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老宿舍楼里，我家和钟叔河先生家曾是隔壁邻居，且共用一个厨房。但那时我还太小，对这段往事几乎没有记忆，父母也未曾提起，大学毕业后我去了深圳工作，这一晃就是三十多年，不曾想，今年年初我回长沙专程拜会了钟叔河先生，和他忆起了这段尘封往事。这其中缘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就是彭国梁老师。
彭国梁老师是湖南知名的作家、藏书家，他在长沙近郊有一栋四层楼的藏书楼，命名为近楼。2014年暑假，我带孩子回长沙的父母家小住，有一天便约了彭国梁老师去他的近楼参观。那天他正在整理书架，便顺手找了十几本书送给我，记得那些书里除了有他自己的著作《书虫日记》三、四册、《近楼，书更香》，还有一套外国音乐家传记丛书和几本零散的书，这其中就有一本是钟叔河先生的《与之言集》。当时彭老师还专门把这本书挑出来说：这是一本毛边书，值得收藏。我没多想，参观完近楼后就抱着一堆书回家了。
回到家里，我把这十来本书往客厅的沙发上一放，便走开了，不久，听到我母亲在客厅大声喊到：这个人不是我们邻居吗！我跑过来一看，母亲正拿着钟叔河先生的那本《与之言集》在手上翻看，边翻着边跟我说起了那段陈年旧事：
那是1980年夏天，我弟弟刚刚出生不久，我们一家四口住在长沙教门园巷老人民出版社宿舍的一间小房里。号称火炉的长沙酷暑难当，那间房十来平方，木板地，不通风，晚上一家人热得难以入睡，在我父亲几番申请下，社里终于答应把隔壁那间房子也分配给我们家。一家人好不容易熬到隔壁那家搬走，没想到又住进来一家两口，他们就是钟叔河夫妇。钟叔河夫妇住的那间房朝北，我们家的朝南，这两间房本是一个套间，所以两房之间还有一扇木门可以进出。但由于住了两家人，就不得不把那扇门和门上的通气窗全部封死，才不至于互相干扰，这也使得原本就拥挤的房间里更加密不透风了。因一个套间只有一间厨房，所以我们还得和钟叔河先生家共用。
我母亲说，邻居们都知道钟先生刚从牢里出来，也不多过问。在她的印象中，钟叔河先生为人谦和，见面总会含笑点头打个招呼，但从不多言，一下班就待在屋里不出来。钟叔河先生的夫人朱纯倒是见得多些，因为要来厨房用水，所以还常常打个照面，她也是为人和善、低调。他们夫妇俩生活极其简单，好像从未在厨房开过火，一日三餐都在食堂解决。钟叔河夫妇的善解人意，也让我们一家人省去了许多的不便。但没过多久，社里就来了几位领导看望他们夫妇，并把他们安置到新的住处，于是，我们一家人终于如愿住上了一个套间……
听完母亲的回忆，我才知道，小时候我们曾经与出版大家钟叔河先生为邻。当晚，我一口气读完了那本《与之言集》，了解了钟叔河先生的坎坷经历，先生的学养和胆识更是令人钦佩。回到深圳后，我又购买了先生的《小西门集》《念楼学短》《念楼小抄》《书前书后》《左右左》等著作，想着书中作者曾近在咫尺，读起来也倍感亲切。
为了弥补那段与大师为邻的记忆空白，我一有机会就向父母亲以及当年的邻居打听那段往事。
一次，我跟父母开玩笑，为什么守着一个出版大家做邻居也没能坐享“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美好时光？父亲说，那时他参加工作还不久，每天审稿、编书到深夜，虽然我们知道这位邻居曾被打成右派，是位了不起的人物，但也无暇拜访，见面都少。母亲说，当年住房紧张、生活不易，为了申请多一间房，父亲给社里写了一封又一封信，但社长们都推说有困难，一拖再拖。年轻气盛的父亲终于忍无可忍，跑到当年的胡真局长那里大闹一番，扬言如果再不解决就把他架过来看看我们一家四口的拥挤状况……
我们这代人也许是活得太过理想，无法理解父辈们的艰难，那些日子对他们来说，其实是窘迫不堪的。
那时，与我们同住一层楼的有六家人。从楼梯口上来，东边是黎维新社长一家住一套间，东头是我家和钟叔河先生家共一套间，楼梯口的西边是卢叶子阿姨一家住一套间，西头是胡凡阿姨家和陈士平阿姨家共一套间，四个套间配有四间厨房，于是六家人如何共厨房就成了一个难题。
卢叶子夫妇是美术社的，她们家是书香世家，所以一家四口都画画。那时我父母忙，常把我扔在卢阿姨家，我还能记得他们家有满地的颜料和画作，一家人常会因为争夺绘画的地盘各不相让，甚至发生“战争”。今年春节我去看望了八十高龄的卢阿姨，据她回忆，在钟叔河先生家搬来之前，和我们家共厨房的是陈望衡一家，陈望衡的夫人是位小学老师，我母亲常因无法忍受她的卫生习惯而与之发生矛盾，我父亲找到黎维新社长投诉，于是黎社长出面调解并说服了卢阿姨一家与陈望衡一家共厨房。后来陈望衡家搬走，又住进了钟叔河先生一家，这回，卢阿姨的先生坚决不同意再贡献厨房了，他找到黎维新社长说，楼梯东边的厨房问题，应该东边的几家人自己解决！
陈士平阿姨一家是少儿社的，他的儿子孙华与我同龄，是我的儿时伙伴，目前她们夫妇随儿子来深圳享受晚年生活，说起往事，她感慨不已。她说：“那时我刚调来，本来应该和胡凡一家共厨房，但胡凡跑去跟黎维新社长说：‘社长你也是一个厨房，你为什么不共？’文革结束不久，领导特谦卑，于是我家就和黎社长家共用厨房。那时候，我们也只有一间房，你和孙华还是小孩，好羡慕对面有凉台的房子，于是，孙华就画了一张有凉台的房子给你……这一晃就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往事如烟，生命太短，留下来的都将变成美好的回忆。”
孙华说他还依稀记得连接他们家居室和厨房的是一条又长又暗的走廊，他每天从厨房端菜去居室，有一回把一碗红烧肉打翻在走廊上，结果被他爸一顿狠揍。
那层楼里，那位跟我最亲近的黎维新爷爷几年前去世了；他的儿子黎晓阳叔叔今年刚刚退休；我叫做“干妈”的胡凡阿姨离婚后只身去了江苏，从此断了音讯……
也许冥冥中受到钟叔河先生的影响，历时一年多，我完成了自己主编的第一本书——《王西麟的音乐人生》，2015年12月由花城出版社正式出版。本书记录了一位由于市场、体制等原因鲜为人知的当代音乐巨匠——王西麟先生的传奇人生。2016年春节后，我带着刚刚印刷好的《王西麟的音乐人生》回到长沙。
2月25日上午，彭国梁老师带着我去钟叔河先生家登门拜访。得知我是他三十多年前的小邻居，钟先生显得有些吃惊，对于我，他已完全没有印象。但八十多岁的钟先生看上去还很精神，热情又健谈，对我编写的《王西麟的音乐人生》一书给予了鼓励；他带我看了钱钟书先生写给他的《山寨凉夜》，并告诉我这份手迹与杨绛先生抄写的那本《槐聚诗存》里的这首诗竟然使用了不同的字，值得好好琢磨；钟先生还送我一本叫《湘水》的刊物，因其中有一篇他写钱钟书先生的文章；他津津有味地跟我们讲述了当年出版社的保管员聂志威如何在台湾当兵、又失手枪杀台湾军官然后逃到大陆的传奇故事……我跟钟先生提起当年，因住房紧张，三邻四舍为了厨房问题总闹矛盾，领导们也焦头烂额、束手无策的事，钟先生却毫无察觉，他说那时他正着手编辑那套《走向世界丛书》，身外琐事一概不闻。提到我们两家共用厨房的那段经历，他笑言：我从来不下厨房，哪个跟我屋里共厨房肯定好过啰！
那天在钟先生家里，恰巧碰到周实先生和钟先生的一位老友，他们和彭国梁老师听到我和钟先生谈论三十多年前的那些往事，也都唏嘘不已。几位老师相谈甚欢，后来便一唱一和，撺掇着我把这些琐事写下来，于是，就有了这篇短文。
（陈燕，湖南长沙人，艺术学理论硕士、北京大学访问学者，现为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音乐副教授。）
彭国梁老师是湖南知名的作家、藏书家，他在长沙近郊有一栋四层楼的藏书楼，命名为近楼。2014年暑假，我带孩子回长沙的父母家小住，有一天便约了彭国梁老师去他的近楼参观。那天他正在整理书架，便顺手找了十几本书送给我，记得那些书里除了有他自己的著作《书虫日记》三、四册、《近楼，书更香》，还有一套外国音乐家传记丛书和几本零散的书，这其中就有一本是钟叔河先生的《与之言集》。当时彭老师还专门把这本书挑出来说：这是一本毛边书，值得收藏。我没多想，参观完近楼后就抱着一堆书回家了。
回到家里，我把这十来本书往客厅的沙发上一放，便走开了，不久，听到我母亲在客厅大声喊到：这个人不是我们邻居吗！我跑过来一看，母亲正拿着钟叔河先生的那本《与之言集》在手上翻看，边翻着边跟我说起了那段陈年旧事：
那是1980年夏天，我弟弟刚刚出生不久，我们一家四口住在长沙教门园巷老人民出版社宿舍的一间小房里。号称火炉的长沙酷暑难当，那间房十来平方，木板地，不通风，晚上一家人热得难以入睡，在我父亲几番申请下，社里终于答应把隔壁那间房子也分配给我们家。一家人好不容易熬到隔壁那家搬走，没想到又住进来一家两口，他们就是钟叔河夫妇。钟叔河夫妇住的那间房朝北，我们家的朝南，这两间房本是一个套间，所以两房之间还有一扇木门可以进出。但由于住了两家人，就不得不把那扇门和门上的通气窗全部封死，才不至于互相干扰，这也使得原本就拥挤的房间里更加密不透风了。因一个套间只有一间厨房，所以我们还得和钟叔河先生家共用。
我母亲说，邻居们都知道钟先生刚从牢里出来，也不多过问。在她的印象中，钟叔河先生为人谦和，见面总会含笑点头打个招呼，但从不多言，一下班就待在屋里不出来。钟叔河先生的夫人朱纯倒是见得多些，因为要来厨房用水，所以还常常打个照面，她也是为人和善、低调。他们夫妇俩生活极其简单，好像从未在厨房开过火，一日三餐都在食堂解决。钟叔河夫妇的善解人意，也让我们一家人省去了许多的不便。但没过多久，社里就来了几位领导看望他们夫妇，并把他们安置到新的住处，于是，我们一家人终于如愿住上了一个套间……
听完母亲的回忆，我才知道，小时候我们曾经与出版大家钟叔河先生为邻。当晚，我一口气读完了那本《与之言集》，了解了钟叔河先生的坎坷经历，先生的学养和胆识更是令人钦佩。回到深圳后，我又购买了先生的《小西门集》《念楼学短》《念楼小抄》《书前书后》《左右左》等著作，想着书中作者曾近在咫尺，读起来也倍感亲切。
为了弥补那段与大师为邻的记忆空白，我一有机会就向父母亲以及当年的邻居打听那段往事。
一次，我跟父母开玩笑，为什么守着一个出版大家做邻居也没能坐享“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美好时光？父亲说，那时他参加工作还不久，每天审稿、编书到深夜，虽然我们知道这位邻居曾被打成右派，是位了不起的人物，但也无暇拜访，见面都少。母亲说，当年住房紧张、生活不易，为了申请多一间房，父亲给社里写了一封又一封信，但社长们都推说有困难，一拖再拖。年轻气盛的父亲终于忍无可忍，跑到当年的胡真局长那里大闹一番，扬言如果再不解决就把他架过来看看我们一家四口的拥挤状况……
我们这代人也许是活得太过理想，无法理解父辈们的艰难，那些日子对他们来说，其实是窘迫不堪的。
那时，与我们同住一层楼的有六家人。从楼梯口上来，东边是黎维新社长一家住一套间，东头是我家和钟叔河先生家共一套间，楼梯口的西边是卢叶子阿姨一家住一套间，西头是胡凡阿姨家和陈士平阿姨家共一套间，四个套间配有四间厨房，于是六家人如何共厨房就成了一个难题。
卢叶子夫妇是美术社的，她们家是书香世家，所以一家四口都画画。那时我父母忙，常把我扔在卢阿姨家，我还能记得他们家有满地的颜料和画作，一家人常会因为争夺绘画的地盘各不相让，甚至发生“战争”。今年春节我去看望了八十高龄的卢阿姨，据她回忆，在钟叔河先生家搬来之前，和我们家共厨房的是陈望衡一家，陈望衡的夫人是位小学老师，我母亲常因无法忍受她的卫生习惯而与之发生矛盾，我父亲找到黎维新社长投诉，于是黎社长出面调解并说服了卢阿姨一家与陈望衡一家共厨房。后来陈望衡家搬走，又住进了钟叔河先生一家，这回，卢阿姨的先生坚决不同意再贡献厨房了，他找到黎维新社长说，楼梯东边的厨房问题，应该东边的几家人自己解决！
陈士平阿姨一家是少儿社的，他的儿子孙华与我同龄，是我的儿时伙伴，目前她们夫妇随儿子来深圳享受晚年生活，说起往事，她感慨不已。她说：“那时我刚调来，本来应该和胡凡一家共厨房，但胡凡跑去跟黎维新社长说：‘社长你也是一个厨房，你为什么不共？’文革结束不久，领导特谦卑，于是我家就和黎社长家共用厨房。那时候，我们也只有一间房，你和孙华还是小孩，好羡慕对面有凉台的房子，于是，孙华就画了一张有凉台的房子给你……这一晃就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往事如烟，生命太短，留下来的都将变成美好的回忆。”
孙华说他还依稀记得连接他们家居室和厨房的是一条又长又暗的走廊，他每天从厨房端菜去居室，有一回把一碗红烧肉打翻在走廊上，结果被他爸一顿狠揍。
那层楼里，那位跟我最亲近的黎维新爷爷几年前去世了；他的儿子黎晓阳叔叔今年刚刚退休；我叫做“干妈”的胡凡阿姨离婚后只身去了江苏，从此断了音讯……
也许冥冥中受到钟叔河先生的影响，历时一年多，我完成了自己主编的第一本书——《王西麟的音乐人生》，2015年12月由花城出版社正式出版。本书记录了一位由于市场、体制等原因鲜为人知的当代音乐巨匠——王西麟先生的传奇人生。2016年春节后，我带着刚刚印刷好的《王西麟的音乐人生》回到长沙。
2月25日上午，彭国梁老师带着我去钟叔河先生家登门拜访。得知我是他三十多年前的小邻居，钟先生显得有些吃惊，对于我，他已完全没有印象。但八十多岁的钟先生看上去还很精神，热情又健谈，对我编写的《王西麟的音乐人生》一书给予了鼓励；他带我看了钱钟书先生写给他的《山寨凉夜》，并告诉我这份手迹与杨绛先生抄写的那本《槐聚诗存》里的这首诗竟然使用了不同的字，值得好好琢磨；钟先生还送我一本叫《湘水》的刊物，因其中有一篇他写钱钟书先生的文章；他津津有味地跟我们讲述了当年出版社的保管员聂志威如何在台湾当兵、又失手枪杀台湾军官然后逃到大陆的传奇故事……我跟钟先生提起当年，因住房紧张，三邻四舍为了厨房问题总闹矛盾，领导们也焦头烂额、束手无策的事，钟先生却毫无察觉，他说那时他正着手编辑那套《走向世界丛书》，身外琐事一概不闻。提到我们两家共用厨房的那段经历，他笑言：我从来不下厨房，哪个跟我屋里共厨房肯定好过啰！
那天在钟先生家里，恰巧碰到周实先生和钟先生的一位老友，他们和彭国梁老师听到我和钟先生谈论三十多年前的那些往事，也都唏嘘不已。几位老师相谈甚欢，后来便一唱一和，撺掇着我把这些琐事写下来，于是，就有了这篇短文。
（陈燕，湖南长沙人，艺术学理论硕士、北京大学访问学者，现为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音乐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