现象，一直可以追溯到人类的初期，甚至人类祖先的生活时期。当人类的生存完全受制于自然力的束缚时，为了摆脱饥饿和自然灾害的威胁，人们总是不得不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逐水草食物而居，以求获得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历史的脚步不断向前迈进，人类所面临的威胁不仅来自于自然界，还来自于不同人群之间的战争。充满血腥的战争迫使人们离开自己原来的家园，迁徙他处。
因此，迁徙是早期人类为了生存而被动地适应自然环境的“自然行为”，尽管具有“空间转移”的外部特征，但由于是单向的，缺乏时间上的暂时性，且无客观上的旅行的物质基础，也没有主观上外出旅行的愿望。因此，严格来说，尽管迁徙是孕育旅游活动的温床，但不属于现今意义理解的旅行和旅游。
与无回归的迁徙不同，“旅行”则是怀着回归期待的远足。早在人类审美和休闲娱乐意识产生之前，人们就可能经常发生离开其常住地到异地作暂时停留并按计划返回的行为，这便是旅行。
而旅游，人类生存活动之上，既不是生存的压力，也不是生计的迫使，而是以娱乐为目的的外出观光活动。
在学界，旅游的定义较多，不同的组织都有不同的提法，这里列出两条最为大众接受的定义。1942年由瑞士学者汉泽克尔和克拉普夫提出：“旅游是非定居者的旅行和暂时居留而引起的现象和关系的总和。这些人不会导致长期定居，并且不涉及任何赚钱的活动。”1993年，世界旅游组织提出，“旅游是人们出自非获取报酬以外的任何目的而向其日常环境以外的地方旅行并在该地停留不超过一年所产生的活动。”
中国古代“游”之始
古代的旅游是指19世纪40年代以前的旅行活动，包括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在这段时期，旅游的发展与国家的经济政治状况密切相关，并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不断发展。
相比“旅游”二字，“旅行”一词在我国出现较早，它有结伴而行或做客遠行之意。《礼记·曾子问》记载：“三年之丧练，不群立，不旅行。”在我国，传统旅游着眼于“游”，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游为“旌旗之流”，意为“浮行于水”，指某种适意自得、与环境与天地融为一体的高妙状态。游又指嬉戏、游戏，营造人生的境界。旅游还可以作为放松身心，排解忧愁的方式，《诗经·国风·泉水》中说：“驾言出游，以写（泻）我忧。”
而较早出现把“旅游”一词联用的文献可以追溯到南朝时沈约的《悲哉行》，其中载有“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的诗句。据检索，旅游一词在《全唐诗》中出现过22次。
据考证，我国旅行活动的历史比表示旅行和旅游的词语出现得更早，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时期，到了西周时期，周穆王“西征”，会见了西王母和见识了西域的风土人情，并周游天下。
我国汉民族的始祖黄帝曾说：“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迁徙往来无常处。”（《史记·五帝本记》：江，长江；熊，熊耳山；湘，衡山；荤粥，匈奴；釜山，位于涿鹿西北。）而大禹治水，居外13年，走遍大半个中国，吃尽千辛万苦，“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事迹更是广为流传。
早期旅游渐渐成型
先秦秦汉时期，是中国旅游以及其背后文化成型时期。早期的旅游观渐渐形成，并反映农本社会的基本特征。
在各种远行、游猎、商游、游学、游说等旅行活动中，帝王巡游是最为突出的劳作性旅游现象。帝王巡游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控临天下，稳定疆域，其次还有娱乐、求仙的次要功能，再加上劳作和休闲的元素。
其他阶层的旅游活动在春秋时期随着帝王权力衰落渐渐盛行。当时，各国游学、外交旅行活动屡见不鲜。孔子为复西周礼治、王道，苏秦、张仪等人亦是纵横捭阖、游说天下。
孔子一行，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在周宋观礼、观蜡，具有游览观光的性质。
吴公子季札公元前544年在鲁国旅行访问时，还顺路欣赏了西周、邶、睟、卫、郑、齐、魏、唐等当地的音乐以及夏和西周的舞蹈，旅游的休闲审美特性更加突出。
在上层社会以巡游、狩猎为娱乐的同时，下层群众则在民俗性节日以旅游的方式作为男女嬉戏的活动。《诗经》当中不乏这样的描写，比如《国风·郑风·溱洧》中描写了郑国上巳节，青年男女结伴在溱水和洧水岸边游春的美丽图景。
随着旅游活动的发展，古时的旅游设施、中介结构渐渐出现——道路、旅馆、相应的制度等等。
我国古代奴隶制国家交通以水道为主，国都所在，必求舟楫相通，以便于诸侯朝贡、商贾贸易和行旅往来。战国时期的《尚书·禹贡篇》最早记载了全国水道交通网。
陆路交通也有相当发展。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已有邮传制度的建立。在主要交通要道上，每隔相当距离，即置邮或传舍，分别备有遽（用车）、驿（用马）和徙（步行）。在我国奴隶社会经济鼎盛的商代，社会分工深入发展，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不断进步，促使劳动剩余产品增加和商品交换扩大。商代商人的足迹“东北至勃海沿岸乃至朝鲜半岛，东南达今日浙江，西南达到今日皖鄂乃至四川，西北达到今日陕甘宁绥乃至远及新疆……已经走遍了他们所知道的世界”（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一卷，生活书店1946年版）。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商务旅行更趋发展，许多商人到处周游，进行贸易交往。
另据《诗经》，早在公元前10世纪时，周朝就进行了披荆斩棘拓修道路，但是专门提供给帝王、贵族使用。秦始皇为了巡临天下，也曾修筑了以咸阳为中心的驰道，此后，帝王巡游也陆续修建了不少道路。 在旅馆建设方面，周朝祖先公规划新都城时有设计，当时称之为“庐旅”，此后还将旅馆建设与道路修筑结合进行，在大道两旁栽了两排整齐的树，每十里建有庐舍，为旅行者提供饮食，并且建有为旅行者寄宿的寓所“寓望”（又称“舍”），是接待一般旅客的旅店。
与旅游设施建设同步的是出现了旅游制度和规范。周朝时，设立旅行管理的官员。同时，为了政权的稳固，制订了限制下层群众旅游和旅行的制度，即“实行同行制度”和“宵禁”，前者规定“无节者不行于天下”（没有通行证不可随便外出旅行），后者是指夜间不可出门和行走。
随着帝王将旅游游乐化，上层社会专用旅游客体——景观和游园开始被营建起来。比如商之鹿台、周之骊山，皆为当时帝王旅游的专门游园。春秋战国时期，上层兴建游观园囿，不胜枚举。
由于休闲旅游在上层统治者中的逐步流行，不利于江山稳固和社会稳定，因此，相关的伦理规范和礼乐制度产生。
“君子所其无逸”，即远古时期的一种游乐规范和观念。“君子的行为不是为了安逸玩乐，而是为了勤于政事”。
封建社会时期出行巅峰
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悠久，在农业生产、经济、政治方面都在同时期居于领先地位，这些条件都为封建社会时期的旅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秦统一中国之后，大规模开展道路建设，修“驰道”和“直道”。驰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汉书·贾山传》）；直道从咸阳北的云阳至九原郡（今包头西南），全长约700千米。此外，还在西南边疆修筑了“五尺道”，在今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之间修筑了“新道”；形成了以咸阳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道路网。秦始皇利用这一道路网，曾五次巡游天下。
西漢时，张骞两度出使西域，开辟了我国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张骞出使除负有政治文化的任务外，还沟通了东方与西方各国经济上的交流。“丝绸之路”就是将东方的丝绸和其他物产运往西方各国，以交换西方各国的货物的通商之路。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佛教大发展时期，宗教旅游兴盛起来，东晋高僧法显曾西行天竺，游历近30个国家，历时15年，成为中国古代宗教旅行的典范。这一时期由于政治分裂，很多文人无心仕途，以“竹林七贤”和陶渊明等人为代表，开始了融于自然的漫游之旅。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那段时期已有古代学者为了获取学术资料而进行的科考旅游活动。如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为了完成40卷巨著《水经注》，跋山涉水，到全国各地进行实地考察，收集和整理了全国水道资料，记述了沿途地理风貌，风土民情等，使《水经注》不仅成为著名的地理著作，也成为一部旅游文学名著。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文化的发展居世界前列。国内外交通发达，经商贸易旅行盛行。首都长安成为一座国际化城市，西方阿拉伯帝国的商人和丝绸之路沿途诸国的商人云集长安城。这一时期，国内交通建设的重要成就是南北大运河的开凿，它不仅是南粮北运的重要渠道，而且也是各种旅行的重要通道。
此时，旅游的发展也达到了鼎盛，中外交流增多，既有远渡重洋到海外求法的僧人，如玄奘、鉴真；又有仰慕大唐国威不远万里来朝的各国使节，日本曾先后16次派来遣唐使来华学习中国文化。
宋元时期政局的动荡也使文人远游再度兴起，指南针的发明，开始应用于商船出海。元朝时对外交流频繁，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中国旅居17年，他的行记影响广泛。
元明清三代时期，为了弥补内河漕运的不足，遂又发展海运，开辟了自江苏太仓起经长江口北上，绕山东半岛至天津的航运，再往通渠（通惠河）而至都城北京。
明清是我国封建社会逐渐衰落的时期，但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人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学术旅游逐渐发展，李时珍的药物考察和徐霞客的地理考察是其中的典范。徐霞客用30年时间走遍了我国19个省区，对我国山脉、河流、地形地貌等进行了考察，对西南地区石灰岩地貌的考察取得了重大成果，在我国地理科学史上享有崇高威望。
为重振国威的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中国和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是当时航海旅行的代表。
总体而言，封建王朝时期，旅行的内容、类型都丰富多样，有帝王巡游，如隋炀帝、清朝乾隆帝；有宗教旅行，如玄奘、鉴真；有士人漫游，如李白、杜甫；有公务旅行，如张骞、郑和；有考察旅行，如司马迁、徐霞客。但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公务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