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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跨过千禧年，生活似乎撕成了两截，一切大约有了新的开始。
这一年，我21岁，在甓湖镇的新民钢瓶厂工作已有三年。
中元节的晌午，天空密布着乌云，像午后贪睡的杂交狗。整条心香街像罩在了蒸笼里。大地燠热，喘着粗气。热气渐次从地面蒸腾起来，聚在了一块，贴在人身上，连汗毛都快喘不过气了。
连续忙了两个日夜，父亲的丧事终于忙定。
堂屋里设了灵堂，朱红色雕花木盒里装着父亲的骨灰，像传家宝似的，郑重其事地放在老爷柜中央。打开父亲的笔记本，给他生前的好友和家中亲戚拨了电话，告知了父亲去世的消息。一些亲友收到消息后，赶来家中吊唁。
守灵夜，我坐在餐桌旁，右手的食指和中指间夹着一支香烟。烟头的红点，一明一暗间，烟雾袅袅。我看着老爷柜上，静置的骨灰盒后面，父亲的黑白照片靠墙戗着，面上没有表情的变化，似乎想要说话，却无法张开口。
大约连日来太过忙碌，腔子里呼出的气从鼻粘膜擦过，有些急促了，胸口隐约作痛。我还穿着藏青色短袖T恤和磨得泛白的牛仔裤。T恤敷在身上，散着变了质的卤水味和浓烈的烟草味，袖口上套着的钉了小块圆的白布的黑色膀套已经皱巴巴的;手臂上还留着夜晚蚊虫叮咬的许多包，痒酥酥的，指头在皮肤上挠，浮起一根根泥条;十根指甲的缝里塞满黑黢黢的散发着淡淡的鸡粪味的污垢。
葬礼结束，亲友离开之际，和母亲说了些无关痛痒的劝慰的话。他们又回到了自己原本的生活。屋内静谧，就连大地的喘息声都能听得真切，蚊虫飞舞宛在耳侧。
母亲坐到餐桌前，桌上只摆了一只水壶，盖子丢在一边，多日没人用这壶，里面的水没有更换，几只绿头苍蝇溺毙了，仰泳似地飘在水面上。她雕塑一般地坐着，一只胳膊搁在桌沿，一只胳膊放在一处大腿上，眼神里没有光泽。脸上的末梢神经似乎割断了许多，面部难以再有多少的表情变化。她穿一件赭石色短袖衬衣和一条灰色长裤，膝盖上有两个明显的泥斑，脚上的黑色皮凉鞋后跟外侧磨损严重，走路有些崴脚。冒着油光的脸上又多了几道皱纹，头发大约白了一半，平白增了年岁。
母亲原本就已经瘦的脸颊又有些陷了下去，一张皮囊套在一具人形的骨骼上。她穿着一件酒红色短袖衬衣，吸饱了汗液，衣服贴在身上，每根骨头都清晰可见，标本似的。这难道就是很多爱美之人梦寐以求的骨感美？两颗眼珠子黑洞似的缩到眼窝子里，眼仁里往外透的光全都朝着内吸了进去。两个“黑洞”朝着屋外，隐约间能瞧着些闪出的光，像风中的粉末，随时都会散落了。不多时，她的脸仿佛濒死的林木受了雨水的滋润，又有了生机，隐隐闪过一丝淡淡的，有些僵硬的笑意，大约心中突然有了开心的事。这三年里，母亲一直恍恍惚惚的，笑容像与家人走散多年的孩子一样难觅踪迹。
母亲是甓湖镇中心小学的数学老师，所教班级的数学成绩一直处在级部前列，深受家长推崇，领导器重。母亲还是一名家务好手，无论多忙，都将家中打理得井井有条，总也一尘不染，似乎在这个家里，灰尘是有罪的，不可饶恕的罪，必须被毁灭。这三年里，这种境况再难见了，家里的陈设上总有一层纱似的细灰，手指拂过，留下清晰的指印。教学中，母亲失误频发。在车间里，我听到两位孩子家长的工友聊天时，说到母亲。在一次全市范围的公开课上，母亲拿错教案。依她的能力，没了教案本不是打紧的事，照例能够上完一节课，可她却怔忡了一般，当着整个教室的学生和听课老师的面，蹲在地上，脸伏在双膝间，双臂抱头，像受了委屈的孩子，嘤嘤地哭。母亲的状态严重影响了正常教学工作，最终导致班级排名下滑。一天早上，家长代表们到了校长办公室，要求调换老师。最终母亲被调去图书馆做了图书管理员。母亲原本是块能揉出各种造型的橡皮泥，现如今却风干了，轻轻一捏，碎成一把随风飘扬的齑粉。
家中只剩下我和母亲。从连续的忙碌中抽身出来，我身上的精气神就像一个鼓胀的，有些慢跑气的气球，时间久了，最终瘪了。坐在客厅与厨房的相壤处的凳子上，过堂风从身上拂过，虽仍旧热，却舒爽了许多。我斜倚在门上，恍惚间，听见母亲说：
去床上睡，当心心脏吃不消。你们李家这劳什子病，怎么就没一代逃脱的。
1
三天前的早晨，墙上的挂钟的时针指到了“7”，秒针从“0”划过，分针往前又走了一格。我准备出门上班。母亲在客厅里收拾碗筷，手机铃声响起，从餐桌上拿起手机，按了接听键，贴在了耳朵上。
喂——你好。
是的。
明天早上过去。
母亲的脸上，时间像是定格了，表情凝固，整個人像水泥塑身了。
挂钟滴答、滴答地转动，约摸七十下后，母亲的嘴巴里吐了两个字——没了。两个字石头似的，向我砸了过来。
没了？什么没了？
你爸没了……死了……下午去未城，接他回来。
未城位于甓湖镇以北130多公里开外的地方。18岁以前，我从未和这座城市有过交集，就连未城这个名字也少有听人提及。这一年的末了，我和母亲去了一趟未城。来年的初春开始，四年间，大抵每月的5日，我和母亲都会乘车去到这个地方。
夏日午后的运河大堤上，阳光透过两侧茂盛的香樟树晒落下来，成了一块块的光斑。知了藏匿在树叶之间，不眠不休地叫着。聒噪的叫声里，人的心情像拧干的湿毛巾，紧绷绷的。母亲拦下了樊良市开往未城的大巴。大巴经过的时间早已拿准，每次只需提前十分钟站在运河堤上，等候车的到来。
行至傍晚，夕阳像刚活剖的动物的腔子里喷涌而出的血，生命凋萎前，拼了命地挣扎，肆意喷洒，染了一片的红。大巴沿着运河朝北行，运河水如血泊似的涤荡。有船行于运河上，将沙石从运河沿线的一座城市运抵另一座城市，船身吃紧，船沿紧贴水面，都浴血奋进了。
车子包裹着零星的几名乘客，行在马路上。车的内外如同白癜风患者的皮肤，一些漆已剥落，车内散着混杂的汗馊味。我坐在倒数第三排靠车窗的位置，看窗外河堤两侧，香樟树倒带似的，不断往后退。母亲在前排，侧着头望着窗外，夕阳照在她的脸颊，大约是疲惫了，她的身子像是往下坠着。 三年前，我和母亲第一次去往未城。听司机说，甓湖镇到未城，车程大约四个小时。每天两趟车，下午的班车一点一刻经过甓湖镇。大巴在河堤上约摸行了两个小时，然后折了方向，朝着西面去。目之所及全是陆路：可供汽车行驶的水泥路，可供植物生长的泥地。植物在夏天的傍晚茕茕孑立，似乎有着野蛮生长的力量，朝着天上冲刺，不可遏制。行在夕阳铺洒的路上，车如同神话故事里，拼命逐日的夸父，朝着西边赶去，昏黄的光笼着车身，车内一片寂静，大约天光的逐渐消失，抽走了周遭最后的一丝声响。我坐在位置上，盯着车前面看，仿佛前方有了一场激烈的厮杀，连空气里都弥漫了黏稠的血液。古诗词里说，夕阳无限好。可我却并未瞧出半点的好来。
一座立交桥挺在车前进的地方，渐次迎了上来。第四次来未城，我就知道了，立交桥像标识，标注了未城地界已近。
在车站，我和母亲乘最后一班车去往荡充镇。车上只有三个乘客，约摸二十分钟，有个人下了车，独剩下我和母亲。
一段坑洼不平的公路，车驶路上，如行在波涛荡漾的海面。坐在车里，胃都翻腾了。
未城临海，荡充镇在海边。镇的极东处，岩石垒堆，风吹浪滚，拍打岩石，吟起一首久久难以消散的歌谣。涨潮了，滩涂浸在海水里，荡充镇地基高，高出滩涂有着不矮的距离，未见镇上受过涨潮的影响，任凭风吹浪打，居民们都是怡然自得的模样，都处变不惊了。
荡充镇是小镇。小镇大约闭塞。荡充镇闭塞又孤立，像避世而居的老人。荡充镇和未城之间，有约莫四十公里的无人区。镇上住的大约是在这里工作的人，还有开着饭馆、旅馆的生意人，原住民大抵搬走了，只余下一些老人。
抵达荡充镇的时候，天光已微弱，如同凿开墙壁，从隔壁偷来的。此时，街面上空空荡荡，只有两位远道而来的人，镇上的人家大抵闭户了。我和母亲不去往别处，径直朝着一户屋内还亮着灯的人家走去。右手食指第二个关节在门上扣了几下，门打开，探出一个嘴上叼着红双喜的女人。女人穿深红的连衣长裙，踏一双高跟黑皮鞋，头上盘着圆髻，腰窝子呈一条曲线，脖子有些失了比例的长，一根细的金项链扣着一块雕工精细的金牌子，环在脖子上，白净的脸上，五官单拿出来看，都不是很漂亮，组合在一起，倒也有些妩媚了。笑起来，嘴巴微微张开，一口象牙黄的牙很是齐整。
终于到了。女人的口中，一口烟圈吐出，夹杂了四个字。
我和母亲进了门。
多谢刘姐。
刘姐像是总也不老，认识她也有三年多了，模样一直没有变化。来这里的人，无论老幼，都称呼她刘姐。她一个人操持着一家小饭店，说是饭店，其实就是自己家，招待来往的人吃饭。听镇上人说，刘姐的女儿在城里读初中，周末回来。店里雇了个打下手的大妈。刘姐总是睡得晚，有外地人来到荡充镇，无处可落脚，便去她家。时间久了，她家几间闲置的房间就成了旅馆。白天是饭店，有人来吃饭，晚上是旅馆，有人来住宿。来荡充镇的人多为探监，她从不小瞧人家，不另眼相待。有些人每年都要见上几次，来了多年，一开始总是哭哭啼啼，后来也就习惯了，像是来访客的。有些人总是愁眉苦脸，终在一年的一天，笑脸盈盈地来，拧着的脸终于松开了。自此，这人大抵再也不会来到这个小镇了。人临走时，刘姐都会说，我们再也不要在这里相见了。
每次到荡充镇，在店里住下，母亲都是吃自带的干粮，即便是寒冬腊月，也都是一个馒头，或者一块烧饼。我陪着母亲一起啃馒头，吃烧饼。冬天里，馒头冷了，硬邦邦的，咬一口馒头，需喝一口温开水。其他人吃饭时，都有话说，母亲总是患了失语症似的沉默不语。我也只能不言语，大约多说了话就是不对的。母亲啃着馒头，眼里噙泪。刘姐与母亲交流过几次，知晓父亲的情况，就劝慰了几句。想必她常说如此劝慰人的话，已经成了习惯，言语间很是平和，如同聊家常。
刘姐说：没想到会出这么一档子的事。在这里，出这种事可算是大事。
母亲不应。暗淡的灯光下，她的脸上布满了倦意。
刘姐又说，是突发性心脏病，人家也尽力了，没能抢救得过来。这事发生了，只能认了。尽早带回家入土为安才是要紧。
母亲依旧不应。
别想了，先睡一觉。和以前一样，里面那两个房间。
母亲摸了摸眼睛，缓缓立起身，直接进了房间。
我躺在床上，听着海浪拍击着岩石的声音。一下、两下、三下……月光和海风透过纱窗钻进屋内，屋里的物件隐隐绰绰，空气里像是注入了胶水，又像是拧成了一股又粗又长的绳子，缚着人，浑身不自在。
早晨，太阳初起，沿着海面慢慢地朝天空升上去，海风从旅馆的窗外吹过，闻起来有股咸咸的味道，还有些湿漉漉的。
夜晚没有睡好，还有些犯晕。我走到房门口，打了个踉跄。从屋里出来，母亲的眼袋像注了水，眼仁上布着蛛网似的血丝。
到狱政科时正好早上八点整，已有监狱工作人员在等候。一名大约是领导的男子说：
早上会有人带你们一起去殡仪馆，李佳林的死因是突发性心脏病，没能抢救过来，我们深表遗憾。这是狱方出具的死亡证明。
一名工作人员递给母亲一张证明。她接了过来，没有看，没有说话。
我和母亲随几名监狱的工作人员一起坐车去了未城的殡仪馆，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已在候着，给了母亲一张法医开具的死亡鉴定书。
见到父亲时，他像睡觉不规矩的孩子，身子有些歪着。躺在棺椁里，左侧的衣领翘了起来，还真是有些不修边幅了。母亲上前，将他的身子擺放整齐了，衣服整理妥帖了。父亲的脸塌了下去，眼睛闭着，眼皮凹在了眼窝子里，像实验室的人体模型。棺椁推进了炉子，炉火旺盛，从一处孔洞可以见到，父亲的身子进了炉子，很快被炉火包围了，像一张点了火的纸钱，很快就和所有遭了火的物件一样，最终成为一堆的灰。
等候父亲出炉的间隙，我到门口，点了一支烟，蹲在台阶上，慢慢地吸着。夏日的中午，阳光烈如猛兽，在我的身上挠出了涔涔的汗珠，缓缓地往下流。旁边的两位狱警不知是否是未瞧见我，两人小声嘀咕： 还真怕她会闹，这下子放心了。
你说这女人，也真是奇了怪了，之前来探监，哪一次不是哭哭啼啼的。有几次哭得太厉害，都晕过去了。
哪有探监的人像她这样的，哪个不是前几次来哭一下，后面就放平心态了。
当时知道她男人断了气，大家伙儿可吓坏了，生怕她来了后，又哭又闹，万一再哭晕过去，就不好办了。
也不知道她说的那些事是真是假。她每次来都要跟我们讲一遍，说她老公是冤枉的，没有干犯法的事，坐这牢实在太冤了。
有没有犯法，哪是我们说了算的？来了我们这里，就是犯了法，就是有罪的。
父亲再出来时，像是等待着重塑，整个人成了一堆碎的白骨。殡仪馆的人拿着一块铁碾子，碾在骨头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这应该是父亲在这世界上留下的最后的声音。齑粉装进了朱漆浮雕木盒子。盒子上有些脏污，我抓着T恤擦掉了污渍。木盒子紧紧地贴在胸前，汗液透过藏青色T恤，印在了木头上。
清早的殡仪馆，充满悲伤和哭声，人群密集如菜场的早市。而此时是中午十二点，褪去了清早的繁忙，人迹稀少，多了一些肃穆。夏日的烈阳悬在天上，刺目的光照在地上，像有烧得通红的铁针扎在人身上，又像是生出了两只手，想要将地面扒开一道缝隙。此行的目的已经妥当完成，我和母亲没跟在场的其他人说客套话，从殡仪馆出来，就去了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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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程的车照例行在同样的路，母亲的脸像散开的麻花辫，松开了。烈日照在她的皮肤上，挤出密集的汗流，在身上纵横交错，汇聚一处，流了下去;照在运河上，光芒在河水的流淌中，逐渐晕染开来，晃晃悠悠，时间恍如重新组合了——
四年前的初春，甓湖镇的两条老旧街道拆迁，年久的房子要拆了，建新的商业街。父亲是甓湖镇拆迁办的主任，这些时日一直在忙碌，每天比街上的其他人出门早，天擦黑了，各家人都吃过晚饭了，他才骑着自行车回来。
春末，拆迁事宜接近尾声，独有一两户人家，还在原先的房子里，不愿离去，声称在这里住了很多年，不想走。父亲想了几个办法，想要尽快将事情结束。
在后来的庭审中，目击者描述出来的当时画面是这样的：这一天早晨，父亲骑着自行车至镇西的人民路与下河路交叉处，车子直接撞上了一名老太太，老太太倒在了地上，发出微弱的呻吟声，应该是身子疼。父亲和车都朝着一侧倒了下去。身子刚一着地，他就从地上爬了起来，没有扶起自行车，而是去看那老太太。此时，老太太已经没有了声音，躺在地上没有动静。父亲去扶她，才发现她已经失了活气，跟路上被车撞死的猫似的。
死人了，撞死人了……
原本人不多的岔路口，围聚了一群人，像是一场即兴表演。
不多久，警车来了，父亲被带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位死去的老太太正是那几户拒绝拆迁的人家之一。这就让这件事蒙上了一层阴谋的气息。
李佳林真够狠的，人家就是不肯拆迁，直接就把人弄死了。
幸好有人看到了。
这世道还有王法嘛。
……
父亲的事情成了镇上人交相谈论的话题。
我看到是李佳林撞了上去，老人家倒在地上，像老狗一样，两条腿搔了两下，才断了气的。真是可怜，作孽啊。
之前这位老人家去过他们单位，当时跟李佳林發生过口角。
老人是受到重度惊吓，以致心脏停止跳动，从而导致死亡。
李佳林这是蓄意谋杀，就因为我们家不支持他的拆迁工作，之前就找小混混到我们家来闹过事。
……
这场风波在这一年的深秋得以尘埃落定。所有违背生活常规的突发事件，只能是市井小日子里的调味料，永远无法成为主角，时间是味蕾，咂咂嘴，很有味道，再咂咂嘴，味道就淡了，然后就没味儿了。父亲的案件宣判后不久，镇上的人就不再关心这件事了，一切都像没有发生过似的。对于我和母亲来说，这件事就是心上的一道口子，血流完了，还有脓水在淌着，结了痂，还会有伤疤，如同标记一般。
这一年的隆冬，一场百年一遇的寒潮席卷全国。冷空气自北南下，战争侵略般，摧枯拉朽的势头，所经之处，连树木都冻伤了。
这一天，樊良市都市报A3版头条刊载了一则气象报道。大致内容是，该报的气象记者为了验证这股寒潮到底有多冷，午夜时分裹着厚实的棉衣置身室外，把一杯刚烧开的热水倾倒向地上，水刚出杯就成了冰粒子，落在地上像炸开的花。想来若是透过摄像机的慢镜头，冰粒子像舞蹈一般，颗颗砸在地上，再又弹了起来。几个身在心香街的居民看到了这则新闻，纷纷感叹，这年景要是放在过去，可不是要冻死人的嘛。
寒潮到来之前，母亲已在打听该如何坐车去未城。父亲的案子宣判后已有二十三天。
晌午，镇上的邮递员骑一辆油漆剥落的军绿色大杠自行车来到我家门外，喊道：
李翔在家吗？有你家的信，出来取一下。
我从屋内出来。邮递员让我在一张纸上签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又递给我一封挂号信。邮递员走后，我回到屋内，撕开信封，里面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探监手册》——和一份表格。手册里详列了探监时所需遵守的规章制度。表格上则需填上父亲的直系亲属的名字和相应的身份证号码，然后按原址寄回。
母亲从我手上接过信件，右手的食指戳在手册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指过去，来回读了好几遍。她的眼里，泪水跟梅雨季节时的雨点似的，一颗颗地落下来，砸在纸上。
明天去见你爸。
母亲的声音里带着哭腔。
我后来一直都记得，第一次去往未城是在上午。
寒冬里，空气、草木……一切的事物都透着一股凉意。
路上有积雪，车行进得很是缓慢。运河上，湖水荡漾，寒风呼呼地吹，像展开的麻布在空气中鼓动。车窗外刀片似的风从窗户的细缝里划了进去。大巴车里跟冰柜似的，彻骨的冷穿透皮肤，钻进了身体。人在车里，时间渐久，身子瑟瑟发抖，连呼吸都是冷的。双脚裹在棉鞋里，逐渐没了热乎气，两条腿越来越冷，都有些麻木了，仿佛这是别人的腿。 我想起五岁那年的深冬，奶奶去世，送往殡仪馆火化的头一天晚上，众人在家中的厢房里讨论第二天的出殡事宜。我在堂屋里，看着奶奶躺在透明的盖子底下，就擅自打开了盖子，摸着奶奶的手。像摸着一块冻透的猪肉，凉意透过手上的肌肤，传到身体里，鼻腔里呼出了冰凉的气。
乘上去往荡充镇的车已是傍晚。夕阳里，冷风吹，大地上除了不规则的白色，显得有些萧瑟。我不知道何时才能抵达目的地，眼前所见都是陌生的。在后来，这些陌生逐渐变成了熟悉。车在哪个地方转弯，多久经过一个加油站……大约途中的一切跟雕版上刻下的字似的，印在了脑仁上。
夜晚的荡充镇，只有部分路灯还亮着，想来年久失修，有些路灯已经坏掉。空旷的小镇上，声音像被夜晚抽离。在这个陌生的夜晚，乌蓝的天上，唯有依旧悬着的月亮，撒下熟悉的光，照亮前面的路。
我和母亲挨户看了很多家，没有亮着灯，不知是已经睡下，还是无人居住，黑洞洞的。后来到了一家，灯光亮着，就是刘姐家。母亲第一次见到刘姐，这个右手翘着兰花指，夹着红双喜的女人像是在招呼晚归的家人，将我们迎进门。母亲进了门，对我说：
你爸在里面肯定要受冷了，他心脏不好，不知道在里面吃不吃得消。
大姐放宽心，不会有什么大碍的，里面什么东西都有的。
夜里，风雪笼罩整个镇子，撕棉扯絮般，整个世界蒙上一层厚纱。大雪纷飞，海上吹来冷风，钢刀一般，削开空气，剖开人的肌肤，钻进身体里，寒意包裹着身体的每一寸肌肉，每一根骨头。这里的人说冬天的海风是硬的、黑的，吹得人脸蜡黄，极易皴了。
第二日的早晨，从窗户往外看，世界似乎变了模样，整个镇子白茫茫一片。荡充镇像铺了一层破旧的白毯，有些地方破了，露了底。屋顶上，雪沿着瓦楞形成一道道的印子。想必多日后，雪化了，屋檐的雪水一滴、一滴地下落，打在地面上。屋角的阴凉处挂着长长的冰棱。
荡充镇唯有一条主干道，一头是镇子的入口，立着一块古旧的石门楼，上面有块楷书阴文刻了“荡充”二字的牌匾;另一头是未城监狱，门口北侧的墙上写了“未城监狱”四个字，南面一扇电动拉門，等候室在拉门南面。从拉门进去，是一处操场，有一处篮球场，此刻被大雪覆盖了。操场最东面是两扇合在一块的银灰漆的高铁门，森严重重，似乎有着一股力量，将人拉进了一座迷宫，难以走出来。门的底部各装了四个轮子，电机启动，轮子转动，铁门缓慢起开，声音穿过耳膜，像碾过人的骨头。
等候室里，悲伤的神情脸谱似地贴在脸上，泪腺的机能似紊乱了，眼泪一直没止过。母亲不停用纸巾掖去眼角的泪水。她从包里取出两张身份证，递进窗口。我和母亲又轮流站到一台机器前，屏幕上显示出人影，扫描了人像，模样定格在了屏幕上，身份就算核实了，窗口里递回身份证和一张磁卡。
照例每天早晨八点开始，隔一小时，一批人进去探视，早上四批。下午两点开始，依旧一小时一批，照例还是四批。此时，我和母亲坐在等候室的长排椅上。母亲手上的面纸湿漉漉的，从包里拿新的面纸，仍旧不停地掖着眼角，双眼泡在泪水里，眼角红肿了，眼窝子像注水的猪肉。室内的一些人应该是结伴而来，相互之间说着话，却不见脸上有神情的变化，就像在自家的客厅里（又或在餐厅门口候号？）。儿童游戏区，小孩在滑梯上玩得笑声盈盈，对于孩子来说，想必有得玩可以屏蔽周遭的一切情绪起伏。
等候室里进了一个女人，手上抱着一个襁褓裹着的孩子，右手牵着一个小女孩。女人的脸上刷油漆似的，平整地涂了粉底。身上的浓郁香气，在这个冬天的冷空气里凝结了。空调的热气化开了香味，四散开来，弥漫了整间等候室，宛若春天的花圃。我盯着女人看了几眼，她似乎觉察到了，顺着目光瞧了过来，嘴角微微上扬，莞尔一笑，露出一颗虎牙，一双杏仁眼投射出的光，似乎能够勾人心神，我的心底不由地欢喜。
到了八点，领队的人拿着纸条依次报了名，众人排着队跟着那人去了大铁门边上的一扇门里。众人站在长廊上，待领队的那人再一个接一个地报了名字，核对了探视的人的身份证才可以进去，经过三道密码门，穿过一条甬道，西面是一面铁丝网，瞧得见里面的一些房舍，西面仍是铁丝网，顶上拉上了一道密的电网，能听得见轻微的电流声。甬道的尽头依旧是一道密码门，领队的人刷了磁卡，输了密码，门就开了。
一个女人读报似地讲了一遍：看上面的大屏幕，你们要看的人的名字后面就是座位号，坐在座位上，磁卡放在右面的电话机上，然后再拿起话筒。
母亲坐在25号位置，我站在她身侧，座位前装了透明玻璃。
一支队伍从一扇门里走到了玻璃对面的空间，父亲穿一身淡蓝色的厚棉袄，走在队伍的中间。此时，他已剃了个平顶头，头发稀疏，白发很是明显，头皮上透着一层油光。
母亲看父亲在玻璃那头拿起电话，也拿起了电话。她不说话，只嘤嘤地哭，眼泪簌簌地往下流。隔着玻璃，父亲的嘴巴一张一合，声音穿不透玻璃。
我看了周围，那些人大约聊着家常。那个年轻女人拿着电话附在女儿的耳朵上。
喊爸爸。
爸爸。
男人的嘴巴动了一下，满面笑容。
……
母亲的声音有些哽咽，我坐在了旁边的凳子上，拿起面前的话筒，和父亲说话。也就不到一月的时间，父亲像一座颓圮的高楼，坍塌了，似乎在这段时间里，岁月匆匆，父亲一下子老了好多。他的皮肤蜡黄，像久放失了水分的猪皮，或者是遭了破坏性的拉扯，破坏了皮肤的弹性。
爸。
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好好上学，以后承担起家里的重担……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只是在后来，这个希望成了憋了很久，最终还是放掉的屁。
电话显示屏上，数字不停地转动，待到二十七分钟，电话里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您的通话时间还有三分钟。
我在这边你们放心，没有什么事。
电话里传来了嘟嘟嘟的忙音，父亲放下电话，站起来往门外走去。母亲站起来，目送他走进门里，再走到院子，后来就瞧不见身影了。 大家都起来走吧。别哭了啊。多来几次就习惯了，没什么好哭的啊。
我搀着母亲走在最后面，从门禁出去，经过甬道，再经过三道门禁。经过第二个门禁时，探监的男性需站在一台机器前，照相，扫描身份证，核实了身份才能过去。
走出电动拉门，我搀着母亲去到中巴停靠站。我看见先前那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女人走到一辆黑色的轿车前，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帮她打开后面的车门，让小女孩进去，关上车门后，她走到了副驾驶的位置，打开车门，坐了进去。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这个女人。
父亲不在家了，属于我家的那根笔直的线转了方向，生活的轨迹扭曲了，就像遭遇了一场四处蔓延的传染病，又像多米诺骨牌，一件事情的发生让后续的很多事情都遭了感染，受到牵连，后来的事随之改变。
一年后，我高中毕业，尽管我可以去往外地读大学，可我还是没再继续上学，进了镇上的新民钢瓶厂，做了一名学徒，后来成了厂里的一名工人。
尾声
从睡梦中醒来已是午后，浑身麻酥酥的，已不再如先前那般疲惫，浑身像是从捆缚中解脱了出来，舒展了，爽利了，还真像有了开心事。
过堂风有了湿润的气息。屋外的天空中，乌云像幕布一般，包裹着天空。地面上的热气更加蒸腾，似乎已挣不住了，雨水在天空中逐渐汇聚，终究压了下来，一滴、一滴地落向地上。雨水冰凉，与溽热的空气擦肩而过，像是刚揭开的锅炉，雾气升起。
暴雨和闪电、雷鸣相依而行，灰暗的天空闪出一道道蜿蜒的，银白如蛇的光。雨水打在石板路上、屋顶上，又溅了起来，雨花像舞者在舞动。雨急下，打在狂奔在路上的行人身上，像挨了戒尺。雨水沿着屋檐落下，形成雨帘。
以后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这句话是在自问，还是在问母亲，一时间有些突兀了。
都结束了，重新开始吧。
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转动，像生命在延续。一切照例朝前行着，前面的方向是否已经偏离，或许谁也不清楚。母亲站起身，拿了抹布、扫帚、簸箕……将家中全都打扫了一遍：桌椅、老爷柜……所有家具上的灰尘都抹掉了，仿佛一张老旧的工笔画，风吹雨打，失了颜色，如今掸了尘，重新着了色，宛若新作。水壶里的苍蝇和水都倒了，清洗一遍。随后去洗手间洗了脸，拿出染发剂调配起来，在脖子上围了皮围脖，用黑色小梳子刮上染發剂，照着镜子在头发上梳了起来。半小时后，洗了头发，脸盆里的清水呈淡黑色，头上的白发全都被覆盖了，乌黑的头发，愣是显得人年轻了数岁。关上卫生间的门，里面响起淋浴喷头洒水的声音。从洗手间里再出来时，她换上了干净的衣服，整个人都洁净了，将换洗的衣服丢进洗衣机，倒一勺洗衣粉，拧开洗衣机开关。
母亲去厨房，打开炉灶，将锅里已经冷了的红烧肉热了，装了一碗肉，盛了一大碗饭，端到餐桌上。她头也不抬，只听到碗筷碰撞的声音，嘴巴鼓鼓囊囊的，很快的，饭和肉都一扫而空。收拾完碗筷，她从书架上拿下三年不曾翻过的数学课本和教参，坐到餐桌前，戴上老花镜，打开白炽灯，备起了课。灯光照下，母亲身上皮肤的纹理清晰可见。她的脸上有了光泽，大约真的又焕发新的生机了，身体里注入了一股精气神，精神饱满了。
夏季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似乎很是焦急了。傍晚，天空中似刚刚结束一场演出，从热闹中退了出来，一切都已结束，舞台灯全都打开，集体谢幕。雷电歇了，雨势渐次小了，雨水零星地落下来，水洼里荡起淡淡涟漪。浮在空中的热气逐渐散去，空气像在洗衣机里洗涤过，石板路上的雨水朝着缝隙流进了地下，汇聚到一块，流向了不知名的远处……
一切大约有了新的开始……
（责任编辑：钱益清）
这一年，我21岁，在甓湖镇的新民钢瓶厂工作已有三年。
中元节的晌午，天空密布着乌云，像午后贪睡的杂交狗。整条心香街像罩在了蒸笼里。大地燠热，喘着粗气。热气渐次从地面蒸腾起来，聚在了一块，贴在人身上，连汗毛都快喘不过气了。
连续忙了两个日夜，父亲的丧事终于忙定。
堂屋里设了灵堂，朱红色雕花木盒里装着父亲的骨灰，像传家宝似的，郑重其事地放在老爷柜中央。打开父亲的笔记本，给他生前的好友和家中亲戚拨了电话，告知了父亲去世的消息。一些亲友收到消息后，赶来家中吊唁。
守灵夜，我坐在餐桌旁，右手的食指和中指间夹着一支香烟。烟头的红点，一明一暗间，烟雾袅袅。我看着老爷柜上，静置的骨灰盒后面，父亲的黑白照片靠墙戗着，面上没有表情的变化，似乎想要说话，却无法张开口。
大约连日来太过忙碌，腔子里呼出的气从鼻粘膜擦过，有些急促了，胸口隐约作痛。我还穿着藏青色短袖T恤和磨得泛白的牛仔裤。T恤敷在身上，散着变了质的卤水味和浓烈的烟草味，袖口上套着的钉了小块圆的白布的黑色膀套已经皱巴巴的;手臂上还留着夜晚蚊虫叮咬的许多包，痒酥酥的，指头在皮肤上挠，浮起一根根泥条;十根指甲的缝里塞满黑黢黢的散发着淡淡的鸡粪味的污垢。
葬礼结束，亲友离开之际，和母亲说了些无关痛痒的劝慰的话。他们又回到了自己原本的生活。屋内静谧，就连大地的喘息声都能听得真切，蚊虫飞舞宛在耳侧。
母亲坐到餐桌前，桌上只摆了一只水壶，盖子丢在一边，多日没人用这壶，里面的水没有更换，几只绿头苍蝇溺毙了，仰泳似地飘在水面上。她雕塑一般地坐着，一只胳膊搁在桌沿，一只胳膊放在一处大腿上，眼神里没有光泽。脸上的末梢神经似乎割断了许多，面部难以再有多少的表情变化。她穿一件赭石色短袖衬衣和一条灰色长裤，膝盖上有两个明显的泥斑，脚上的黑色皮凉鞋后跟外侧磨损严重，走路有些崴脚。冒着油光的脸上又多了几道皱纹，头发大约白了一半，平白增了年岁。
母亲原本就已经瘦的脸颊又有些陷了下去，一张皮囊套在一具人形的骨骼上。她穿着一件酒红色短袖衬衣，吸饱了汗液，衣服贴在身上，每根骨头都清晰可见，标本似的。这难道就是很多爱美之人梦寐以求的骨感美？两颗眼珠子黑洞似的缩到眼窝子里，眼仁里往外透的光全都朝着内吸了进去。两个“黑洞”朝着屋外，隐约间能瞧着些闪出的光，像风中的粉末，随时都会散落了。不多时，她的脸仿佛濒死的林木受了雨水的滋润，又有了生机，隐隐闪过一丝淡淡的，有些僵硬的笑意，大约心中突然有了开心的事。这三年里，母亲一直恍恍惚惚的，笑容像与家人走散多年的孩子一样难觅踪迹。
母亲是甓湖镇中心小学的数学老师，所教班级的数学成绩一直处在级部前列，深受家长推崇，领导器重。母亲还是一名家务好手，无论多忙，都将家中打理得井井有条，总也一尘不染，似乎在这个家里，灰尘是有罪的，不可饶恕的罪，必须被毁灭。这三年里，这种境况再难见了，家里的陈设上总有一层纱似的细灰，手指拂过，留下清晰的指印。教学中，母亲失误频发。在车间里，我听到两位孩子家长的工友聊天时，说到母亲。在一次全市范围的公开课上，母亲拿错教案。依她的能力，没了教案本不是打紧的事，照例能够上完一节课，可她却怔忡了一般，当着整个教室的学生和听课老师的面，蹲在地上，脸伏在双膝间，双臂抱头，像受了委屈的孩子，嘤嘤地哭。母亲的状态严重影响了正常教学工作，最终导致班级排名下滑。一天早上，家长代表们到了校长办公室，要求调换老师。最终母亲被调去图书馆做了图书管理员。母亲原本是块能揉出各种造型的橡皮泥，现如今却风干了，轻轻一捏，碎成一把随风飘扬的齑粉。
家中只剩下我和母亲。从连续的忙碌中抽身出来，我身上的精气神就像一个鼓胀的，有些慢跑气的气球，时间久了，最终瘪了。坐在客厅与厨房的相壤处的凳子上，过堂风从身上拂过，虽仍旧热，却舒爽了许多。我斜倚在门上，恍惚间，听见母亲说：
去床上睡，当心心脏吃不消。你们李家这劳什子病，怎么就没一代逃脱的。
1
三天前的早晨，墙上的挂钟的时针指到了“7”，秒针从“0”划过，分针往前又走了一格。我准备出门上班。母亲在客厅里收拾碗筷，手机铃声响起，从餐桌上拿起手机，按了接听键，贴在了耳朵上。
喂——你好。
是的。
明天早上过去。
母亲的脸上，时间像是定格了，表情凝固，整個人像水泥塑身了。
挂钟滴答、滴答地转动，约摸七十下后，母亲的嘴巴里吐了两个字——没了。两个字石头似的，向我砸了过来。
没了？什么没了？
你爸没了……死了……下午去未城，接他回来。
未城位于甓湖镇以北130多公里开外的地方。18岁以前，我从未和这座城市有过交集，就连未城这个名字也少有听人提及。这一年的末了，我和母亲去了一趟未城。来年的初春开始，四年间，大抵每月的5日，我和母亲都会乘车去到这个地方。
夏日午后的运河大堤上，阳光透过两侧茂盛的香樟树晒落下来，成了一块块的光斑。知了藏匿在树叶之间，不眠不休地叫着。聒噪的叫声里，人的心情像拧干的湿毛巾，紧绷绷的。母亲拦下了樊良市开往未城的大巴。大巴经过的时间早已拿准，每次只需提前十分钟站在运河堤上，等候车的到来。
行至傍晚，夕阳像刚活剖的动物的腔子里喷涌而出的血，生命凋萎前，拼了命地挣扎，肆意喷洒，染了一片的红。大巴沿着运河朝北行，运河水如血泊似的涤荡。有船行于运河上，将沙石从运河沿线的一座城市运抵另一座城市，船身吃紧，船沿紧贴水面，都浴血奋进了。
车子包裹着零星的几名乘客，行在马路上。车的内外如同白癜风患者的皮肤，一些漆已剥落，车内散着混杂的汗馊味。我坐在倒数第三排靠车窗的位置，看窗外河堤两侧，香樟树倒带似的，不断往后退。母亲在前排，侧着头望着窗外，夕阳照在她的脸颊，大约是疲惫了，她的身子像是往下坠着。 三年前，我和母亲第一次去往未城。听司机说，甓湖镇到未城，车程大约四个小时。每天两趟车，下午的班车一点一刻经过甓湖镇。大巴在河堤上约摸行了两个小时，然后折了方向，朝着西面去。目之所及全是陆路：可供汽车行驶的水泥路，可供植物生长的泥地。植物在夏天的傍晚茕茕孑立，似乎有着野蛮生长的力量，朝着天上冲刺，不可遏制。行在夕阳铺洒的路上，车如同神话故事里，拼命逐日的夸父，朝着西边赶去，昏黄的光笼着车身，车内一片寂静，大约天光的逐渐消失，抽走了周遭最后的一丝声响。我坐在位置上，盯着车前面看，仿佛前方有了一场激烈的厮杀，连空气里都弥漫了黏稠的血液。古诗词里说，夕阳无限好。可我却并未瞧出半点的好来。
一座立交桥挺在车前进的地方，渐次迎了上来。第四次来未城，我就知道了，立交桥像标识，标注了未城地界已近。
在车站，我和母亲乘最后一班车去往荡充镇。车上只有三个乘客，约摸二十分钟，有个人下了车，独剩下我和母亲。
一段坑洼不平的公路，车驶路上，如行在波涛荡漾的海面。坐在车里，胃都翻腾了。
未城临海，荡充镇在海边。镇的极东处，岩石垒堆，风吹浪滚，拍打岩石，吟起一首久久难以消散的歌谣。涨潮了，滩涂浸在海水里，荡充镇地基高，高出滩涂有着不矮的距离，未见镇上受过涨潮的影响，任凭风吹浪打，居民们都是怡然自得的模样，都处变不惊了。
荡充镇是小镇。小镇大约闭塞。荡充镇闭塞又孤立，像避世而居的老人。荡充镇和未城之间，有约莫四十公里的无人区。镇上住的大约是在这里工作的人，还有开着饭馆、旅馆的生意人，原住民大抵搬走了，只余下一些老人。
抵达荡充镇的时候，天光已微弱，如同凿开墙壁，从隔壁偷来的。此时，街面上空空荡荡，只有两位远道而来的人，镇上的人家大抵闭户了。我和母亲不去往别处，径直朝着一户屋内还亮着灯的人家走去。右手食指第二个关节在门上扣了几下，门打开，探出一个嘴上叼着红双喜的女人。女人穿深红的连衣长裙，踏一双高跟黑皮鞋，头上盘着圆髻，腰窝子呈一条曲线，脖子有些失了比例的长，一根细的金项链扣着一块雕工精细的金牌子，环在脖子上，白净的脸上，五官单拿出来看，都不是很漂亮，组合在一起，倒也有些妩媚了。笑起来，嘴巴微微张开，一口象牙黄的牙很是齐整。
终于到了。女人的口中，一口烟圈吐出，夹杂了四个字。
我和母亲进了门。
多谢刘姐。
刘姐像是总也不老，认识她也有三年多了，模样一直没有变化。来这里的人，无论老幼，都称呼她刘姐。她一个人操持着一家小饭店，说是饭店，其实就是自己家，招待来往的人吃饭。听镇上人说，刘姐的女儿在城里读初中，周末回来。店里雇了个打下手的大妈。刘姐总是睡得晚，有外地人来到荡充镇，无处可落脚，便去她家。时间久了，她家几间闲置的房间就成了旅馆。白天是饭店，有人来吃饭，晚上是旅馆，有人来住宿。来荡充镇的人多为探监，她从不小瞧人家，不另眼相待。有些人每年都要见上几次，来了多年，一开始总是哭哭啼啼，后来也就习惯了，像是来访客的。有些人总是愁眉苦脸，终在一年的一天，笑脸盈盈地来，拧着的脸终于松开了。自此，这人大抵再也不会来到这个小镇了。人临走时，刘姐都会说，我们再也不要在这里相见了。
每次到荡充镇，在店里住下，母亲都是吃自带的干粮，即便是寒冬腊月，也都是一个馒头，或者一块烧饼。我陪着母亲一起啃馒头，吃烧饼。冬天里，馒头冷了，硬邦邦的，咬一口馒头，需喝一口温开水。其他人吃饭时，都有话说，母亲总是患了失语症似的沉默不语。我也只能不言语，大约多说了话就是不对的。母亲啃着馒头，眼里噙泪。刘姐与母亲交流过几次，知晓父亲的情况，就劝慰了几句。想必她常说如此劝慰人的话，已经成了习惯，言语间很是平和，如同聊家常。
刘姐说：没想到会出这么一档子的事。在这里，出这种事可算是大事。
母亲不应。暗淡的灯光下，她的脸上布满了倦意。
刘姐又说，是突发性心脏病，人家也尽力了，没能抢救得过来。这事发生了，只能认了。尽早带回家入土为安才是要紧。
母亲依旧不应。
别想了，先睡一觉。和以前一样，里面那两个房间。
母亲摸了摸眼睛，缓缓立起身，直接进了房间。
我躺在床上，听着海浪拍击着岩石的声音。一下、两下、三下……月光和海风透过纱窗钻进屋内，屋里的物件隐隐绰绰，空气里像是注入了胶水，又像是拧成了一股又粗又长的绳子，缚着人，浑身不自在。
早晨，太阳初起，沿着海面慢慢地朝天空升上去，海风从旅馆的窗外吹过，闻起来有股咸咸的味道，还有些湿漉漉的。
夜晚没有睡好，还有些犯晕。我走到房门口，打了个踉跄。从屋里出来，母亲的眼袋像注了水，眼仁上布着蛛网似的血丝。
到狱政科时正好早上八点整，已有监狱工作人员在等候。一名大约是领导的男子说：
早上会有人带你们一起去殡仪馆，李佳林的死因是突发性心脏病，没能抢救过来，我们深表遗憾。这是狱方出具的死亡证明。
一名工作人员递给母亲一张证明。她接了过来，没有看，没有说话。
我和母亲随几名监狱的工作人员一起坐车去了未城的殡仪馆，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已在候着，给了母亲一张法医开具的死亡鉴定书。
见到父亲时，他像睡觉不规矩的孩子，身子有些歪着。躺在棺椁里，左侧的衣领翘了起来，还真是有些不修边幅了。母亲上前，将他的身子擺放整齐了，衣服整理妥帖了。父亲的脸塌了下去，眼睛闭着，眼皮凹在了眼窝子里，像实验室的人体模型。棺椁推进了炉子，炉火旺盛，从一处孔洞可以见到，父亲的身子进了炉子，很快被炉火包围了，像一张点了火的纸钱，很快就和所有遭了火的物件一样，最终成为一堆的灰。
等候父亲出炉的间隙，我到门口，点了一支烟，蹲在台阶上，慢慢地吸着。夏日的中午，阳光烈如猛兽，在我的身上挠出了涔涔的汗珠，缓缓地往下流。旁边的两位狱警不知是否是未瞧见我，两人小声嘀咕： 还真怕她会闹，这下子放心了。
你说这女人，也真是奇了怪了，之前来探监，哪一次不是哭哭啼啼的。有几次哭得太厉害，都晕过去了。
哪有探监的人像她这样的，哪个不是前几次来哭一下，后面就放平心态了。
当时知道她男人断了气，大家伙儿可吓坏了，生怕她来了后，又哭又闹，万一再哭晕过去，就不好办了。
也不知道她说的那些事是真是假。她每次来都要跟我们讲一遍，说她老公是冤枉的，没有干犯法的事，坐这牢实在太冤了。
有没有犯法，哪是我们说了算的？来了我们这里，就是犯了法，就是有罪的。
父亲再出来时，像是等待着重塑，整个人成了一堆碎的白骨。殡仪馆的人拿着一块铁碾子，碾在骨头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这应该是父亲在这世界上留下的最后的声音。齑粉装进了朱漆浮雕木盒子。盒子上有些脏污，我抓着T恤擦掉了污渍。木盒子紧紧地贴在胸前，汗液透过藏青色T恤，印在了木头上。
清早的殡仪馆，充满悲伤和哭声，人群密集如菜场的早市。而此时是中午十二点，褪去了清早的繁忙，人迹稀少，多了一些肃穆。夏日的烈阳悬在天上，刺目的光照在地上，像有烧得通红的铁针扎在人身上，又像是生出了两只手，想要将地面扒开一道缝隙。此行的目的已经妥当完成，我和母亲没跟在场的其他人说客套话，从殡仪馆出来，就去了车站。
2
回程的车照例行在同样的路，母亲的脸像散开的麻花辫，松开了。烈日照在她的皮肤上，挤出密集的汗流，在身上纵横交错，汇聚一处，流了下去;照在运河上，光芒在河水的流淌中，逐渐晕染开来，晃晃悠悠，时间恍如重新组合了——
四年前的初春，甓湖镇的两条老旧街道拆迁，年久的房子要拆了，建新的商业街。父亲是甓湖镇拆迁办的主任，这些时日一直在忙碌，每天比街上的其他人出门早，天擦黑了，各家人都吃过晚饭了，他才骑着自行车回来。
春末，拆迁事宜接近尾声，独有一两户人家，还在原先的房子里，不愿离去，声称在这里住了很多年，不想走。父亲想了几个办法，想要尽快将事情结束。
在后来的庭审中，目击者描述出来的当时画面是这样的：这一天早晨，父亲骑着自行车至镇西的人民路与下河路交叉处，车子直接撞上了一名老太太，老太太倒在了地上，发出微弱的呻吟声，应该是身子疼。父亲和车都朝着一侧倒了下去。身子刚一着地，他就从地上爬了起来，没有扶起自行车，而是去看那老太太。此时，老太太已经没有了声音，躺在地上没有动静。父亲去扶她，才发现她已经失了活气，跟路上被车撞死的猫似的。
死人了，撞死人了……
原本人不多的岔路口，围聚了一群人，像是一场即兴表演。
不多久，警车来了，父亲被带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位死去的老太太正是那几户拒绝拆迁的人家之一。这就让这件事蒙上了一层阴谋的气息。
李佳林真够狠的，人家就是不肯拆迁，直接就把人弄死了。
幸好有人看到了。
这世道还有王法嘛。
……
父亲的事情成了镇上人交相谈论的话题。
我看到是李佳林撞了上去，老人家倒在地上，像老狗一样，两条腿搔了两下，才断了气的。真是可怜，作孽啊。
之前这位老人家去过他们单位，当时跟李佳林發生过口角。
老人是受到重度惊吓，以致心脏停止跳动，从而导致死亡。
李佳林这是蓄意谋杀，就因为我们家不支持他的拆迁工作，之前就找小混混到我们家来闹过事。
……
这场风波在这一年的深秋得以尘埃落定。所有违背生活常规的突发事件，只能是市井小日子里的调味料，永远无法成为主角，时间是味蕾，咂咂嘴，很有味道，再咂咂嘴，味道就淡了，然后就没味儿了。父亲的案件宣判后不久，镇上的人就不再关心这件事了，一切都像没有发生过似的。对于我和母亲来说，这件事就是心上的一道口子，血流完了，还有脓水在淌着，结了痂，还会有伤疤，如同标记一般。
这一年的隆冬，一场百年一遇的寒潮席卷全国。冷空气自北南下，战争侵略般，摧枯拉朽的势头，所经之处，连树木都冻伤了。
这一天，樊良市都市报A3版头条刊载了一则气象报道。大致内容是，该报的气象记者为了验证这股寒潮到底有多冷，午夜时分裹着厚实的棉衣置身室外，把一杯刚烧开的热水倾倒向地上，水刚出杯就成了冰粒子，落在地上像炸开的花。想来若是透过摄像机的慢镜头，冰粒子像舞蹈一般，颗颗砸在地上，再又弹了起来。几个身在心香街的居民看到了这则新闻，纷纷感叹，这年景要是放在过去，可不是要冻死人的嘛。
寒潮到来之前，母亲已在打听该如何坐车去未城。父亲的案子宣判后已有二十三天。
晌午，镇上的邮递员骑一辆油漆剥落的军绿色大杠自行车来到我家门外，喊道：
李翔在家吗？有你家的信，出来取一下。
我从屋内出来。邮递员让我在一张纸上签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又递给我一封挂号信。邮递员走后，我回到屋内，撕开信封，里面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探监手册》——和一份表格。手册里详列了探监时所需遵守的规章制度。表格上则需填上父亲的直系亲属的名字和相应的身份证号码，然后按原址寄回。
母亲从我手上接过信件，右手的食指戳在手册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指过去，来回读了好几遍。她的眼里，泪水跟梅雨季节时的雨点似的，一颗颗地落下来，砸在纸上。
明天去见你爸。
母亲的声音里带着哭腔。
我后来一直都记得，第一次去往未城是在上午。
寒冬里，空气、草木……一切的事物都透着一股凉意。
路上有积雪，车行进得很是缓慢。运河上，湖水荡漾，寒风呼呼地吹，像展开的麻布在空气中鼓动。车窗外刀片似的风从窗户的细缝里划了进去。大巴车里跟冰柜似的，彻骨的冷穿透皮肤，钻进了身体。人在车里，时间渐久，身子瑟瑟发抖，连呼吸都是冷的。双脚裹在棉鞋里，逐渐没了热乎气，两条腿越来越冷，都有些麻木了，仿佛这是别人的腿。 我想起五岁那年的深冬，奶奶去世，送往殡仪馆火化的头一天晚上，众人在家中的厢房里讨论第二天的出殡事宜。我在堂屋里，看着奶奶躺在透明的盖子底下，就擅自打开了盖子，摸着奶奶的手。像摸着一块冻透的猪肉，凉意透过手上的肌肤，传到身体里，鼻腔里呼出了冰凉的气。
乘上去往荡充镇的车已是傍晚。夕阳里，冷风吹，大地上除了不规则的白色，显得有些萧瑟。我不知道何时才能抵达目的地，眼前所见都是陌生的。在后来，这些陌生逐渐变成了熟悉。车在哪个地方转弯，多久经过一个加油站……大约途中的一切跟雕版上刻下的字似的，印在了脑仁上。
夜晚的荡充镇，只有部分路灯还亮着，想来年久失修，有些路灯已经坏掉。空旷的小镇上，声音像被夜晚抽离。在这个陌生的夜晚，乌蓝的天上，唯有依旧悬着的月亮，撒下熟悉的光，照亮前面的路。
我和母亲挨户看了很多家，没有亮着灯，不知是已经睡下，还是无人居住，黑洞洞的。后来到了一家，灯光亮着，就是刘姐家。母亲第一次见到刘姐，这个右手翘着兰花指，夹着红双喜的女人像是在招呼晚归的家人，将我们迎进门。母亲进了门，对我说：
你爸在里面肯定要受冷了，他心脏不好，不知道在里面吃不吃得消。
大姐放宽心，不会有什么大碍的，里面什么东西都有的。
夜里，风雪笼罩整个镇子，撕棉扯絮般，整个世界蒙上一层厚纱。大雪纷飞，海上吹来冷风，钢刀一般，削开空气，剖开人的肌肤，钻进身体里，寒意包裹着身体的每一寸肌肉，每一根骨头。这里的人说冬天的海风是硬的、黑的，吹得人脸蜡黄，极易皴了。
第二日的早晨，从窗户往外看，世界似乎变了模样，整个镇子白茫茫一片。荡充镇像铺了一层破旧的白毯，有些地方破了，露了底。屋顶上，雪沿着瓦楞形成一道道的印子。想必多日后，雪化了，屋檐的雪水一滴、一滴地下落，打在地面上。屋角的阴凉处挂着长长的冰棱。
荡充镇唯有一条主干道，一头是镇子的入口，立着一块古旧的石门楼，上面有块楷书阴文刻了“荡充”二字的牌匾;另一头是未城监狱，门口北侧的墙上写了“未城监狱”四个字，南面一扇电动拉門，等候室在拉门南面。从拉门进去，是一处操场，有一处篮球场，此刻被大雪覆盖了。操场最东面是两扇合在一块的银灰漆的高铁门，森严重重，似乎有着一股力量，将人拉进了一座迷宫，难以走出来。门的底部各装了四个轮子，电机启动，轮子转动，铁门缓慢起开，声音穿过耳膜，像碾过人的骨头。
等候室里，悲伤的神情脸谱似地贴在脸上，泪腺的机能似紊乱了，眼泪一直没止过。母亲不停用纸巾掖去眼角的泪水。她从包里取出两张身份证，递进窗口。我和母亲又轮流站到一台机器前，屏幕上显示出人影，扫描了人像，模样定格在了屏幕上，身份就算核实了，窗口里递回身份证和一张磁卡。
照例每天早晨八点开始，隔一小时，一批人进去探视，早上四批。下午两点开始，依旧一小时一批，照例还是四批。此时，我和母亲坐在等候室的长排椅上。母亲手上的面纸湿漉漉的，从包里拿新的面纸，仍旧不停地掖着眼角，双眼泡在泪水里，眼角红肿了，眼窝子像注水的猪肉。室内的一些人应该是结伴而来，相互之间说着话，却不见脸上有神情的变化，就像在自家的客厅里（又或在餐厅门口候号？）。儿童游戏区，小孩在滑梯上玩得笑声盈盈，对于孩子来说，想必有得玩可以屏蔽周遭的一切情绪起伏。
等候室里进了一个女人，手上抱着一个襁褓裹着的孩子，右手牵着一个小女孩。女人的脸上刷油漆似的，平整地涂了粉底。身上的浓郁香气，在这个冬天的冷空气里凝结了。空调的热气化开了香味，四散开来，弥漫了整间等候室，宛若春天的花圃。我盯着女人看了几眼，她似乎觉察到了，顺着目光瞧了过来，嘴角微微上扬，莞尔一笑，露出一颗虎牙，一双杏仁眼投射出的光，似乎能够勾人心神，我的心底不由地欢喜。
到了八点，领队的人拿着纸条依次报了名，众人排着队跟着那人去了大铁门边上的一扇门里。众人站在长廊上，待领队的那人再一个接一个地报了名字，核对了探视的人的身份证才可以进去，经过三道密码门，穿过一条甬道，西面是一面铁丝网，瞧得见里面的一些房舍，西面仍是铁丝网，顶上拉上了一道密的电网，能听得见轻微的电流声。甬道的尽头依旧是一道密码门，领队的人刷了磁卡，输了密码，门就开了。
一个女人读报似地讲了一遍：看上面的大屏幕，你们要看的人的名字后面就是座位号，坐在座位上，磁卡放在右面的电话机上，然后再拿起话筒。
母亲坐在25号位置，我站在她身侧，座位前装了透明玻璃。
一支队伍从一扇门里走到了玻璃对面的空间，父亲穿一身淡蓝色的厚棉袄，走在队伍的中间。此时，他已剃了个平顶头，头发稀疏，白发很是明显，头皮上透着一层油光。
母亲看父亲在玻璃那头拿起电话，也拿起了电话。她不说话，只嘤嘤地哭，眼泪簌簌地往下流。隔着玻璃，父亲的嘴巴一张一合，声音穿不透玻璃。
我看了周围，那些人大约聊着家常。那个年轻女人拿着电话附在女儿的耳朵上。
喊爸爸。
爸爸。
男人的嘴巴动了一下，满面笑容。
……
母亲的声音有些哽咽，我坐在了旁边的凳子上，拿起面前的话筒，和父亲说话。也就不到一月的时间，父亲像一座颓圮的高楼，坍塌了，似乎在这段时间里，岁月匆匆，父亲一下子老了好多。他的皮肤蜡黄，像久放失了水分的猪皮，或者是遭了破坏性的拉扯，破坏了皮肤的弹性。
爸。
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好好上学，以后承担起家里的重担……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只是在后来，这个希望成了憋了很久，最终还是放掉的屁。
电话显示屏上，数字不停地转动，待到二十七分钟，电话里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您的通话时间还有三分钟。
我在这边你们放心，没有什么事。
电话里传来了嘟嘟嘟的忙音，父亲放下电话，站起来往门外走去。母亲站起来，目送他走进门里，再走到院子，后来就瞧不见身影了。 大家都起来走吧。别哭了啊。多来几次就习惯了，没什么好哭的啊。
我搀着母亲走在最后面，从门禁出去，经过甬道，再经过三道门禁。经过第二个门禁时，探监的男性需站在一台机器前，照相，扫描身份证，核实了身份才能过去。
走出电动拉门，我搀着母亲去到中巴停靠站。我看见先前那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女人走到一辆黑色的轿车前，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帮她打开后面的车门，让小女孩进去，关上车门后，她走到了副驾驶的位置，打开车门，坐了进去。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这个女人。
父亲不在家了，属于我家的那根笔直的线转了方向，生活的轨迹扭曲了，就像遭遇了一场四处蔓延的传染病，又像多米诺骨牌，一件事情的发生让后续的很多事情都遭了感染，受到牵连，后来的事随之改变。
一年后，我高中毕业，尽管我可以去往外地读大学，可我还是没再继续上学，进了镇上的新民钢瓶厂，做了一名学徒，后来成了厂里的一名工人。
尾声
从睡梦中醒来已是午后，浑身麻酥酥的，已不再如先前那般疲惫，浑身像是从捆缚中解脱了出来，舒展了，爽利了，还真像有了开心事。
过堂风有了湿润的气息。屋外的天空中，乌云像幕布一般，包裹着天空。地面上的热气更加蒸腾，似乎已挣不住了，雨水在天空中逐渐汇聚，终究压了下来，一滴、一滴地落向地上。雨水冰凉，与溽热的空气擦肩而过，像是刚揭开的锅炉，雾气升起。
暴雨和闪电、雷鸣相依而行，灰暗的天空闪出一道道蜿蜒的，银白如蛇的光。雨水打在石板路上、屋顶上，又溅了起来，雨花像舞者在舞动。雨急下，打在狂奔在路上的行人身上，像挨了戒尺。雨水沿着屋檐落下，形成雨帘。
以后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这句话是在自问，还是在问母亲，一时间有些突兀了。
都结束了，重新开始吧。
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转动，像生命在延续。一切照例朝前行着，前面的方向是否已经偏离，或许谁也不清楚。母亲站起身，拿了抹布、扫帚、簸箕……将家中全都打扫了一遍：桌椅、老爷柜……所有家具上的灰尘都抹掉了，仿佛一张老旧的工笔画，风吹雨打，失了颜色，如今掸了尘，重新着了色，宛若新作。水壶里的苍蝇和水都倒了，清洗一遍。随后去洗手间洗了脸，拿出染发剂调配起来，在脖子上围了皮围脖，用黑色小梳子刮上染發剂，照着镜子在头发上梳了起来。半小时后，洗了头发，脸盆里的清水呈淡黑色，头上的白发全都被覆盖了，乌黑的头发，愣是显得人年轻了数岁。关上卫生间的门，里面响起淋浴喷头洒水的声音。从洗手间里再出来时，她换上了干净的衣服，整个人都洁净了，将换洗的衣服丢进洗衣机，倒一勺洗衣粉，拧开洗衣机开关。
母亲去厨房，打开炉灶，将锅里已经冷了的红烧肉热了，装了一碗肉，盛了一大碗饭，端到餐桌上。她头也不抬，只听到碗筷碰撞的声音，嘴巴鼓鼓囊囊的，很快的，饭和肉都一扫而空。收拾完碗筷，她从书架上拿下三年不曾翻过的数学课本和教参，坐到餐桌前，戴上老花镜，打开白炽灯，备起了课。灯光照下，母亲身上皮肤的纹理清晰可见。她的脸上有了光泽，大约真的又焕发新的生机了，身体里注入了一股精气神，精神饱满了。
夏季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似乎很是焦急了。傍晚，天空中似刚刚结束一场演出，从热闹中退了出来，一切都已结束，舞台灯全都打开，集体谢幕。雷电歇了，雨势渐次小了，雨水零星地落下来，水洼里荡起淡淡涟漪。浮在空中的热气逐渐散去，空气像在洗衣机里洗涤过，石板路上的雨水朝着缝隙流进了地下，汇聚到一块，流向了不知名的远处……
一切大约有了新的开始……
（责任编辑：钱益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