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1年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第一次正式将“诚信”列入基本道德规范以后，有人就对诚信的含义进行新的扩展，逐步向“信用”过渡或交互使用。如就“信用”而言， “信用”包含含义主要有三：一是作为一种基本道德准则，指人们在日常交往中应当诚实无欺、遵守诺言的行为准则；二是作为经济活动的基本要求，指一种建立在授信人对受信人偿付承诺信任的基础上，使后者无须付现金即可获取商品、服务或货币的能力；三是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即依法可以实现的利益期待，当事人违反诚信义务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尽管如此，但在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商界的信用危机已严重地影响到我国社会的各个层面。社会信用缺失，信用秩序恶化，成为我国当前社会经济生活的一大公害，既败坏了社会风气，又危害了社会稳定，也阻碍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步伐。
　　信用危机的产生，绝非偶然现象，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与文化原因的。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当中，信用基础十分薄弱。一方面，在经历了几十年不需要信用的计划经济时代后，传统道德范畴的“诚信”观念已相当淡漠；另一方面，现代市场经济的信用理念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信用观念的“真空”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国有企业依旧错误地认为“企业和银行都是国家的，借钱就可以不还”；一些地方政府还在过度干预经济，甚至直接支持企业逃废债，公然保护造假行为。由此可见，法律制度不健全，法制保障不力也是产生信用危机的重要原因。在一些经济案件中，即使你打赢了官司，电未必能得到有效的保障。“执行难”的根本原因就是执法力度不够，对违约失信者的惩处力度不够，法律没有真正发挥它的威慑作用。机关、企业存在的形式主义助长了表面文章、虚假浮夸等不诚信风气的滋生，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
　　对于诚信，古代的一些思想家早就有过充分的论述。 《周易，乾》就有“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的说法，认为君子说话、立论都应该诚实不欺，真诚无妄，才能建功立业。 《管子·枢言》中说： “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电。”按照管子的意思，只有坚持诚信这种制度，才能集结人心，天下人团结一致才有保证。孔子提出“民无信不立”。苟子把是否有“信”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重要道德标准。甚至在人们认为充满诡道的《孙子兵法》中，孙子也将“信”与“智、仁、勇、严”一起，作为将帅必须具备的基本道德。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这是李白《侠客行》中的诗句，形容承诺的分量比大山还重，极言诚信的重要。
　　2001年以来，信用问题引起我国高层的极大关注。江泽民总书记指出：“没有信用，就没有秩序，市场经济就不能健康发展”。一向很少题字的朱镕基总理曾先后为上海国际会计学院和国家会计学院立下校训“不做假账”，表明了中央政府对信用问题的关注。在同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朱总理把大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放在突出位置，其中特别提出要“大力倡导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信用制度”。
　　加快培育信用观念、健全信用制度、完善信用体系，对整顿经济秩序、优化经济环境、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重建信用并不是一句口号一纸空言。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一是加强教育，培植信用观念。在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在全社会进行以诚信为重要内容的道德教育的同时，要大力宣扬信用是资源、信用是金钱、信用是生命、信用是生产力、讲信用促发展等新的现代信用价值观，提高全民信用意识，增强公民维护个体、经济组织和政府机构信用的自觉性。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要引导公民从一点千滴做起，从自身做起，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荣，失信为可耻”的社会道德风气，形成人人讲信用、守信用的文化环境。
　　二是建立健全社会信用制度。健全的法律体系，是正常的信用关系得以维系的保障。要建立一个健全的社会信用制度，除了加强道德教育之外，还要加强法制观念教育，并将信用制度纳入法制化建设轨道，用法律严惩失信者，增大失信成本。
　　三是加大执法力度，使不守信用的单位和个人无藏身之地。目前，重点是要解决“执行难”的问题，改变“守信吃亏，失信获利”的现状和当前惩罚过轻的状况，要借鉴国外的做法，进一步加大对失信行为的处罚力度，比如对恶意逃废债行为，就不仅要还债，还要有加罚的措施。必须严格执法，防止“法律白条”现象的发生。切实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提高诉讼效率，维护法律权威，使法律真正成为维护信用关系、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追究债务人违约侵权责任的利器。除此之外，还要真正实行政企分开，进一步明晰企业产权、加大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力度，打破行政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等。
　　(作者单位：陕西铜川矿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