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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中国与澳大利亚经贸合作发展迅速。中国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澳大利亚也一直位居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两国间的跨文化交流活动也蓬勃发展，为两国经贸关系的深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此，从跨文化的视角研究两国经济的发展，以经济与文化关系为基础，探究跨文化交流与经贸合作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促进两国经济和文化交流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中澳经济关系；经济与文化；跨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F1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32-0158-02
引言
2017年3月，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一篇题为“向中国靠拢的呼声在澳大利亚日渐高涨”的文章，提到澳大利亚首位驻华大使斯蒂芬·菲茨杰拉德呼吁澳大利亚把中国作为其外交和经济政策的主要焦点，并“在我们的教育中注入中国问题研究和中文课程”。他还说：“我们生活在中国的世界里，但我们没有与之相匹配的两国关系。”2017年4月，澳大利亚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经济转型令澳大利亚处于“绝佳位置”。汇丰银行澳新地区首席经济学家保罗·布洛克瑟姆表示，澳大利亚近年来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功，有很大一部分得益于与中国的紧密联系。
以上观点极易让我们联想到马克思关于文化与经济的内涵与观点的论述。马克思指出：“思想、观念和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1]从文化与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来看，两者具有共生性、一体化的关系。经济与文化的这种关系，很好地体现在中国与澳大利亚的经济与文化交流过程中。
一、从商务手册看商务与文化
2005年，Gavin Crombie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名为《龙道：澳大利亚人在中国的商业》（The Way of the Dragon：A Guide for Australians Doing Business in China）。在第一章（Before You Step off the Plane），作者写到：“如果想要在中国做生意，就必须准备好接受中国人的生意之道。在这片广大又复杂的市场，想要成功，必须具备高超的跨文化技巧。如果你不能接受这一点，还是最好呆在家里，或者去开拓与自己国家文化相似的国外市场。不论我们是否乐意，中国人不会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而改变。作为外国人，必须学习中国式商业之道即龙道。”[2]。近年来，有关澳大利亚人如何在中国开展经贸活动的手册层出不穷，如Doing Business in China：A Guide for Australians和Doing Business in China：The Last Great Market，这些指南手册涵盖了中国礼仪的基础知识，中国高管与外国公司的谈判方式，并介绍如何进行商务活动准备，以便在中国提高经济交往的成功率。指南中涉及的经济接触，并不仅仅是指商业行为和贸易活动，还包括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以及在文化交流过程中产生的跨文化知识。因此，仅从“经济关系”本身来研究今天的中澳关系，而忽视文化参与、跨文化交际以及历史先例，是不完整的[3]。
二、文化与经济的关系
文化与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个基本的系统。文化与经济是社会的重要构成部分，二者是紧密联系的；文化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当今国家间关系正常发展的内在要求。文化，作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意识，与经济融合在一起。美国经济学大师保罗·萨缪尔森指出，文化通过经济塑造市场主体，进而影响市场主体的各个环节。事实证明，区域经济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经济的交流，与该区域、该国家间的文化特质有很大的关系[4]。
跨文化交流对经济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文化交流是经济增长的源泉。随着经济的文化化和文化的经济化的进程进一步推进，文化因素日益渗透到经济的全过程[5]，如商品文化、消费文化、广告文化、营销文化等。具体而言，在全球化与本地化过程中，要考虑到地理因素、产品名称、本地色彩的敏感性、货币和度量衡、目标市场的其他因素等，因此几乎所有的经贸活动都包含着文化因素和文化内涵。
中国与澳大利亚有着不同的文化、经济背景，但是两国间的文化交流、经贸合作的和谐发展，恰好是中澳两国寻求文化内涵与经济环境的和谐统一的佐证，正是这种较为协调一致的关系，才成为促进和推动两国经贸合作强大的动力。总之，跨文化交流与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正如恩格斯所说，生产发展的需要对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胜过十所大学。
三、中国与澳大利亚经济与文化的关系
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是学者、政策分析师、政治家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中澳两国双边关系融洽，地理上两国并不接壤也不存在海上边界，因此并不存在中国与亚洲邻国之间出现的领土争端的问题，成为双边良好关系的基础。中澳两国自1972年建交以来都非常注重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特别是2015年6月17日中澳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简称FTA）的签订，为中澳关系的稳固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中澳两国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和发展空间，双边贸易连创新高。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统计，2014年，中澳双边贸易额为1 281.7億美元，其中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额为591.8亿美元，占澳对中国出口总额的72.7%；澳大利亚自中国进口额290.8亿美元，占澳大利亚自中国进口总额的62.2%。根据中国海关统计，目前的中澳贸易额相比五年前大幅度增长，其中，中国对澳洲出口额增长43.58%，自澳洲进口额增长60.6%。
这组数据的背后，是中澳两国的商人、商业组织、非政府组织、银行等各方的努力，他们的成败、投资的收益、公司的效益、进出口业务的情况、关系网络、愿景与创新等各个方面，共同构成了经济关系的文化因素。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中澳之间无论是政治还是经贸关系都存在跌宕起伏的阶段，但是唯有文化外交不断深入发展，推动了中澳关系的发展，建立了传统友好的基础。在国家信任和地区稳定层面，政治或经济手段都不如文化外交影响长久而深远。稳定的区域环境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前提和保障。 文化外交，作为官方的跨文化交流，在中澳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文化外交[3]（Culture Diplomacy）是由政府或政府委托、资助的机构基于平等关系而进行的对等性和相互性的文化交往活动。文化外交影响十分广泛，既注重短期具体的效果，更强调长远的、深层的影响。中国改革开放后通过教育输出和频繁的经贸合作展现了大国形象和国家的文明进程。澳大利亚在“二战”后也逐步脱离英美等国的影响，利用艺术、旅游和教育交流创造了独特的澳洲人文、教育与休闲文化。近年来，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在中、澳两国文化交流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加强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从而促进全方位交流与合作。中国的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分别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南通大学等高校的建立，为两国的文化、贸易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澳洲，也有许多研究中国、研究亚洲的专门组织机构。澳大利亚中国研究协会（The Chinese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成立于1989年，致力于促进有关中国的学术研究与交流；澳大利亚亚洲研究中心（The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成立于1976年，致力于推动澳大利亚的亚洲研究。除了组织与协会，中国在澳大利亚的各个大学建立了14所孔子学院，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教育文化交流合作，发展中国与外国的友好关系，促进了世界多元文化发展。高等教育也是中澳合作的重点领域，澳大利亚每年在中国举办两次规模较大的教育展。中国内地已经会成为澳洲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地，占澳洲留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
中澳之间非官方文化交流也十分活跃。目前，中国是澳大利亚人商务旅行最受欢迎的目的地。据统计，在澳大利亚人造访中国的旅行中，30%是商务旅行。中国与澳大利亚达成协议，澳大利亚将对中国公民开放打工度假签证，这样每年一定数量的接受过高等教育且语言水平较好的中国人能够享受在澳洲打工度假。中澳两国工作人员的流动性将进一步增强，既促进澳洲旅游业发展，又将为中澳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文化聯系创造机会。
探究中澳两国经济的跨文化因素时应注意两个问题：（1）当研究两个国家的跨文化因素时，我们会放大中国文化或者澳洲文化的“不同”与“排异”，理所当然地认为彼此的文化都需要被了解、被学习，甚至被掌握。在这个过程中，诸如对肢体语言、情感表达的策略与动机的研究，都会使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产生猜疑。如果这样，正常的握手、眼神交流、礼物馈赠都会被理解为另有深意。（2）虽然商业交往经常要比看上去复杂得多，融合了文化问题与经济实力和影响，但是如果我们总是按照文化惯例来开展商业合作，就失去了一个建立新的文化基础的机会，而这个机会能够促使中澳新型跨文化关系的建立，促进中澳双边经济健康、综合发展。
结语
中国与澳大利亚贸易合作前景广阔，但两国实际需求和经济实力并不对称。中澳关系中也出现了一些负面因素，但是总的趋势是合作紧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这都得益于中澳之间文化交流的方式优化，和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跨文化沟通机制的建立。双方的经贸合作、跨文化交流的前景一定会更加广阔。
关键词：中澳经济关系；经济与文化；跨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F1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32-0158-02
引言
2017年3月，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一篇题为“向中国靠拢的呼声在澳大利亚日渐高涨”的文章，提到澳大利亚首位驻华大使斯蒂芬·菲茨杰拉德呼吁澳大利亚把中国作为其外交和经济政策的主要焦点，并“在我们的教育中注入中国问题研究和中文课程”。他还说：“我们生活在中国的世界里，但我们没有与之相匹配的两国关系。”2017年4月，澳大利亚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经济转型令澳大利亚处于“绝佳位置”。汇丰银行澳新地区首席经济学家保罗·布洛克瑟姆表示，澳大利亚近年来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功，有很大一部分得益于与中国的紧密联系。
以上观点极易让我们联想到马克思关于文化与经济的内涵与观点的论述。马克思指出：“思想、观念和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1]从文化与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来看，两者具有共生性、一体化的关系。经济与文化的这种关系，很好地体现在中国与澳大利亚的经济与文化交流过程中。
一、从商务手册看商务与文化
2005年，Gavin Crombie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名为《龙道：澳大利亚人在中国的商业》（The Way of the Dragon：A Guide for Australians Doing Business in China）。在第一章（Before You Step off the Plane），作者写到：“如果想要在中国做生意，就必须准备好接受中国人的生意之道。在这片广大又复杂的市场，想要成功，必须具备高超的跨文化技巧。如果你不能接受这一点，还是最好呆在家里，或者去开拓与自己国家文化相似的国外市场。不论我们是否乐意，中国人不会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而改变。作为外国人，必须学习中国式商业之道即龙道。”[2]。近年来，有关澳大利亚人如何在中国开展经贸活动的手册层出不穷，如Doing Business in China：A Guide for Australians和Doing Business in China：The Last Great Market，这些指南手册涵盖了中国礼仪的基础知识，中国高管与外国公司的谈判方式，并介绍如何进行商务活动准备，以便在中国提高经济交往的成功率。指南中涉及的经济接触，并不仅仅是指商业行为和贸易活动，还包括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以及在文化交流过程中产生的跨文化知识。因此，仅从“经济关系”本身来研究今天的中澳关系，而忽视文化参与、跨文化交际以及历史先例，是不完整的[3]。
二、文化与经济的关系
文化与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个基本的系统。文化与经济是社会的重要构成部分，二者是紧密联系的；文化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当今国家间关系正常发展的内在要求。文化，作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意识，与经济融合在一起。美国经济学大师保罗·萨缪尔森指出，文化通过经济塑造市场主体，进而影响市场主体的各个环节。事实证明，区域经济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经济的交流，与该区域、该国家间的文化特质有很大的关系[4]。
跨文化交流对经济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文化交流是经济增长的源泉。随着经济的文化化和文化的经济化的进程进一步推进，文化因素日益渗透到经济的全过程[5]，如商品文化、消费文化、广告文化、营销文化等。具体而言，在全球化与本地化过程中，要考虑到地理因素、产品名称、本地色彩的敏感性、货币和度量衡、目标市场的其他因素等，因此几乎所有的经贸活动都包含着文化因素和文化内涵。
中国与澳大利亚有着不同的文化、经济背景，但是两国间的文化交流、经贸合作的和谐发展，恰好是中澳两国寻求文化内涵与经济环境的和谐统一的佐证，正是这种较为协调一致的关系，才成为促进和推动两国经贸合作强大的动力。总之，跨文化交流与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正如恩格斯所说，生产发展的需要对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胜过十所大学。
三、中国与澳大利亚经济与文化的关系
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是学者、政策分析师、政治家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中澳两国双边关系融洽，地理上两国并不接壤也不存在海上边界，因此并不存在中国与亚洲邻国之间出现的领土争端的问题，成为双边良好关系的基础。中澳两国自1972年建交以来都非常注重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特别是2015年6月17日中澳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简称FTA）的签订，为中澳关系的稳固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中澳两国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和发展空间，双边贸易连创新高。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统计，2014年，中澳双边贸易额为1 281.7億美元，其中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额为591.8亿美元，占澳对中国出口总额的72.7%；澳大利亚自中国进口额290.8亿美元，占澳大利亚自中国进口总额的62.2%。根据中国海关统计，目前的中澳贸易额相比五年前大幅度增长，其中，中国对澳洲出口额增长43.58%，自澳洲进口额增长60.6%。
这组数据的背后，是中澳两国的商人、商业组织、非政府组织、银行等各方的努力，他们的成败、投资的收益、公司的效益、进出口业务的情况、关系网络、愿景与创新等各个方面，共同构成了经济关系的文化因素。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中澳之间无论是政治还是经贸关系都存在跌宕起伏的阶段，但是唯有文化外交不断深入发展，推动了中澳关系的发展，建立了传统友好的基础。在国家信任和地区稳定层面，政治或经济手段都不如文化外交影响长久而深远。稳定的区域环境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前提和保障。 文化外交，作为官方的跨文化交流，在中澳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文化外交[3]（Culture Diplomacy）是由政府或政府委托、资助的机构基于平等关系而进行的对等性和相互性的文化交往活动。文化外交影响十分广泛，既注重短期具体的效果，更强调长远的、深层的影响。中国改革开放后通过教育输出和频繁的经贸合作展现了大国形象和国家的文明进程。澳大利亚在“二战”后也逐步脱离英美等国的影响，利用艺术、旅游和教育交流创造了独特的澳洲人文、教育与休闲文化。近年来，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在中、澳两国文化交流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加强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从而促进全方位交流与合作。中国的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分别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南通大学等高校的建立，为两国的文化、贸易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澳洲，也有许多研究中国、研究亚洲的专门组织机构。澳大利亚中国研究协会（The Chinese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成立于1989年，致力于促进有关中国的学术研究与交流；澳大利亚亚洲研究中心（The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成立于1976年，致力于推动澳大利亚的亚洲研究。除了组织与协会，中国在澳大利亚的各个大学建立了14所孔子学院，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教育文化交流合作，发展中国与外国的友好关系，促进了世界多元文化发展。高等教育也是中澳合作的重点领域，澳大利亚每年在中国举办两次规模较大的教育展。中国内地已经会成为澳洲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地，占澳洲留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
中澳之间非官方文化交流也十分活跃。目前，中国是澳大利亚人商务旅行最受欢迎的目的地。据统计，在澳大利亚人造访中国的旅行中，30%是商务旅行。中国与澳大利亚达成协议，澳大利亚将对中国公民开放打工度假签证，这样每年一定数量的接受过高等教育且语言水平较好的中国人能够享受在澳洲打工度假。中澳两国工作人员的流动性将进一步增强，既促进澳洲旅游业发展，又将为中澳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文化聯系创造机会。
探究中澳两国经济的跨文化因素时应注意两个问题：（1）当研究两个国家的跨文化因素时，我们会放大中国文化或者澳洲文化的“不同”与“排异”，理所当然地认为彼此的文化都需要被了解、被学习，甚至被掌握。在这个过程中，诸如对肢体语言、情感表达的策略与动机的研究，都会使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产生猜疑。如果这样，正常的握手、眼神交流、礼物馈赠都会被理解为另有深意。（2）虽然商业交往经常要比看上去复杂得多，融合了文化问题与经济实力和影响，但是如果我们总是按照文化惯例来开展商业合作，就失去了一个建立新的文化基础的机会，而这个机会能够促使中澳新型跨文化关系的建立，促进中澳双边经济健康、综合发展。
结语
中国与澳大利亚贸易合作前景广阔，但两国实际需求和经济实力并不对称。中澳关系中也出现了一些负面因素，但是总的趋势是合作紧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这都得益于中澳之间文化交流的方式优化，和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跨文化沟通机制的建立。双方的经贸合作、跨文化交流的前景一定会更加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