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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新的监管法案——《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并授权成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和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两个新的监管机构，成为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发展的动因
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发展的直接动因是此次金融危机暴露出的当前金融监管的缺陷和不足，从虚拟经济系统研究的视角来看，这种不足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虚拟经济复杂性导致的系统性监管不足
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复杂性科学，主要由物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普利高津、盖尔曼、安德逊以及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罗等人提出。其主要观点认为，系统组分之间的相互影响会产生一种自组织作用，使系统在宏观上和长期中呈现一定的确定性。
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各国之间、一国的不同地区间和同一地区不同金融机构间的监管标准各不相同，各监管机构从自身角度制定监管规则，严格限定监管边界，制定的规则日趋精细，但同时也牺牲了监管的效率。整个金融系统缺少国际间的监管协调机制，国家层面缺乏对整个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进行信息收集、检测和预警的机构，监管部门间缺乏对重大问题的必要协调机制，在危机爆发蔓延过程中，没有一个机构在法律授权下负责对整个金融系统的整体调控。
此外，金融衍生创新往往涉及信贷、债券、股票、保险、信托和基金等多个领域，对涉及到多个领域产品的监管，监管机构由于缺乏监管激励，容易在交叉领域形成监管空白。
第二，高风险性和高扩散性导致的监管能力和意愿不足
高风险性是指金融衍生产品经过二重、三重甚至多重“虚拟”之后，信用关系变得高度复杂，进而造成金融系统风险的高度积累。高扩散性是指金融衍生产品作为整个经济的“血液”，已经充分渗透到经济的各个“角落”。
高风险往往意味着高回报，金融衍生产品经过多重虚拟之后，其与基础信贷资产脱离过远，对金融模型的过度运用使得研发人员之外的人对资产的真实风险状况很难了解，进而造成监管失控。2010年4月，高盛高管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并作证，在听证会上可以明显看出，作为“最专业”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高盛等投行的业务运行模式也都知之甚少，更不用说对其的监管了。
监管机构的监管行为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马太效应”——对熟悉的业务领域监管越发严格，对不熟悉的领域则放任其自发调节。格林斯潘在1987年成为美联储主席时，极力主张“自由市场体系”，且从来没有使用过《住房所有权和权益保護法》（该法禁止诸如次级贷款等不负责任的金融抵押贷款）赋予他的监管权。在基础信贷资产的证券化操作开始后，产品经理以外的人已经很难了解深奥的金融工程操作中蕴含的风险状况，衍生产品的研发人员也从未想过要让别人了解产品的真实状况。
资本由于其逐利的本质属性，总是寻找利润最大的领域，导致无法预知哪个业务领域将会成为资金关注的重点。金融机构可以通过高薪招募到顶尖的金融人才，但监管机构由于提供监管服务没有相应的激励，导致监管机构从业人员的“能力”要低于金融结构从业人员的“能力”，由此产生监管缺失或能力不足的问题。
第三，周期性导致的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不到位
周期性是指由于金融的“虚拟性”最终要依附、从属和决定于实体经济，要按照实体经济的周期运行而运行。周期性具体体现为虚拟程度的周期性变化：在复苏阶段，虚拟化程度逐渐增加，信用关系膨胀，虚拟化链条延长，随着实体经济的衰退、萧条，市场的预期迅速改变，从而导致虚拟化程度的迅速下降。
由于经济繁荣时的虚拟化程度较高，使得即使是机构投资者都无法认清市场上种类繁多的衍生产品基础资产的具体风险，只能借助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出具的评级意见作为其投资的参考。
评级机构的参考意见应该客观公正，不能因经济波动而产生较为剧烈的变动。但是从此次金融危机及随后的欧洲债务危机中可以发现，在经济形势较好时，评级机构给出的评级结果大都较好；而经济一旦出现下行，评级结果均出现向下的调整，从而有了同一国家的主权评级从“AAA”迅速降到“CCC”的“闹剧”。
评级机构独立性和公正性的缺乏正是评级机构监管不到位的体现。如何通过适当的安排及时恢复市场对评级机构的“信心”，进而恢复对整个经济的“信心”至关重要。
我国金融监管的优化和发展
完善监管框架，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构
此次金融危机充分表明，在金融市场日益全球化和金融创新日益活跃，金融虚拟性日益提高的今天，传统的金融子市场之间的界限已经淡化，跨市场的金融产品日益普遍，经过多重虚拟的金融衍生品逐渐成为发展的“主流”，由此使得跨部门的监管协调和监管合作日趋重要。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对监管机构的整合，实际上是向着金融业综合监管的模式发展。当前，除英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外，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已在分业监管的体制下实行某种程度的综合监管。这是因为，综合监管有利于消除监管空白，降低监管重叠和提高监管效率，从而更加有效地防范系统性风险的产生。即使在分业经营的环境下，适当的综合监管和监管协调也是必需的。
总体来看，目前，我国金融业综合化经营尚未形成较大规模，分业监管模式仍然“稳定”。但是，在混业经营发展的初期，我国的金融监管应该采取“有统有分、统分结合”的监管模式，即我国有必要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的联席会议制度，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和沟通，在必要时设立集中统一的监管协调机构，加强跨行业监管，将监管框架由以行业为导向改变为以目标监管为导向，消除监管盲区，降低监管成本。
优化监管规则，加强金融创新监管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金融创新产品有其固有的缺陷，如果“落后”的监管体制不能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则易发生系统性风险。金融创新对监管的挑战在于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金融创新使风险更易累积和扩大，为金融危机爆发埋下隐患。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金融创新固有的杠杆性可以放大投资头寸，也即在发生风险时进一步放大了风险；二是金融创新对个体机构具有风险转移的作用，但从市场整体来看，风险并未消失，而是在不断累积。此外，个体机构的“暂时无风险”刺激其进一步向市场注入风险资产，导致市场整体风险的进一步扩大，最终导致系统性风险产生。
第二，金融过度虚拟化增加了监管难度，降低了监管效果。金融创新的种类繁多，在基础产品之上经过多种组合、分解而产生的金融衍生产品具有结构复杂、难以直接累加和计量的特点。由此导致对风险暴露的测算困难，从而大大增加了监管的难度，降低了监管效果，为风险的集中爆发埋下隐患。
因此，在监管中，一方面需要谨慎对待金融创新在风险累积和扩大中的负面作用，另一方面需要不断改进监管体系和监管方式，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金融创新监管不仅要考虑对金融产品本身风险和对金融体系整体风险的影响，还要考虑其对实体经济可能存在的风险影响。
加强金融创新监管的具体措施
第一，根据金融创新发展，不断调整监管和完善市场规则。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市场参与者为追求利润，在拓展新的业务领域和推动产品创新的同时，会不断“挖掘”现有市场规则和监管体系存在的种种问题和缺陷。这就要求监管者对规则及时进行修改和补充，推动金融市场制度和金融监管体系的不断优化。例如，针对金融创新的固有缺陷，加强对金融创新产品表外资产的监测预警。
第二，注重国际合作，加强金融机构跨境监管。金融发展的“全球化”也是金融风险的“全球化”，国际金融市场的持续波动会影响对国内金融市场的预期，增加国内金融市场的风险。我国的金融机构及监管层应当谨慎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稳步有序地推进金融开放。为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需要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金融监管国际协调与合作的机制主要包括：信息交换、政策融合、危机管理、中介目标确定和联合行动。例如，为控制金融危机的蔓延，美联储与全球主要国家央行联手行动，向金融系统注资，以增强市场流动性。
目前，我国已经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证监会国际组织和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等国际性金融组织，并与许多国家或地区签订了金融谅解备忘录，这都为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我国应善于利用金融监管合作机制，获取更多信息；善于与其他国家或地区采取“联合行动”，以更好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银行总行授信执行部)
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发展的动因
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发展的直接动因是此次金融危机暴露出的当前金融监管的缺陷和不足，从虚拟经济系统研究的视角来看，这种不足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虚拟经济复杂性导致的系统性监管不足
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复杂性科学，主要由物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普利高津、盖尔曼、安德逊以及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罗等人提出。其主要观点认为，系统组分之间的相互影响会产生一种自组织作用，使系统在宏观上和长期中呈现一定的确定性。
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各国之间、一国的不同地区间和同一地区不同金融机构间的监管标准各不相同，各监管机构从自身角度制定监管规则，严格限定监管边界，制定的规则日趋精细，但同时也牺牲了监管的效率。整个金融系统缺少国际间的监管协调机制，国家层面缺乏对整个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进行信息收集、检测和预警的机构，监管部门间缺乏对重大问题的必要协调机制，在危机爆发蔓延过程中，没有一个机构在法律授权下负责对整个金融系统的整体调控。
此外，金融衍生创新往往涉及信贷、债券、股票、保险、信托和基金等多个领域，对涉及到多个领域产品的监管，监管机构由于缺乏监管激励，容易在交叉领域形成监管空白。
第二，高风险性和高扩散性导致的监管能力和意愿不足
高风险性是指金融衍生产品经过二重、三重甚至多重“虚拟”之后，信用关系变得高度复杂，进而造成金融系统风险的高度积累。高扩散性是指金融衍生产品作为整个经济的“血液”，已经充分渗透到经济的各个“角落”。
高风险往往意味着高回报，金融衍生产品经过多重虚拟之后，其与基础信贷资产脱离过远，对金融模型的过度运用使得研发人员之外的人对资产的真实风险状况很难了解，进而造成监管失控。2010年4月，高盛高管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并作证，在听证会上可以明显看出，作为“最专业”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高盛等投行的业务运行模式也都知之甚少，更不用说对其的监管了。
监管机构的监管行为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马太效应”——对熟悉的业务领域监管越发严格，对不熟悉的领域则放任其自发调节。格林斯潘在1987年成为美联储主席时，极力主张“自由市场体系”，且从来没有使用过《住房所有权和权益保護法》（该法禁止诸如次级贷款等不负责任的金融抵押贷款）赋予他的监管权。在基础信贷资产的证券化操作开始后，产品经理以外的人已经很难了解深奥的金融工程操作中蕴含的风险状况，衍生产品的研发人员也从未想过要让别人了解产品的真实状况。
资本由于其逐利的本质属性，总是寻找利润最大的领域，导致无法预知哪个业务领域将会成为资金关注的重点。金融机构可以通过高薪招募到顶尖的金融人才，但监管机构由于提供监管服务没有相应的激励，导致监管机构从业人员的“能力”要低于金融结构从业人员的“能力”，由此产生监管缺失或能力不足的问题。
第三，周期性导致的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不到位
周期性是指由于金融的“虚拟性”最终要依附、从属和决定于实体经济，要按照实体经济的周期运行而运行。周期性具体体现为虚拟程度的周期性变化：在复苏阶段，虚拟化程度逐渐增加，信用关系膨胀，虚拟化链条延长，随着实体经济的衰退、萧条，市场的预期迅速改变，从而导致虚拟化程度的迅速下降。
由于经济繁荣时的虚拟化程度较高，使得即使是机构投资者都无法认清市场上种类繁多的衍生产品基础资产的具体风险，只能借助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出具的评级意见作为其投资的参考。
评级机构的参考意见应该客观公正，不能因经济波动而产生较为剧烈的变动。但是从此次金融危机及随后的欧洲债务危机中可以发现，在经济形势较好时，评级机构给出的评级结果大都较好；而经济一旦出现下行，评级结果均出现向下的调整，从而有了同一国家的主权评级从“AAA”迅速降到“CCC”的“闹剧”。
评级机构独立性和公正性的缺乏正是评级机构监管不到位的体现。如何通过适当的安排及时恢复市场对评级机构的“信心”，进而恢复对整个经济的“信心”至关重要。
我国金融监管的优化和发展
完善监管框架，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构
此次金融危机充分表明，在金融市场日益全球化和金融创新日益活跃，金融虚拟性日益提高的今天，传统的金融子市场之间的界限已经淡化，跨市场的金融产品日益普遍，经过多重虚拟的金融衍生品逐渐成为发展的“主流”，由此使得跨部门的监管协调和监管合作日趋重要。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对监管机构的整合，实际上是向着金融业综合监管的模式发展。当前，除英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外，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已在分业监管的体制下实行某种程度的综合监管。这是因为，综合监管有利于消除监管空白，降低监管重叠和提高监管效率，从而更加有效地防范系统性风险的产生。即使在分业经营的环境下，适当的综合监管和监管协调也是必需的。
总体来看，目前，我国金融业综合化经营尚未形成较大规模，分业监管模式仍然“稳定”。但是，在混业经营发展的初期，我国的金融监管应该采取“有统有分、统分结合”的监管模式，即我国有必要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的联席会议制度，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和沟通，在必要时设立集中统一的监管协调机构，加强跨行业监管，将监管框架由以行业为导向改变为以目标监管为导向，消除监管盲区，降低监管成本。
优化监管规则，加强金融创新监管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金融创新产品有其固有的缺陷，如果“落后”的监管体制不能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则易发生系统性风险。金融创新对监管的挑战在于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金融创新使风险更易累积和扩大，为金融危机爆发埋下隐患。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金融创新固有的杠杆性可以放大投资头寸，也即在发生风险时进一步放大了风险；二是金融创新对个体机构具有风险转移的作用，但从市场整体来看，风险并未消失，而是在不断累积。此外，个体机构的“暂时无风险”刺激其进一步向市场注入风险资产，导致市场整体风险的进一步扩大，最终导致系统性风险产生。
第二，金融过度虚拟化增加了监管难度，降低了监管效果。金融创新的种类繁多，在基础产品之上经过多种组合、分解而产生的金融衍生产品具有结构复杂、难以直接累加和计量的特点。由此导致对风险暴露的测算困难，从而大大增加了监管的难度，降低了监管效果，为风险的集中爆发埋下隐患。
因此，在监管中，一方面需要谨慎对待金融创新在风险累积和扩大中的负面作用，另一方面需要不断改进监管体系和监管方式，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金融创新监管不仅要考虑对金融产品本身风险和对金融体系整体风险的影响，还要考虑其对实体经济可能存在的风险影响。
加强金融创新监管的具体措施
第一，根据金融创新发展，不断调整监管和完善市场规则。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市场参与者为追求利润，在拓展新的业务领域和推动产品创新的同时，会不断“挖掘”现有市场规则和监管体系存在的种种问题和缺陷。这就要求监管者对规则及时进行修改和补充，推动金融市场制度和金融监管体系的不断优化。例如，针对金融创新的固有缺陷，加强对金融创新产品表外资产的监测预警。
第二，注重国际合作，加强金融机构跨境监管。金融发展的“全球化”也是金融风险的“全球化”，国际金融市场的持续波动会影响对国内金融市场的预期，增加国内金融市场的风险。我国的金融机构及监管层应当谨慎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稳步有序地推进金融开放。为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需要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金融监管国际协调与合作的机制主要包括：信息交换、政策融合、危机管理、中介目标确定和联合行动。例如，为控制金融危机的蔓延，美联储与全球主要国家央行联手行动，向金融系统注资，以增强市场流动性。
目前，我国已经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证监会国际组织和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等国际性金融组织，并与许多国家或地区签订了金融谅解备忘录，这都为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我国应善于利用金融监管合作机制，获取更多信息；善于与其他国家或地区采取“联合行动”，以更好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银行总行授信执行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