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最严厉的惩治腐败。北魏时期对贪腐的惩治是历史上最严厉的。公元426年，太武帝拓拔焘视察关东，一次就免掉贪官十余人。事隔21年，公元447年，他又处决一批“盗设军资”的贪官。但是，太武帝这些严处贪官的做法，并没收到预想的效果。公元461年，文成帝又下令严惩贪腐，凡脏绢十匹以上者，杀无赦。献文帝规定之更严厉，受羊一头、酒一斛者处死。这些一次比一次严厉的惩治政策，并未收到很大效果，说明当时的贪官污吏腐败劣迹甚嚣尘上，统治者的政权已受到撼动。其根源在于北魏早期官员无正式官俸，仅靠朝廷“班 ”，即每次胜仗后，按功封赏而得。另加官吏在任时盘剥所得。由于官员俸禄制度的不合理及分配不公，导致多次“惩腐”无效。
　　诸葛亮自曝家产。在《又与李严书》中，诸葛亮说：“吾受八十万斛，今蓄财无余，妾无副服”。此意说他家中无存款，妻子连一件像样的换洗衣物亦无。在《自表后主》一文中，诸葛亮写道：“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这份家产清单，足以说明诸葛亮是个清官。“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按照汉代和三国时期的官俸制度，是一个很低的数字，那时中国是地广人稀，清朝开国，全国才有九千万人。
　　贪官的临终警语。刘青山、张子善都曾是我党的高级干部，1952年刘、张的案发后，时任冀中区委书记的黄敬，请时任华北局第一书记的薄一波向毛主席转报他的请求，考虑到刘、张曾对革命有功，不要处决，给他们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毛主席说：“是要他们俩，还是要中国？正因为他们俩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得这个道理。”处决刘、张前，刘青山说“拿我做个典型吧，处理算了，在历史上说也有用。”而张子善遗言是：“伤痛是万分伤痛！现在已经来不及说别的，只有接受这血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