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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介绍了电影《黄金时代》的女性情结。许鞍华作为一名女性导演对宏大叙事的不信任感跃然于银幕。对长久以来性别对立二元结构的颠覆与重构成为本文的关键落脚点。
关键词：招魂；女性；窥视；宏大叙事
[中圖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9-0-01
从《半生缘》到《黄金时代》，香港女性导演许鞍华的一直专注于书写女性人物：民国的临水照花人张爱玲笔下的两个形象被她手中的摄像机抓去了香魂。无论是《半生缘》中那个风尘女子顾曼璐（梅艳芳饰演）还是倾倒一座城的老上海大家闺秀白流苏，许鞍华总是以招魂人的姿态出现，手执张爱玲那盏洞明一切的银灯照亮浮华奢靡笼罩下的一抹苍凉底色。上世纪30年代的旧上海就像一处别有意味的风景被香港导演记录着、书写着、回忆着。在电影《黄金时代》中，许鞍华再次塑造了民国时代的文学人物群像。这部近乎记录性质的电影通过一种布莱希特式的间离模式把萧红这个模糊的人物形象搬上荧幕。
吸引人的是，这部《黄金时代》却没有把萧红这个民国才女的人物形象塑造的渐形丰满，她是碎片化的、是不完整的、是模糊的。作为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先锋人物，许鞍华仍旧继续着她的实验。她用精准的方式还原出来的民国才女形象却仿佛迎合了智者柏拉图口中单纯的模仿说。艺术终究不是生活本身。特定人物离开历史背景只能承担被虚化的命运陷阱。
电影充斥着他人讲述历史和多种记忆的拼贴，看上去像一杯精心调制的影像鸡尾酒。这些散文式的记忆被处理成后现代感十足的电影艺术。封建残余、现代性混杂着反现代性的叙事话语，独特的语言奏出一曲不尽和谐的时代交响乐。不少人认为这恰恰是电影的败笔。与其说是败笔倒不如说是对这个新浪潮电影人的美誉。在许的笔下，那个真实的影像不过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六角脸美女汤唯，她曾饰演过《色戒》里的王佳芝。这种时空的跳跃性和间离感令观众清醒—这不是写作《呼兰河传》的那个饥饿的萧红。真正的萧红到底如何？无从寻觅、无从谈起。电影对萧红这个人物形象的探索仅仅停留在她生前留下的书籍中，至于周围人物对她的评价只是一群演员的搬演罢了。由此看来，许对历史是相当不信任的。这种不信任感则在二萧分手时的演绎得淋漓尽致。电影给出不同的版本向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致敬。人类可以依照动物性的欲望编织各色版本。至于哪一个版本为真，则无人知晓。历史永远是一个真假难辨的伪命题。
对待历史问题，她明确了自己的女性身份。历史隶属宏大叙事范畴，而女性需要的是真实、细微。历史的男性化的、它以线性的方式存在着；日常生活则是女性化的，它总是以循环的方式存在。这种循环往复的生命运动方式恰恰是地母精神的体现。在电影《半生缘》中，她没有热衷于展现老上海的繁华旧梦，电影只是平静的叙述了女主人公锥心刺骨的一件往事。同样，在电影《倾城之恋》中，她也没有过多的叙述老上海，她把视角放到香港这片被殖民的小岛上，闯入港岛的女主人公被这里的异域风情深深吸引。她并不明白为何在这块化外之地能听到英格兰民歌《绿袖子》，历史给她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女主人的命运图景就在这座充满异域风情的小岛上徐徐拉开。张说过，她要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中找寻实际的人生。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之必需品，每个时代都 不能离开它们。时代巨变，而它们还在那里日复一日、往返不息。许也抛开宏大叙事，其作品往往从小处着手，剖析人性。体现出绵延不绝的地母风格。
《黄金时代》叙述的不是一个荒草漫天的战乱时代而是一名女性情感发展的大时代。电影的名字不是一个恢弘叙事的开始而是一个宏大架构的终结。“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紧迫，这真是黄金时代，但又是多么寂寞的黄金时代呀！”女性是感性的动物，一方面，她们对情感的诉求高于男性；另一方面，她们又渴望跳出历史性的单调叙事。传统的历史叙事大多没有跳脱出时代二字。无论是苦守寒窑的王宝钏还是替父从军的花木兰；无论是作鼓上舞的赵飞燕还是缢死马嵬坡的杨家女玉环。她们都未曾逃脱被男性观赏、玩弄和规定的命运。甚至于那些被广为歌颂的女性都被冠以巾帼英雄的称号，这是男性价值观对女性价值世界的一次侵占，女性成为被男性世界定义的性别名称。而男性所代表的恰恰就是宏观大历史叙事。而她执导的《倾城之恋》则恰恰用一个平凡的女性颠覆了倾国倾城。
在电影《黄金时代》中，女作家丁玲与萧红的一番对话无疑成为冲破时代的突破口。从《莎菲女士的日记》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这个形象成为这个宏大历史中一抹格外靓丽的剪影，而丁玲的情感也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影片中的女性对于自己的定义是这样的：“对于丁玲，经历非人折磨，成就非一般美名……真正是女人中的女人。”而她的小说则是表现她情感变化的文学载体。许一直用女性的视角剖析女性群体的情感变化过程。她用男性的视角回忆萧红，只是采用白描的手法大致描述萧红这一辈子所发生的故事，包括萧红的弟弟、作家聂绀弩和白朗对二萧的回忆都仅仅是客观性的叙述而已。这与张艺谋的叙述有所不同，没有希区柯克式的被窥视感。许致力于站在女性视角思考问题。萧红不是被叙述的物化体而是被赋予人的价值。《第二性》上说，女性是被定义的性别，下定义的是男性。就像萨义德的《东方学》中说的那样，东方是被西方定义的。许的作品跳脱了时代。这不仅仅是因为她个人是女性而是因为她对人的情感关怀。
关键词：招魂；女性；窥视；宏大叙事
[中圖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9-0-01
从《半生缘》到《黄金时代》，香港女性导演许鞍华的一直专注于书写女性人物：民国的临水照花人张爱玲笔下的两个形象被她手中的摄像机抓去了香魂。无论是《半生缘》中那个风尘女子顾曼璐（梅艳芳饰演）还是倾倒一座城的老上海大家闺秀白流苏，许鞍华总是以招魂人的姿态出现，手执张爱玲那盏洞明一切的银灯照亮浮华奢靡笼罩下的一抹苍凉底色。上世纪30年代的旧上海就像一处别有意味的风景被香港导演记录着、书写着、回忆着。在电影《黄金时代》中，许鞍华再次塑造了民国时代的文学人物群像。这部近乎记录性质的电影通过一种布莱希特式的间离模式把萧红这个模糊的人物形象搬上荧幕。
吸引人的是，这部《黄金时代》却没有把萧红这个民国才女的人物形象塑造的渐形丰满，她是碎片化的、是不完整的、是模糊的。作为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先锋人物，许鞍华仍旧继续着她的实验。她用精准的方式还原出来的民国才女形象却仿佛迎合了智者柏拉图口中单纯的模仿说。艺术终究不是生活本身。特定人物离开历史背景只能承担被虚化的命运陷阱。
电影充斥着他人讲述历史和多种记忆的拼贴，看上去像一杯精心调制的影像鸡尾酒。这些散文式的记忆被处理成后现代感十足的电影艺术。封建残余、现代性混杂着反现代性的叙事话语，独特的语言奏出一曲不尽和谐的时代交响乐。不少人认为这恰恰是电影的败笔。与其说是败笔倒不如说是对这个新浪潮电影人的美誉。在许的笔下，那个真实的影像不过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六角脸美女汤唯，她曾饰演过《色戒》里的王佳芝。这种时空的跳跃性和间离感令观众清醒—这不是写作《呼兰河传》的那个饥饿的萧红。真正的萧红到底如何？无从寻觅、无从谈起。电影对萧红这个人物形象的探索仅仅停留在她生前留下的书籍中，至于周围人物对她的评价只是一群演员的搬演罢了。由此看来，许对历史是相当不信任的。这种不信任感则在二萧分手时的演绎得淋漓尽致。电影给出不同的版本向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致敬。人类可以依照动物性的欲望编织各色版本。至于哪一个版本为真，则无人知晓。历史永远是一个真假难辨的伪命题。
对待历史问题，她明确了自己的女性身份。历史隶属宏大叙事范畴，而女性需要的是真实、细微。历史的男性化的、它以线性的方式存在着；日常生活则是女性化的，它总是以循环的方式存在。这种循环往复的生命运动方式恰恰是地母精神的体现。在电影《半生缘》中，她没有热衷于展现老上海的繁华旧梦，电影只是平静的叙述了女主人公锥心刺骨的一件往事。同样，在电影《倾城之恋》中，她也没有过多的叙述老上海，她把视角放到香港这片被殖民的小岛上，闯入港岛的女主人公被这里的异域风情深深吸引。她并不明白为何在这块化外之地能听到英格兰民歌《绿袖子》，历史给她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女主人的命运图景就在这座充满异域风情的小岛上徐徐拉开。张说过，她要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中找寻实际的人生。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之必需品，每个时代都 不能离开它们。时代巨变，而它们还在那里日复一日、往返不息。许也抛开宏大叙事，其作品往往从小处着手，剖析人性。体现出绵延不绝的地母风格。
《黄金时代》叙述的不是一个荒草漫天的战乱时代而是一名女性情感发展的大时代。电影的名字不是一个恢弘叙事的开始而是一个宏大架构的终结。“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紧迫，这真是黄金时代，但又是多么寂寞的黄金时代呀！”女性是感性的动物，一方面，她们对情感的诉求高于男性；另一方面，她们又渴望跳出历史性的单调叙事。传统的历史叙事大多没有跳脱出时代二字。无论是苦守寒窑的王宝钏还是替父从军的花木兰；无论是作鼓上舞的赵飞燕还是缢死马嵬坡的杨家女玉环。她们都未曾逃脱被男性观赏、玩弄和规定的命运。甚至于那些被广为歌颂的女性都被冠以巾帼英雄的称号，这是男性价值观对女性价值世界的一次侵占，女性成为被男性世界定义的性别名称。而男性所代表的恰恰就是宏观大历史叙事。而她执导的《倾城之恋》则恰恰用一个平凡的女性颠覆了倾国倾城。
在电影《黄金时代》中，女作家丁玲与萧红的一番对话无疑成为冲破时代的突破口。从《莎菲女士的日记》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这个形象成为这个宏大历史中一抹格外靓丽的剪影，而丁玲的情感也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影片中的女性对于自己的定义是这样的：“对于丁玲，经历非人折磨，成就非一般美名……真正是女人中的女人。”而她的小说则是表现她情感变化的文学载体。许一直用女性的视角剖析女性群体的情感变化过程。她用男性的视角回忆萧红，只是采用白描的手法大致描述萧红这一辈子所发生的故事，包括萧红的弟弟、作家聂绀弩和白朗对二萧的回忆都仅仅是客观性的叙述而已。这与张艺谋的叙述有所不同，没有希区柯克式的被窥视感。许致力于站在女性视角思考问题。萧红不是被叙述的物化体而是被赋予人的价值。《第二性》上说，女性是被定义的性别，下定义的是男性。就像萨义德的《东方学》中说的那样，东方是被西方定义的。许的作品跳脱了时代。这不仅仅是因为她个人是女性而是因为她对人的情感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