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被称作“转型期”文学。70年代以来“纯文学衰退”、“近代文学终结”的声音就不绝于耳。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日本文坛多元的态势让人眼花缭乱。为了解决“纯文学”的颓势，日本文坛使尽全身解数，在这当中女性作家的闪亮登场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我们仅从1980年以来长长的一串获芥川奖的女性作家名单中就可管中窥豹。从吉行理惠的《小贵妇人》（第85回，1981）到赤染晶子的《少女的告密》（第143回，2010），共计25位女作家获此殊荣，而且有时一届两位获奖作家均为女性，这是空前的盛况。近年芥川奖评委也增补了女性作家﹙理论家﹚，这也可视为日本文坛为解决文坛症结所采取的重要举措。
　　日本当代女性作家对日本文学实现了新开拓，许多过去日本作家从未涉及的领域，这些女性作家均做了大胆的探讨。特别是对于女性自身的书写和身体写作前所未有。毫无疑问，对男权主义的批判与颠覆是女性主义文学的基本出发点和根本诉求(如柳美里等女性作家)，也是显示当今日本女性作家创作特点的突出之处。当代日本女性作家的叙述策略具有后现代主义特点，既是当代日本文学的变化的体现，也进一步促进日本文学的变化。时代的发展，叙述手段的变化也明显地改变人类文化生活的状态。如今电脑已进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文明利器的普及，日本文学的感受性彻底变了样。”正如麦克卢汉所说：“媒体是人类扩大了的内容。”以日本女性作家为主力创造了“平成口语体”，这种新时代的口语化揭开了日本文学新的一页。“进入九十年代，文学的一大特色是小说的寓意化。”女性作家以一种人类的回归意识从人类的原初汲取营养，演绎人类的发展史（如川上弘美、川上未映子）。同时有的评论家指出，当今日本女性作家所体现的都市单身者的特点突出。质言之，与其说她们是“女性”，莫如说她们是“作家”，一种性别超越的姿态显著。日本当代文学的国际性特点在女性作家中也很抢眼。多和田叶子在发表小说之前是作为德语诗人出现的。许多作家有国际婚姻背景、长时间的海外生活经历、多种语言的驾驭能力等，都使日本女性作家的国际性特点（日本文学界也称之为“越界”）凸显出来。
　　对于日本女性作家（哪怕只聚焦于芥川奖获奖作家上）的研究也只能择其要而阐述。尤其对象是当代作家，每位都年富力强，随时都在发展变化。但是不抓住这些活生生的东西，所谓研究往往缺失了对当今世界的关注。这是一个难题。同时，日本女性作家在文本和理论中提出的问题意识色彩纷呈，只能在比较、讨论中见长短，她们的论述也并非是解决当今时代人类所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的灵丹妙药。日本女性作家、理论家们不断探讨、反思，她们意识到真正实现男女平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铃木直子结合林真理子的《女文士》这本女性写女性作家的作品，对女性作家、女性写作等问题作了深入思考。在日本文学史上不乏女性作家，著名的《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不是大名鼎鼎吗？不过，今天对她的盛赞并非能完全说明女性地位的提高。铃木直子通过对“女流作家”的出现及消失考察了日本女性作家的境遇。回顾日本文坛，1936年成立了“女流文学者会”，当初的目的是在女性作家中“促进交谊，互相间在创作上批评研讨，在文艺上互相切磋”。“在女性作家还很少的时代里，她们敢于以女流作家命名，深入交流，以具有男性写作者不同的特性寻找自己的位置。”“女流作家”曾经历了很不公平的待遇，长时间它是“奇形怪状”、“色情、下九流”的近义词。在1980年日本文坛转型期里，“女流作家”的名字消失了，迎来了女性作家的新时代。但是，铃木直子的文章指出，在90年代出版的林真理子和笙野赖子的关于女性作家的作品里仍然存在二律背反。在作品的主人公身上表现出“成了‘女性作家’后，与‘做妻子、做母亲’‘幸福人生’的二律背反的矛盾”。可见就是在女性作家内心对这一问题也充满了困惑。然而，面对人类社会所必须解决的问题，她们发出了来自女性的声音，这是绝不可小觑的。日本女性主义研究在日本也是跨学科的工程，例如从宗教角度来看女性主义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大越爱子的《女性主义与宗教》剖析了女性主义和宗教的关系，分析了基督教男根主义的特点，日本女性主义不同于西方的女性主义的原因。她在论文的结尾意味深长地说：“如果不把宗教当成人的符咒，而是指向自己开放的思想的话，对于男根解体的追求，女性主义是不是给予现代的最大的论题呢？”结合人类的文明史我们该反思的许多问题，在这些女性作家笔下闪出亮点，只此就是非常宝贵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同是东方文化哺育的中日女性在一些问题上具有宽广的对话空间。当然，日本女性作家提出的问题是否有可操作性，我们还要深入探讨。日本女性作家的闪亮登场为日渐式微的日本“纯文学”注进一些活力，但是如何面对文学的巨变是相当复杂的问题。大江健三郎与平野启一郎2006年10月在《群像》上发表了题为《想想今后四十年的文学》的对谈，在对谈里，核心的是对文学的与时俱进的思辨。这两位理论家针对“媒体”与“文学”的谈话颇具新意。谈话使我们进一步感到：文学究其实质是人的生存状态借媒体的表现。构建和谐世界是人类的明智选择，“文学”将承担何样的职能？能否完成这一职能？前景如何？这是摆在任何国度作家、理论家面前的最重要的课题。大江健三郎说：“在当今世界，美国对世界各国无论在文化方面经济方面都在统括，正如赛义德所说它在实现文化帝国主义。而且借助现代媒体是可以更彻底的。为此，人的创造性，或者说人乃是人的意味，他的这一表现与传达的能力将失去。我对此是忧虑的。就是在我们死后，这种生存的精神作为信息唤起什么样的文学，一些陈旧的东西如何用新的方法来传达，我对此祈盼着。”在文化多元的社会里，如何建构新的文学，任重道远。也许从日本女性作家身上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