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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中外反动势力麇集的重要地区，白色恐怖极为严酷。在租界，帝国主义的军队、巡捕和侦探等骄横跋扈，同中国的反动势力合伙镇压革命活动。在华界，国民党新军阀的重兵、警察和宪特等暴戾恣睢，血腥屠杀进步志士。而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三教九流的黑社会势力，则既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又是外国侵略者的鹰犬，他们遍布社会各个角落，利令智昏，无恶不作。这些罪恶势力的猖狂进攻与疯狂破坏，不仅严重威胁着中共中央的安全，也使党中央的第一个红色档案馆——中央文库的安全保管难上加难。尤其是1932年以后，白色恐怖加剧。中共中央机关由上海撤往中央苏区，留下庞大的中央文库在上海就地保管。就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下，中央文库却曾一度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近2年，这对在血雨腥风的上海秘密存在的中央文库来说可谓是雪上加霜，步履维艰，中央文库工作人员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也尽显了共产党人的胆识与智慧。
誓与文库共存亡
中央文库是在党中央和周恩来、瞿秋白等的关怀和指导下，由中共中央秘书处文书科负责人张唯一亲自筹建并逐步管理起来的。1937年以前，文库实行单线领导，文库的工作由张唯一与周恩来直接联系，其他领导不能插手过问。党中央转移到苏区革命根据地后，张唯一既是中央文库负责人，又是中共中央秘书处文书科主任，两边任务都很繁重，实在难以兼顾，必须为中央文库重新选定一个专职管理人员。
1932年6月，刚刚出狱不久的老共产党员陈为人又领到一项特殊的战斗任务。在这个月里，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推荐，张唯一与陈为人第一次会面，张唯一郑重地告诉陈为人：“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委托瞿秋白起草的党的《文件处置办法》规定，党的文件要有一份入库，备交将来的党史委员会。中央文库就是按照这个要求整理保存党的重要机密文件，目前有数万件党的、苏维埃政府的和红军的重要而机密的文电秘密保存在上海，要在敌人脏腹内把它保存到全国解放，任务很重，你是否愿意挑这个重担？”受党多年教育的陈为人激动不已，深感自己责任重大，当即表示：“请党中央放心，我将以生命来保护党的机密，誓与文库共存亡。”
由陈为人夫妇管理中央文库，是党组织经过认真考虑和仔细筛选的。陈为人是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曾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长、中共满州临时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红旗报》编辑。他曾两次被捕入狱，在近两年的牢狱生活中，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身受重刑却严守党的机密，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坚贞不屈和坚定立场。陈为人的爱人韩慧芝，在师范学校就读期间就因剪发被学校认为不守规矩而开除，她热衷于救国救民，积极参加革命运动。同时她也是中共中央秘书处交通科交通员。夫妇俩带有两子一女三个孩子。这样的家庭，无论从素质上还是从形式上都更加符合保管中央文库的条件。
陈为人夫妇接管中央文库后，为保证文库安全，根据《中共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关于秘密技术工作的规定》制定秘密守则四条，第一，中央文库工作只向中央秘书处负责人张唯一请示报告，不与其他党内任何同志发生关系；第二，韩慧芝作为联络员接送文件并与张唯一接着，各部委向中央文库送文件或借用文件均由张唯一转办，中央文库不直接收发文电；第三，中央文库所有同志不参加党的公开活动；第四，坚决执行党的秘密工作规定，就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党的机密安全。
1933年初，党中央从上海秘密撤离，严峻的形势令人窒息。当时，党的活动据点频频遭到敌人破坏，不少革命意志薄弱者动摇变节成了敌人的帮凶。凭着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贞和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陈为人夫妇从容应变与敌人周旋，他们在自己的卧室里安置一个大火炉，旁边放着火柴和引燃物。他俩相约：一旦发生险情，无法挽救时，就放火烧楼与文库俱焚，宁可牺牲全家，也决不能让党的机密档案落到敌人的手里。这年年底，风声更紧，胆识过人的陈为人把家搬到法租界霞飞路，一个白俄老妇人的楼上，敌人做梦也想不到，在白俄人的家里竟会藏着共产党的重要档案。
中央文库与党组织的
联系意外中断
1935年2月的一个寒夜，上海租界上空被一阵紧似一阵的警报器声所包围，一辆辆巡捕房的警车奔驰在大街小巷上，嚣张地尖嚎怪叫。在雷米路文安坊南丁家弄口前，一辆警车像一只看门狗似地守在那里。不一会儿，一群法租界警探和国民党特务，就从6号楼带走几个人。这几位可都是非同小可的人物，他们分别是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黄文杰、宣传部长朱镜我，组织部长何成湘、秘书处负责人张唯一等人。就在这个晚上，敌人从公共租界、法租界同时下手，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秘书处、文委、左联、社联、中央发行科、印刷厂等九个机关均遭破坏、与苏区中央联系的电台也被破获，我党组织、人员损失惨重。长夜漫漫，上海的街头鲜血遍染……
由于张唯一是突然间被捕，没来得及取下与同志约好的警告暗号。两天后，中央文库工作人员韩慧芝按常规又来文安坊6号找张唯一联系文件交接事宜，刚一进门，就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了。
就在韩慧芝被捕的当天，陈为人就从我党打入敌人巡捕房的内线那里得到了妻子出事的消息。他顾不上考虑营救妻子的问题，第一个念头便是火速转移中央文库。但仓猝间要觅到合适符合要求的单幢房子也不容易，按惯例租赁单幢房子必须有铺保。经多方奔波，他终于在小沙渡路合兴坊觅到了一幢可免铺保的一幢旧式的二层楼房，但房东却开出每月三十银元的昂贵租价，并且得先付房租后住人。管不了太多，先租下来再说，紧接着他又费尽心智将全家连同装文件的箱子搬进新家，并作了一番布置。楼下作客堂，上面作卧室，亭子间里放着装文件的箱子，堆得几乎碰到屋顶。中央文库安全了，但由于韩慧芝的被捕，陈为人和中央文库却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中央文库在困境中艰难度日
由于陈为人曾经被捕过，在这种敏感时期，他不敢多出门，更不能出去找工作。他得不到上级指示与经费接济，
除了要保管中央档案库外，还得养活身边三个孩子，只能节衣缩食，生活极可能地节俭，有时一天仅以二餐红薯
充饥。起初，陈为人里里外外一把手。有了客人他到厅堂，迎进送出，尚能应付。但长期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党内秘密工作规定，机关一定要做到家庭化，没有女主人，就不像一个家，没有家，又如何能保住党的文库呢？为了保住中央文库，陈为人通过互济会帮助，将过去的熟人李沫英从饶漱石、李维汉等的“大家庭”中分出来，协助他保管中央文库。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李沫英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职业，帮助陈为人解决经济困难，维护机关正常生活和安全，做了大量的工作。上海临时中央局李竹声等被捕叛变后，党的各级组织及革命团体又遭受到一次大破坏，中央文库陷入空前的孤立，政治联系、经济来源完全中断了。这时，陈为人的弟弟陈立人和母亲来上海，想找点生意做，结果生意没做成，钱却被陈为人用光了。偏偏他早年被捕入狱时染上的肺疾又复发了，咳嗽吐血，无钱诊治，只能买几只萝卜权充水果润肺。为瞒过房东，他在楼下厨房煮好红薯后，盖上一片干鱼再往楼上端。饭桌上那片鱼不准孩子动筷，因为明天还得用。在最困难期间，他曾通过关系找到鲁迅家请求帮助。这样支撑了几个月，眼看实在无法维持下去，1935年5月，陈为人才迫不得已给在正定省立八师附小做教师的妻妹韩慧茹写信称“姐病重，望来探望”。
再说收到信的韩慧茹，焦急地等到学校放了暑假，这才急急忙忙赶到上海姐姐家。然而她做梦也想不到，姐姐家会过得如此辛苦，尤其是三个孩子因为吃不饱饭显得是那么单薄，直到此时，她才知道姐姐的真实情况，才知道姐姐、姐夫所谓的“生意”，才知道姐姐被捕后，姐夫为了整理文件无暇照顾孩子，只能让最小的孩子每天躺在摇车里，都一岁多了竟然还不会走路。女性的特有柔情与善良让韩慧茹当即决定，留下来帮助姐夫照顾这几个可怜的孩子，并拿出自己用三年时间才攒下的三百多个银元支持家用。三百多银元似乎不少，但除每月负担30元的房租外，每季度还要交房捐、扫弄费等，大小五个人的伙食就得计划使用，开始时还可以吃饭，后来便只能喝粥了，接着粥里还得混上比较便宜的山芋。不久便只能靠当卖东西来维持生活了。一只小电扇和一件旧皮袍子当了，接着大人小孩的衣服也拿去当了，就连几个铁罐子、酱面瓶也一一卖了，楼上卧室能当的东西都当光了，但楼下党组织为掩护其身份替他置办的家俱却完整无缺，仍像富户人家。陈为人白天想办法去弄吃的，晚上就把亭子间里的箱子打开，一面整理文件，一面按照党组织的指示让韩慧茹把文件周围的白纸剪下来，以缩小文件，减少占用体积。
日子越来越困难，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陈为人冒着危险，晚上出去找何香凝，想通过她找到党的关系，但没有成功。无奈，陈为人只好按照过去约定的办法找党组织。他嘱咐韩慧茹把写着“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行路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的纸贴到外面公共便池的墙上，一次正贴，一次斜贴，贴了几次也没有找到任何线索，登寻人广告，也没有结果。一次次渴盼成功，一次次希望落空。陈为人就这样带着妻妹和孩子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边工作，边寻找党组织。
拨开乌云见太阳
就在这一年的农历年底，正在家中的韩慧茹听见有人敲门，陈为人一听，显得很是兴奋，“是自己人。”韩慧茹打开门一看喜出望外，竟然是姐姐回来了。原来，韩慧芝被捕后，谎称自己是从乡下来找人的“王英”，初到上海走错了人家，并且机警地把带在身上的文件销毁了。尽管未被搜出证据，可她还是被捕入狱了。由于韩慧英和张唯一事先都有同志间相互熟悉的假口供，他们一口咬定互不认识。由于韩慧芝在敌人面前始终坚持原供不改口，也没落下真凭实据，不久便被作为“共党嫌疑犯”送到苏州反省院去改造。在反省院内，她讲一口地道的湖南土话，扮成不识字的乡下妇女，因此阳历年一过，她便被释放了。出狱后，通过同学的关系，她打听到陈为人现在的住址。与家人久别重逢，此时的韩慧芝多么想向丈夫一诉离别之苦，更想仔细看看离开妈妈近一年的三个儿女，但由于她刚刚出狱，为防特务盯梢，更为了文库安全，她只在家逗留了片刻，就又返回同学家中。她的这位同学名叫李淑清，与韩慧芝是小学同窗，平素意气相投，时任中国女中音乐教师，李原来的丈夫是国民党内的官员，婚后不久李被遗弃。李淑清具有进步倾向，与著名民主人士罗叔章结交甚厚，而罗叔章的表妹便是共产党员李沫英。李沫英请李淑清写信到苏州反省院疏通关节并替韩慧芝作保，这才使韩获释。出狱后的韩慧芝以保姆的公开身份在李淑清家呆了一段日子，确认安全后才回到了自己家中，改名韩慧英。
韩慧英回家后，寻找党组织的工作更迫切了。自去年二月份遭受到最惨重的破坏后，白区党组织尚未完全恢复，而敌人加紧捕杀革命志士，许多意志薄弱者经受不住考验变节投敌。街上特务如网，叛徒密布。陈为人是老党员，认识他的人多，白天不能上街，寻找党组织的任务只能交给韩慧英去完成。为了寻找党的关系，也为了维持生活，韩慧英姐妹经李沫英介绍在罗叔章任训育主任的培明女中附小当了教师，并认识了毛道恂同志，毛道恂又与中央特科的徐汉光接上关系。而此时，中央特科也正奉命迫切寻找中央文库的下落。
1936年秋的一天，陈为人头戴礼帽，身着一件灰绸夹长袍，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位于小沙渡路康脑脱路口的大鸿兴饭店楼上。他看到其中一张桌上放着一本《三国演义》，书边有一只梨，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汉静静地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正是自己要找的人!陈为人抑制住自己激动的心情说：“好兴致，先生看的是什么书?”“是本《三国演义》。”高大个子放下书，神情漠然地问道：“尊姓?”“姓陈，先生贵姓?”“姓金，名老金。”“什么金?”老金用食指在桌上划了一个“木”字，陈为人接着划上一个“当”字。老金问：“住哪里?”陈为人用食指在桌上划了一个“广”字，老金立即在“广”字里填上一个“车”字。对上了接头暗号，陈为人高兴极了。对这一次接头的情景，代号“老金”的徐强记忆很深。他曾回忆说：“我见到为人，脸色苍白，身体十分瘦弱，他正在吐血。他不敢借钱，又不敢找朋友帮忙，肩上的担子重啊!同我交谈明显地看出他很警惕。我几次问他的住址，他都不敢讲。”从接头的饭店归来，陈为人与孩子们说笑道：“爸爸今天总算吃饱了，把盘子都舔光了。”
几经周折，陈为人终于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中央文库又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
困境中坚持档案整理工作
陈为人全身心地投入管理中央文库工作达五年之久。在这五年中，尽管面临着许多工作上、生活上和身体上的困难，但身为中央文库负责人，陈为人却从不曾放弃过，在克服了种种困难的同时，他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文件的整理编目工作。
陈为人虽然曾经身居党内要职，但并无管理文件的经验。他接手中央文库后，首先认真研究了《文件处置办法》和中央秘书处《关于文件编目的规定》，其次对中央文库两万多份文件、电报和书报刊物梳理了一遍。最后订出了五步走的工作计划。
一是将全部文件按成文机关或地区分开。通过这项工作，摸清了库藏的25000份文件的具体情况，中共中央和各部委1922年至1934年的文件约占60%，全国20余个省委、特委及其他各地方党政军1927年至1932年上报的文件约占35%，其他共产国际等文件占5%。
二是判定文件所属年代。在地下斗争中形成的文件一般不写年代、成文者或用代号或用暗语等，这些文件如不及时鉴定，过若干年后必将是一大难题。陈为人以其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和对党的组织机构的谙熟，将所有未写明年代和明成文者的文电判定出年代和作者，实在判定不出具体作者和年份的也注明是什么时期的。凡是判定的年代和作者，均在文件目录中备注栏注明。例如有一份《广西军事状况的报告》未写明年代，陈为人经过判断认定是1928年，就在目录的备注栏内标明“1928年”，这种细致的工作意义是深远的。三是分类整理。
陈为人在将文件按地区和成文机关分开并判定年代后，又进行了第三步管理工作，即将一个机关、一个地区的各年代文件分成总类和部类。总类分最高决议及指示类、对外宣言告民众书类、会议记录类和一般领导指导类。第一类是最重要的，第二类是公开的，第三类是绝密的，第四类是一般性文件。部类以文件多寡而定，例如中共中央文件多，就设有党务、政治、组织、宣传、军事、苏维埃工作、工运、农运、妇女工作、青年工作、国民党工作、事务技术工作、反帝斗争和图书报刊等13个部类。一般机关或中共省委、中共特委、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各部队最多设9类，最少的如桂字文件只有一部。通过文件分类可以看到：陈为人不但是一位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具有广泛知识的档案学家。
四是缩小文件体积便于隐蔽。陈为人接手的文件虽然只有25000份，却装满了近20个皮箱。在一个“家庭”中有这么多大皮箱是很容易引起别人注意的。用什么方法减少文件所占的体积呢？陈为人请示上级同意后，对中央文库的部分文件进行了技术处理。一是将原来用厚纸写成的文件抄在薄纸上，二是把文件四周的白纸边裁掉，三是把书报刊物中刊载的文件裁剪下来，文件留存，被裁剪的书报刊物送给中央宣传部处理。经过一段时间的加工处理，最后将全部文件压缩在5只大皮箱中。
五是编制文件目录。在进行了上述整理工作后，陈为人又将中央文库全部文件编制出“分类”目录。这项工作约在1935年初开始，一直到1936年4月编目工作全部完成。陈为人编制的《中央文库目录》共一式两份。目录是表格式的，即“总号”代表总类，是大类的全部文件的流水号；“分号”为分类号，用英文字母表示文件所属何类。如“A”代表政治类，“B”代表组织类，“C”代表宣传类等等；“件名”是文件的所属机关名称和文件标题的总和；“年月日”是文件原有的，如果是考证的时间要写在“备注”栏内；目录第一页上方有本目录各分类文件统计，如“A4、B1、C4、E39”的意思是：本目录中有政治类文件4份，组织类文件1份，宣传类文件4份，苏维埃政权文件39份。中央文库目录不仅是实用的，而且是科学的。
在做完上述几项基础工作后，陈为人于1936年6月14日制定了中央文库第一个检索工具，类似现在的使用的存放索引—《开箱必读》，注明某号箱子内存放着什么文件以及本箱内文件类别和数字。《开箱必读》的开头写着：“在未开箱之前，先取目录审查，尤其要审查清理的大纲共两件（一切文件都是根据大纲清理的），然后再按目录次第去检查，万不可乱开乱动，同时于检查之后，仍需按照原有秩序放存。”
工作的劳累，生活的困苦，使陈为人的身体更加虚弱，党组织为了能让他放心休养治病，指示他将中央文库移交他人管理。至此，陈为人不辱使命，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守护中央文库的艰巨任务，更为中央文库以后的管理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誓与文库共存亡
中央文库是在党中央和周恩来、瞿秋白等的关怀和指导下，由中共中央秘书处文书科负责人张唯一亲自筹建并逐步管理起来的。1937年以前，文库实行单线领导，文库的工作由张唯一与周恩来直接联系，其他领导不能插手过问。党中央转移到苏区革命根据地后，张唯一既是中央文库负责人，又是中共中央秘书处文书科主任，两边任务都很繁重，实在难以兼顾，必须为中央文库重新选定一个专职管理人员。
1932年6月，刚刚出狱不久的老共产党员陈为人又领到一项特殊的战斗任务。在这个月里，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推荐，张唯一与陈为人第一次会面，张唯一郑重地告诉陈为人：“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委托瞿秋白起草的党的《文件处置办法》规定，党的文件要有一份入库，备交将来的党史委员会。中央文库就是按照这个要求整理保存党的重要机密文件，目前有数万件党的、苏维埃政府的和红军的重要而机密的文电秘密保存在上海，要在敌人脏腹内把它保存到全国解放，任务很重，你是否愿意挑这个重担？”受党多年教育的陈为人激动不已，深感自己责任重大，当即表示：“请党中央放心，我将以生命来保护党的机密，誓与文库共存亡。”
由陈为人夫妇管理中央文库，是党组织经过认真考虑和仔细筛选的。陈为人是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曾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长、中共满州临时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红旗报》编辑。他曾两次被捕入狱，在近两年的牢狱生活中，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身受重刑却严守党的机密，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坚贞不屈和坚定立场。陈为人的爱人韩慧芝，在师范学校就读期间就因剪发被学校认为不守规矩而开除，她热衷于救国救民，积极参加革命运动。同时她也是中共中央秘书处交通科交通员。夫妇俩带有两子一女三个孩子。这样的家庭，无论从素质上还是从形式上都更加符合保管中央文库的条件。
陈为人夫妇接管中央文库后，为保证文库安全，根据《中共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关于秘密技术工作的规定》制定秘密守则四条，第一，中央文库工作只向中央秘书处负责人张唯一请示报告，不与其他党内任何同志发生关系；第二，韩慧芝作为联络员接送文件并与张唯一接着，各部委向中央文库送文件或借用文件均由张唯一转办，中央文库不直接收发文电；第三，中央文库所有同志不参加党的公开活动；第四，坚决执行党的秘密工作规定，就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党的机密安全。
1933年初，党中央从上海秘密撤离，严峻的形势令人窒息。当时，党的活动据点频频遭到敌人破坏，不少革命意志薄弱者动摇变节成了敌人的帮凶。凭着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贞和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陈为人夫妇从容应变与敌人周旋，他们在自己的卧室里安置一个大火炉，旁边放着火柴和引燃物。他俩相约：一旦发生险情，无法挽救时，就放火烧楼与文库俱焚，宁可牺牲全家，也决不能让党的机密档案落到敌人的手里。这年年底，风声更紧，胆识过人的陈为人把家搬到法租界霞飞路，一个白俄老妇人的楼上，敌人做梦也想不到，在白俄人的家里竟会藏着共产党的重要档案。
中央文库与党组织的
联系意外中断
1935年2月的一个寒夜，上海租界上空被一阵紧似一阵的警报器声所包围，一辆辆巡捕房的警车奔驰在大街小巷上，嚣张地尖嚎怪叫。在雷米路文安坊南丁家弄口前，一辆警车像一只看门狗似地守在那里。不一会儿，一群法租界警探和国民党特务，就从6号楼带走几个人。这几位可都是非同小可的人物，他们分别是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黄文杰、宣传部长朱镜我，组织部长何成湘、秘书处负责人张唯一等人。就在这个晚上，敌人从公共租界、法租界同时下手，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秘书处、文委、左联、社联、中央发行科、印刷厂等九个机关均遭破坏、与苏区中央联系的电台也被破获，我党组织、人员损失惨重。长夜漫漫，上海的街头鲜血遍染……
由于张唯一是突然间被捕，没来得及取下与同志约好的警告暗号。两天后，中央文库工作人员韩慧芝按常规又来文安坊6号找张唯一联系文件交接事宜，刚一进门，就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了。
就在韩慧芝被捕的当天，陈为人就从我党打入敌人巡捕房的内线那里得到了妻子出事的消息。他顾不上考虑营救妻子的问题，第一个念头便是火速转移中央文库。但仓猝间要觅到合适符合要求的单幢房子也不容易，按惯例租赁单幢房子必须有铺保。经多方奔波，他终于在小沙渡路合兴坊觅到了一幢可免铺保的一幢旧式的二层楼房，但房东却开出每月三十银元的昂贵租价，并且得先付房租后住人。管不了太多，先租下来再说，紧接着他又费尽心智将全家连同装文件的箱子搬进新家，并作了一番布置。楼下作客堂，上面作卧室，亭子间里放着装文件的箱子，堆得几乎碰到屋顶。中央文库安全了，但由于韩慧芝的被捕，陈为人和中央文库却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中央文库在困境中艰难度日
由于陈为人曾经被捕过，在这种敏感时期，他不敢多出门，更不能出去找工作。他得不到上级指示与经费接济，
除了要保管中央档案库外，还得养活身边三个孩子，只能节衣缩食，生活极可能地节俭，有时一天仅以二餐红薯
充饥。起初，陈为人里里外外一把手。有了客人他到厅堂，迎进送出，尚能应付。但长期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党内秘密工作规定，机关一定要做到家庭化，没有女主人，就不像一个家，没有家，又如何能保住党的文库呢？为了保住中央文库，陈为人通过互济会帮助，将过去的熟人李沫英从饶漱石、李维汉等的“大家庭”中分出来，协助他保管中央文库。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李沫英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职业，帮助陈为人解决经济困难，维护机关正常生活和安全，做了大量的工作。上海临时中央局李竹声等被捕叛变后，党的各级组织及革命团体又遭受到一次大破坏，中央文库陷入空前的孤立，政治联系、经济来源完全中断了。这时，陈为人的弟弟陈立人和母亲来上海，想找点生意做，结果生意没做成，钱却被陈为人用光了。偏偏他早年被捕入狱时染上的肺疾又复发了，咳嗽吐血，无钱诊治，只能买几只萝卜权充水果润肺。为瞒过房东，他在楼下厨房煮好红薯后，盖上一片干鱼再往楼上端。饭桌上那片鱼不准孩子动筷，因为明天还得用。在最困难期间，他曾通过关系找到鲁迅家请求帮助。这样支撑了几个月，眼看实在无法维持下去，1935年5月，陈为人才迫不得已给在正定省立八师附小做教师的妻妹韩慧茹写信称“姐病重，望来探望”。
再说收到信的韩慧茹，焦急地等到学校放了暑假，这才急急忙忙赶到上海姐姐家。然而她做梦也想不到，姐姐家会过得如此辛苦，尤其是三个孩子因为吃不饱饭显得是那么单薄，直到此时，她才知道姐姐的真实情况，才知道姐姐、姐夫所谓的“生意”，才知道姐姐被捕后，姐夫为了整理文件无暇照顾孩子，只能让最小的孩子每天躺在摇车里，都一岁多了竟然还不会走路。女性的特有柔情与善良让韩慧茹当即决定，留下来帮助姐夫照顾这几个可怜的孩子，并拿出自己用三年时间才攒下的三百多个银元支持家用。三百多银元似乎不少，但除每月负担30元的房租外，每季度还要交房捐、扫弄费等，大小五个人的伙食就得计划使用，开始时还可以吃饭，后来便只能喝粥了，接着粥里还得混上比较便宜的山芋。不久便只能靠当卖东西来维持生活了。一只小电扇和一件旧皮袍子当了，接着大人小孩的衣服也拿去当了，就连几个铁罐子、酱面瓶也一一卖了，楼上卧室能当的东西都当光了，但楼下党组织为掩护其身份替他置办的家俱却完整无缺，仍像富户人家。陈为人白天想办法去弄吃的，晚上就把亭子间里的箱子打开，一面整理文件，一面按照党组织的指示让韩慧茹把文件周围的白纸剪下来，以缩小文件，减少占用体积。
日子越来越困难，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陈为人冒着危险，晚上出去找何香凝，想通过她找到党的关系，但没有成功。无奈，陈为人只好按照过去约定的办法找党组织。他嘱咐韩慧茹把写着“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行路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的纸贴到外面公共便池的墙上，一次正贴，一次斜贴，贴了几次也没有找到任何线索，登寻人广告，也没有结果。一次次渴盼成功，一次次希望落空。陈为人就这样带着妻妹和孩子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边工作，边寻找党组织。
拨开乌云见太阳
就在这一年的农历年底，正在家中的韩慧茹听见有人敲门，陈为人一听，显得很是兴奋，“是自己人。”韩慧茹打开门一看喜出望外，竟然是姐姐回来了。原来，韩慧芝被捕后，谎称自己是从乡下来找人的“王英”，初到上海走错了人家，并且机警地把带在身上的文件销毁了。尽管未被搜出证据，可她还是被捕入狱了。由于韩慧英和张唯一事先都有同志间相互熟悉的假口供，他们一口咬定互不认识。由于韩慧芝在敌人面前始终坚持原供不改口，也没落下真凭实据，不久便被作为“共党嫌疑犯”送到苏州反省院去改造。在反省院内，她讲一口地道的湖南土话，扮成不识字的乡下妇女，因此阳历年一过，她便被释放了。出狱后，通过同学的关系，她打听到陈为人现在的住址。与家人久别重逢，此时的韩慧芝多么想向丈夫一诉离别之苦，更想仔细看看离开妈妈近一年的三个儿女，但由于她刚刚出狱，为防特务盯梢，更为了文库安全，她只在家逗留了片刻，就又返回同学家中。她的这位同学名叫李淑清，与韩慧芝是小学同窗，平素意气相投，时任中国女中音乐教师，李原来的丈夫是国民党内的官员，婚后不久李被遗弃。李淑清具有进步倾向，与著名民主人士罗叔章结交甚厚，而罗叔章的表妹便是共产党员李沫英。李沫英请李淑清写信到苏州反省院疏通关节并替韩慧芝作保，这才使韩获释。出狱后的韩慧芝以保姆的公开身份在李淑清家呆了一段日子，确认安全后才回到了自己家中，改名韩慧英。
韩慧英回家后，寻找党组织的工作更迫切了。自去年二月份遭受到最惨重的破坏后，白区党组织尚未完全恢复，而敌人加紧捕杀革命志士，许多意志薄弱者经受不住考验变节投敌。街上特务如网，叛徒密布。陈为人是老党员，认识他的人多，白天不能上街，寻找党组织的任务只能交给韩慧英去完成。为了寻找党的关系，也为了维持生活，韩慧英姐妹经李沫英介绍在罗叔章任训育主任的培明女中附小当了教师，并认识了毛道恂同志，毛道恂又与中央特科的徐汉光接上关系。而此时，中央特科也正奉命迫切寻找中央文库的下落。
1936年秋的一天，陈为人头戴礼帽，身着一件灰绸夹长袍，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位于小沙渡路康脑脱路口的大鸿兴饭店楼上。他看到其中一张桌上放着一本《三国演义》，书边有一只梨，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汉静静地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正是自己要找的人!陈为人抑制住自己激动的心情说：“好兴致，先生看的是什么书?”“是本《三国演义》。”高大个子放下书，神情漠然地问道：“尊姓?”“姓陈，先生贵姓?”“姓金，名老金。”“什么金?”老金用食指在桌上划了一个“木”字，陈为人接着划上一个“当”字。老金问：“住哪里?”陈为人用食指在桌上划了一个“广”字，老金立即在“广”字里填上一个“车”字。对上了接头暗号，陈为人高兴极了。对这一次接头的情景，代号“老金”的徐强记忆很深。他曾回忆说：“我见到为人，脸色苍白，身体十分瘦弱，他正在吐血。他不敢借钱，又不敢找朋友帮忙，肩上的担子重啊!同我交谈明显地看出他很警惕。我几次问他的住址，他都不敢讲。”从接头的饭店归来，陈为人与孩子们说笑道：“爸爸今天总算吃饱了，把盘子都舔光了。”
几经周折，陈为人终于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中央文库又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
困境中坚持档案整理工作
陈为人全身心地投入管理中央文库工作达五年之久。在这五年中，尽管面临着许多工作上、生活上和身体上的困难，但身为中央文库负责人，陈为人却从不曾放弃过，在克服了种种困难的同时，他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文件的整理编目工作。
陈为人虽然曾经身居党内要职，但并无管理文件的经验。他接手中央文库后，首先认真研究了《文件处置办法》和中央秘书处《关于文件编目的规定》，其次对中央文库两万多份文件、电报和书报刊物梳理了一遍。最后订出了五步走的工作计划。
一是将全部文件按成文机关或地区分开。通过这项工作，摸清了库藏的25000份文件的具体情况，中共中央和各部委1922年至1934年的文件约占60%，全国20余个省委、特委及其他各地方党政军1927年至1932年上报的文件约占35%，其他共产国际等文件占5%。
二是判定文件所属年代。在地下斗争中形成的文件一般不写年代、成文者或用代号或用暗语等，这些文件如不及时鉴定，过若干年后必将是一大难题。陈为人以其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和对党的组织机构的谙熟，将所有未写明年代和明成文者的文电判定出年代和作者，实在判定不出具体作者和年份的也注明是什么时期的。凡是判定的年代和作者，均在文件目录中备注栏注明。例如有一份《广西军事状况的报告》未写明年代，陈为人经过判断认定是1928年，就在目录的备注栏内标明“1928年”，这种细致的工作意义是深远的。三是分类整理。
陈为人在将文件按地区和成文机关分开并判定年代后，又进行了第三步管理工作，即将一个机关、一个地区的各年代文件分成总类和部类。总类分最高决议及指示类、对外宣言告民众书类、会议记录类和一般领导指导类。第一类是最重要的，第二类是公开的，第三类是绝密的，第四类是一般性文件。部类以文件多寡而定，例如中共中央文件多，就设有党务、政治、组织、宣传、军事、苏维埃工作、工运、农运、妇女工作、青年工作、国民党工作、事务技术工作、反帝斗争和图书报刊等13个部类。一般机关或中共省委、中共特委、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各部队最多设9类，最少的如桂字文件只有一部。通过文件分类可以看到：陈为人不但是一位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具有广泛知识的档案学家。
四是缩小文件体积便于隐蔽。陈为人接手的文件虽然只有25000份，却装满了近20个皮箱。在一个“家庭”中有这么多大皮箱是很容易引起别人注意的。用什么方法减少文件所占的体积呢？陈为人请示上级同意后，对中央文库的部分文件进行了技术处理。一是将原来用厚纸写成的文件抄在薄纸上，二是把文件四周的白纸边裁掉，三是把书报刊物中刊载的文件裁剪下来，文件留存，被裁剪的书报刊物送给中央宣传部处理。经过一段时间的加工处理，最后将全部文件压缩在5只大皮箱中。
五是编制文件目录。在进行了上述整理工作后，陈为人又将中央文库全部文件编制出“分类”目录。这项工作约在1935年初开始，一直到1936年4月编目工作全部完成。陈为人编制的《中央文库目录》共一式两份。目录是表格式的，即“总号”代表总类，是大类的全部文件的流水号；“分号”为分类号，用英文字母表示文件所属何类。如“A”代表政治类，“B”代表组织类，“C”代表宣传类等等；“件名”是文件的所属机关名称和文件标题的总和；“年月日”是文件原有的，如果是考证的时间要写在“备注”栏内；目录第一页上方有本目录各分类文件统计，如“A4、B1、C4、E39”的意思是：本目录中有政治类文件4份，组织类文件1份，宣传类文件4份，苏维埃政权文件39份。中央文库目录不仅是实用的，而且是科学的。
在做完上述几项基础工作后，陈为人于1936年6月14日制定了中央文库第一个检索工具，类似现在的使用的存放索引—《开箱必读》，注明某号箱子内存放着什么文件以及本箱内文件类别和数字。《开箱必读》的开头写着：“在未开箱之前，先取目录审查，尤其要审查清理的大纲共两件（一切文件都是根据大纲清理的），然后再按目录次第去检查，万不可乱开乱动，同时于检查之后，仍需按照原有秩序放存。”
工作的劳累，生活的困苦，使陈为人的身体更加虚弱，党组织为了能让他放心休养治病，指示他将中央文库移交他人管理。至此，陈为人不辱使命，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守护中央文库的艰巨任务，更为中央文库以后的管理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