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八路军晋绥无线电支队支队长、电台台长宋玉生带领全队，在晋绥抗日根据地一无名山岗上，与日军展开了激烈战斗。最终，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她为了掩护战友撤退，献出了自己22岁年轻的生命……
　　宋玉生，1920年3月出生在四川省广元县的一个小商贩家庭。11岁那年，她的父亲就因病去世了。1932年至1935年，红四方面军在广元建立了10个县级、55个区级、245个乡级苏维埃政权，嘉陵江两岸到处都在打土豪分田地。
　　1935年，母亲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托人给还在上初中的女儿说了一门亲事，不料竟遭到了女儿的强烈反对，宋玉生还在学校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出独幕剧《出走》，表现了她誓与包办婚姻斗争到底的决心……
　　千里求学，跋山涉水赴延安
　　1936年9月，宋玉生听说西安卫校正在招生，于是，就决定和几个同学一起去报考。都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那时，川陕公路尚在修建中，一起上路的四个小姑娘家里都很穷，只能背着简单的行李，徒步向西安进发。
　　一路上，她们风餐露宿，饿了就吃点儿干粮，渴了就喝点儿泉水，困了就倒在路边的破庙或草棚里睡一觉。经过20多天的艰苦跋涉，她们终于从广元走到了西安。
　　可是，让她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西安卫校的招生工作已经结束。其他三个小姐妹都心灰意冷地返回了广元。只有宋玉生留了下来，因为她还想在西安再碰碰运气，看有什么别的学校可报考。这天，她在西安古城漫无目地的走着，引起了一个名叫杜培毅的女孩儿的注意。
　　杜培毅是陕西华县杜家堡人，时在西京医院做护士救国会的工作，她的大哥杜松寿1927年就参加了革命，她以前在村里也参加过儿童团。别看她只比宋玉生大两岁，可是个“老革命”了，她向宋玉生灌输了许多抗日救亡的思想。宋玉生也觉得她是一个很值得信赖的人。听说杜要去考在延安的陕北公学，她也要去报名。当时，陕北公学在西安有一个报名点，她们去了以后，考官问了问她们的情况，就把她们都录取
　　从西安到延安有300多公里。对于她们两姐妹来说，没有其他办法，只能走着去。她们和15个热血青年一起，背起背包，就向延安进发了。由于那15个青年都是壮小伙儿，也都想能快点到延安，是故一路走得飞快，她们两姐妹紧追慢赶，才勉强能跟上队伍。两天以后，当他们到达三原县时。两姐妹都累得浑身上下跟散了架似的，脚也肿了起来，八路军三原办事处的人看到她们这种情况，就把她们留了下来。正巧吉阳有个短训班，办事处的同志就跟她们商量，要不先过去接受几天培训，等再有组队去延安的人员经过，再跟他们一起去。两姐妹想了想，也只能这样了。
　　短训班的条件还算不错，一天三顿大米饭，上午是政治学习，下午是军事训练。当短训班结业后，她们回到三原，从三原到延安还有200多公里，两姐妹又加入了一支11人的队伍，整整走了十天，才来到了延安。
　　燃烧希望。追求真理心向党
　　她们到延安以后，很顺利地进入了陕北公学。
　　陕北公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一所革命大学。校长兼党组书记是成仿吾。陕北公学的头一期学员只有5个班，大约300人。他们来自四面八方：有共产党，也有国民党；有工人，也有农民；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有红军，也有国统区的干部；有十几岁的青年，也有年过半百的老人。
　　开学那天，毛泽东亲自到校讲了第一课。没有课堂和课桌，学员们就冒着严寒在黄土坡上铲出一块平地作为课堂，每个学员都拿着一个小板凳，面向讲台一排排坐好，把笔记本放在膝盖上。毛泽东讲道：“你们就像朝圣进香者一样，一群群来到延安。你们是来追求真理的，你们的路走对了！我们欢迎你们的到来。……但是，一下子来了那么多的人，哪里有那么多的房子给你们住哟，这就要靠你们自己用双手来创造了。今天，我要讲的第一课就是劳动……”毛泽东一口气讲了三个多小时，并号召大家要安下心来，认真学点马列主义。宋玉生听后深受教育和启发。
　　宋玉生被编入了七大队十六班四分队，这个大队全是女学员。后来又被编入了年龄较小的十八班。学习内容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课程设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问题、哲学、社会科学概论、军事知识。全体师生还自力更生，开荒挖窑洞。
　　陕北公学的学习生活是相当紧张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宋玉生和学员们的抗日热情很高，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他们整天高唱着成仿吾校长创作的《陕公校歌》：“这儿是我们祖先的发祥之地，今天我们又在这儿团聚，民族的命运全担在我们双肩。抗日救亡要我们加倍努力，忠诚，团结，紧张，活泼，战斗地学习！努力，努力……锻炼成抗战的骨干。我们忠于民族解放事业，我们献身新社会的建设，昂头看那边，胜利就在前面！”
　　在宋玉生离开广元的七年里，曾经给家里寄过她在延安的照片，并写过许多信，由于家人的疏忽，保存下来的仅有三封，她在信中讲述了她去延安途中和到延安后生活的艰苦，抒发了学习和参加各种竞赛的欢乐。
　　第一封信：“到了延安我们住的公学，女同志共有一百多人，都是发的军衣，吃的小米饭，两个月毕业。妈妈，在这国难期间，一般青年都应该给国家做事。我是为了国家民族、自己的前途才到这里来的，虽然这里很苦，但我是很愿意的。……从来没有走过这么多的路，这次走了七八百里地，真是我的幸福啊！……这里天气冷得要命，八月就下雪了，我们恐怕要搬到甘谷驿去了，敬祝身体健康！小弟好！玉儿，10月15日。”
　　第二封信：“妈妈，您知道现在祖国的危机吗？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为了保卫祖国，必须要全国的人民，不分男女老少的来参加抗战，一致的联合起来，争取我们最后的胜利。可是有一般的民众，他们不了解国家的情况，所以不愿自动的来参加国家抗战，那我们就要去说服和宣传他们。……我们所学的毕业之后就要用到农村和城市中去，使他们了解每个中国人应尽之责任，把他们组织起来到前线去，或到敌人的后方去工作，这都要我们去作的，我们不应懒得作下去，胜利之日还是我们的。可爱的小弟弟怎么样了，念书用功吗？我非常想念他，如有照片，请寄来一张。” 　　第三封信：“妈妈，近来，我校特别忙，我是在七队十六班。因为三四五队的同志毕业了，我们六七八九十队要欢送他们上前线去，又是演剧啊，又是跳舞啊，忙的不亦乐乎，而且我们七队还要竞赛。七队里又分一二三四分队，四分队完全是女同志，在竞赛当中，每个同志都想争取胜利。竞赛的结果，还是四分队、女分队得了飞机！大家狂叫着‘四分队胜利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妈妈，这里的天气太冷了，每个同志都穿着皮大衣。我呢？连一双棉鞋也无有的，前次杜培毅的哥哥杜松寿寄来一双棉鞋子，可身上有点冷，我一个钱也无有。妈妈。如有信件等，请寄采育中学（西安）杜松寿转好了，我现在又编在十八班了，我们班六个人都是小鬼。敬祝身体健康！玉儿呀！”
　　在延河水、小米饭、马列主义乳汁的喂养下，宋玉生逐渐成长起来，1938年底，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毕业后，她又留在了通讯学校学习了三个月无线电技术。该校后来迁至延安以南百余里的富县东村。结业时，她坚决要求奔赴抗日前线。在她的一再坚持下，组织上将她分配到了晋绥抗日根据地。
　　壮烈牺牲，战地血花分外红
　　宋玉生到了晋绥抗日根据地后，工作积极，作战勇敢，不久就被任命为晋绥支队无线电台台长，后又担任了晋绥无线电支队长。她带领着无线电支队随同晋绥边区行政公署一起行动。他们昼夜工作，为八路军提供了大量情报。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日军对我晋西北根据地和大青山根据地连续进行疯狂的“扫荡”和“蚕食”，并在根据地增设据点，扩大占领区。晋绥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了三分之一，人口也减少了三分之二。
　　1942年5月的一天，宋玉生奉命带领无线电支队，携带无线电收发报机，外出执行任务。第二天在行军途中发现了大批日军。宋玉生当即命令撤退，然而为时已晚，敌人已经将他们堵截在一个山头上。危急关头，为了保守军事机密，掩护战友们撤退，宋玉生决定烧毁文件材料，并用石头砸碎全部无线电通讯设备，然后自己留下来阻击敌人。
　　这是一个艰难而又勇敢的决定。宋玉生把生的希望留给了战友们，把死的危险留给了自己。战友们要她一道突围，有的坚决要求留下来和她一起阻击敌人。但她坚持自己的决定，说：“敌众我寡，我们不能与鬼子硬拼，你们快走，我来拖住敌人！”看到战友们迟迟不愿离开，她怒目圆睁，大声吼道：“快走，执行命令！”战友们只好含着眼泪撤走了。
　　“抓活的，抓活的！”“女八路，快投降吧？”鬼子发现山上是个女八路，便狂叫着往上冲。宋玉生不顾子弹乱飞，顽强地阻击敌人，此时敌人已将她团团围住，她的枪膛里也只剩下3颗子弹。她隐蔽在一块大石头后面，悄不作声。敌人见无人还击，便大胆地冲上山头。当敌人冲到大石头旁边时，“叭、叭！”宋玉生突然连开两枪，前面的两个鬼子兵应声倒下。
　　此时此刻，宋玉生的枪膛里只剩下最后一颗子弹了，敌人再次发起攻击。当敌人冲到面前时，宋玉生发出了胜利的微笑，用仅有的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敌人上来后，只看到了被砸烂的无线电通讯器材，还有令他们胆战心惊、宁死不屈的女英雄遗体。
　　宋玉生牺牲后，八路军一二0师参谋部通报了她的英雄事迹。《晋绥日报》、八路军《军运报》先后做了报道，并号召边区广大群众和全军学习宋玉生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
　　张宁据《党史纵览》何广华 何明圆/文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