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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寥若晨星来形容中国的性学家，那么刘达临就是晨星中非常璀璨的一颗。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期，刘达临所在部队发生了一起案件：一位女广播员与宣传科长发生关系而怀孕了。东窗事发后，二人一起外逃，途中，女广播员服毒自尽。这起案件使曾在燕京大学新闻系读书的刘达临思考良久，从而对费孝通教授的观点“性可以破坏社会身份，扰乱社会秩序，瓦解社会团体”加深了理解，并萌发了研究性学的动机。
多年之后，刘达临总结出这样的理论：人们的爱情、婚姻和性总是为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所制约，总是被打上时代的烙印。同时，它又反过来影响社会，而军队关于婚姻的许多“规定”也无一例外地反映着时代的特征。
经历２０年军旅生涯后，复员回到上海的刘达临被分配到工厂当了一名工人。７０年代初，他所在的车间连续发生了几起男女关系“事件”，再次引起他对社会学问题的关注。一位３０多岁的女工背着老实巴交的工人丈夫，与一个比她小的社会青年发生性关系；一个大学毕业的女技术员与同班组一个比她小７岁的男青年发生性关系，在公园的树丛里被人捉住。这些事的出现在他看来决非偶然，分明是社会学里性与道德的话题范畴。有思考便渴望行动。刘达临期待着行动的机会。
转机终于到来。１９８２年４月，刘达临调到复旦大学分校《社会》杂志编辑部，当上了编辑。夙愿得偿，如鱼得水。他很快从婚姻家庭研究进入到性学研究。
１９８３年暑假，刘达临根据我国离婚率逐年上升的现实，带着几个学生到上海长宁区民政局作调查。调查结果使他吃惊不已———由性生活不和谐导致的离婚占离婚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他想，如果在性生活上进行必要的正确指导，不就能使许多家庭避免破裂的凄惨结局吗？他深感性问题对巩固家庭、发展社会、使人们保持身心健康意义重大。
于是由他牵头，编辑部开始公开举办“现代社会中的性问题”系列讲座。刘达临经过精心准备主讲的第一讲，一下子轰动了上海牛庄路的中国剧场。不但剧场内三层座无虚席，连走廊上也拥挤不堪。
讲座毕，刘达临收到１０多封来信及２０多张纸条，多数表示鼓励和感谢。一位７１岁老人的来信极为感人：“我是包办婚姻的牺牲品。由于性无知，多年来很少享受到性的快乐，等到在生活中积累了一些经验之后，青春已过。现在我虽然老了，但还是来学习，回去教育后代，使他们比我过得更幸福。”
忘我地投入工作的刘达临，对于性问题的触及愈来愈多，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婚外恋。上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的一天，他收到一封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来信，里面是一位女子的“坦白交待”材料，她说自己的婚外性行为比在家里与丈夫过性生活质量好多了。原因是他们夫妻性生活不和谐，她的丈夫一点不懂得温存，只知道上床就做，做完转过身就呼呼大睡……思想敏锐的刘达临马上展开调查，发现当时社会上婚外性行为越来越多，而很多正如那位有婚外性行为的女子所述：夫妻性生活不和谐。他想，要不使那些妻子“红杏出墙”，丈夫的责任很重要，尤其是对性的态度和方法，必须加以改进。这么说来，研究性科学，普及性教育的意义实在太大了，他感到了自己肩上一种沉甸甸的责任。他在《家庭》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引起广泛叫好的文章：《婚姻的死亡与抢救》。对于婚恋“脚踩两只船”、“走钢丝”者，他强调，人既然是社会化的动物，社会利益往往在现实中高于一切。人如果为感情驱使，独行其是，不顾社会对性的正确控制，那只有引火烧身，害了自己，同时也害了别人。他甚至进一步明确道：对婚外恋，当然不排除必要的道德谴责，当它触犯法律时也不排除必要的法律制裁。但是，感情的事主要应以感情的方法处理，不能只靠施加压力，正像对待思想问题不能压服一样。
刘达临还从工作实践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要纠正婚外恋的现象，只能从巩固和发展夫妻之爱入手，要加强婚姻基础，不断地调节夫妻关系，否则“红杏出墙”是难以避免的。他引用一句哲人的话说：“在世界上，只要还存在没有爱情的婚姻，就一定会存在没有婚姻的爱情。”
进行性学研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强大的阻力。这阻力来自千百年来人们对性的偏见，刘达临在研究的过程中体会尤深。不少人不同意他选择的研究方向。当然，大多是出自对他的关心和爱护，这其中既有上级领导，也有他的岳父和妻子。
刘达临毫不退却，相反，他知难而进，创造力如岩浆喷发。８年时间，他出版了４０多本书。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下旬，刘达临到江苏太仓参加由著名教授吴阶平主持的全国第一届性教育座谈会。吴教授肯定了他在会上发表的观点：性教育的内容首先是一种人格教育，包括观念、态度、道德、情操、习惯、作风等，其次是知识教育，二者密不可分。
之后，刘达临果敢地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搞一次大规模的性调查，经过一番艰辛的努力，甚至为了获得经费而四处化缘。到１９８９年１０月，发出的调查问卷全部收齐。这项面向大中学生、已婚者、性罪错分子等展开的调查，发出问卷２．１５万份，回收２．０７１２万份，回收率达９６．３％。取得空前的成功。
１９９２年夏末，《中国当代性文化———中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报告》隆重出版，好评如潮。香港的吴敏伦博士、台湾的文荣光教授、德国的黑伯乐教授，特别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吴阶平教授等，这些当代性学史上璀璨的星斗，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热情洋溢的祝贺。数十家新闻媒体也争相报道。
刘达临认为，如果不了解中国的昨天，就不能更好地了解中国的今天和明天。因此他不辞劳苦，遍访与性文化有关的山山水水。苏州的夫差和西施陵墓遗址、明代春宫画大师唐寅的墓、绍兴大禹陵的窆石、歙县的贞节牌坊群、黟县的抛彩球楼、敦煌的性史洞窟及四川乐山、峨眉、岷江之畔，云南剑川、大理、泸沽湖……
除了著书立说，刘达临还情注中国性文化向全世界的传扬。他找到了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办展览。展览需要实物，他便开始留心收藏性文物。
１９９２年９月，上海性学研讨会上，刘达临将自己尚不丰富的藏品首次作内部展示，引起轰动。次年１０月举办上海科技节时，刘达临与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合作，在上海公开举办第一届中国古代性文化展览，他首次拿出性文物２００件，盛况空前。此时，《中国古代性文化》一书也最先在展览会上与读者见面。
第五届柏林国际性学大会授予刘达临“赫希菲尔德国际性学大奖”，这是一项代表世界性科学最高殊荣的大奖，刘达临成了亚洲地区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经过精心的筹备，“中国古代性文化展”于１９９５年６月在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举行，这次前所未有的展出反响极为强烈。接着，“中国古代性文化展”在中国的沈阳、无锡、大连、合肥、广州及国外的横滨、墨尔本、鹿特丹等地相继展出。
１０年前，刘达临在上海青浦县徐泾镇买了一幢小楼，作为私人博物馆。这是全国第一个性文化博物馆。
然而，由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等诸多原因，刘达临的性文化博物馆时常陷入窘境，步履艰难，甚至历经多年漂泊难以安身。至今年３月，在经过３次搬迁后，总算又在苏州同里觅到了一席之地……
恩格斯曾说：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是物质资料再生产和人的再生产，人的再生产历史，即性的历史。饱经风霜的刘达临坚信，不管性学道路多么坎坷，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他的努力、他的成就一定会得到应有的理解和承认，从而造福千家万户，使国民的身心更加健康，使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期，刘达临所在部队发生了一起案件：一位女广播员与宣传科长发生关系而怀孕了。东窗事发后，二人一起外逃，途中，女广播员服毒自尽。这起案件使曾在燕京大学新闻系读书的刘达临思考良久，从而对费孝通教授的观点“性可以破坏社会身份，扰乱社会秩序，瓦解社会团体”加深了理解，并萌发了研究性学的动机。
多年之后，刘达临总结出这样的理论：人们的爱情、婚姻和性总是为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所制约，总是被打上时代的烙印。同时，它又反过来影响社会，而军队关于婚姻的许多“规定”也无一例外地反映着时代的特征。
经历２０年军旅生涯后，复员回到上海的刘达临被分配到工厂当了一名工人。７０年代初，他所在的车间连续发生了几起男女关系“事件”，再次引起他对社会学问题的关注。一位３０多岁的女工背着老实巴交的工人丈夫，与一个比她小的社会青年发生性关系；一个大学毕业的女技术员与同班组一个比她小７岁的男青年发生性关系，在公园的树丛里被人捉住。这些事的出现在他看来决非偶然，分明是社会学里性与道德的话题范畴。有思考便渴望行动。刘达临期待着行动的机会。
转机终于到来。１９８２年４月，刘达临调到复旦大学分校《社会》杂志编辑部，当上了编辑。夙愿得偿，如鱼得水。他很快从婚姻家庭研究进入到性学研究。
１９８３年暑假，刘达临根据我国离婚率逐年上升的现实，带着几个学生到上海长宁区民政局作调查。调查结果使他吃惊不已———由性生活不和谐导致的离婚占离婚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他想，如果在性生活上进行必要的正确指导，不就能使许多家庭避免破裂的凄惨结局吗？他深感性问题对巩固家庭、发展社会、使人们保持身心健康意义重大。
于是由他牵头，编辑部开始公开举办“现代社会中的性问题”系列讲座。刘达临经过精心准备主讲的第一讲，一下子轰动了上海牛庄路的中国剧场。不但剧场内三层座无虚席，连走廊上也拥挤不堪。
讲座毕，刘达临收到１０多封来信及２０多张纸条，多数表示鼓励和感谢。一位７１岁老人的来信极为感人：“我是包办婚姻的牺牲品。由于性无知，多年来很少享受到性的快乐，等到在生活中积累了一些经验之后，青春已过。现在我虽然老了，但还是来学习，回去教育后代，使他们比我过得更幸福。”
忘我地投入工作的刘达临，对于性问题的触及愈来愈多，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婚外恋。上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的一天，他收到一封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来信，里面是一位女子的“坦白交待”材料，她说自己的婚外性行为比在家里与丈夫过性生活质量好多了。原因是他们夫妻性生活不和谐，她的丈夫一点不懂得温存，只知道上床就做，做完转过身就呼呼大睡……思想敏锐的刘达临马上展开调查，发现当时社会上婚外性行为越来越多，而很多正如那位有婚外性行为的女子所述：夫妻性生活不和谐。他想，要不使那些妻子“红杏出墙”，丈夫的责任很重要，尤其是对性的态度和方法，必须加以改进。这么说来，研究性科学，普及性教育的意义实在太大了，他感到了自己肩上一种沉甸甸的责任。他在《家庭》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引起广泛叫好的文章：《婚姻的死亡与抢救》。对于婚恋“脚踩两只船”、“走钢丝”者，他强调，人既然是社会化的动物，社会利益往往在现实中高于一切。人如果为感情驱使，独行其是，不顾社会对性的正确控制，那只有引火烧身，害了自己，同时也害了别人。他甚至进一步明确道：对婚外恋，当然不排除必要的道德谴责，当它触犯法律时也不排除必要的法律制裁。但是，感情的事主要应以感情的方法处理，不能只靠施加压力，正像对待思想问题不能压服一样。
刘达临还从工作实践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要纠正婚外恋的现象，只能从巩固和发展夫妻之爱入手，要加强婚姻基础，不断地调节夫妻关系，否则“红杏出墙”是难以避免的。他引用一句哲人的话说：“在世界上，只要还存在没有爱情的婚姻，就一定会存在没有婚姻的爱情。”
进行性学研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强大的阻力。这阻力来自千百年来人们对性的偏见，刘达临在研究的过程中体会尤深。不少人不同意他选择的研究方向。当然，大多是出自对他的关心和爱护，这其中既有上级领导，也有他的岳父和妻子。
刘达临毫不退却，相反，他知难而进，创造力如岩浆喷发。８年时间，他出版了４０多本书。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下旬，刘达临到江苏太仓参加由著名教授吴阶平主持的全国第一届性教育座谈会。吴教授肯定了他在会上发表的观点：性教育的内容首先是一种人格教育，包括观念、态度、道德、情操、习惯、作风等，其次是知识教育，二者密不可分。
之后，刘达临果敢地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搞一次大规模的性调查，经过一番艰辛的努力，甚至为了获得经费而四处化缘。到１９８９年１０月，发出的调查问卷全部收齐。这项面向大中学生、已婚者、性罪错分子等展开的调查，发出问卷２．１５万份，回收２．０７１２万份，回收率达９６．３％。取得空前的成功。
１９９２年夏末，《中国当代性文化———中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报告》隆重出版，好评如潮。香港的吴敏伦博士、台湾的文荣光教授、德国的黑伯乐教授，特别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吴阶平教授等，这些当代性学史上璀璨的星斗，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热情洋溢的祝贺。数十家新闻媒体也争相报道。
刘达临认为，如果不了解中国的昨天，就不能更好地了解中国的今天和明天。因此他不辞劳苦，遍访与性文化有关的山山水水。苏州的夫差和西施陵墓遗址、明代春宫画大师唐寅的墓、绍兴大禹陵的窆石、歙县的贞节牌坊群、黟县的抛彩球楼、敦煌的性史洞窟及四川乐山、峨眉、岷江之畔，云南剑川、大理、泸沽湖……
除了著书立说，刘达临还情注中国性文化向全世界的传扬。他找到了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办展览。展览需要实物，他便开始留心收藏性文物。
１９９２年９月，上海性学研讨会上，刘达临将自己尚不丰富的藏品首次作内部展示，引起轰动。次年１０月举办上海科技节时，刘达临与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合作，在上海公开举办第一届中国古代性文化展览，他首次拿出性文物２００件，盛况空前。此时，《中国古代性文化》一书也最先在展览会上与读者见面。
第五届柏林国际性学大会授予刘达临“赫希菲尔德国际性学大奖”，这是一项代表世界性科学最高殊荣的大奖，刘达临成了亚洲地区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经过精心的筹备，“中国古代性文化展”于１９９５年６月在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举行，这次前所未有的展出反响极为强烈。接着，“中国古代性文化展”在中国的沈阳、无锡、大连、合肥、广州及国外的横滨、墨尔本、鹿特丹等地相继展出。
１０年前，刘达临在上海青浦县徐泾镇买了一幢小楼，作为私人博物馆。这是全国第一个性文化博物馆。
然而，由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等诸多原因，刘达临的性文化博物馆时常陷入窘境，步履艰难，甚至历经多年漂泊难以安身。至今年３月，在经过３次搬迁后，总算又在苏州同里觅到了一席之地……
恩格斯曾说：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是物质资料再生产和人的再生产，人的再生产历史，即性的历史。饱经风霜的刘达临坚信，不管性学道路多么坎坷，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他的努力、他的成就一定会得到应有的理解和承认，从而造福千家万户，使国民的身心更加健康，使社会更加和谐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