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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是20世纪50年代著名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殷海光满腹经纶,激情洋溢。他有嶙峋的风骨,也有独立的人格。作为思想家,他深邃冷静,鞭辟入里;作为一个人,他坚强不屈,锋芒毕露。
在常人眼中,殷海光只能算个失败者,两袖清风,无官无职,然而,面对厄运,他绝不屈服,以死抗争的行为却令后人为之动容,为之肃然起敬。
关于殷海光,林毓生下面这段话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殷先生生命中追求的目标是否达成,似乎不是最紧要的事,他追求奋斗大仁大勇的精神是永恒不朽的。殷先生在天有知也一定会同意我这个看法。因为殷先生一生为学术、自由、正义的奋斗实导源于人性中最真实的成分,只要人性本身是永恒的,这种精神也是永恒的,至于世界上的成败,都是不相干的事。换句话说,如果殷先生在乎世间的成败,他也就不会对自己的理想那样坚定不移。”
殷海光曾对他的学生说:“一个思想家的责任,就是告诉群众如何不受欺骗。”殷海光的著作和言行表明,他正是这样的思想家。
殷海光晚年曾对弟子说:“今天的知识分子,不是沦为啦拉队,就是变成蛀虫,特立独行的太少了,在时代的大震荡下,一幅晚秋的景象,凉风一吹刮,满树的落叶纷纷飘下,枝头只剩三二片傲霜叶在冷风中颤栗。有风范有骨格的知识分子太少了!”其实,重压下决不低头的殷海光自己却正是一片殷红的“傲霜叶”。
“小狂士啊!”
1919年,殷海光出生在湖北黄冈回龙山镇一个破落的大家庭中。童年的殷海光智力超群,但顽皮、淘气、桀骜不驯。上初中后,殷海光狂放不羁、自由奔放的个性开始初现端倪。感兴趣的科目,他学得津津有味,成绩也是名列前茅;不感兴趣的科目,他不肯敷衍,成绩自然“惨不忍睹”。他在学习上的随心所欲,率性而为,激怒了他的父亲,父亲认为他不堪造就,不可救药,于是,让他辍学去学做生意,以便将来有碗饭吃。
学徒生涯对殷海光来说是不堪回首的。苦熬了8个月,殷海光忍无可忍,终于不辞而别跑回家。经过一番据理力争,殷海光得以重回学堂。
193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殷海光得到一本金岳霖著的《逻辑》,他因此知道了金岳霖这个人,并很想认识这位北京大学的哲学教授,从而得到必要的点拨和教诲。尽管他和对方素昧平生,尽管对方大教授的身份让他有点望而生畏,但求知的渴望战胜了一切,他鼓足勇气给金岳霖写了一封信。没想到,他很快收到了教授的回信,在信里,教授耐心地解答了他提出的哲学问题,并表示了他对殷海光的欣赏。
那时的殷海光,年方17,但才华横溢,文笔老到,经常给报刊撰稿,发表文章给他带来的快乐几乎难以言表。在给友人的一封信里,殷海光吐露了高中时的“年少轻狂”:“我十几岁就偷偷投稿给报馆。平生第一次领到稿费的那份狂喜,至今不忘。我记得领到稿费以后,第一件事就是买一罐鹰牌炼乳,打开来当街且走且喝。小狂士啊!”
“真像浓雾中看见太阳!”
高中毕业后,殷海光决定到北平求学。因在北平上学学费贵、开支大,家人不赞成。殷海光只得向金岳霖求助。金教授欢迎他去北平,并慷慨地承担了他的生活费。到北平后,因为金岳霖的引荐,殷海光得以结识了不少北平知识界的名流。和这些文化精英交往,让殷祖光大开眼界,获益匪浅。
一次,殷海光、沈有鼎(曾是金岳霖的学生)和金教授聊天,金教授说要买一本哥德尔的书看,一旁的沈有鼎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岳霖不以为忤,而是平和地说:“那就算了。”弟子竟敢当面说老师不懂,而老师竟欣然承认。师生间的这种平等交流,殷海光大为欣赏。殷海光成为一名大学教授后,一直提倡平等交流,推崇以理服人,这自然归功于老师金岳霖对他的言传身教。
1938年,由清华、北大、南开组建而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成立,金岳霖写信要殷海光前往求学,这样,殷海光于1938年秋以免试的身份进入了联大哲学系。
西南联大的学风极为自由、宽松。对于崇尚自由,不惯循规蹈矩的殷海光来说,进入西南联大,简直如鱼得水,他在这里尽情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尽情吮吸知识的乳汁,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在西南联大活泼、自由的空气中,学生和老师之间完全平等,相处十分融洽,当然,争论起来免不了唇枪舌剑,但却决不会伤害彼此的感情,因为大家是为学术而争,为真理而争,没有私人恩怨,不带个人意气。
第一学期,殷海光选了郑昕的《哲学概论》课,这位曾留学德国的教授早就听说了殷海光的大名,发现他来听自己的课就对他说:“我的课你就不必听,你回去看书吧。”殷海光真的回去看书去了。学期结束,殷海光参加考试,分数最高。这学期,他还选了恩师金岳霖的课,老师对他说:“我的课你不必上了,王宪钧刚刚从奥国回来,他讲的一定比我好,你去听他的吧!”
晚年,殷海光是以这样的语言回忆恩师的:“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中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而已,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的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吸,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
在西南联大的七年时光,是殷海光精神最愉快、思想最活跃的时期,每每回忆西南联大的求学生涯,他的脸上都呈现出一往情深的表情:“昆明的天,很蓝,很美;飘着云。昆明有高原的爽朗和北方的朴实。驼铃从苍苍茫茫的天边荡来;赶骆驼的人脸上带着笑。我们刚从北平搬到昆明,上一代的文化和精神遗产还没有受到损伤;战争也还没有伤到人的元气。人与人之间交流着一种精神和情感,叫人非常舒畅。我有时候坐在湖边思考,偶尔有一对情侣走过去,我就想着未来美好的世界。月亮出来了,我沿着湖散步,一个人走到天亮。下雪了,我赤背坦胸,一个人站在旷野里,雪花飘在身上……”
“我没有学问,但能使你们有学问。”
到台湾后,殷海光仍然是《中央日报》的主笔,但由于他为人刚正,不肯敷衍,得罪了不少官场的权贵和文坛的宿老,于是,不可避免地受到排挤。一气之下,他辞掉报酬优渥的主笔职务,去了台大当老师。
在台大,殷海光打分虽严,但教学方式却很宽松、自由。作为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高材生,殷海光当然希望自己的学生也能分享到西南联大的自由学风。
殷海光的高足陈鼓应曾这样回忆老师:“殷先生上课,从不点名。他很不喜欢用点名来维持教室人数。他很反对填鸭式的教育,这种教育方式使学生的思想,有如工厂的产品,有如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冷冻物。因而考试的时候,如果一字不改地照他所说的抄一遍,得分一定不会很高。他觉得这样的学生只是一架机器头脑。他说:‘照我所说的作答,充其量只不过一个殷海光。并且,你所写的我都知道了,我要看的是你们的意见。’” 可见,殷海光并不看重学生的分数,而是着力培养学生的创造力。
殷海光本可以在学术领域有更多的建树,但由于他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教书育人上,自家的学术领地只能任其荒芜了,对此,殷海光无怨无悔,他说:“我所能做到的,是勉力做个好的启蒙人物:介绍好的读物,导引大家打定基础,作将来高深研究的准备。我常向同学说:‘我没有学问,但能使你们有学问。’许多教书人常自以为聪明,以致看不出别人的聪明。我认为一个好的教书人必须能够很快地发现聪明的学生,尤其应该因着发现比他自己更聪明的学生而高兴。”
在常人眼中,殷海光只能算个失败者,两袖清风,无官无职,然而,面对厄运,他绝不屈服,以死抗争的行为却令后人为之动容,为之肃然起敬。
关于殷海光,林毓生下面这段话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殷先生生命中追求的目标是否达成,似乎不是最紧要的事,他追求奋斗大仁大勇的精神是永恒不朽的。殷先生在天有知也一定会同意我这个看法。因为殷先生一生为学术、自由、正义的奋斗实导源于人性中最真实的成分,只要人性本身是永恒的,这种精神也是永恒的,至于世界上的成败,都是不相干的事。换句话说,如果殷先生在乎世间的成败,他也就不会对自己的理想那样坚定不移。”
殷海光曾对他的学生说:“一个思想家的责任,就是告诉群众如何不受欺骗。”殷海光的著作和言行表明,他正是这样的思想家。
殷海光晚年曾对弟子说:“今天的知识分子,不是沦为啦拉队,就是变成蛀虫,特立独行的太少了,在时代的大震荡下,一幅晚秋的景象,凉风一吹刮,满树的落叶纷纷飘下,枝头只剩三二片傲霜叶在冷风中颤栗。有风范有骨格的知识分子太少了!”其实,重压下决不低头的殷海光自己却正是一片殷红的“傲霜叶”。
“小狂士啊!”
1919年,殷海光出生在湖北黄冈回龙山镇一个破落的大家庭中。童年的殷海光智力超群,但顽皮、淘气、桀骜不驯。上初中后,殷海光狂放不羁、自由奔放的个性开始初现端倪。感兴趣的科目,他学得津津有味,成绩也是名列前茅;不感兴趣的科目,他不肯敷衍,成绩自然“惨不忍睹”。他在学习上的随心所欲,率性而为,激怒了他的父亲,父亲认为他不堪造就,不可救药,于是,让他辍学去学做生意,以便将来有碗饭吃。
学徒生涯对殷海光来说是不堪回首的。苦熬了8个月,殷海光忍无可忍,终于不辞而别跑回家。经过一番据理力争,殷海光得以重回学堂。
193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殷海光得到一本金岳霖著的《逻辑》,他因此知道了金岳霖这个人,并很想认识这位北京大学的哲学教授,从而得到必要的点拨和教诲。尽管他和对方素昧平生,尽管对方大教授的身份让他有点望而生畏,但求知的渴望战胜了一切,他鼓足勇气给金岳霖写了一封信。没想到,他很快收到了教授的回信,在信里,教授耐心地解答了他提出的哲学问题,并表示了他对殷海光的欣赏。
那时的殷海光,年方17,但才华横溢,文笔老到,经常给报刊撰稿,发表文章给他带来的快乐几乎难以言表。在给友人的一封信里,殷海光吐露了高中时的“年少轻狂”:“我十几岁就偷偷投稿给报馆。平生第一次领到稿费的那份狂喜,至今不忘。我记得领到稿费以后,第一件事就是买一罐鹰牌炼乳,打开来当街且走且喝。小狂士啊!”
“真像浓雾中看见太阳!”
高中毕业后,殷海光决定到北平求学。因在北平上学学费贵、开支大,家人不赞成。殷海光只得向金岳霖求助。金教授欢迎他去北平,并慷慨地承担了他的生活费。到北平后,因为金岳霖的引荐,殷海光得以结识了不少北平知识界的名流。和这些文化精英交往,让殷祖光大开眼界,获益匪浅。
一次,殷海光、沈有鼎(曾是金岳霖的学生)和金教授聊天,金教授说要买一本哥德尔的书看,一旁的沈有鼎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岳霖不以为忤,而是平和地说:“那就算了。”弟子竟敢当面说老师不懂,而老师竟欣然承认。师生间的这种平等交流,殷海光大为欣赏。殷海光成为一名大学教授后,一直提倡平等交流,推崇以理服人,这自然归功于老师金岳霖对他的言传身教。
1938年,由清华、北大、南开组建而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成立,金岳霖写信要殷海光前往求学,这样,殷海光于1938年秋以免试的身份进入了联大哲学系。
西南联大的学风极为自由、宽松。对于崇尚自由,不惯循规蹈矩的殷海光来说,进入西南联大,简直如鱼得水,他在这里尽情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尽情吮吸知识的乳汁,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在西南联大活泼、自由的空气中,学生和老师之间完全平等,相处十分融洽,当然,争论起来免不了唇枪舌剑,但却决不会伤害彼此的感情,因为大家是为学术而争,为真理而争,没有私人恩怨,不带个人意气。
第一学期,殷海光选了郑昕的《哲学概论》课,这位曾留学德国的教授早就听说了殷海光的大名,发现他来听自己的课就对他说:“我的课你就不必听,你回去看书吧。”殷海光真的回去看书去了。学期结束,殷海光参加考试,分数最高。这学期,他还选了恩师金岳霖的课,老师对他说:“我的课你不必上了,王宪钧刚刚从奥国回来,他讲的一定比我好,你去听他的吧!”
晚年,殷海光是以这样的语言回忆恩师的:“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中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而已,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的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吸,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
在西南联大的七年时光,是殷海光精神最愉快、思想最活跃的时期,每每回忆西南联大的求学生涯,他的脸上都呈现出一往情深的表情:“昆明的天,很蓝,很美;飘着云。昆明有高原的爽朗和北方的朴实。驼铃从苍苍茫茫的天边荡来;赶骆驼的人脸上带着笑。我们刚从北平搬到昆明,上一代的文化和精神遗产还没有受到损伤;战争也还没有伤到人的元气。人与人之间交流着一种精神和情感,叫人非常舒畅。我有时候坐在湖边思考,偶尔有一对情侣走过去,我就想着未来美好的世界。月亮出来了,我沿着湖散步,一个人走到天亮。下雪了,我赤背坦胸,一个人站在旷野里,雪花飘在身上……”
“我没有学问,但能使你们有学问。”
到台湾后,殷海光仍然是《中央日报》的主笔,但由于他为人刚正,不肯敷衍,得罪了不少官场的权贵和文坛的宿老,于是,不可避免地受到排挤。一气之下,他辞掉报酬优渥的主笔职务,去了台大当老师。
在台大,殷海光打分虽严,但教学方式却很宽松、自由。作为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高材生,殷海光当然希望自己的学生也能分享到西南联大的自由学风。
殷海光的高足陈鼓应曾这样回忆老师:“殷先生上课,从不点名。他很不喜欢用点名来维持教室人数。他很反对填鸭式的教育,这种教育方式使学生的思想,有如工厂的产品,有如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冷冻物。因而考试的时候,如果一字不改地照他所说的抄一遍,得分一定不会很高。他觉得这样的学生只是一架机器头脑。他说:‘照我所说的作答,充其量只不过一个殷海光。并且,你所写的我都知道了,我要看的是你们的意见。’” 可见,殷海光并不看重学生的分数,而是着力培养学生的创造力。
殷海光本可以在学术领域有更多的建树,但由于他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教书育人上,自家的学术领地只能任其荒芜了,对此,殷海光无怨无悔,他说:“我所能做到的,是勉力做个好的启蒙人物:介绍好的读物,导引大家打定基础,作将来高深研究的准备。我常向同学说:‘我没有学问,但能使你们有学问。’许多教书人常自以为聪明,以致看不出别人的聪明。我认为一个好的教书人必须能够很快地发现聪明的学生,尤其应该因着发现比他自己更聪明的学生而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