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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温州是我国农村市场经济发育较早的地区之一。在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时间里，温州创造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经济发展速度、水平和活力三项指标曾高居全国前列，拥有“中国鞋都”、“中国合成革之都”、“中国包装城”等19个“国”字规模的产业。温州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快速、制度创新活跃的一块热土，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在全国名列前茅，率先以市场化促进区域经济迅速发展，形成了著名的“温州模式”。
然而从2003年开始，温州经济的发展速度跌进了浙江省11个市的倒数行列。据温州有关部门的统计资料显示，温州从1998年开始企业外迁，目前外迁已达1000多家，其中不乏较大规模的企业，整体外迁的企业有250家，预计资本外流在100亿元以上。有人据此认为“温州模式”正走向消亡。如何看待大规模企业外迁现象?如何从经济发展理论高度认识“温州模式”的演变?是衰亡还是进化?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二、企业外迁的原因分析
温州企业外迁在2001年至2002年形成第一次高潮，2005年形成又一次高峰。企业外迁方式从整体搬迁为主，逐步转变为整体搬迁与研发、生产基地对外扩张并存。从外迁目的地来看。迁出扩张办厂的企业近半数在上海，而整体搬迁的目的地主要是中西部省份。从行业来看，外迁企业大多为汽摩配、机械电子和塑料制品行业，在整体外迁企业中，塑料编织行业占一半左右。是什么导致近年来温州企业和资本外流?从环境、经济、行政等角度看，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外地“引力”加大
首先表现在宏观经济环境的强劲吸引。近年来。全国经济新一轮快速增长周期已经显现，国家“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实施，在为企业提供低成本扩张空间的同时，也为企业提供了丰厚的收益预期。宏观经济环境形成的“磁场效应”，吸引了大批以善于捕捉商機著称的温州人纷纷外出投资创业。其次是外地招商引资政策的巨大引力。民营经济的高度发达，使温州成为全国各地招商引资的重点对象。外地政府来温招商引资密度大、方法活，在招商政策上纷纷开出地价、税费、服务等方面的优惠条件，如土地的超低价甚至白送，“零价格”出让、“零租金”承包企业，各类规费减免，财政转移支付，快速审批承诺等。再次是区位优势，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杭州等大城市的区位吸引力。最后是资源和劳动力价格优势，如一些中西部城市，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低廉的劳动力，吸引许多资源扩张型和劳动力密集型的温州企业。
(二)温州本地的“推力”增强
与外地经济环境“引力”的加大相反，温州经济发展综合环境的制约。导致促使企业外迁的“推力”增强，使一部分企业不得不外出谋求新的发展空间。土地资源制约是最主要原因。温州地处丘陵，土地资源稀缺，工业用地的日益增长和耕地保护政策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紧缺的土地资源，过高的用地成本，使得企业只能在外地寻找出路。电力紧张成为企业外迁新的“推力”。电力问题是目前企业反映最集中、意见最大的问题之一，缺口率达40％。随着今后几年用电需求的继续上升，电力供需矛盾将进一步突出。由于用电问题得不到解决，一些企业失望之余纷纷产生外迁念头。另外，城市化滞后、基础设施薄弱、产业链缺陷等因素的约束。政府服务与行政管理方面的不足是产生软环境“推力”的重要原因。人力资源的缺乏，是软环境“推力”的又一原因。温州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紧缺且薪酬相对低于上海等大城市，引才难、留才更难是许多企业面临的共性问题：而由于民营经济在全国各地的蓬勃兴起，温州对外来普通劳动力的吸引力正逐渐下降。企业对人力资源的依赖性和本土吸引力下降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成为促使一部分企业外迁的原因之一。
(三)经济规律的作用力
市场空间的扩张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随着生产的集中以及全国卖方市场的出现，流通方式以商品直销、“连锁”、“专卖”为主体，企业必须在全国各地建立大量的销售网点。企业出于自身发展需要出现了战略性的外迁，如正泰、德力西、均瑶纷纷在外地建立研发机构、公司等。随着温州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外出创业的温州人在经营地收益的回流，本地民间资金快速增长，据保守估计高达千亿元以上。除一部分扩大再生产或进入本地房市等投资领域外，大量的闲置资金不能“就地消化”，最终只能向外投资寻求增值。同时，由于温州的资金利润率大体上呈逐年下降趋势，在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本性驱使下，温州资金外投与企业外迁便成为某种必然。
(四)劳动力成本、外汇以及产业政策调整的影响
随着温州劳动力报酬的逐年增加，以及修改后新劳动法的实施，企业成本必然大幅度的提高。例如：用工3000人的鞋厂，员工的医疗与养老保险费按每年每人缴纳5000元计算，年支出达1500万元。按平均工资1000元计算，将提高工资成本50％。本地区工人工资支出高于内地，2008年与企业用工成本密切相关的还有正在起草将要出台的《工资条例》，试图将员工收入上涨幅度与企业利润、物价指数上涨幅度挂钩。另一方面温州本地产品(包括四大支柱产业)全年出口额约为90亿美元。近年来美元的贬值与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加大，而出口退税率又逐年下调。从最高的17％下调至9.8％。特别是鞋革制品已下降至5％。国家已从政策上对高污染、高排放、高耗能产业与产品实行制约，不予鼓励发展。因此对温州现有的科技含量低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带来连锁性的反映、危机重重，盈利难以支撑。
三、“温州模式”的动态辨析
“温州模式”之所以能引起人们普遍的关注，在于它以其独特的发展模式，强大的生命力，以及超前的意识，在经济发展初期超越了全国许多地区，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独树一帜的典型。“温州模式”的核心意义在于：充分尊重和发挥民众的首创精神，将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有机融为一体，使改革和发展在区域经济与社会变革中成为一个相互促进的动态变化过程。当改革开放大潮涌起时，温州所拥有的人力资源充分发挥出潜在的优势，出现数以百万计的家庭企业和购销大军，不断捕捉商机，迅速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加快了以农村工业化进程为特征的区域经济发展，使得温州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温州模式”当初的成功有其独特的外部条件和内在动因。首先是地方政府给私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护和扶持。当地政府顺应民营经济的发展，甘冒政治风险，敢于突破政策、率先改革，改善民营企业的外部软、硬环境等。这些为温州民营经济提供了培育发展的土壤、安全的政治环境以及有利的外部条件。其次是温州人抓住了发展改革的机遇，其先发优势立刻体现了出来。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深化，“温州模式”的局限性也逐步显现，主要表现在：
第一，产业组织形式发展滞后。经过20多年的发展， 温州的企业已经充分显示了活力，但是以小企业和家族企业为主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民营经济总体上散、小、低的特征比较明显。随着区域工业化的进一步推进，这些企业已经表现出创新能力不强的弱点。由于产品同质，相互之间的恶性价格竞争问题十分严重。从而导致了市场绩效的日趋下降。而家族企业落后的产业组织和封闭的管理模式，严重阻碍了人才引进和相互联合重组，体制和技术创新能力严重不足，使得整个区域经济的层次提升明显乏力。
第二，低水平的产业集聚。通常产业集聚有如下特点：首先，经济活动在空间局部集中且达到一定规模：其次，产业聚集产生于不同企业在空间上一定规模的局部集中而不是单个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产业集聚的外部规模经济主要来源于：获得原材料成批量供应的好处：容易形成一支熟练的劳动力队伍(集聚使得规模化的正规培训成为可能，如技术培训学校的出现)：竞争促使产品市场不断细分，同类产品的花色、品种、档次增多，增加产品吸引力；专业性的市场服务公司(如营销公司、市场调研公司等)出现，将提高生产企业的销售能力：专业性的生产设备维修服务将随之形成。
而温州的产业集聚是以“一乡一业”的形式出现的，在多个行业、不同地域同时形成集聚。这种集聚有其内在缺陷：首先，集聚区内产品和市场的相似性引起无序竞争。温州民营经济所处的行业基本上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层次处在中低档。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与价格弹性不大，市场机会和发展空间日益缩小，众多企业为了争夺较少的市场机会，必定要进行激烈的竞争；其次，集聚区内缺乏必要的组织和协调，经常造成企业之间相互压价竞销、仿冒、降低产品质量标准等，无序竞争越来越严重。
第三。经济开放度不够。改革开放后，温州的民营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国有企业的改制也比较彻底，但是，温州的外向型經济步伐极其缓慢，尤其是在吸引外资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进展，引进的外资及外资企业绝大多数都是温州本地人到国外闯荡一番后拿着外国护照再回温州来投资。此外，温州的外贸出口水平也较低，总额仅有宁波市的1／4。
第四。制度供给滞后。在改革之初，温州之所以能在短短的时间里摆脱资源、区位条件的严峻约束而后来居上，完全得益于率先创新，特别是市场主体民营化以及民营企业在制度上的率先创新。随着各地民营化改革的推进，温州改革的先发优势明显弱化。温州改革的先发优势，是体制外的优势，这种体制外改革可以由群众自发地发动、组织和实施，但在改革深入到体制内阶段时，制度变迁则不可能自动完成。当前“温州模式”遇到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私人产品”的生产问题或者所谓技术创新问题，而是“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问题。这个“公共产品”，并非指现在温州市政府正在推行的意在优化服务的“效能革命”，而是政府体制的改革与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创新。
四、“温州模式”变迁的启示
温州本地企业大规模外迁，引起我们对“温州模式”的深思。如何看待企业外迁?它是“温州模式”的演进还是预示着“温州模式”的衰亡?
我们认为，温州企业外迁，就其本质意义而言，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正常现象，或者说是“温州模式”演进过程中一个自然发展阶段中出现的经济现象。“温州模式”的核心是不断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企业外迁同样是这种精神的一种体现。企业外迁应当视为在温州本地环境不再适宜“温州模式”发展情况下的一种自发选择。但是，这种自发选择同时发生在两个方向上：一部分企业选择了迁往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地。而另一部分选择了迁往具有区位优势的大都市。这两个方向上的选择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如果说前者代表着旧的“温州模式”在空间上的延伸，那么后者则预示着“新温州模式”的发展方向——它是对旧的“温州模式”的发展和超越!
如何对“温州模式”进行完善和发展，使其摆脱固有桎梏、重新焕发活力，发展为真正意义上的“新温州模式”，不仅对温州地区本身，而且对全国而言都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一)及时提供适当的制度安排
在经济发展初期，一些制度可以自发生成，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制度要求也相应提高，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密切关注地方经济的发展，及时提供符合企业诉求的制度安排。改善发展软环境，对于企业而言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有时候比一些优惠政策更为重要。这也是温州外迁企业一致反映强烈的问题。为此，地方政府应认真研究政策弹性空间，在不突破法律、政策底线的前提下，进行政策创新，并在微观上要着眼于服务创新，努力提高服务企业的水平。
(二)突破环境约束“瓶颈”
温州企业外迁是区域间经济流动的结果，也是区域经济整体竞争力拉动的结果。改善企业发展的硬环境，对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增强对内、外资的“引力”，减少企业迁出的“推力”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必须立足长远，着眼当前，不断突破制约因素，逐渐完善经济发展的硬环境。
(三)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要最大限度放宽民间投资准入领域，加快重点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市化进程：引进国内外资本、先进技术、先进经营理念和更大的国际市场，拉升产业层次，促进产业和经济结构的加速调整。
(四)依靠产业政策促进企业组织创新、产品升级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旧的“温州模式”的缺陷已经暴露，如果不能帮助企业适时进行调整，从组织形式、到生产方式、产品档次、市场拓展等方面及时予以必要的引导，这些缺陷就难以弥补。为此，地方政府应依靠符合经济发展阶段要求的产业政策，向企业发出有效信号，帮助企业及时完成组织更新、产品升级。此外，为保证产业集聚规模的不断扩大，获得更好的外部规模经济，应鼓励产业集聚内部有效率的合并，来获得企业内部规模经济：防止和限制垄断市场组织结构的形成，促使企业之间扩大产品、市场、经营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性，降低内部无序低水平的竞争：降低产业集聚内的市场进入障碍。扶植中小企业，并促使中小企业的现代化，来保证产业积聚内企业的数量与企业的竞争力，促进平等有序竞争，推进民营企业的技术进步、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并逐步引导民营企业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向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转变，从而促进民营经济的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与升级。
温州是我国农村市场经济发育较早的地区之一。在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时间里，温州创造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经济发展速度、水平和活力三项指标曾高居全国前列，拥有“中国鞋都”、“中国合成革之都”、“中国包装城”等19个“国”字规模的产业。温州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快速、制度创新活跃的一块热土，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在全国名列前茅，率先以市场化促进区域经济迅速发展，形成了著名的“温州模式”。
然而从2003年开始，温州经济的发展速度跌进了浙江省11个市的倒数行列。据温州有关部门的统计资料显示，温州从1998年开始企业外迁，目前外迁已达1000多家，其中不乏较大规模的企业，整体外迁的企业有250家，预计资本外流在100亿元以上。有人据此认为“温州模式”正走向消亡。如何看待大规模企业外迁现象?如何从经济发展理论高度认识“温州模式”的演变?是衰亡还是进化?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二、企业外迁的原因分析
温州企业外迁在2001年至2002年形成第一次高潮，2005年形成又一次高峰。企业外迁方式从整体搬迁为主，逐步转变为整体搬迁与研发、生产基地对外扩张并存。从外迁目的地来看。迁出扩张办厂的企业近半数在上海，而整体搬迁的目的地主要是中西部省份。从行业来看，外迁企业大多为汽摩配、机械电子和塑料制品行业，在整体外迁企业中，塑料编织行业占一半左右。是什么导致近年来温州企业和资本外流?从环境、经济、行政等角度看，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外地“引力”加大
首先表现在宏观经济环境的强劲吸引。近年来。全国经济新一轮快速增长周期已经显现，国家“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实施，在为企业提供低成本扩张空间的同时，也为企业提供了丰厚的收益预期。宏观经济环境形成的“磁场效应”，吸引了大批以善于捕捉商機著称的温州人纷纷外出投资创业。其次是外地招商引资政策的巨大引力。民营经济的高度发达，使温州成为全国各地招商引资的重点对象。外地政府来温招商引资密度大、方法活，在招商政策上纷纷开出地价、税费、服务等方面的优惠条件，如土地的超低价甚至白送，“零价格”出让、“零租金”承包企业，各类规费减免，财政转移支付，快速审批承诺等。再次是区位优势，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杭州等大城市的区位吸引力。最后是资源和劳动力价格优势，如一些中西部城市，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低廉的劳动力，吸引许多资源扩张型和劳动力密集型的温州企业。
(二)温州本地的“推力”增强
与外地经济环境“引力”的加大相反，温州经济发展综合环境的制约。导致促使企业外迁的“推力”增强，使一部分企业不得不外出谋求新的发展空间。土地资源制约是最主要原因。温州地处丘陵，土地资源稀缺，工业用地的日益增长和耕地保护政策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紧缺的土地资源，过高的用地成本，使得企业只能在外地寻找出路。电力紧张成为企业外迁新的“推力”。电力问题是目前企业反映最集中、意见最大的问题之一，缺口率达40％。随着今后几年用电需求的继续上升，电力供需矛盾将进一步突出。由于用电问题得不到解决，一些企业失望之余纷纷产生外迁念头。另外，城市化滞后、基础设施薄弱、产业链缺陷等因素的约束。政府服务与行政管理方面的不足是产生软环境“推力”的重要原因。人力资源的缺乏，是软环境“推力”的又一原因。温州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紧缺且薪酬相对低于上海等大城市，引才难、留才更难是许多企业面临的共性问题：而由于民营经济在全国各地的蓬勃兴起，温州对外来普通劳动力的吸引力正逐渐下降。企业对人力资源的依赖性和本土吸引力下降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成为促使一部分企业外迁的原因之一。
(三)经济规律的作用力
市场空间的扩张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随着生产的集中以及全国卖方市场的出现，流通方式以商品直销、“连锁”、“专卖”为主体，企业必须在全国各地建立大量的销售网点。企业出于自身发展需要出现了战略性的外迁，如正泰、德力西、均瑶纷纷在外地建立研发机构、公司等。随着温州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外出创业的温州人在经营地收益的回流，本地民间资金快速增长，据保守估计高达千亿元以上。除一部分扩大再生产或进入本地房市等投资领域外，大量的闲置资金不能“就地消化”，最终只能向外投资寻求增值。同时，由于温州的资金利润率大体上呈逐年下降趋势，在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本性驱使下，温州资金外投与企业外迁便成为某种必然。
(四)劳动力成本、外汇以及产业政策调整的影响
随着温州劳动力报酬的逐年增加，以及修改后新劳动法的实施，企业成本必然大幅度的提高。例如：用工3000人的鞋厂，员工的医疗与养老保险费按每年每人缴纳5000元计算，年支出达1500万元。按平均工资1000元计算，将提高工资成本50％。本地区工人工资支出高于内地，2008年与企业用工成本密切相关的还有正在起草将要出台的《工资条例》，试图将员工收入上涨幅度与企业利润、物价指数上涨幅度挂钩。另一方面温州本地产品(包括四大支柱产业)全年出口额约为90亿美元。近年来美元的贬值与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加大，而出口退税率又逐年下调。从最高的17％下调至9.8％。特别是鞋革制品已下降至5％。国家已从政策上对高污染、高排放、高耗能产业与产品实行制约，不予鼓励发展。因此对温州现有的科技含量低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带来连锁性的反映、危机重重，盈利难以支撑。
三、“温州模式”的动态辨析
“温州模式”之所以能引起人们普遍的关注，在于它以其独特的发展模式，强大的生命力，以及超前的意识，在经济发展初期超越了全国许多地区，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独树一帜的典型。“温州模式”的核心意义在于：充分尊重和发挥民众的首创精神，将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有机融为一体，使改革和发展在区域经济与社会变革中成为一个相互促进的动态变化过程。当改革开放大潮涌起时，温州所拥有的人力资源充分发挥出潜在的优势，出现数以百万计的家庭企业和购销大军，不断捕捉商机，迅速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加快了以农村工业化进程为特征的区域经济发展，使得温州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温州模式”当初的成功有其独特的外部条件和内在动因。首先是地方政府给私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护和扶持。当地政府顺应民营经济的发展，甘冒政治风险，敢于突破政策、率先改革，改善民营企业的外部软、硬环境等。这些为温州民营经济提供了培育发展的土壤、安全的政治环境以及有利的外部条件。其次是温州人抓住了发展改革的机遇，其先发优势立刻体现了出来。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深化，“温州模式”的局限性也逐步显现，主要表现在：
第一，产业组织形式发展滞后。经过20多年的发展， 温州的企业已经充分显示了活力，但是以小企业和家族企业为主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民营经济总体上散、小、低的特征比较明显。随着区域工业化的进一步推进，这些企业已经表现出创新能力不强的弱点。由于产品同质，相互之间的恶性价格竞争问题十分严重。从而导致了市场绩效的日趋下降。而家族企业落后的产业组织和封闭的管理模式，严重阻碍了人才引进和相互联合重组，体制和技术创新能力严重不足，使得整个区域经济的层次提升明显乏力。
第二，低水平的产业集聚。通常产业集聚有如下特点：首先，经济活动在空间局部集中且达到一定规模：其次，产业聚集产生于不同企业在空间上一定规模的局部集中而不是单个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产业集聚的外部规模经济主要来源于：获得原材料成批量供应的好处：容易形成一支熟练的劳动力队伍(集聚使得规模化的正规培训成为可能，如技术培训学校的出现)：竞争促使产品市场不断细分，同类产品的花色、品种、档次增多，增加产品吸引力；专业性的市场服务公司(如营销公司、市场调研公司等)出现，将提高生产企业的销售能力：专业性的生产设备维修服务将随之形成。
而温州的产业集聚是以“一乡一业”的形式出现的，在多个行业、不同地域同时形成集聚。这种集聚有其内在缺陷：首先，集聚区内产品和市场的相似性引起无序竞争。温州民营经济所处的行业基本上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层次处在中低档。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与价格弹性不大，市场机会和发展空间日益缩小，众多企业为了争夺较少的市场机会，必定要进行激烈的竞争；其次，集聚区内缺乏必要的组织和协调，经常造成企业之间相互压价竞销、仿冒、降低产品质量标准等，无序竞争越来越严重。
第三。经济开放度不够。改革开放后，温州的民营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国有企业的改制也比较彻底，但是，温州的外向型經济步伐极其缓慢，尤其是在吸引外资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进展，引进的外资及外资企业绝大多数都是温州本地人到国外闯荡一番后拿着外国护照再回温州来投资。此外，温州的外贸出口水平也较低，总额仅有宁波市的1／4。
第四。制度供给滞后。在改革之初，温州之所以能在短短的时间里摆脱资源、区位条件的严峻约束而后来居上，完全得益于率先创新，特别是市场主体民营化以及民营企业在制度上的率先创新。随着各地民营化改革的推进，温州改革的先发优势明显弱化。温州改革的先发优势，是体制外的优势，这种体制外改革可以由群众自发地发动、组织和实施，但在改革深入到体制内阶段时，制度变迁则不可能自动完成。当前“温州模式”遇到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私人产品”的生产问题或者所谓技术创新问题，而是“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问题。这个“公共产品”，并非指现在温州市政府正在推行的意在优化服务的“效能革命”，而是政府体制的改革与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创新。
四、“温州模式”变迁的启示
温州本地企业大规模外迁，引起我们对“温州模式”的深思。如何看待企业外迁?它是“温州模式”的演进还是预示着“温州模式”的衰亡?
我们认为，温州企业外迁，就其本质意义而言，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正常现象，或者说是“温州模式”演进过程中一个自然发展阶段中出现的经济现象。“温州模式”的核心是不断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企业外迁同样是这种精神的一种体现。企业外迁应当视为在温州本地环境不再适宜“温州模式”发展情况下的一种自发选择。但是，这种自发选择同时发生在两个方向上：一部分企业选择了迁往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地。而另一部分选择了迁往具有区位优势的大都市。这两个方向上的选择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如果说前者代表着旧的“温州模式”在空间上的延伸，那么后者则预示着“新温州模式”的发展方向——它是对旧的“温州模式”的发展和超越!
如何对“温州模式”进行完善和发展，使其摆脱固有桎梏、重新焕发活力，发展为真正意义上的“新温州模式”，不仅对温州地区本身，而且对全国而言都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一)及时提供适当的制度安排
在经济发展初期，一些制度可以自发生成，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制度要求也相应提高，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密切关注地方经济的发展，及时提供符合企业诉求的制度安排。改善发展软环境，对于企业而言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有时候比一些优惠政策更为重要。这也是温州外迁企业一致反映强烈的问题。为此，地方政府应认真研究政策弹性空间，在不突破法律、政策底线的前提下，进行政策创新，并在微观上要着眼于服务创新，努力提高服务企业的水平。
(二)突破环境约束“瓶颈”
温州企业外迁是区域间经济流动的结果，也是区域经济整体竞争力拉动的结果。改善企业发展的硬环境，对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增强对内、外资的“引力”，减少企业迁出的“推力”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必须立足长远，着眼当前，不断突破制约因素，逐渐完善经济发展的硬环境。
(三)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要最大限度放宽民间投资准入领域，加快重点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市化进程：引进国内外资本、先进技术、先进经营理念和更大的国际市场，拉升产业层次，促进产业和经济结构的加速调整。
(四)依靠产业政策促进企业组织创新、产品升级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旧的“温州模式”的缺陷已经暴露，如果不能帮助企业适时进行调整，从组织形式、到生产方式、产品档次、市场拓展等方面及时予以必要的引导，这些缺陷就难以弥补。为此，地方政府应依靠符合经济发展阶段要求的产业政策，向企业发出有效信号，帮助企业及时完成组织更新、产品升级。此外，为保证产业集聚规模的不断扩大，获得更好的外部规模经济，应鼓励产业集聚内部有效率的合并，来获得企业内部规模经济：防止和限制垄断市场组织结构的形成，促使企业之间扩大产品、市场、经营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性，降低内部无序低水平的竞争：降低产业集聚内的市场进入障碍。扶植中小企业，并促使中小企业的现代化，来保证产业积聚内企业的数量与企业的竞争力，促进平等有序竞争，推进民营企业的技术进步、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并逐步引导民营企业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向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转变，从而促进民营经济的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与升级。