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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秒的惊天大地震。天塌地陷后,心灵的裂缝,远不及城市的伤疤愈合得那样快
1976年7月28日,唐山无数钟表的指针永远定格在了3时42分53.8秒。死神的手腕紧紧扼住这座城市,残暴地蹂躏了23秒。之后,大地一片死寂,活的气息从这里被完全抽离。
200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纪念日。旅居加拿大的女作家张翎在众多资料中,试图寻找与当年那段往事的联系。
在搜索的过程中,她似乎远远望见一些被称为地震孤儿的孩子:一个女孩,领着她幼小的弟妹,踩着结了冰嘎啦作响的尸袋,寻找被迁葬的母亲尸体;还有那群坐在开往石家庄育红学校的火车厢里的孩子们。
“我们从小到大受的教育,就是要坚强。”张翎说,“‘坚强啊,坚强。’那些孩子被大人们一遍又一遍地鼓励劝说着,他们的眼泪在半是麻木半是羞愧中如同沙漠中的细泉似地干涸了。当载着他们的火车终于抵达为他们精心预备的校舍时,他们在老师和护工的拥抱之中走上了汇报演出的舞台。他们在雷鸣般的掌声中两眼干涸却面带笑容地高喊着盛行的口号,而他们的校长却承受不了这样的笑颜,昏倒在舞台之下。”
张翎记得,在众多资料中,孩子们的后来,被一些简单的句子所概括。“……成为某某企业的技术骨干”;“……以优异成绩考入某某大学”;“……建立了幸福的家庭”。 可张翎偏偏不肯接受这样的安慰,她固执地认为一定还有一些东西,一些关于地震之后的“后来”,在岁月和人们善良的愿望中被过滤了。
那些未知的“后来”给了女作家灵感。2006年,她完成中篇小说《余震》。而今,小说被导演冯小刚改编成电影《唐山大地震》,7月22日全线上映。
伤疤下,有些东西暗暗涌动
张翎并没有亲历过唐山大地震。1976年的唐山离她生活的温州很远。北方的消息传到江南小城时,剩下的是意义模糊的数字和一些高昂的口号。“我也曾为那些数字伤痛过,可那却是山高海远的伤痛,并无切肤的感觉。” 张翎说。
真正让张翎“疼痛”的,正是她在30年后通过往日资料,远远望见的那些孩子。其中一个故事尤其触动了她:一个男孩,在截肢手术醒来后,怯怯地对护士说:“阿姨,我手痒。” 护士给他仍在的那只手臂挠痒,孩子说:“阿姨,是另外那只。”
“我想天灾带给建筑物乃至地貌的摧毁和改变,终究会平复。而在人们的心灵上刮擦出的血,也许会在时间的严密包裹下,暗暗渗流得更久,更久。”张翎说,她不想写血淋淋的伤口,而是写结痂的伤疤下,暗暗涌动的东西。
于是,她构思了这样一个故事:主人公王小灯是一位旅居加拿大的华人作家,常年焦虑失眠,多次企图自杀,她来到了一家心理诊所,在医师的引导下学习哭泣与倾诉。30年前唐山地震那天的经历开始复活:王小灯与弟弟小达一起被掩埋在废墟下,一根房梁悬在二人头顶,撬起一端,另一端的人就会被永埋地下,王小灯在瓦砾下听到妈妈李元妮向救援者说“救弟弟”……众人都以为王小灯早已不在人世,但她却活了下来,她被收养、成长、上大学、出国,但心里的伤痛却日益刻骨,余震不止。
书中最“揪心”的情节,莫过于王小灯母亲的“两难选择”。张翎说,这个构思,来自她查阅资料时,看到的一个细节:两个年轻女孩被压在一块水泥板之下,营救人员撬这头水泥板,那头的女孩就会被挤疼。两个女孩在那种时候依旧唱歌彼此鼓励,叫营救人员在救自己的时候“轻一点”,不要伤着另一个女孩。
从小说家的角度来说,张翎认为,女性灾后的生存有着更大的拓展空间,更多的故事性。女人是一条细线,可以被生活拉扯到无限的细长,却似乎很难被彻底扯断。于是,她决定让小灯成为灾难中那个“被遗弃者”。
但这又并非全部原因。“尽管母亲先前说过‘闺女是妈妈的贴身棉袄’,而当她被天灾逼到极限时,她还是选择了救儿子。这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男丁的重视,另外,我想说的是,在大自然的突兀发怒中,人被推到了极限。这个‘人’,男女是浑然一体的。在这种时刻,残酷和力量同时展现。”
《余震》是部让张翎写得很“疼”的小说。小灯被埋在地下,是疼的开始,但那只是肉体的疼。后面三十年一直都是一种心灵的疼。她的疼痛像一个球滚在世界上,滚过岁月,又沾染了其他的疼:继父给她的,丈夫和女儿给她的。“她一直没有从7岁的回忆中间苏醒过来,她被包裹在一种对世界极端疏隔的情绪里行走,她跟周围任何一个人的关系都是不正常的。”
小说写到结尾时,张翎哭了。所以她安排成年后的王小灯回到唐山。母女隔着一层楼,似乎见了,似乎没见。之后,小灯给她的心理医生发了一封信,说:“我终于打开了那些窗。”
张翎或许认为,“并不是所有苦难都能成就一个人。有的时候,苦难可以把人打倒,永远让人站不起来。”但她还是在小说结尾扔给了自己一剂安慰药。“我愿意这个世界上有一片哪怕是稀薄的希望,让你走过漫长的隧道时能依稀看见前面有一点光亮。”
本能的爱,消解所有矛盾
张翎笔下稀薄的亮光,到了电影《唐山大地震》中,被加入了更多暖色。
导演冯小刚曾在接受采访时说,从他自身价值观看,经历过灾难的人,很可能把伤痛一直带到坟墓中,弥合很难。但他希望一部主流价值观的电影,可以唤醒人对善、对爱的渴望,表现出人性中最温暖最柔软的东西。
找寻温暖的工作,落到了编剧苏小卫手中。苏小卫之前作品《那山,那人,那狗》、《暖》、《赢家》……,虽带股淡淡的忧伤,但不失温暖情绪弥漫。
苏小卫的“暖”,来自她对人的积极看法。在她看来,“心结解开”始终都是人们最美好的愿望,而心灵的愈合一是靠大家互相抚慰,一是自我疗伤,还有就是等待时间去弥合。
苏小卫接手创作后,冯小刚和制片方“华谊兄弟”找她聊过,希望这是个格局大的情感故事;一个能引起所有人共鸣的温暖的情感故事。
改编后,《唐山大地震》中最温暖的地方莫过于结尾:女儿32年后重回到唐山,并非“似乎见了,似乎没见”的悬念,而是进屋看到一盆凉水,里面盛满西红柿——地震那晚,母亲把唯一的西红柿留给了弟弟,许诺明天买给她吃,而今履行承诺,已隔32年。当祭奠了多年的女儿来到眼前,母亲一点不陌生:“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30多年没有个信。”说着,步履蹒跚的她突然向女儿跪下,母女冰释前嫌。
苏小卫说,为原著增加“暖”色调,她找的出口是“家”与“亲情”。“中国人最注重家庭。地震就是在破坏家庭。没有任何一种灾难能让那么多家庭在几秒钟就不存在了。”在苏小卫看来,那个硬的、冷的、捂不热的女儿,越是决绝地不与母亲相见,越是表明她对母亲当初选择的不释怀,而不释怀的根源就是中国人对家庭的那种执著。
一个家庭的爱恨离愁成了电影主线,也是剧中人一切痛苦的原罪。但中国人对“家”是有种“老讲究”的,源自亲情的最本能的爱,或许是消解痛苦的唯一良药。
电影中,“家”的概念不仅体现在“母亲、女孩、弟弟”这三个人间,也体现在女孩与养父母的种种关系上。其中,女孩的养父王德清在电影中的形象被彻底改变。小说中他是工厂的财务人员,女孩长大后,他曾对养女有过隐形性骚扰,致使女孩心灵的创伤不断加大。在电影中,养父不仅身份变为军人,另外,性骚扰等灰色因子均被拿掉,变成了一位典型的慈父。片中有这样一段:女孩成人后,未婚先孕,继而退学,养父把她的男友揍了一顿,随后迅速衰老。当消失多年的女儿携自己女儿回养父家时,养父悲喜交加地说:“这些年你上哪去了,我天天担心。”
父女俩没有血缘,但亲情高于血缘。亲情的温暖,成了医治受伤心灵的良方。
在张翎写作《余震》时,还没有汶川地震,但它在《唐山大地震》筹备期间发生了,苏小卫觉得,这没法回避,正好有了一头一尾。片中,汶川大地震,分隔多年的姐弟俩分别赶赴抗震第一线,弟弟这才知道姐姐还在人间,于是,引出了姐姐回家的剧情。而姐姐在近乎重演的历史面前,才真正触摸到当年的疼,理解母亲曾经的决定。
在苏小卫看来,“主流大片应涵盖时代记忆,唐山已经很远了,但是汶川、玉树的很多经历和经验,尤其那种记忆的重现,是《唐山大地震》出现的时机。”
至于原著作者张翎,汶川发生地震时,她从多伦多的电视节目里看到那些令人心碎的画面后,感觉自己患上了轻度抑郁症。“又一群地震孤儿被推到了聚光灯下,庆幸的是,这一次‘心理辅导’的话题被许多人提了出来。” 张翎感慨说。
主流大片应涵盖时代记忆,唐山已经很远了,但是汶川、玉树的很多经历和经验,尤其那种记忆的重现,是《唐山大地震》出现的时机。
1976年7月28日,唐山无数钟表的指针永远定格在了3时42分53.8秒。死神的手腕紧紧扼住这座城市,残暴地蹂躏了23秒。之后,大地一片死寂,活的气息从这里被完全抽离。
200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纪念日。旅居加拿大的女作家张翎在众多资料中,试图寻找与当年那段往事的联系。
在搜索的过程中,她似乎远远望见一些被称为地震孤儿的孩子:一个女孩,领着她幼小的弟妹,踩着结了冰嘎啦作响的尸袋,寻找被迁葬的母亲尸体;还有那群坐在开往石家庄育红学校的火车厢里的孩子们。
“我们从小到大受的教育,就是要坚强。”张翎说,“‘坚强啊,坚强。’那些孩子被大人们一遍又一遍地鼓励劝说着,他们的眼泪在半是麻木半是羞愧中如同沙漠中的细泉似地干涸了。当载着他们的火车终于抵达为他们精心预备的校舍时,他们在老师和护工的拥抱之中走上了汇报演出的舞台。他们在雷鸣般的掌声中两眼干涸却面带笑容地高喊着盛行的口号,而他们的校长却承受不了这样的笑颜,昏倒在舞台之下。”
张翎记得,在众多资料中,孩子们的后来,被一些简单的句子所概括。“……成为某某企业的技术骨干”;“……以优异成绩考入某某大学”;“……建立了幸福的家庭”。 可张翎偏偏不肯接受这样的安慰,她固执地认为一定还有一些东西,一些关于地震之后的“后来”,在岁月和人们善良的愿望中被过滤了。
那些未知的“后来”给了女作家灵感。2006年,她完成中篇小说《余震》。而今,小说被导演冯小刚改编成电影《唐山大地震》,7月22日全线上映。
伤疤下,有些东西暗暗涌动
张翎并没有亲历过唐山大地震。1976年的唐山离她生活的温州很远。北方的消息传到江南小城时,剩下的是意义模糊的数字和一些高昂的口号。“我也曾为那些数字伤痛过,可那却是山高海远的伤痛,并无切肤的感觉。” 张翎说。
真正让张翎“疼痛”的,正是她在30年后通过往日资料,远远望见的那些孩子。其中一个故事尤其触动了她:一个男孩,在截肢手术醒来后,怯怯地对护士说:“阿姨,我手痒。” 护士给他仍在的那只手臂挠痒,孩子说:“阿姨,是另外那只。”
“我想天灾带给建筑物乃至地貌的摧毁和改变,终究会平复。而在人们的心灵上刮擦出的血,也许会在时间的严密包裹下,暗暗渗流得更久,更久。”张翎说,她不想写血淋淋的伤口,而是写结痂的伤疤下,暗暗涌动的东西。
于是,她构思了这样一个故事:主人公王小灯是一位旅居加拿大的华人作家,常年焦虑失眠,多次企图自杀,她来到了一家心理诊所,在医师的引导下学习哭泣与倾诉。30年前唐山地震那天的经历开始复活:王小灯与弟弟小达一起被掩埋在废墟下,一根房梁悬在二人头顶,撬起一端,另一端的人就会被永埋地下,王小灯在瓦砾下听到妈妈李元妮向救援者说“救弟弟”……众人都以为王小灯早已不在人世,但她却活了下来,她被收养、成长、上大学、出国,但心里的伤痛却日益刻骨,余震不止。
书中最“揪心”的情节,莫过于王小灯母亲的“两难选择”。张翎说,这个构思,来自她查阅资料时,看到的一个细节:两个年轻女孩被压在一块水泥板之下,营救人员撬这头水泥板,那头的女孩就会被挤疼。两个女孩在那种时候依旧唱歌彼此鼓励,叫营救人员在救自己的时候“轻一点”,不要伤着另一个女孩。
从小说家的角度来说,张翎认为,女性灾后的生存有着更大的拓展空间,更多的故事性。女人是一条细线,可以被生活拉扯到无限的细长,却似乎很难被彻底扯断。于是,她决定让小灯成为灾难中那个“被遗弃者”。
但这又并非全部原因。“尽管母亲先前说过‘闺女是妈妈的贴身棉袄’,而当她被天灾逼到极限时,她还是选择了救儿子。这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男丁的重视,另外,我想说的是,在大自然的突兀发怒中,人被推到了极限。这个‘人’,男女是浑然一体的。在这种时刻,残酷和力量同时展现。”
《余震》是部让张翎写得很“疼”的小说。小灯被埋在地下,是疼的开始,但那只是肉体的疼。后面三十年一直都是一种心灵的疼。她的疼痛像一个球滚在世界上,滚过岁月,又沾染了其他的疼:继父给她的,丈夫和女儿给她的。“她一直没有从7岁的回忆中间苏醒过来,她被包裹在一种对世界极端疏隔的情绪里行走,她跟周围任何一个人的关系都是不正常的。”
小说写到结尾时,张翎哭了。所以她安排成年后的王小灯回到唐山。母女隔着一层楼,似乎见了,似乎没见。之后,小灯给她的心理医生发了一封信,说:“我终于打开了那些窗。”
张翎或许认为,“并不是所有苦难都能成就一个人。有的时候,苦难可以把人打倒,永远让人站不起来。”但她还是在小说结尾扔给了自己一剂安慰药。“我愿意这个世界上有一片哪怕是稀薄的希望,让你走过漫长的隧道时能依稀看见前面有一点光亮。”
本能的爱,消解所有矛盾
张翎笔下稀薄的亮光,到了电影《唐山大地震》中,被加入了更多暖色。
导演冯小刚曾在接受采访时说,从他自身价值观看,经历过灾难的人,很可能把伤痛一直带到坟墓中,弥合很难。但他希望一部主流价值观的电影,可以唤醒人对善、对爱的渴望,表现出人性中最温暖最柔软的东西。
找寻温暖的工作,落到了编剧苏小卫手中。苏小卫之前作品《那山,那人,那狗》、《暖》、《赢家》……,虽带股淡淡的忧伤,但不失温暖情绪弥漫。
苏小卫的“暖”,来自她对人的积极看法。在她看来,“心结解开”始终都是人们最美好的愿望,而心灵的愈合一是靠大家互相抚慰,一是自我疗伤,还有就是等待时间去弥合。
苏小卫接手创作后,冯小刚和制片方“华谊兄弟”找她聊过,希望这是个格局大的情感故事;一个能引起所有人共鸣的温暖的情感故事。
改编后,《唐山大地震》中最温暖的地方莫过于结尾:女儿32年后重回到唐山,并非“似乎见了,似乎没见”的悬念,而是进屋看到一盆凉水,里面盛满西红柿——地震那晚,母亲把唯一的西红柿留给了弟弟,许诺明天买给她吃,而今履行承诺,已隔32年。当祭奠了多年的女儿来到眼前,母亲一点不陌生:“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30多年没有个信。”说着,步履蹒跚的她突然向女儿跪下,母女冰释前嫌。
苏小卫说,为原著增加“暖”色调,她找的出口是“家”与“亲情”。“中国人最注重家庭。地震就是在破坏家庭。没有任何一种灾难能让那么多家庭在几秒钟就不存在了。”在苏小卫看来,那个硬的、冷的、捂不热的女儿,越是决绝地不与母亲相见,越是表明她对母亲当初选择的不释怀,而不释怀的根源就是中国人对家庭的那种执著。
一个家庭的爱恨离愁成了电影主线,也是剧中人一切痛苦的原罪。但中国人对“家”是有种“老讲究”的,源自亲情的最本能的爱,或许是消解痛苦的唯一良药。
电影中,“家”的概念不仅体现在“母亲、女孩、弟弟”这三个人间,也体现在女孩与养父母的种种关系上。其中,女孩的养父王德清在电影中的形象被彻底改变。小说中他是工厂的财务人员,女孩长大后,他曾对养女有过隐形性骚扰,致使女孩心灵的创伤不断加大。在电影中,养父不仅身份变为军人,另外,性骚扰等灰色因子均被拿掉,变成了一位典型的慈父。片中有这样一段:女孩成人后,未婚先孕,继而退学,养父把她的男友揍了一顿,随后迅速衰老。当消失多年的女儿携自己女儿回养父家时,养父悲喜交加地说:“这些年你上哪去了,我天天担心。”
父女俩没有血缘,但亲情高于血缘。亲情的温暖,成了医治受伤心灵的良方。
在张翎写作《余震》时,还没有汶川地震,但它在《唐山大地震》筹备期间发生了,苏小卫觉得,这没法回避,正好有了一头一尾。片中,汶川大地震,分隔多年的姐弟俩分别赶赴抗震第一线,弟弟这才知道姐姐还在人间,于是,引出了姐姐回家的剧情。而姐姐在近乎重演的历史面前,才真正触摸到当年的疼,理解母亲曾经的决定。
在苏小卫看来,“主流大片应涵盖时代记忆,唐山已经很远了,但是汶川、玉树的很多经历和经验,尤其那种记忆的重现,是《唐山大地震》出现的时机。”
至于原著作者张翎,汶川发生地震时,她从多伦多的电视节目里看到那些令人心碎的画面后,感觉自己患上了轻度抑郁症。“又一群地震孤儿被推到了聚光灯下,庆幸的是,这一次‘心理辅导’的话题被许多人提了出来。” 张翎感慨说。
主流大片应涵盖时代记忆,唐山已经很远了,但是汶川、玉树的很多经历和经验,尤其那种记忆的重现,是《唐山大地震》出现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