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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市场效率等角度来解释大型金融机构经营效率的提升。本轮危机对这些传统认识提出了质疑
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全球银行体系的集中度越来越高。2006年底,全球最大5家银行、最大10家银行、最大20家银行和最大100家银行占全球银行体系的总资产的比例达到了15.4%、26.1%、41%和77.3%,在全球信贷市场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同时,以股本回报率(ROE)表示的大型商业银行盈利能力逐步提高,2003~2007年全球前1000家银行的ROE分别高达17.56%、19.86%、22.70%、23.37%和20.02%,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学术界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市场效率等角度来解释大型金融机构经营效率的提升。而在本轮危机中,大型金融机构危机不仅直接危及到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并且将实体经济拖入衰退边缘,对这些传统认识提出了质疑。
首先是规模经济。经济学将规模经济定义为规模报酬递增,是指由于生产规模扩大而导致的长期平均成本下降的现象。商业银行作为全社会的信贷中介和支付中介,其规模经济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随着银行业信息系统越来越复杂,固定交易成本明显上升,业务规模的扩大有助于降低单位交易成本;二是为克服金融交易中信息不对称潜在道德风险,商业银行必须承担高昂的信息搜寻和分析成本,建立严格事前筛选和事后监督机制,业务规模的扩大摊薄了管理运行成本。
本轮危机期间大型金融机构倒闭所带来的巨大外部成本表明,ROE等纯粹财务指标不能有效反映商业银行“经营风险”的特征,ROE反映了大型银行承担风险所带来的收益,却未能充分反映风险成本,因为风险被金融资产规模快速扩张长期掩盖,最终以金融危机的极端形式显现出来。
另有研究表明,危机之前欧美大型银行ROE提高主要得益于杠杆率过高和市场权力带来的定价权,并非主要由经营效率提高所致。
其次是范围经济问题。这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由于企业生产活动维度的增加(生产范围横向扩展)带来效益的增进(利润上升或成本下降)。
范围经济是近年来“全能银行”模式受到青睐的理论基础。一是成本优势——各类金融业务使用相同的基础实施,如管理信息系统、销售渠道,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降低了经营成本;二是信息优势——商业银行作为万能中介,掌握着为数众多的客户或交易对手的资信、需求等内部信息,经营范围扩大有助于实现信息价值最大化;三是资产组合优势——通过对不同金融产品组合和重构,克服单一产品适应性差的缺陷。
本轮危机期间,正是大型复杂银行出现了重大损失,而以信贷为主业的传统银行却表现出强大的抗风险能力。鲜明的对比表明:随着越来越多地参与资本市场业务,商业银行在传统信贷领域的信息、技术和风险管理方面的优势逐步丧失;经营范围扩大的分散化效应虽然有助于降低银行的个体风险,但仍面临着系统性风险,并且随着少数几家大型复杂银行主导全球金融市场,整个银行体系的同质性增强,更易陷入普遍性瘫痪;复杂的组织结构使得日益增长的协调成本在某点上肯定将超过不断下降的收益。
再次是市场效率。有观点认为,相对于小型金融机构而言,大型全球金融机构能够降低了金融交易成本,从而增进了市场效率。这主要归因于大型银行雄厚的资本基础、专业技术和承担技术和风险管理体系成本的能力。
但是,近三十年来全球化大型复杂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直接推动了金融资产规模的快速扩张,创造出了巨大流动性,提高了经济虚拟化程度,扩大了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之间的不平衡,为本轮全球危机种下了隐患。
在本轮危机中,正是那些设计非常精妙并且看起来能有效匹配不同市场主体流动性、风险和收益的复杂结构化金融工具成为危机的导火索,正是大型复杂金融机构的倒闭将危机的影响扩散到全球各个角落。虽然不能因此否认大型金融机构对市场效率提升的积极效应,但危机警示我们应更谨慎、更全面地认识该命题。
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全球银行体系的集中度越来越高。2006年底,全球最大5家银行、最大10家银行、最大20家银行和最大100家银行占全球银行体系的总资产的比例达到了15.4%、26.1%、41%和77.3%,在全球信贷市场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同时,以股本回报率(ROE)表示的大型商业银行盈利能力逐步提高,2003~2007年全球前1000家银行的ROE分别高达17.56%、19.86%、22.70%、23.37%和20.02%,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学术界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市场效率等角度来解释大型金融机构经营效率的提升。而在本轮危机中,大型金融机构危机不仅直接危及到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并且将实体经济拖入衰退边缘,对这些传统认识提出了质疑。
首先是规模经济。经济学将规模经济定义为规模报酬递增,是指由于生产规模扩大而导致的长期平均成本下降的现象。商业银行作为全社会的信贷中介和支付中介,其规模经济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随着银行业信息系统越来越复杂,固定交易成本明显上升,业务规模的扩大有助于降低单位交易成本;二是为克服金融交易中信息不对称潜在道德风险,商业银行必须承担高昂的信息搜寻和分析成本,建立严格事前筛选和事后监督机制,业务规模的扩大摊薄了管理运行成本。
本轮危机期间大型金融机构倒闭所带来的巨大外部成本表明,ROE等纯粹财务指标不能有效反映商业银行“经营风险”的特征,ROE反映了大型银行承担风险所带来的收益,却未能充分反映风险成本,因为风险被金融资产规模快速扩张长期掩盖,最终以金融危机的极端形式显现出来。
另有研究表明,危机之前欧美大型银行ROE提高主要得益于杠杆率过高和市场权力带来的定价权,并非主要由经营效率提高所致。
其次是范围经济问题。这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由于企业生产活动维度的增加(生产范围横向扩展)带来效益的增进(利润上升或成本下降)。
范围经济是近年来“全能银行”模式受到青睐的理论基础。一是成本优势——各类金融业务使用相同的基础实施,如管理信息系统、销售渠道,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降低了经营成本;二是信息优势——商业银行作为万能中介,掌握着为数众多的客户或交易对手的资信、需求等内部信息,经营范围扩大有助于实现信息价值最大化;三是资产组合优势——通过对不同金融产品组合和重构,克服单一产品适应性差的缺陷。
本轮危机期间,正是大型复杂银行出现了重大损失,而以信贷为主业的传统银行却表现出强大的抗风险能力。鲜明的对比表明:随着越来越多地参与资本市场业务,商业银行在传统信贷领域的信息、技术和风险管理方面的优势逐步丧失;经营范围扩大的分散化效应虽然有助于降低银行的个体风险,但仍面临着系统性风险,并且随着少数几家大型复杂银行主导全球金融市场,整个银行体系的同质性增强,更易陷入普遍性瘫痪;复杂的组织结构使得日益增长的协调成本在某点上肯定将超过不断下降的收益。
再次是市场效率。有观点认为,相对于小型金融机构而言,大型全球金融机构能够降低了金融交易成本,从而增进了市场效率。这主要归因于大型银行雄厚的资本基础、专业技术和承担技术和风险管理体系成本的能力。
但是,近三十年来全球化大型复杂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直接推动了金融资产规模的快速扩张,创造出了巨大流动性,提高了经济虚拟化程度,扩大了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之间的不平衡,为本轮全球危机种下了隐患。
在本轮危机中,正是那些设计非常精妙并且看起来能有效匹配不同市场主体流动性、风险和收益的复杂结构化金融工具成为危机的导火索,正是大型复杂金融机构的倒闭将危机的影响扩散到全球各个角落。虽然不能因此否认大型金融机构对市场效率提升的积极效应,但危机警示我们应更谨慎、更全面地认识该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