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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轮在乡间公路上奔驰，接连不断的岩体、溪涧和桥梁的片段，还有桃树和梨树的喧哗。这是江南初夏庸倦的午后，一个时间的探询者在胆怯而好奇地眺望了他的前生以后，终于又返回在通往今世的路上。尽管《嘉靖宁波府志》说的“溪口山，雪窦支山也，石色莹洁如玉”的美景尚无缘领略，环山公路两边的景物也足够让人迷醉。阳光火辣辣从路边枝叶间洒落下来，由于炎热，更由于沉闷，车窗玻璃早已开到极限，中午电视屏幕上北京的时尚男子还小心地将自己裹在套头衫里，这里地头的农民已穿短衫甚至打赤膊了。偶尔有微风吹拂，空气中充溢着水蜜桃淡淡的甜味。一切都是那样的亲切而熟悉。我想，王守仁雪窦山诗所谓“莫讶诸峰俱眼熟，当年曾向画图看”，大概正是为像我这样的人写的吧？
半个小时前在那里，内心的惊喜与忧伤，似乎也有着如此强烈的反差色彩。因为这涉及到一段个人隐私，且长期以来反反复复纠缠于心。我的出生之地虽在浙北的湖州，却从小时候起就一次次地被告知，在东海边古老的剡溪源头，在浙东妙高台千丈岩的长瀑下，埋藏着我生命最原始的信息和秘密。我的父亲当年就从这里走出，跟随父辈们外出谋生，闯荡江湖，在异乡落籍生根，并终此一生没有再回来过；而在他离乡七十余年，或过世两年以后，他的儿子却因偶然的机会，像一个蒲团经声中迟到的礼忏者，风尘仆仆出现在这里。
后来心情逐渐平静下来，我走上村口的广济桥，望着脚下流水茫然了好一阵，对陪同我前去的当地朋友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锁的秘密，只有钥匙知晓。”这是写于多年前的《深夜回家》一诗的结尾，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突然记起它们，更无法回忆起当初写作的背景和触机，但在那一刻，那一瞬间，当我坐在桥东堍那两棵古樟的浓阴下，周围竹篱瓦舍，岩清水碧，树影斑驳，经声悠扬，一只对面杂货店门口的黄犬跑来摇头摆尾匍匐在脚边，温柔地用舌头舔着我的裤管，内心深处的某根弦线被拨动，于是一切都被赋予了特别的意义。
回来还是如去时一样，必须转道溪口。晚霞中的武岭，如合掌打坐的老僧，已逐渐进入冥思状态。包括游人散去后重归平静的丰镐房，一把森严大锁将它和门前的滚滚红尘暂时隔开。当年从这里走出来的国学优等生蒋瑞元，虽然吃的是政治饭，做的却是与其祖上玉泰盐铺不一样的生意，但凭个人出色的才干，历史的眷顾，时代风云际会，终成一代枭雄。不管后人如何评价看待，它在中国现代政治版图上的地位和分量，任谁的力量也无法抹去。同时也能让任何一位踏入此地的旅行者的心绪，变得比两旁商店卖的千层饼还要复杂。这种饼的特色与秘密据说全在干面需分成两半，一半用凉水和，一半用开水和。然后各取其半，大小相当，黏合擀成薄饼，再卷成筒状入锅油炸，烙时还得不停地翻转，折腾，一直要等到完全烙透了，才算大事告成。这段涉及技术的文字尽管抄自产品说明书，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读来，却似别有深意在焉，比如说，一个朴素的政治预言，或别的什么，让人对两岸的未来不免有所信心。
傍晚时分在街头闲逛，清洁的街道，葱郁的草木。网吧里上网找养殖信息的外地民工，靠脑袋致富，开奔驰的年轻企业家，公园里读报的老人，街头松开母亲的手，弯腰拾起冰棍纸的小女孩，饭馆餐桌上新鲜的水果，旅游品市场卷成古怪的朝笏形状的笋干。包括当地的芋头，也是一绝，单个最大可达两公斤以上。古称蹲鸱土芝，今人号为“跑过三关六码头，吃过奉化芋艿头”。而仿佛有意要为家乡特产作形象推介，是那颗著名的带有传奇色彩的光头，又因曾经打在上面那个红叉早已抹去，从而显得更为神似。还有跟随他走出去的那些乡前辈，尽管早已长眠异地，但有一天他们会回来，回到从前出生的地方。相信这不仅是当地父老乡亲的愿望，也是溪口每一滴水珠，每一块岩石，每一颗水蜜桃，每一只千层饼，雪窦寺和萧王庙的每一记钟声的共同心愿，需要付出的不过是时间罢了。
这不免让我再次想起自己与奉化之间那种微妙的关系，尽管花开各表，毕竟藕断丝连。据母亲偶尔透露及向长辈打听，当年父亲离开这里以后，先是在上海的奉系服装店里当学徒，努力钻研技术，并很快有了自己的店铺。这时，持续数年的内战也终于到了摊牌的时候，几乎在同一时刻，也出于同样的理由，当上面说的这位奉化的大人物登上军舰永别家乡，只留下照片上那个著名的表情复杂的笑容时，一个奉化的小人物也逃离沪上，将他的店铺搬到了相对安全一点的太湖边的小城湖州，凭一手出色的裁缝活谋生糊口，与房东的女儿相爱，在异地安家落户，然后就有了我。包括我的原姓，也非现在身份证上的某人，而是正宗岩头毛氏。在从事写作后的一首诗中我这样写道：“我是一个裁缝的儿子，曾经我相信世界是破碎的，就像父亲剪刀下的布料一样。”尽管那时父母因性格不合早已离异，彼此仇恨终生不相往来，而我因自小由母亲抚养成人，自不敢首鼠两端，但在我的内心，依然希望他能有机会看到。包括后来在文坛上小有名声，能以诗人身份混饭，不事耕稼，衣食无愁地活了半辈子，在一定程度上想必也得益于瑞房含光和古井灵泉的福佑。因此有时候自己会很奇怪地想，如果我的户籍本上需要有一个精神标识，应该是《汉书》会稽郡乌程县条下的“欧余亭”？还是同郡鄞县条下的“鲒崎亭”？这在我实在是一件很难抉择的事情。
晚餐后回到宾馆，借助情感和文献的力量，继续努力向这座陌生而亲切的县城靠拢，直到漫无涯际的思绪和夜色下娴静的亭下湖湖面，像书中的两片书页那样自然地叠合在一起。是的，奉化对我来说只是祖籍所在，并非出生之地，除上世纪八十年代偕海洋诗会访问团匆匆一游，逗留半天，生平足迹实不过第二次踏入。但我对它历史地理的兴趣由来已久，知道它是浙江历史最早开始的地方，知道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宁波奉化条下所称“夏为堇子国”，其文献依据实来自郡人高宇泰的《敬止录》，且原文明确指出“实为今之奉化”。或许正因话说得太明白了，明代万历年间写的书，此后几百年只能以手抄本形式小范围流传；知道左传襄公十年“秦堇父辇重如役，偪阳人启门”。浙大藏竹简左传残本P98简的原文当为“秦堇之如於，以福阳内启”，文义有异，人名遂代国名矣。当然，我也知道白杜社，梨洲山，梅福，虞喜，孙兴公兄弟，谢遗尘和唐僧契元（布袋和尚），知道宋元之际江南文坛的代表人物楼钥、戴表元和袁桷，或《攻媿集》《剡源集》和《清容居士集》。还有我喜欢的陈著，宋亡后安安静静呆在家里，留下的著作有一百卷，数量在四库全书里排名第六；知道溪口的历史地标武岭，在韩国保存的中华地志里明确写明是武陵，这个岭字也被人动过手脚。知道蒋夫人毛福梅是溪口岩头村人，当然按那时行政级别该叫岩头镇，住在溪左岸的祖宅素居里，当年说不定还是我家邻居。尽管如此，我仍然无法想象自己的心会从此留在那里，只能像下午回来时在车上那样，以略带几分迷惘的目光，无数次地回首眺望着。 这是一次世俗意义上的游子返乡，还是纯粹精神式的寻根之旅，我分辨不清它们的区别，或许是两者都有吧？但与贺知章《回乡偶书》或李频《渡汉江》那种感情相比，毕竟还是有些不同，因为在严格的意义上，我甚至无权将这里称作自己的家乡或故乡。一个人从印有自己手迹和体温的地方出发，历时多年后重新回来，从起点到终点，从襁褓到坟墓，这才是故乡。所谓“少小离家老大回”，所谓“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在我的理解中，应该是出生于当地，有过一番刻骨铭心经历的人才有资格说的话，而我在这里找到的只是自己基因的根，中间隔着将近三分之二世纪的陌生与间阻。生存环境的移植，在大多情况下会影响人思想情感上的认知与取向，这种影响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我生在白蘋洲边，喝霅溪水长大，我的身体内是汴峰和飞英塔，而我血液的源头却在雪窦、在过云，在它山堰惊涛的重重回声里。要在两者之间作出取舍是困难的，甚至可以说是愚蠢的。因此我只能试图从更高的意义来理解它们，我只能说：啊，时间是残酷的，时间又是仁慈的。
这是否也与当地的一位历史人物戴帅初的情况多少有些相似？公元一二九六年初夏，也是这样的炎热季节，他在东门坐船曲折绕行，渡过钱塘江去湖州看望互慕已久，没见过面的好友赵孟頫，对当地山水的投契与喜爱，在临行赠别诗“行遍江南佳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里有由衷的表达。他甚至安排弟子袁桷在当地慈感寺里读书，自己却还是回来了。而八百年后我从湖州来到奉化，尽管钟情程度上一点也不亚于前贤，呆上几天后同样也得回去。这不是个人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而是命运与人生的局限。怎么说呢，我想，眼下困扰着我的问题，当年想必也曾困扰过他。这位元初江南儒林领袖式的人物，除中年在杭州做家教，晚年在上饶当过几年教官以外，其余时间一直呆在家里。一生最好的作品，都是在迁离祖居小东门后的新家，即剡源张村榆林的那三间草屋里写出来的。沃尔科特称任何在离开故乡二十公里以外的写作都是可疑的，苏东坡说此心安处是吾乡。或许，他们想要表达的意思，应该都是同样的吧？一想到这一点，内心终于也就有些释然。
此时夜色已深，仍然毫无睡意，从行囊里找出来前特意复印带在身边的《正统道藏》本《四明洞天丹山图咏集》，试图以重温的方式表达对作者曾坚、危素的敬意，这两位文学前辈是元初人，与当地颇有因缘。该书所存唐人木玄虚丹山图咏二十首，其三有云：“秦皇神将有王鄞，驱山塞海溺其身。葬于水底不填筑，号作鄞江今见存。”诗后有贺知章注：“四明山名勾章，其江因鄞江，此通大洋也。”在我的理解中，这才是有关鄞字出典最靠谱的文献，比经过四库馆臣之手的《国语》和《越绝》强多了。有了这一珍贵记载，陆云《答车茂安书》里“昔秦始皇至尊至贵……四方竒丽，天下珍玩，无所不有，犹以不如吴会也。乡东观沧海，遂御六军南巡狩，登稽岳，刻文石，身在鄮县三十余日”这几句，就变得比较好理解。再加上南朝孔灵符《会稽记》里的相关记录：“始皇崩，邑人刻木为像祀之，配食夏禹。后汉太守王朗弃其像江中，像乃溯流而上。人以为异，复立庙。”答案大致也就呼之欲出了。尽管历史学家们对此讳莫如深，装作没看见的样子，但我相信他们不可能永远这样假睡下去。另按晚明南京兵部尚书余姚人孙月峰《与玉绳甥论小说家书》称：“道藏中有《四明山志》，闻其书越中山水甚详，甥访得时，望抄一本为寄。”（孙矿《月峰先生居业编》卷三）则此书原名当为《四明山志》。而入清后不知怎么一来，有一本署名黄梨洲的《四明山志》突然横空出世，内容大半与此书重叠不说，甚至书里称奉化为奉化州的元代行政烙印尚斑斑在目，而真正的《四明山志》，却被从此改名为《四明洞天丹山图咏集》，这样就不属史书，而是文人闲咏，里面说的自然也就当不得真了。此事让我更加相信，本省的历史尤其是明州的历史，还有很多尚被人为地封杀在时间的雪窦里，罗浚当年在《宝庆四明志》序里感慨：“唐刺史韩察实移州城，石刻尚存，于时且未之见，他岂暇详？甚哉作者之难，固有俟乎述于后者也。”如今时间过去已八百多年，后者却不见有什么作为，想来实在是有些愧对古人。
这时手机响了，是一个宁波朋友坐车赶来请我们吃夜宵，这对逐渐陷入历史怪圈的我，自然是最好的解脱。地点是在新开的金碧辉煌的海鲜城，久别重逢，话语投机，酒自然也没少喝。他是杭州人，在宁波工作已有近二十年，却从未流露过想回去的打算。或许他跟我一样，也看到过晋人《钱塘记》里那个引人瞩目的记载：“防海大塘在县东，去邑一里。往时郡议曹华信家富，乃议立此塘，以防海水。始开募有能运土石一斛，即与钱一升。旬日之间，来者云集。塘未成而谲不复取，于是载土石者弃置而去，塘以之成。既遏绝潮源，一境蒙利也，县迁治余姚。王莽时县名泉亭，于是改为钱塘。”（《太平御览》卷一百七十州郡部十六江南道杭州）还有梅圣俞为林和靖诗集作的序，那个开头同样也是精彩极了：“天圣中，闻宁海西湖之上有林君，崭崭有声，若高峰瀑泉，望之可爱，即之愈清，挹之甘洁，而不厌也。是时予因适会稽，还访于雪中。”因此心安理得，无论从地理或情感上，都没把自己当成是外乡人。
回来时在车上昏昏沉沉，一进房间就躺到了床上。几天来储存的观感印象，如同影片在眼前快速回放，果林、寺庙、喷泉、竹筏、街景、村庄，生态园和博物馆。还有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弥勒佛，它的姿势和笑容里有一种特别的魔力，让人感觉格外亲和，仿佛我们并非初次相逢，而是前生就已相识。这大概又是因读过袁枚的秘密日记，确认雪窦的开山大师就是黄巢的缘故。包括毛氏祠堂里那些沉默的先人，他们当中应该有南宋绍兴年间捐资凿山的毛居士，还有元初四明祠宇观的主持毛尊师。下午幽暗的光线下，当我推开破败的虚掩的门走进去，凝神打量他们的时候，发现他们也正凝神打量着我，我们用目光交换一切，那一刻，我感觉有一根看不见的线，已把我们紧紧拴在一起，从此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分开。我努力翻转身体，换了个更舒适的姿势，合上眼睛，并告诫自己什么都不要去想……终于，生平第一次，我在家乡的床上入睡，如同出生前在母腹中那种安谧娴静的样子。一个僧人的身影在梦里浮现，眼睛明亮，神情肃穆，袈裟上血痕犹存。是恒通，翠微禅师，还是长汀子？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只听得他离开时喃喃自语：“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栏干看落晖。”又说偈曰：“弥勒真弥勒，时人皆不识。”其余的一切，我都已经记不起来了。
半个小时前在那里，内心的惊喜与忧伤，似乎也有着如此强烈的反差色彩。因为这涉及到一段个人隐私，且长期以来反反复复纠缠于心。我的出生之地虽在浙北的湖州，却从小时候起就一次次地被告知，在东海边古老的剡溪源头，在浙东妙高台千丈岩的长瀑下，埋藏着我生命最原始的信息和秘密。我的父亲当年就从这里走出，跟随父辈们外出谋生，闯荡江湖，在异乡落籍生根，并终此一生没有再回来过；而在他离乡七十余年，或过世两年以后，他的儿子却因偶然的机会，像一个蒲团经声中迟到的礼忏者，风尘仆仆出现在这里。
后来心情逐渐平静下来，我走上村口的广济桥，望着脚下流水茫然了好一阵，对陪同我前去的当地朋友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锁的秘密，只有钥匙知晓。”这是写于多年前的《深夜回家》一诗的结尾，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突然记起它们，更无法回忆起当初写作的背景和触机，但在那一刻，那一瞬间，当我坐在桥东堍那两棵古樟的浓阴下，周围竹篱瓦舍，岩清水碧，树影斑驳，经声悠扬，一只对面杂货店门口的黄犬跑来摇头摆尾匍匐在脚边，温柔地用舌头舔着我的裤管，内心深处的某根弦线被拨动，于是一切都被赋予了特别的意义。
回来还是如去时一样，必须转道溪口。晚霞中的武岭，如合掌打坐的老僧，已逐渐进入冥思状态。包括游人散去后重归平静的丰镐房，一把森严大锁将它和门前的滚滚红尘暂时隔开。当年从这里走出来的国学优等生蒋瑞元，虽然吃的是政治饭，做的却是与其祖上玉泰盐铺不一样的生意，但凭个人出色的才干，历史的眷顾，时代风云际会，终成一代枭雄。不管后人如何评价看待，它在中国现代政治版图上的地位和分量，任谁的力量也无法抹去。同时也能让任何一位踏入此地的旅行者的心绪，变得比两旁商店卖的千层饼还要复杂。这种饼的特色与秘密据说全在干面需分成两半，一半用凉水和，一半用开水和。然后各取其半，大小相当，黏合擀成薄饼，再卷成筒状入锅油炸，烙时还得不停地翻转，折腾，一直要等到完全烙透了，才算大事告成。这段涉及技术的文字尽管抄自产品说明书，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读来，却似别有深意在焉，比如说，一个朴素的政治预言，或别的什么，让人对两岸的未来不免有所信心。
傍晚时分在街头闲逛，清洁的街道，葱郁的草木。网吧里上网找养殖信息的外地民工，靠脑袋致富，开奔驰的年轻企业家，公园里读报的老人，街头松开母亲的手，弯腰拾起冰棍纸的小女孩，饭馆餐桌上新鲜的水果，旅游品市场卷成古怪的朝笏形状的笋干。包括当地的芋头，也是一绝，单个最大可达两公斤以上。古称蹲鸱土芝，今人号为“跑过三关六码头，吃过奉化芋艿头”。而仿佛有意要为家乡特产作形象推介，是那颗著名的带有传奇色彩的光头，又因曾经打在上面那个红叉早已抹去，从而显得更为神似。还有跟随他走出去的那些乡前辈，尽管早已长眠异地，但有一天他们会回来，回到从前出生的地方。相信这不仅是当地父老乡亲的愿望，也是溪口每一滴水珠，每一块岩石，每一颗水蜜桃，每一只千层饼，雪窦寺和萧王庙的每一记钟声的共同心愿，需要付出的不过是时间罢了。
这不免让我再次想起自己与奉化之间那种微妙的关系，尽管花开各表，毕竟藕断丝连。据母亲偶尔透露及向长辈打听，当年父亲离开这里以后，先是在上海的奉系服装店里当学徒，努力钻研技术，并很快有了自己的店铺。这时，持续数年的内战也终于到了摊牌的时候，几乎在同一时刻，也出于同样的理由，当上面说的这位奉化的大人物登上军舰永别家乡，只留下照片上那个著名的表情复杂的笑容时，一个奉化的小人物也逃离沪上，将他的店铺搬到了相对安全一点的太湖边的小城湖州，凭一手出色的裁缝活谋生糊口，与房东的女儿相爱，在异地安家落户，然后就有了我。包括我的原姓，也非现在身份证上的某人，而是正宗岩头毛氏。在从事写作后的一首诗中我这样写道：“我是一个裁缝的儿子，曾经我相信世界是破碎的，就像父亲剪刀下的布料一样。”尽管那时父母因性格不合早已离异，彼此仇恨终生不相往来，而我因自小由母亲抚养成人，自不敢首鼠两端，但在我的内心，依然希望他能有机会看到。包括后来在文坛上小有名声，能以诗人身份混饭，不事耕稼，衣食无愁地活了半辈子，在一定程度上想必也得益于瑞房含光和古井灵泉的福佑。因此有时候自己会很奇怪地想，如果我的户籍本上需要有一个精神标识，应该是《汉书》会稽郡乌程县条下的“欧余亭”？还是同郡鄞县条下的“鲒崎亭”？这在我实在是一件很难抉择的事情。
晚餐后回到宾馆，借助情感和文献的力量，继续努力向这座陌生而亲切的县城靠拢，直到漫无涯际的思绪和夜色下娴静的亭下湖湖面，像书中的两片书页那样自然地叠合在一起。是的，奉化对我来说只是祖籍所在，并非出生之地，除上世纪八十年代偕海洋诗会访问团匆匆一游，逗留半天，生平足迹实不过第二次踏入。但我对它历史地理的兴趣由来已久，知道它是浙江历史最早开始的地方，知道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宁波奉化条下所称“夏为堇子国”，其文献依据实来自郡人高宇泰的《敬止录》，且原文明确指出“实为今之奉化”。或许正因话说得太明白了，明代万历年间写的书，此后几百年只能以手抄本形式小范围流传；知道左传襄公十年“秦堇父辇重如役，偪阳人启门”。浙大藏竹简左传残本P98简的原文当为“秦堇之如於，以福阳内启”，文义有异，人名遂代国名矣。当然，我也知道白杜社，梨洲山，梅福，虞喜，孙兴公兄弟，谢遗尘和唐僧契元（布袋和尚），知道宋元之际江南文坛的代表人物楼钥、戴表元和袁桷，或《攻媿集》《剡源集》和《清容居士集》。还有我喜欢的陈著，宋亡后安安静静呆在家里，留下的著作有一百卷，数量在四库全书里排名第六；知道溪口的历史地标武岭，在韩国保存的中华地志里明确写明是武陵，这个岭字也被人动过手脚。知道蒋夫人毛福梅是溪口岩头村人，当然按那时行政级别该叫岩头镇，住在溪左岸的祖宅素居里，当年说不定还是我家邻居。尽管如此，我仍然无法想象自己的心会从此留在那里，只能像下午回来时在车上那样，以略带几分迷惘的目光，无数次地回首眺望着。 这是一次世俗意义上的游子返乡，还是纯粹精神式的寻根之旅，我分辨不清它们的区别，或许是两者都有吧？但与贺知章《回乡偶书》或李频《渡汉江》那种感情相比，毕竟还是有些不同，因为在严格的意义上，我甚至无权将这里称作自己的家乡或故乡。一个人从印有自己手迹和体温的地方出发，历时多年后重新回来，从起点到终点，从襁褓到坟墓，这才是故乡。所谓“少小离家老大回”，所谓“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在我的理解中，应该是出生于当地，有过一番刻骨铭心经历的人才有资格说的话，而我在这里找到的只是自己基因的根，中间隔着将近三分之二世纪的陌生与间阻。生存环境的移植，在大多情况下会影响人思想情感上的认知与取向，这种影响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我生在白蘋洲边，喝霅溪水长大，我的身体内是汴峰和飞英塔，而我血液的源头却在雪窦、在过云，在它山堰惊涛的重重回声里。要在两者之间作出取舍是困难的，甚至可以说是愚蠢的。因此我只能试图从更高的意义来理解它们，我只能说：啊，时间是残酷的，时间又是仁慈的。
这是否也与当地的一位历史人物戴帅初的情况多少有些相似？公元一二九六年初夏，也是这样的炎热季节，他在东门坐船曲折绕行，渡过钱塘江去湖州看望互慕已久，没见过面的好友赵孟頫，对当地山水的投契与喜爱，在临行赠别诗“行遍江南佳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里有由衷的表达。他甚至安排弟子袁桷在当地慈感寺里读书，自己却还是回来了。而八百年后我从湖州来到奉化，尽管钟情程度上一点也不亚于前贤，呆上几天后同样也得回去。这不是个人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而是命运与人生的局限。怎么说呢，我想，眼下困扰着我的问题，当年想必也曾困扰过他。这位元初江南儒林领袖式的人物，除中年在杭州做家教，晚年在上饶当过几年教官以外，其余时间一直呆在家里。一生最好的作品，都是在迁离祖居小东门后的新家，即剡源张村榆林的那三间草屋里写出来的。沃尔科特称任何在离开故乡二十公里以外的写作都是可疑的，苏东坡说此心安处是吾乡。或许，他们想要表达的意思，应该都是同样的吧？一想到这一点，内心终于也就有些释然。
此时夜色已深，仍然毫无睡意，从行囊里找出来前特意复印带在身边的《正统道藏》本《四明洞天丹山图咏集》，试图以重温的方式表达对作者曾坚、危素的敬意，这两位文学前辈是元初人，与当地颇有因缘。该书所存唐人木玄虚丹山图咏二十首，其三有云：“秦皇神将有王鄞，驱山塞海溺其身。葬于水底不填筑，号作鄞江今见存。”诗后有贺知章注：“四明山名勾章，其江因鄞江，此通大洋也。”在我的理解中，这才是有关鄞字出典最靠谱的文献，比经过四库馆臣之手的《国语》和《越绝》强多了。有了这一珍贵记载，陆云《答车茂安书》里“昔秦始皇至尊至贵……四方竒丽，天下珍玩，无所不有，犹以不如吴会也。乡东观沧海，遂御六军南巡狩，登稽岳，刻文石，身在鄮县三十余日”这几句，就变得比较好理解。再加上南朝孔灵符《会稽记》里的相关记录：“始皇崩，邑人刻木为像祀之，配食夏禹。后汉太守王朗弃其像江中，像乃溯流而上。人以为异，复立庙。”答案大致也就呼之欲出了。尽管历史学家们对此讳莫如深，装作没看见的样子，但我相信他们不可能永远这样假睡下去。另按晚明南京兵部尚书余姚人孙月峰《与玉绳甥论小说家书》称：“道藏中有《四明山志》，闻其书越中山水甚详，甥访得时，望抄一本为寄。”（孙矿《月峰先生居业编》卷三）则此书原名当为《四明山志》。而入清后不知怎么一来，有一本署名黄梨洲的《四明山志》突然横空出世，内容大半与此书重叠不说，甚至书里称奉化为奉化州的元代行政烙印尚斑斑在目，而真正的《四明山志》，却被从此改名为《四明洞天丹山图咏集》，这样就不属史书，而是文人闲咏，里面说的自然也就当不得真了。此事让我更加相信，本省的历史尤其是明州的历史，还有很多尚被人为地封杀在时间的雪窦里，罗浚当年在《宝庆四明志》序里感慨：“唐刺史韩察实移州城，石刻尚存，于时且未之见，他岂暇详？甚哉作者之难，固有俟乎述于后者也。”如今时间过去已八百多年，后者却不见有什么作为，想来实在是有些愧对古人。
这时手机响了，是一个宁波朋友坐车赶来请我们吃夜宵，这对逐渐陷入历史怪圈的我，自然是最好的解脱。地点是在新开的金碧辉煌的海鲜城，久别重逢，话语投机，酒自然也没少喝。他是杭州人，在宁波工作已有近二十年，却从未流露过想回去的打算。或许他跟我一样，也看到过晋人《钱塘记》里那个引人瞩目的记载：“防海大塘在县东，去邑一里。往时郡议曹华信家富，乃议立此塘，以防海水。始开募有能运土石一斛，即与钱一升。旬日之间，来者云集。塘未成而谲不复取，于是载土石者弃置而去，塘以之成。既遏绝潮源，一境蒙利也，县迁治余姚。王莽时县名泉亭，于是改为钱塘。”（《太平御览》卷一百七十州郡部十六江南道杭州）还有梅圣俞为林和靖诗集作的序，那个开头同样也是精彩极了：“天圣中，闻宁海西湖之上有林君，崭崭有声，若高峰瀑泉，望之可爱，即之愈清，挹之甘洁，而不厌也。是时予因适会稽，还访于雪中。”因此心安理得，无论从地理或情感上，都没把自己当成是外乡人。
回来时在车上昏昏沉沉，一进房间就躺到了床上。几天来储存的观感印象，如同影片在眼前快速回放，果林、寺庙、喷泉、竹筏、街景、村庄，生态园和博物馆。还有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弥勒佛，它的姿势和笑容里有一种特别的魔力，让人感觉格外亲和，仿佛我们并非初次相逢，而是前生就已相识。这大概又是因读过袁枚的秘密日记，确认雪窦的开山大师就是黄巢的缘故。包括毛氏祠堂里那些沉默的先人，他们当中应该有南宋绍兴年间捐资凿山的毛居士，还有元初四明祠宇观的主持毛尊师。下午幽暗的光线下，当我推开破败的虚掩的门走进去，凝神打量他们的时候，发现他们也正凝神打量着我，我们用目光交换一切，那一刻，我感觉有一根看不见的线，已把我们紧紧拴在一起，从此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分开。我努力翻转身体，换了个更舒适的姿势，合上眼睛，并告诫自己什么都不要去想……终于，生平第一次，我在家乡的床上入睡，如同出生前在母腹中那种安谧娴静的样子。一个僧人的身影在梦里浮现，眼睛明亮，神情肃穆，袈裟上血痕犹存。是恒通，翠微禅师，还是长汀子？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只听得他离开时喃喃自语：“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栏干看落晖。”又说偈曰：“弥勒真弥勒，时人皆不识。”其余的一切，我都已经记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