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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和中国之间最显著的差异，不是各自工业化的时机，而是在于政治体的规模不同。就人类历史的进程而言，二者开始工业化的时间大同小异，仅相差了两百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白驹过隙。但政治体规模的差异却至少持续了两千年，且影响极大。
在近两千年的历史中，中国一直保持了统一，而欧洲却四分五裂。也正是这一点能够解释为什么在理解中国时以欧洲为模板显得那么无力。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哪怕拿破仑和希特勒再野心勃勃，欧洲也没能够再现可以对整个大陆行使中央集权控制的帝国统治。对于中国来说，一个统一的农业帝国是常态。
由此可以得出当代中国人和欧洲人态度上的根本差别：在中国人视统一高于一切的时候，欧洲人更相信民族国家而非欧洲范围内的主权——尽管成立了欧盟。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导致很多历史悠久的帝国的分裂和众多新国家的建立，而中国并未发生类似的事情，甚至连丝毫可能发生的迹象都找不到。这一事实也说明了中国渴望统一的内在实力。中国人所致力的统一有三个维度：国家和人民把统一作为根本要务；期望国家在确保统一的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为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的、强烈的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感。这并不是说中国的统一就是理所当然的：历史上大约一半的时间，它都处于不同程度的分裂状态。考虑到中国的幅员辽阔以及远胜于欧洲的多样性特征，我们不用对此大惊小怪。统一的传统始于春秋时期的孔子，由于目睹了动荡、战乱的灾难，孔子深深意识到和谐的重要性。
中国与欧洲国家之间，还存在另一个重要区别，即在近千年的时间里，中国从来没有面临过试图限制其权力的贵族精英的竞争。到10世纪中叶，当时的士绅全部都被摧毁，其后果是没有一个精英能够享有独立于国家的权威。情况正好相反，尽管官僚精英拥有无人可比的权力，享有数不清的特权，但其他精英却深深依赖于国家赏赐给他们的地位。选择官僚的关键性机制就是科举考试制度。早在唐朝时，科举考试制度就已经称得上很完善了。虽然贵族在考试中享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科举考试还是为社会流动打开了大门，成为皇朝招贤纳士的有力手段。对于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来说，儒家经典是考试的核心内容，这有助于共同价值的塑造与强化。
由于要治理的疆域如此之广，中国没有，也不能单纯依靠或主要依赖武力施压来维护国家形态。那样做既不合理也不可行，实施起来也将需要大量的资源。国家权力主要通过各种各样的高压政治来强化。明清时期，封建政权想尽办法向国民灌输建立在儒家思想基础上的共同价值观和文化。中国政府认为，对普通民众和精英人士进行道义的教化，既可迎合民意，又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对精英而言，国家要求学校必须教授儒家经典，同时它还成为科举考试的应试科目。此外，它还促使普通民众遵守儒家教义的教化，就连皇帝在处理社会等级和纳税等事务需发布敕令时，也频繁地采用道德的论调。政府还试图促进民众对特定神灵的尊崇，同时极力压制其认为可能会造成社会动乱的潜在因素。
除了宗教控制之外，中国在这些事务上比欧洲先进数百年。直至19世纪末现代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出现之后，欧洲才开始关注这些问题。对于中国而言，对民众进行监控是理所当然的，通过户籍登记及其他手段，可以更好地预测民众不满的原因、预防社会动乱。实行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家族或血统，这一点从古至今都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中国对其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欧洲。
封建王朝非常清楚善治的重要性和克制的必要性。善治思想与强调统治者的道德责任的儒家传统密切相连。例如，皇朝统治的一个持续性特征就在于承认税收必须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以便农民丰衣足食，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避免抵制和反抗。中国的王朝统治也并非完全缺乏问责制：皇帝的权力拜上天所赐，因此只要统治者治理不善，他的权力就可能被剥夺。中国人思想中“天”这一概念，与西方人的“宇宙”概念截然不同。西方人的“宇宙”是由神明创造和控制的，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天”胜于地球上的一切，但却并非造物主，也不可能物化為具体的形象。依据西方的“君权神授”学说，统治者的权力实则来源于出身。而中国统治者的天命则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之上，这使得普通的中国人能够与统治者保持一定的距离，对统治者的道德及合理性进行考量。
中国关于道德作用的假定，只是它如何看待自己的责任这一极其广泛的概念中的一部分。天命意味着，国家还有义务解决生态问题和经济问题，保障人民的生活水平。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清政府在18世纪的时候通过对粮仓储备的管理以确保各地粮食供求的相对平衡，从而保持粮价稳定。这一做法可以追溯到元朝甚至更早。国家还肩负起了建设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重任，当然是就当时的标准而言，例如为防止洪灾而治理黄河、建设大运河等承担责任。京杭大运河最早于公元7世纪初竣工，此后历朝历代均对其进行了修护。就以上的每个方面而言，中国人眼中的“国家”责任与欧洲的国家大相径庭。直至几百年之后，欧洲人还都认为国家责任仅仅是立法。以上的事例也有力地说明了，中国的发展是独特的，这也驳斥了其他国家必须遵循欧洲发展路径的错误观点。
如果一定要对中国与欧洲进行区分的话，那么首先的不同就在于中国很久以前就具备了一个“现代国家”的许多特征——包括一个规模庞大的官僚体系——早于欧洲各国完成了国家转型。中国相对于邻国的压倒性优势已经持续了一千余年，所谓的政治代表性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很陌生的概念，甚至在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的统治覆灭之后仍是如此。在中国和欧洲，国家创造的活力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存在着深刻的差别。
（摘自《大国雄心：一个永不褪色的大国梦》）
在近两千年的历史中，中国一直保持了统一，而欧洲却四分五裂。也正是这一点能够解释为什么在理解中国时以欧洲为模板显得那么无力。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哪怕拿破仑和希特勒再野心勃勃，欧洲也没能够再现可以对整个大陆行使中央集权控制的帝国统治。对于中国来说，一个统一的农业帝国是常态。
由此可以得出当代中国人和欧洲人态度上的根本差别：在中国人视统一高于一切的时候，欧洲人更相信民族国家而非欧洲范围内的主权——尽管成立了欧盟。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导致很多历史悠久的帝国的分裂和众多新国家的建立，而中国并未发生类似的事情，甚至连丝毫可能发生的迹象都找不到。这一事实也说明了中国渴望统一的内在实力。中国人所致力的统一有三个维度：国家和人民把统一作为根本要务；期望国家在确保统一的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为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的、强烈的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感。这并不是说中国的统一就是理所当然的：历史上大约一半的时间，它都处于不同程度的分裂状态。考虑到中国的幅员辽阔以及远胜于欧洲的多样性特征，我们不用对此大惊小怪。统一的传统始于春秋时期的孔子，由于目睹了动荡、战乱的灾难，孔子深深意识到和谐的重要性。
中国与欧洲国家之间，还存在另一个重要区别，即在近千年的时间里，中国从来没有面临过试图限制其权力的贵族精英的竞争。到10世纪中叶，当时的士绅全部都被摧毁，其后果是没有一个精英能够享有独立于国家的权威。情况正好相反，尽管官僚精英拥有无人可比的权力，享有数不清的特权，但其他精英却深深依赖于国家赏赐给他们的地位。选择官僚的关键性机制就是科举考试制度。早在唐朝时，科举考试制度就已经称得上很完善了。虽然贵族在考试中享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科举考试还是为社会流动打开了大门，成为皇朝招贤纳士的有力手段。对于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来说，儒家经典是考试的核心内容，这有助于共同价值的塑造与强化。
由于要治理的疆域如此之广，中国没有，也不能单纯依靠或主要依赖武力施压来维护国家形态。那样做既不合理也不可行，实施起来也将需要大量的资源。国家权力主要通过各种各样的高压政治来强化。明清时期，封建政权想尽办法向国民灌输建立在儒家思想基础上的共同价值观和文化。中国政府认为，对普通民众和精英人士进行道义的教化，既可迎合民意，又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对精英而言，国家要求学校必须教授儒家经典，同时它还成为科举考试的应试科目。此外，它还促使普通民众遵守儒家教义的教化，就连皇帝在处理社会等级和纳税等事务需发布敕令时，也频繁地采用道德的论调。政府还试图促进民众对特定神灵的尊崇，同时极力压制其认为可能会造成社会动乱的潜在因素。
除了宗教控制之外，中国在这些事务上比欧洲先进数百年。直至19世纪末现代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出现之后，欧洲才开始关注这些问题。对于中国而言，对民众进行监控是理所当然的，通过户籍登记及其他手段，可以更好地预测民众不满的原因、预防社会动乱。实行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家族或血统，这一点从古至今都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中国对其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欧洲。
封建王朝非常清楚善治的重要性和克制的必要性。善治思想与强调统治者的道德责任的儒家传统密切相连。例如，皇朝统治的一个持续性特征就在于承认税收必须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以便农民丰衣足食，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避免抵制和反抗。中国的王朝统治也并非完全缺乏问责制：皇帝的权力拜上天所赐，因此只要统治者治理不善，他的权力就可能被剥夺。中国人思想中“天”这一概念，与西方人的“宇宙”概念截然不同。西方人的“宇宙”是由神明创造和控制的，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天”胜于地球上的一切，但却并非造物主，也不可能物化為具体的形象。依据西方的“君权神授”学说，统治者的权力实则来源于出身。而中国统治者的天命则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之上，这使得普通的中国人能够与统治者保持一定的距离，对统治者的道德及合理性进行考量。
中国关于道德作用的假定，只是它如何看待自己的责任这一极其广泛的概念中的一部分。天命意味着，国家还有义务解决生态问题和经济问题，保障人民的生活水平。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清政府在18世纪的时候通过对粮仓储备的管理以确保各地粮食供求的相对平衡，从而保持粮价稳定。这一做法可以追溯到元朝甚至更早。国家还肩负起了建设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重任，当然是就当时的标准而言，例如为防止洪灾而治理黄河、建设大运河等承担责任。京杭大运河最早于公元7世纪初竣工，此后历朝历代均对其进行了修护。就以上的每个方面而言，中国人眼中的“国家”责任与欧洲的国家大相径庭。直至几百年之后，欧洲人还都认为国家责任仅仅是立法。以上的事例也有力地说明了，中国的发展是独特的，这也驳斥了其他国家必须遵循欧洲发展路径的错误观点。
如果一定要对中国与欧洲进行区分的话，那么首先的不同就在于中国很久以前就具备了一个“现代国家”的许多特征——包括一个规模庞大的官僚体系——早于欧洲各国完成了国家转型。中国相对于邻国的压倒性优势已经持续了一千余年，所谓的政治代表性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很陌生的概念，甚至在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的统治覆灭之后仍是如此。在中国和欧洲，国家创造的活力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存在着深刻的差别。
（摘自《大国雄心：一个永不褪色的大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