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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觉得，战争打起来了，宣战不宣战有什么分别？事实上，即使古代两国交战，也会发一个宣战声明，叫“最后通牒”。古人认为正式宣战是一种道德行为，让对方或第三国事先能有所准备，有必要的时候将战争中可能会受到伤害的弱势群体，比如妇女儿童老弱病残等一系列不适合参战的平民，及早撤出战争区域，以避免战争所带来的危害。如果没有正式宣战就开战，那是不道德的。
近代国际法诞生之后，人类将宣战正式纳入了国际法的原则，如果不经宣战就开战了，不仅不道德，而且违反了国际法，将承担一系列法律后果。一旦两国在法律上进入战争状态，有关战争的法规和公约在交战国之间立即生效。交战国对其境内的敌国财产可以根据不同性质和不同类型加以没收、扣押、征用。战争期间，参战方的军队和民众有所伤亡是一件无可避免的事情，因此，由于交战而杀伤人命并不像平时杀人害命一样会触犯法律，战争指挥者也不会因为战争伤亡而受到国际法庭的审判。
宣战也逃不掉“战争罪”
可是，为什么二战之后，作为战败国的德国、日本还有那么多战犯呢？其实，他们不是因为交战失败而受审的，而是因为在战争中违反了一系列国际公约以及反人类的暴行而受审的。以德国为例，在开战前，德国并没有按照国际法对波兰、挪威、丹麦、比利时、希腊、南斯拉夫等国宣战，而是撕毁已经签订的条约，并在未发出任何警告的情况下袭击这些国家，这样不宣而战的行为无疑触犯了“发动战争罪”，而德国与英、法、美等国的战争是合法的国家权利，并不构成犯罪。此外，那些纳粹战犯更严重的罪行是“反人道罪”——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对犹太人实行种族灭绝政策。这些才是纳粹分子受审的理由。
这就是说，战争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通行证，战争任何一方都不可以使用生化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毒气等等会让人死于过度痛苦的武器；对于一切平民、放弃抵抗的军人、受伤的兵员等等，不但不应伤害，还要适当地保护，因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让对方“不抵抗”而不是“致人于死地”。
在远东，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盟国也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审判，在东京设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判了25名甲级战犯，除东京审判外，盟国还在马尼拉、新加坡、仰光、西贡等地，对4000余名乙、丙级战犯进行了审判。
在一般人的认知中，甲级战犯就是罪大恶极的战犯，乙、丙则逐次递减，但实际上，甲、乙、丙三个等级并不是按犯罪恶劣程度来划分的，而是分别对应着破坏和平罪、战争罪以及反人道罪这三大战争罪行。如果一个人组织策划发动侵略战争或者违反国际条约的战争，那么他就犯了“破坏和平罪”，就是甲级战犯。一般这样的犯人都是军队或政府的高层决策者，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东条英机，是日本皇军的陆军大臣和第40任首相。
而那些指挥了南京大屠杀、被中国人民恨之入骨的日军首领，反倒没有“资格”与甲级战犯相提并论，虽然他们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难以磨灭的伤痛，但是在论罪时，他们犯的却是纵容部下屠杀平民的“战争罪”。抗日战争爆发时，时任日本第六师团的中将师团长谷寿夫指使和纵容属下官兵扫射、轰炸、刺杀平民，还强奸了数名中国女性。这位谷寿夫也因此被中国人民牢记，成为了最臭名昭著的乙级战犯。
“违反人道罪”的丙级战犯在战争中更是随处可见，一般来说，不人道的行为都可以算违反人道罪，比如那些杀害平民或者虐待平民、战俘的士兵，都犯了这一罪名。像我们时不时在新闻中听说的，美国大兵、英国士兵虐待伊拉克战俘等事件的相关人员，被引渡回国接受审判时，大多都会被判处违反人道罪。
联合国框架下的宣战
二战结束之后，国际间大大小小的战争从未停歇过，但奇怪的是，几乎再也没有像一战、二战中那样的正式宣战了，这其中原因何在呢？原来，这些战争国双方虽因各种原因进行小规模的冲突，但却并不愿意正式宣战而使战争扩大化，像英阿马岛战争、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对印自卫反击战等等。还有一些战争实质上是不正义的，但也包裹了一层合法的外衣，像上世纪60年代美国入侵越南、80年代苏联入侵阿富汗，这两大霸权国家都是由当时对方合法政府邀请、以提供军事援助的名义入侵的，这些战争都不会宣战。
此外，二战后成立的联合国，限制着会员国之间开战，所以，如果一个会员国率先向另一个会员国宣战，就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成为不义的一方，等于把自己推上了国际法庭的被告席。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各会员国在国际交往中不得使用武力或者威胁使用武力，只有联合国安理会才有权确定谁是侵略国，并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对侵略国采取武力行为，如果联合国安理会以公告或决议的形式宣布对侵略国行使武力，这就是一种宣战，只不过它是由联合国这个集体安全机制声明的，而不是由某个国家声明的。比如1991年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攻打伊拉克的海湾战争、2001年美国攻打阿富汗的战争，都是联合国授权宣战的战争。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军队大举越过边境线，迅速占领了科威特全境，并且把科威特作为伊拉克的第19个省。不管伊拉克占领科威特这个行为本身有没有正当理由，其不宣而战吞并科威特本身就是违反国际法的，因此，联合国当年做出的有关决议，就确定伊拉克是侵略国，要求伊拉克必须撤出科威特，恢复科威特的领土主权完整，并且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制裁措施。但是伊拉克拒不撤出科威特，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就决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包括行使武力让伊拉克退出科威特，这是联合国行使集体安全机制下的宣战书。
2001年，在震惊美国的“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后，美国国会决议向本·拉登采取军事报复行动，向为基地组织提供庇护和物资的阿富汗派兵。与此同时，联合国安理会迅速做出反应，相继通过三个决议，最强烈地谴责令人发指的恐怖主义袭击，呼吁全球采取有力行动打击恐怖主义。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是在受到武力威胁之后进行的自卫反击，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仍然没有单独向阿富汗宣战，而是得到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正式授权，在联合国框架下维护和平与安全。
朝鲜战争的法理问题
朝鲜战争可以说是二战之后规模较大的一场战争，它涉及到南北朝鲜，更引发了中美两大国直接的兵戎相见。战争持续了三年，伤亡人数高达数百万。但这么大的战争却没有任何正式的宣战，倒是联合国战争机制第一次登上了舞台。
自1895年甲午战争日本打败中国之后，朝鲜半岛就处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美苏两大国以北纬38度线为界把朝鲜一分为二，各自占领，培养了各自的代理政权。1950年6月，北朝鲜的人民军越过三八线，打响了朝鲜统一的枪声，但这一行为破坏了联合国对朝鲜半岛的战后安排，结果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强行通过了对朝鲜的军事干预议案。既然是联合国正式授权，美国也算是师出有名了。于是，1950年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以“联合国军”的名义正式介入朝鲜内战。
随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向北一直打到中朝边境的鸭绿江边，中国的边境安全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不得不考虑如何防备美军侵略了。但那时中国的联合国席位还在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控制之下，中国的“抗美援朝”不可能得到联合国的支持，而且从现实考虑，中国也不想正式向美宣战，因为当时中国刚刚经历了战争的洗礼，百废待兴，国力疲弊，许多物资还需要外国的资助。一旦向美国宣战，其他国家自动适用中立国法令，将不会再给中国任何援助，这是当时的中国所承受不起的后果。因此就需要想一个办法，既让中国的援朝军队师出有名，又得保证中美两国在国际法意义上不进入战争状态。
因此，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在广泛征集了意见之后，决定以民间支援的名义进入朝鲜作战。最开始，毛主席提出以“支援军”的名义出兵，周总理也赞成这一意见。这时无党派人士黄炎培指出，一旦有人问及“支援军”是谁派出的，国家还是脱不了干系，这就相当于在向美国宣战了，不如使用“志愿军”的名义，可以更准确地表达军队的非政府的性质，表示这是中国人民自己志愿组成的军队。这样一来，就避开了国家之间的正式宣战，将抗美援朝变成了“民间活动”，而战争时期适用的中立国法等法律自然就没用了。
纵观现代战争史，不难看出，战争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而是涉及到一系列法理问题。只有更多地了解有关战争的国际法，我们才能明白现代五花八门的战争的对与错、正义与非正义。
近代国际法诞生之后，人类将宣战正式纳入了国际法的原则，如果不经宣战就开战了，不仅不道德，而且违反了国际法，将承担一系列法律后果。一旦两国在法律上进入战争状态，有关战争的法规和公约在交战国之间立即生效。交战国对其境内的敌国财产可以根据不同性质和不同类型加以没收、扣押、征用。战争期间，参战方的军队和民众有所伤亡是一件无可避免的事情，因此，由于交战而杀伤人命并不像平时杀人害命一样会触犯法律，战争指挥者也不会因为战争伤亡而受到国际法庭的审判。
宣战也逃不掉“战争罪”
可是，为什么二战之后，作为战败国的德国、日本还有那么多战犯呢？其实，他们不是因为交战失败而受审的，而是因为在战争中违反了一系列国际公约以及反人类的暴行而受审的。以德国为例，在开战前，德国并没有按照国际法对波兰、挪威、丹麦、比利时、希腊、南斯拉夫等国宣战，而是撕毁已经签订的条约，并在未发出任何警告的情况下袭击这些国家，这样不宣而战的行为无疑触犯了“发动战争罪”，而德国与英、法、美等国的战争是合法的国家权利，并不构成犯罪。此外，那些纳粹战犯更严重的罪行是“反人道罪”——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对犹太人实行种族灭绝政策。这些才是纳粹分子受审的理由。
这就是说，战争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通行证，战争任何一方都不可以使用生化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毒气等等会让人死于过度痛苦的武器；对于一切平民、放弃抵抗的军人、受伤的兵员等等，不但不应伤害，还要适当地保护，因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让对方“不抵抗”而不是“致人于死地”。
在远东，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盟国也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审判，在东京设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判了25名甲级战犯，除东京审判外，盟国还在马尼拉、新加坡、仰光、西贡等地，对4000余名乙、丙级战犯进行了审判。
在一般人的认知中，甲级战犯就是罪大恶极的战犯，乙、丙则逐次递减，但实际上，甲、乙、丙三个等级并不是按犯罪恶劣程度来划分的，而是分别对应着破坏和平罪、战争罪以及反人道罪这三大战争罪行。如果一个人组织策划发动侵略战争或者违反国际条约的战争，那么他就犯了“破坏和平罪”，就是甲级战犯。一般这样的犯人都是军队或政府的高层决策者，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东条英机，是日本皇军的陆军大臣和第40任首相。
而那些指挥了南京大屠杀、被中国人民恨之入骨的日军首领，反倒没有“资格”与甲级战犯相提并论，虽然他们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难以磨灭的伤痛，但是在论罪时，他们犯的却是纵容部下屠杀平民的“战争罪”。抗日战争爆发时，时任日本第六师团的中将师团长谷寿夫指使和纵容属下官兵扫射、轰炸、刺杀平民，还强奸了数名中国女性。这位谷寿夫也因此被中国人民牢记，成为了最臭名昭著的乙级战犯。
“违反人道罪”的丙级战犯在战争中更是随处可见，一般来说，不人道的行为都可以算违反人道罪，比如那些杀害平民或者虐待平民、战俘的士兵，都犯了这一罪名。像我们时不时在新闻中听说的，美国大兵、英国士兵虐待伊拉克战俘等事件的相关人员，被引渡回国接受审判时，大多都会被判处违反人道罪。
联合国框架下的宣战
二战结束之后，国际间大大小小的战争从未停歇过，但奇怪的是，几乎再也没有像一战、二战中那样的正式宣战了，这其中原因何在呢？原来，这些战争国双方虽因各种原因进行小规模的冲突，但却并不愿意正式宣战而使战争扩大化，像英阿马岛战争、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对印自卫反击战等等。还有一些战争实质上是不正义的，但也包裹了一层合法的外衣，像上世纪60年代美国入侵越南、80年代苏联入侵阿富汗，这两大霸权国家都是由当时对方合法政府邀请、以提供军事援助的名义入侵的，这些战争都不会宣战。
此外，二战后成立的联合国，限制着会员国之间开战，所以，如果一个会员国率先向另一个会员国宣战，就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成为不义的一方，等于把自己推上了国际法庭的被告席。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各会员国在国际交往中不得使用武力或者威胁使用武力，只有联合国安理会才有权确定谁是侵略国，并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对侵略国采取武力行为，如果联合国安理会以公告或决议的形式宣布对侵略国行使武力，这就是一种宣战，只不过它是由联合国这个集体安全机制声明的，而不是由某个国家声明的。比如1991年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攻打伊拉克的海湾战争、2001年美国攻打阿富汗的战争，都是联合国授权宣战的战争。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军队大举越过边境线，迅速占领了科威特全境，并且把科威特作为伊拉克的第19个省。不管伊拉克占领科威特这个行为本身有没有正当理由，其不宣而战吞并科威特本身就是违反国际法的，因此，联合国当年做出的有关决议，就确定伊拉克是侵略国，要求伊拉克必须撤出科威特，恢复科威特的领土主权完整，并且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制裁措施。但是伊拉克拒不撤出科威特，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就决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包括行使武力让伊拉克退出科威特，这是联合国行使集体安全机制下的宣战书。
2001年，在震惊美国的“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后，美国国会决议向本·拉登采取军事报复行动，向为基地组织提供庇护和物资的阿富汗派兵。与此同时，联合国安理会迅速做出反应，相继通过三个决议，最强烈地谴责令人发指的恐怖主义袭击，呼吁全球采取有力行动打击恐怖主义。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是在受到武力威胁之后进行的自卫反击，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仍然没有单独向阿富汗宣战，而是得到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正式授权，在联合国框架下维护和平与安全。
朝鲜战争的法理问题
朝鲜战争可以说是二战之后规模较大的一场战争，它涉及到南北朝鲜，更引发了中美两大国直接的兵戎相见。战争持续了三年，伤亡人数高达数百万。但这么大的战争却没有任何正式的宣战，倒是联合国战争机制第一次登上了舞台。
自1895年甲午战争日本打败中国之后，朝鲜半岛就处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美苏两大国以北纬38度线为界把朝鲜一分为二，各自占领，培养了各自的代理政权。1950年6月，北朝鲜的人民军越过三八线，打响了朝鲜统一的枪声，但这一行为破坏了联合国对朝鲜半岛的战后安排，结果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强行通过了对朝鲜的军事干预议案。既然是联合国正式授权，美国也算是师出有名了。于是，1950年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以“联合国军”的名义正式介入朝鲜内战。
随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向北一直打到中朝边境的鸭绿江边，中国的边境安全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不得不考虑如何防备美军侵略了。但那时中国的联合国席位还在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控制之下，中国的“抗美援朝”不可能得到联合国的支持，而且从现实考虑，中国也不想正式向美宣战，因为当时中国刚刚经历了战争的洗礼，百废待兴，国力疲弊，许多物资还需要外国的资助。一旦向美国宣战，其他国家自动适用中立国法令，将不会再给中国任何援助，这是当时的中国所承受不起的后果。因此就需要想一个办法，既让中国的援朝军队师出有名，又得保证中美两国在国际法意义上不进入战争状态。
因此，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在广泛征集了意见之后，决定以民间支援的名义进入朝鲜作战。最开始，毛主席提出以“支援军”的名义出兵，周总理也赞成这一意见。这时无党派人士黄炎培指出，一旦有人问及“支援军”是谁派出的，国家还是脱不了干系，这就相当于在向美国宣战了，不如使用“志愿军”的名义，可以更准确地表达军队的非政府的性质，表示这是中国人民自己志愿组成的军队。这样一来，就避开了国家之间的正式宣战，将抗美援朝变成了“民间活动”，而战争时期适用的中立国法等法律自然就没用了。
纵观现代战争史，不难看出，战争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而是涉及到一系列法理问题。只有更多地了解有关战争的国际法，我们才能明白现代五花八门的战争的对与错、正义与非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